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的中日关系，可谓“居相近，心相远”。2014年9月，《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日本著名的非政府组织，“东京—北京论坛”的日方合办者)联合发布的第十次“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日本印象“不好”和“相对不好”的比例高达86.8%，日本民众对中国印象“不好”和“相对不好”的比例达93.0%。同年12月，日本内阁府发布的外交舆论调查报告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抱有不亲近感者比例是83.1%。这是内阁府自1978年开展此项调查以来的最高比例。
中日民众越来越两看相厌的主要症结在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中国民众认为“日本至今没有认真反省侵华历史”，日本民众则认为中国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的批判“太过分”。日本《读卖新闻》2015年1至2月间进行的一项全国舆论调查中有一个设问是“日本的历代首相对中国、韩国就过去的历史事实反复进行了谢罪。你认为至今为止的谢罪是否充分？”结果回答“充分”的占81%，“不充分”的占15%，“未予回答”的占4%。
战后70年日本反省的轨迹
《读卖新闻》舆论调查关于日本“反复进行了谢罪”的提法并不准确。在所有官方文献里，日本历代首相从未明确使用“谢罪”一词对中国、韩国表达反省，而是多使用“お詫び”一词，中文可译为“道歉”，但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的首相都采用了“道歉”的说法。
田中“迷惑”与《中日联合声明》。向中国正式表达反省应该始于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当时田中使用的词语既非“谢罪”亦非“お詫び”，而是“迷惑”，中文被译成“麻烦”。据当年亲历中日建交谈判的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陆维钊、中方翻译周斌等人回忆以及日本学者矢吹晋考证，1972年9月25日至30日，田中首相应周恩来总理邀请，排除重重阻力访华。25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欢迎晚宴上，田中致辞说，“过去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次日会谈，周恩来指出，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地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添了很大的麻烦”这句话，引起中国人民强烈反感，因为“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田中当场解释说，从日本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括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之意。后来，毛泽东主席在会见田中时也点了这个问题，问他“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的？”田中本以为“迷惑”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词汇，含义一样，当得知现代日语“迷惑”的含义已同中文有很大差异时，表示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改。
根据矢吹晋的考证，“迷惑”一词源于《楚辞》，在中国自古至今含义一致，传入日本后截至14世纪后半期与中文的含义也相同，但其后则发生了变化，演变成了一个表达道歉含义的专用词。在1972年的会见中，毛泽东通过向田中赠送《楚辞集注》，委婉地点拨他要深入研究中日文化的共同点和差异，体会两国文化交流之深刻和似是而非的微妙关系。田中回国后在对自民党国会议员总会做报告和召开记者会时都再度解释其使用“迷惑”一词是“百感交集地道歉”之意。在确认了田中角荣的真切反省道歉之心后，中日双方达成谅解，在1972年9月29日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形成如下书面记录：“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宫泽谈话”、“河野谈话”及1995年众院决议。《中日联合声明》的签署，意味着当年田中对日本侵略历史的反省态度获得中方谅解。若日本政府信守承诺、一以贯之，历史问题本不该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极负面因素。遗憾的是，1981年至1982年日本修改教科书事件令人怀疑日本政府的反省诚意。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公布对第二年4月开始使用的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审定结果，对有关中日战争期间发生的一些事件进行了修改或美化处理，如将过去教科书中记载的日本在卢沟桥事变前对中国华北地区的“侵略”改为“进入”，将过去记载的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改为“全面进攻”，将“九•一八”事变简单描述为“日本炸掉了南满铁路”，将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军队激烈抵抗”，“日军情绪激昂”。
在中方强烈抗议下，1982年8月26日，日本政府发表《关于“历史教科书”的宫泽内阁官房长官谈话》，重申《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方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内容，称这一认识没有丝毫改变。所以说，日本政府关于历史问题的谈话，并非每十年一次，最初应该始于这次宫泽谈话。
