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已经将许多政府里的“大老虎”拉下马。这场运动普遍被视为中国构建更可持续、更加包容、更以市场为根本的经济所需要的深刻结构改革的关键要素。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官员对刺激经济增长起着重大作用的国家，根除腐败有可能不利于繁荣的担心也出现了。
　　一些人将最近豪华饭店和餐厅（在中国，它们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支出支撑起来的）惨淡经营的状况，视为反腐运动不利于经济增长活动的证据。但衰退很可能是暂时的，新客户在一段时间的调整后将陆续出现。
　　更应该担忧的，是根除腐败的努力，是否会削弱对政府官员刺激增长的激励。毕竟，高增长水平能转化为大量“租金”，并通过腐败行为在官员、他们的朋友和亲信之间进行分配。
　　逻辑上，根除这一行为意味着官员将无法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巨大好处，因此也就没有刺激增长的强大动机。
　　但这个论据却不够严密。腐败最常见的形式之一是“贩卖”政府职位，这一行为和增长没有什么关系，特别是对高级军官而言，比如那些在反腐运动中因收受贿赂升迁部下而落马的解放军将领。
　　另一个主要的担忧是，如果企业不再能够“走后门”——即贿赂官员以规避过度监管——业绩将受到影响。而事实上，虽然经历了30年的改革，中国经济仍饱受繁文缛节束缚，这极大地影响了生产力。
　　但这一逻辑也存在漏洞。最重要的是，这类贿赂要达到大幅或可持续地刺激经济增长的程度，必须是各种企业的普遍行为——不限于最富有、关系最硬的企业。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大部分被控的中国官员都只向一名商人收受贿赂，让他的企业取得垄断地位。
　　因此，贿赂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的增长，但却没有营造支持长期增长的竞争性商业环境。现实是，腐败给企业带来了一项沉重、往往是随机出现的营业税，让官员更加不愿放松束缚企业的繁文缛节，而这才是真正可以刺激增长的行为。
　　结论很清楚：腐败之弊远大于利——这也不限于中国。自二战以来，许多国家都试图从低收入国家晋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成功的只有13个国家——而它们的官员腐败情况均相对较低。
　　因此，人们也许会问，中国是如何在腐败猖獗的情况下，实现过去20年的快速增长。答案也许在于其“甄选制”（selectocracy）。
　　与民主国家公民根据自己所选择的标准选举政府官员不同，在中国的“甄选制”中，中共遴选升迁官员的基础是他们是否有能力推进党的主要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
　　当然，政治关系和忠诚也在升迁决定中起着作用，特别是在政府高层。但是，根据美国政治学家皮耶·兰德里（Pierre Landry）与其同事的观察，经济增长才是关键，尤其是在县市层次，也就是政府大部分经济增长活动的所在地，如基础设施投资。
　　升迁为官员提供了刺激增长的强大诱因。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大力推动中国高铁建设便是例子。他对专业成就的渴望——特别是对升迁的渴望——驱动他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刘志军大量滥用权力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包括在2011年被捕时收受超过1亿美元贿赂。他的死缓判罚应该可以阻吓其他官员步他后尘。
　　如果腐败官员尚可以为增长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想象一下遵纪守法的官员可以发挥的作用。他们所需要的不过是让他们变得积极主动的激励。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甄选制”——承诺升迁在刺激增长上最有效率的官员——也许是解释中国辉煌经济增长的关键。
　　作者姚洋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英文原题：Graft or Growth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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