「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一直伴随较低的经济福利转化，表现为社会发展支出占GDP 比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大量重复建设和银行巨额不良贷款。其根源在于产权不清以及过分注重经济增长速度。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福利/重复建设/产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经二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据统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从改革前（1953—1978）的6.1％，提高到改革期间（1978—1997）的9.4％；人均GDP增长率由改革前的4.0％，提高到改革期间的7.8％或8.3％。2003年，中国GDP为11万亿元，人均GDP 超过1000美元，排在美、日、德、英、法之后，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六位。如此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尽管对中国经济统计数据仍存在一些争论和疑点，但是在更多的是感受到经济增长骄人业绩的同时，却忽略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就被忽略的经济增长中的经济福利问题。笔者认为，结合经济福利水平来讨论经济增长，比单纯探讨经济增长数据的可信性更有现实实际意义，因为经济增长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

一

（一）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核算体系

讨论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问题通常要包括以下内容：经济增长的速度，投入和产出，消费和积累等问题。这些内容可以通过国民收入核算体系（SNA ）的一系列指标体现出来。

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是一个完整描述经济总体运行过程及结果的核算框架，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 ）、国内生产净值（NDP ）、国民收入（NI）和个人可支配收入等。这些指标既相互联系，有各自所代表的具体的经济含义。GDP 是计算期内生产的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总和，是一个流量概念；流量是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变量，是相对于存量而言的。GDP 通常有两种计算方法：支出法和收入法。支出法计算的是在一定时期内消费者、投资者、政府购买的最终产品的价值和国外进口的本国商品的净值，可以表示为：

GDP=C+I+G+（X-M ）

收入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是期内的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收入，可表示为：

GDP=工资+利息+利润+租金+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折旧

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总”字，意味着在计算各个生产单位产出时，未扣除当期的资本耗费，是通常所说的“毛”值，而非“净”值；如果扣除掉资本耗费，即是国内生产净值。因此，国内生产总值不反映资本耗费量。这样，在一定时间内就有可能出现较低的国内生产净值和较高国内生产总值并存的状况，而较高的国内生产总值有可能是较高的资本耗费的结果。因此，国内生产总值不一定和经济福利同方向变动，因为资本耗费量越大，居民所得到的经济福利就越少。

国民收入（NI）是指按生产要素报酬计算的国民收入。从国内生产净值中扣除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加政府补助金，即可得到一国生产要素在一定时期内提供的生产性服务所得到的报酬，包括工资、利息、租金、利润的总和意义上的国民收入。

相对于总体意义上的国民收入（NI），个人可支配收入（DPI ）表示的是交纳个人所得税以后的个人收入，即人们可用来进行消费和储蓄的收入。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以GDP 为核心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适应市场经济运行、以量化指标为特征的指标体系。它体现了在核算期内，经济总体中各单位、各部门及其之间的经济关系，如产出、投入、效益之间的生产关系，收入分配与再分配关系，消费与积累的关系，储蓄、实物投资与资金融通的关系，资产、负债及净值之间的变动关系等。这些指标密切相关、相辅相成，构成完整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指标体系。

然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是对中国国民经济运行的度量。由于种种原因，并未使用这一完整的指标链，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使用了GDP 指标作为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单凭GDP增长来衡量经济活动是片面的，并不足以说明经济发展的有效程度，不能说明生产单位GDP所耗费的资本量的多少。如果不结合资产的数量及其结构变化，就会失去对增长成因的深入分析，不利于增长中经济福利的有效形成。

（二）经济增长和经济福利之间的关系

经济福利是一个存量指标，指经济增长过程中财富的持续积累。每一年的经济增长成果都有一部分国民收入沉淀下来，成为居民所享有的经济福利。它包括居民所能够使用的社会公共产品和由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所带来的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经济增长和经济福利相辅相成，密切联系。没有稳定而持续的经济增长，就不会有持续的福利转化，也就不会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有整个经济福利不断提高下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手段，经济福利提高是目的。因此，如何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流量有效率地向经济福利存量转化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关键问题。

片面地使用GDP 指标来衡量经济总体活动，把GDP 增长速度的快慢和经济福利提高等同起来是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误区。在实践中导致由于过分注重经济增长速度，以速度指标代替福利指标，GDP 数字的高低成为衡量发展业绩的标准。然而，经济增长并非总是和经济福利同方向变动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世纪50—70年代，由于经济发展战略的偏差和“超英赶美”等冒进思想的指导，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但是经济福利和人民生活水平未有大的改善，不少地区还呈现下降趋势。即便二者是同方向变动的，变动的幅度也不相同，一定量的经济增长可以转化成不同量的经济福利；反之，一定量的经济福利则完全可以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下取得。因此，经济增长并非完全等于经济福利的提高。