1993年8月4日，日本政府发表《关于发表慰安妇相关调查结果的河野内阁官房长官谈话》，就战时日军强征慰安妇问题进行了道歉，称“政府要以此为契机，不问出身，再次向所有经历众多苦痛、身心受到创伤的所谓从军慰安妇们表示诚挚道歉和反省之意。另外，日本应如何表示这种心情，希望能征集有识之士的意见，今后应加以认真研究。不回避这个历史事实，更要正视这个历史教训。我们将通过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把这个问题永远铭记在心，并再次坚决表明绝不再犯同样错误的决心”。
1995年6月9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以历史为教训重申和平决心的决议》，称“在二战战后50周年之际，本院谨向全世界的阵亡者及因战争等原因的死难者表示真诚的追悼。另外，考虑到世界近代史上多次殖民统治和侵略行为，认识到我国过去的那种行为以及对他国国民、尤其是给亚洲各国国民带来的痛苦，本院表示深刻的反省。我们必须超越对过去历史观的不同，谦虚地(日文里的“谦虚”相当于中文里的“谦逊”、“谦卑”——编者注)吸取历史的教训，建立起和平的国际社会”。
“村山谈话”和1998年日韩、中日联合宣言。199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村山富市内阁总理大臣谈话》，称“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有错误，我就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战败后50周年的今天，我国应该立足于对过去的深刻反省，排除自以为是的国家主义，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促进国际协调，来推广和平的理念和民主主义”。
1998年10月，小渊惠三首相在东京接待了韩国时任总统金大中来访，8日签署的《日韩联合宣言》指出，“双方认为，正视过去、相互理解和信赖是发展日韩关系的重要基础。小渊总理大臣表示，回顾本世纪日韩两国关系，谦虚地理解由于过去一段时期对韩国的殖民地统治给韩国国民带来巨大损害和痛苦的历史事实，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和歉意”。
1998年11月中国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26日签署的《中日联合宣言》指出，“双方认为，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日方表示，遵守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
“小泉谈话”。200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小泉纯一郎内阁总理大臣谈话》称，“我国由于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我谦虚地对待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那场大战中遇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我们决心不淡忘这一悲惨的战争的教训，决不会再次兵戎相见，而要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2006年4月，小泉赴印尼出席亚非会议50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引用村山谈话，对过去殖民统治和侵略表示“深刻反省和发自内心的道歉”，强调日本将继续走“和平国家”路线。
小泉时期的历史反省还有两件事必须提及。一是2001年10月8日，小泉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天的工作访问，一下飞机即前往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献花圈默哀祭拜。小泉在现场发表谈话说：“今天我有机会参观了这个纪念馆，再一次痛感战争之悲惨。我对因那场侵略战争而牺牲的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道歉和哀悼。”二是2002年9月小泉对朝鲜进行“破冰”访问，17日签署的《日朝平壤宣言》宣称，“日方表示，谦虚地理解由于过去的殖民地统治给朝鲜人民带来巨大损害和痛苦的历史事实，并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
“菅直人谈话”。2010年8月10日，在日本吞并朝鲜半岛10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在内阁会议上发表谈话说：“要拿出勇气直面历史，承认历史，并真诚地反省过去的错误。给人带去痛苦的一方轻易就会忘记历史，但承受痛苦的一方往往会难以忘却。对于殖民统治所造成的损失和痛苦，将痛彻反省，由衷地表示歉意。”
日本战后反省存在的问题
从上述主要官方文件、谈话来看，日本政府对当年发动的侵略战争的确有过反省，不仅针对所有受害国家和地区进行了道歉，也明确针对中国、韩国和朝鲜进行了道歉——尽管是笼统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应该说当时中国民众已经接受了田中角荣代表日本政府作出的道歉。但平心静气地审视日本社会，可以发现日本的历史认识主要存在两大问题。
第一，日本政坛否定侵略战争历史的思维根深蒂固，部分政要在认罪反省问题上虽然有过道歉，但往往近似一种文字游戏，口是心非，出尔反尔。小泉纯一郎当年在反省日本侵略战争上创造了三个记录：自民党出身的首相首次发表战后周年谈话，首次到卢沟桥祭拜并专门发表了针对中国人民的道歉讲话，首次在国际会议上公开反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泉，在任期间却一意孤行每年都去参拜靖国神社。
在修订教科书问题上，日本政府有关部门将“侵略”改为“进出”并非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51年文部省公布的新《学习指导纲要》就把“对中国的侵略”改成“大陆进出”。再如，1994年村山内阁本想通过“不战决议”来对历史问题做一了断，不承想反而刺激了政界否认历史、反对“决议”的行为。1994年12月，以右翼势力为核心的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终战50周年议员联盟”，出任联盟会长的原文部大臣奥野诚亮宣称，亚洲太平洋战争是为捍卫日本的生存而被迫进行的“自卫战争”，谢罪决议是对“英灵”的侮辱。该会成员达160余人。众议院1995年6月9日表决的《以历史为教训重申和平决心的决议》是在半数国会议员缺席情况下强行通过的，其时安倍晋三担任该议员联盟的事务局长代理，也缺席了表决。而在2013年4月23日，已担任首相的安倍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抛出了“侵略未定义论”。
出尔反尔最极端的是再度执政的安倍。他不仅抛出“侵略未定义论”，对是否继承村山谈话和修改“河野谈话”，态度一直飘忽不定，而且在修改历史教科书问题方面也无视“宫泽谈话”的存在。日本平成年代以来教科书出现大幅度修改的情况几乎都发生在安倍执政时期。安倍第一次上台时就推动修改了《教育基本法》，引入“爱国心”条款。2013年4月，安倍第二次上台后不到半年，就在国会表达要修改教科书审查标准的想法。同年6月，自民党内认为日本历史教科书存在“自虐史观”的势力提议修改教科书。2015年4月，文部科学省公布了上一年度对中学教科书的审查结果，包括地理、历史、公民、社会和地图在内的社会科目18种教材全部将独岛(日称“竹岛”)和钓鱼岛(日称“尖阁诸岛”)表述为“日本领土”，其中更有14种表述为“日本固有领土”。文部科学相下村博文说，“所谓历史，有光和影两部分，有必要平衡好这两部分的教学”。
第二，日本社会民众对右派政治家的言行越来越容忍。很多日本人虽然承认日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但他们对日本反省态度的认知却与中国民众差距很大。中国民众认为“日本至今没有认真反省侵华历史”，日本民众则认为日本政府对侵略已表示过道歉，新一代不应把这个历史包袱无休止地背下去。随着政治右倾化程度的加深，日本大多数民众对这一逆流采取了容忍和认同的态度。过去，日本政客在历史问题上混淆是非要冒辞职下台的风险，但进入21世纪，特别是安倍第二次上台以来，上至总理大臣，下至地方自治体当权者，他们否认历史的言行非但很少受到日本国内的道德谴责，反而出现越右就越受欢迎的反常现象。
《读卖新闻》2015年初进行的一项全国舆论调查中有一设问：“围绕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和韩国等有抗议。你认为关于国家对阵亡者进行慰灵追悼的场所怎样做才最合适？”结果，勾选“靖国神社即可”的占38%，“把靖国神社变成专门供奉所谓甲级战犯的设施”者占24%，主张“扩充完善埋葬着不明身份阵亡者遗骨的千鸟渊陵园”者占15%，“新建一个国家级与宗教无涉的阵亡者追悼设施”者占17%，“其他”和“未予回答”占7%。日本电视广播网株式会社2015年3月就安倍战后70年讲话最该谈些什么进行舆论调查，回答“战后70年的和平国家历程”者占40.3%，“今后日本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占27.7%，“对大战的反省”仅占13.1%，“东日本大震灾和核电事故的应对”占0.8%，“其他”和“不清楚或未予回答”占18.1%。而日本经济新闻社同时所做关于安倍是否应继续使用“殖民统治”、“侵略”、“反省”和“道歉”措辞的民调中，赞同者占39%，反对者占36%，“犹疑两可”者占10%，“不清楚”15%。
可以从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社会两个层面分析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成因。从国际社会层面来看，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形成，与美国的纵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受害国家追究日本战争责任力量太弱有密切关系。从日本社会层面来看，除了“皇国史观”、日本对中韩等邻国根深蒂固的竞争意识、复兴意识的影响外，以退为进的罪己、既往不咎的祓禊等社会心理对日本的历史认知产生了深刻影响。
日本社会的代际交替也有影响。进入21世纪前，日本社会是以了解战争的一代人或者虽未经历那场战争却尚存赎罪意识的人(“团块一代”)为主体的。2007年起，这一代人陆续退休，不过仍有影响。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横江公美指出，在2001至2006年间担任首相的小泉纯一郎虽然完成了邮政民营化，但最终未能把解禁集体自卫权、修订宪法第九条等问题正式提上日程，安倍第一次执政时也未能在这些方面留下业绩。2012年年底再次执政的安倍简直就像变了一个人。有人说是他吸取了第一次当首相时的失败经验而变得乖巧了，其实日本社会发生的世代交替变化才是主要原因。到2009年，“团块一代”已有近700万人退休，大多退出社会核心管理层，代之而起发挥主导作用的是被称作“情绪低落一代”和“泡沫一代”的50岁左右的日本人，生于1954年的安倍正是他们的领袖。
这是一代既未经历侵略战争亦对其缺乏赎罪感的人，还是一代既经历过泡沫经济的虚华亦因泡沫破灭遭受心理打击的人，他们彷徨的价值观是当今日本社会日趋保守的重要根源。如何帮助以这些人为代表的日本国民找回自信，是日本政治家面临的艰巨任务。安倍晋三显然清楚认识到了这一点。2015年2月12日，他在众参两院发表施政演说时多次引用名人名言鼓舞日本国民，声称明治、昭和时期日本人可以做到的事，“现在的日本人应该也可以做到”。安倍口中“明治”、“昭和”时期的日本，正是大步走向对外侵略扩张的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