二

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福利转化水平是比较低的。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但是这些国家的民众从经济增长中所得到的福利相比中国要高许多。究其原因，这些国家的经济存量比较大，数百年前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存量（表现为店堂馆所、堤坝、公路、房屋等一些公共设施）仍然为现在的民众所享用。因此，尽管这些国家的经济年均增长只有2％左右，但是并不会对居民生活有明显的不利影响。中国则不然，经济高增长带来的经济福利存量一直很低；如果经济低增长，经济福利就更低。因此，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是中国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中国经济增长的福利转化度可以通过以下方面表现出来。

（一）社会发展支出占GDP 的比例

社会发展支出是指用在文教、卫生、体育、科研等的事业费用和投资，这部分投资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一国居民所能享受到的福利的多少，因此，每年GDP 的一部分应该用来进行社会发展投资。正常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越高，用来进行该部分投资的费用也应该随之增加，这样，广大居民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的福利存量就会随之增加。从表1可以看出，社会发展总支出的绝对额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与经济发展相比较，比例很低；而且，从“五五计划”一直到2002年，基本都保持在4％～5％左右，最高时的2002年也不超过6％。在2002年，全国1.7667万亿元的基建投资中，用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建设投资仅有1643亿元，占总投资的9.3％。长期以来，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投资比例平均保持在1∶13左右，经济建设的投资规模远远超出社会发展支出规模，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不协调的状态。

（二）高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大量重复建设

一个经济体本期创造的财富总会有一部分用来进行投资，形成一定的生产能力，以便为未来居民消费服务；投资越多，居民当前消费也就越少。如果投资是重复投资，意味着居民创造的价值的浪费，是一种福利损失。

1.重复建设的含义和类型。重复建设是一个动态过程，它包括业以形成的重复建设存量、即将形成的重复建设增量和重复建设项目与合理建设项目的动态转化。重复建设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过度市场竞争型重复建设和政府主导型重复建设。在这两种重复建设中，第二种重复建设造成的福利损失要高于第一种。竞争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常态，过度竞争虽然可以在一定阶段内造成资源的浪费，但是最终那些没有利润或低利润的企业会从该行业中退出，是市场经济自身的一种调整过程，对消费者造成的福利损失不大，甚至还会提高消费者福利。政府干预型重复建设则不然，由于政府可以为已经是重复建设的项目进行融资，并且获得这些资金的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没有还贷的压力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可以在没有正常利润或者低利润的情况下继续存在下去。

2.重复建设是一系列的事。说重复建设是一系列的事，是指由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一直存在着内需不足，一旦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即新的国内需求，由于存在地方市场分割，就会出现一哄而上的情况，很快在该产业形成过剩的生产能力。如果该产业是下游产业，那么上游企业也相应出现过剩的状况。以汽车产业为例，中国目前存在着严重的汽车产能过剩——汽车整车制造业已经达123家，27个省市生产汽车，17个省市生产轿车，23个省市建成轿车生产线；作为上游企业的钢铁业，也相应地形成重复建设。房地产业过热，就会在钢材、混凝土等建材的生产上出现重复投资。当前，中国存在重复建设的行业除汽车外，还有机械、冶金、电子工业、医药、食品、纺织等，重复建设的范围较广。

3.重复建设的结果：一方面表现为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另一方面表现为较大数量的资源消耗。以2003年为例，国民经济增长达到8.5％以上，GDP 总量达到11万亿元人民币，而在这个增长过程中，所消耗的钢材是世界该年消耗量的1/3，所消耗的水泥占世界水泥消耗量的1/2，所消耗的煤炭占世界煤炭消耗量的30％，用电量为世界用电量的13％；而11万亿元的GDP 还不到世界经济总量的1/30[1].经济增长过程中重复建设导致的资源浪费，不仅是居民当前福利的损失，而且还是未来福利的损失。

（三）高经济增长、高储蓄率和巨额银行坏账并存

在每年的经济增长中，居民将收入的一部分存入银行，中国的储蓄率不仅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而且也大大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截至2003年8月底，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经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接近国民生产总值。从跨期消费的角度来看，假定当前利率水平为r ，居民通过牺牲当前1单位的消费可以获得未来（1+r ）单位的消费，是一种福利的增加。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中介银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银行能够通过贷款的方式将资金投向有经济效益的生产项目，那么，一方面居民能够在未来获得（1+r ）单位的收益；另一方面可以将现在的经济剩余转化为未来的生产能力，保证使消费者持续获得经济福利，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将经济流量转变为存量的过程。只有这个过程进行的顺利，居民才可能在将来得到更多的经济福利；否则，人们牺牲了当前的福利也未能得到未来的福利，这便成了净福利损失。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活动中形成的大量不良贷款即是经济流量向经济存量转变受阻的表现。银行不良贷款的数量规模即意味着居民福利损失的程度。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为25.37％。其中实际已形成的损失约占全部贷款的7％左右[2].

三

高增长和低福利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投资饥渴症，主要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的迅速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从2000年开始加速，增长率由1999年的5.1％上升到10.3％；2001年上升到13％；2002年又升至16.1％；2003年前8个月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2.2364万亿元，比2002年同期增长32.4％[3]，是近十年速度最快的时期，直接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明显上升。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也高于GDP 的年均增长率，1999—2000年间，固定资产的年均实际增长率高达14％，而同期的GDP 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仅约10％[4].

靠大量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由于福利转化率低，社会必须以高于正常的经济增长速度来得到正常的、或者低于正常的福利改进；维持高增长需要更高的投入；由于导致福利转化低下的根本原因没有得到解决，于是高投入变成了高浪费。如此循环往复，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造成高增长低福利的深层原因源自于不合理的产权制度安排，它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银行和企业三个层面上的产权约束上。

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可配置资源不断减少，地方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不断加强。地方政府面临的约束条件是现行的政绩考核制度，包括任期内的经济增长速度、招商引资情况、财政收入等指标。这样的约束条件就决定了地方政府为了缓解地方就业压力、增加财政收入、表现干部政绩等目标，往往以扭曲的价格将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源廉价提供给企业。比如，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土地近两年被大量征用并廉价转让给私人投资者，被称为中国式“圈地运动”；或者将征来的土地用于搞形象工程，修广场，建办公楼等，使得稀缺资源的配置完全按照地方政府的意愿进行，而非按照市场的运行规律进行。由于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没有成本的概念，导致投资不以未来收益为标准而失去了合理性。

对于银行来说，其产权也是不清晰的。银行一直存有大量不良银行贷款，降低不良贷款数量是现有银行行为的约束条件。正常情况下，银行可以通过减少对效益差的企业贷款来减少不良贷款数量；但是，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不清，缺乏真正的所有者，在对银行行为监督成本很高的情况下，银行行为失去约束，银行不是减少贷款的数量，反而是增加贷款的数量。因为贷款数量增加后，不良贷款在贷款总量中的比重就会下降，银行的管理者还可以在贷款的活动中获得一定的租金收益。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在投资收益给定的条件下，投资规模决定于贷款和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源比如土地的成本高低。由于国有企业产权不清，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不以追逐企业最大利润为目标，扩大企业的盘子是企业管理层获得收益的渠道。因此，国有企业一直存在投资最大化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地方政府和银行的鼓励下变成现实。

这样，地方政府、银行、企业的行为逻辑达成一致：地方政府在政绩的约束下，向企业低价提供重要的生产资源；银行有做大分母减少不良贷款的需要；企业的最优选择是理所当然地增加投资。这就必然出现上面所论述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现象，结果表现为较低福利水平的高速经济增长。

GDP 的增长是一种流量游戏，其增长完全可以建立在资源的低效使用、重复建设上；重复建设和过度投资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创造出很好的宏观数据，但是微观层面上的经济福利则很难得到保证。因此，从宏观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淡化GDP 指标，注重投资质量和效益；从微观上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建立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中国经济走出高增长、低福利的关键环节，也是贯彻实施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参考文献」

[1]姚景源。三大问题困扰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J].财经界，2004（2）。

[2]聂庆平。我国银行不良贷款与银行改革政策建议[J].经济科学，2003（3）。

[3]李善同，刘云中。对当前经济形式的判断和展望[N].中国经济时报，2004-01-13.

[4]秦朵，宋海岩。过度投资需求和效率损失[J].经济学季刊，第2卷4期，2003.

来源：《河北学刊》2005年第4期

王树同（1972—），男，河北省徐水县人，经济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研究。河北，石家庄，050091

赵振军（1955—），男，河北省徐水县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副编审，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