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角度，探讨西方全球史在研究和编撰当中采用的主要方法即跨文化互动研究的由来与特点，并给予其适当的历史定位。跨文化互动研究扩展了世界史研究的对象，更新了对世界史进程的解释模式，并努力克服“欧洲中心论”，追求全球视野的实现。全球史的发展表明西方世界史研究的包容性不断扩大，在此过程中，西方对自身的界定更加明确，对自身历史的阐述与认同更加清晰；同时也显露出自身的问题，即如何把握历史叙述内在的平衡，怎样对发生交往的各方主体的历史作用做出准确的判断。全球史的跨文化互动研究用经验性的实证归纳方法描述和总结了各种历史现象，但却回避以此为基础从因果必然性上探讨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在方法论上并未实现根本性的突破。

【关 键 词】西方/全球史/世界史/方法论

在中文语境里，“方法论”一词有两个含义，一是“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的学说”，二是“在某一门具体学科上所采用的研究方式、方法的综合”。①本文是在第二个含义的基础上使用“方法论”的概念，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角度，探讨西方全球史在研究和编撰当中采用的主要方法，也就是西方全球史中的跨文化互动(即地球上不同人群接触后发生的多种交往)研究，分析其由来与特点，并给予其适当的历史定位。

一

2008年，柯娇燕的《什么是全球史》出版，这是一本导论性质的著作，综述了有关全球史的各种构想与写作方式。将“全球史”界定为用来“描述一切试图致力于广泛、大规模或普世视野的历史”②的柯娇燕认为，全球史学家正是以其方法而不是史实，区别于那些研究地区史或国别史的学者，全球史学家弥补区域史学家所缺乏的东西，反之亦然；全球史研究者利用其他史学家所做的研究对其进行比较，关注较大模式，并提出理解变迁的方法，以便阐明全部人类历史的性质和意义。③这其中所蕴含的困难，自不待言。柯娇燕对此问题的理解是：最终的全球史方法如果得以实现，很有可能是能够将事件和统计数据同时从资料和设计的视角进行排序，把它们编织进同一个时间框架，若能从同时并存的无数视角中客观地概括出若干模式则尤为理想。④虽然她认为“将形式与内容匹配起来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不过柯娇燕从分流、合流、传染、体系四种概括出发，梳理了界定全球史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分流是指对事物从单一起源到随时空变化而发生多样性分化的叙述；合流是指对不同的和分布广泛的事物随时间推移而必然呈现出相似性的叙述；传染是指对事物跨越边界并同时急剧地改变其动态的叙述；体系是指对互动结构同时相互改变的叙述。⑤从对上述四种方法的提炼入手，柯娇燕对西方全球史的相关作品进行了分析。

对于柯娇燕做出的归纳，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持有异议。他认为分流与合流的术语在由大卫•诺斯罗普提出并用于历史叙述时，指的是不同时代的文化如何各自发展得彼此更迥异和更相似，或者相互之间更疏远和更密切。⑥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认为，柯娇燕对分流与合流的界定造成了混乱，如用合流表示大量不同地区独立出现的发展，而合流的事例通常并且最好照字面意义理解为趋同的——源自文化的交流和相应的影响。⑦而对柯娇燕将传染视为一个文化术语和一种研究方式的做法，阿迈斯托也颇有微词，认为其偏离到历史学家对接触传染病的平淡讨论之中。⑧

事实上，把柯娇燕对全球史的界定与其他一些全球史研究者的观点比较来看，例如，威廉•H.麦克尼尔的“全球史致力于研究地球人的整个历史”、⑨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的“全球史致力于概括地界定、描述过去”、⑩杰里•本特利的“对英语世界的大多数史学家而言，世界史与全球史之间并无区别”，(11)等等，其涵盖的研究内容非常接近。但是，包括威廉•H.麦克尼尔、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杰里•本特利在内的很多全球史研究者，都将通过探讨物种、基因、疾病、生态等接触交流现象来揭示历史变迁的方法归入跨文化互动的研究之中。跨文化互动在柯娇燕看来只是其所归纳的四种方法之内的一个亚流派研究方式，但是在杰里•本特利等人看来却是理解和叙述人类历史的利器。

正如帕特里克•曼宁指出，从20世纪中期以来，至少有四种探讨互动问题的理论框架，即系统分析范式、韦伯式的社会学范式、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和后现代主义的范式。(12)在世界史领域，杰里•本特利将大量学者研究现代跨文化互动的主题归纳为跨文化贸易、动植物交流、疾病扩散、技术传播、帝国与殖民主义征服、宗教传播、跨洋奴隶贸易、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13)在他看来，其中的代表性著作包括菲利普•D.柯丁的《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1984年)、阿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的《哥伦布交流：1492年的生物和文化后果》(1972年)和《生态帝国主义：900-1900年欧洲的生物扩张》(1986年)、威廉•H.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1976年)、丹尼尔•R.黑德里克的《进步触角：1850-1940年帝国主义时代的技术转移》(1988年)、埃里克•R.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1982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出版于1974年)。(14)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明确提出“跨文化互动”(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命题的是杰里•本特利，但是跨文化互动发展为一种在世界历史研究和编撰中使用较为普遍的研究方法，却是20世纪中期西方全球史兴起以来众多学者努力的结果。

二

20世纪中期，面对两次世界大战后剧变的世界形势，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首倡全球史观、提出西方历史学应重新定向之时，(15)便提出世界历史要研究不同国家、地区和文明之间的差异、相互作用与影响，要做“建立各大洲之间的历史联系”的具体研究，关注世界各地的人类所遭遇的问题和人们对那些问题的不同反应。(16)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极大地激发了美国的危机意识，对全球研究的资助不断增长。而越南战争之后，美国国内的政治气候趋于保守。时代背景对美国的全球史研究者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即如何撰写一部既能体现出全球视角又符合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全球史。1961年，西北大学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开始呼吁世界历史的全球视角，并一直努力探索切实可行的编撰框架与方法。(17)这也是正在撰写《西方的兴起》的威廉•H.麦克尼尔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可以说，如何从研究方法上确保全球视角在世界史研究和编撰中获得实现是当时西方全球史研究者的当务之急。

1963年，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问世，其方法论的基础是：促进历史上重大社会变革的主要因素是与拥有新的和不熟悉的技术的外来者的接触。(18)麦克尼尔认为，不同的文明构成真正和重要的人类群体，他们的相互作用则构成世界历史的主题；在对每一个特定时代的文明中心进行描述，并探讨其周围科技水平较低的邻居对其做出反应的基础上，将各个历史阶段的状况联系起来，便搭建起阐述世界历史的基本框架。由中国、印度、希腊和中东四个主要文明中心构成的欧亚大陆生存圈是麦克尼尔关注的中心。《西方的兴起》通过三大历史阶段的连贯叙述，即中东统治时代(约公元前1700年—公元前500年)、欧亚文明均势时代(公元前500年—公元1500年)、西方统治时代(公元1500年至今)，说明西方的兴起是人类文明史兴衰演变中最近五百年出现的历史现象。麦克尼尔认为，在各主要文明力量的对比中，欧洲的地位经历了从最初的弱势、中期的均势到后期优势的变化过程；在公元1500年至今的历史中，欧洲在新航路开辟之后逐渐改变了原本平衡的世界格局，大约从1850年开始，西方向全世界急剧扩张。

《西方的兴起》在彰显全球视野的同时，给予西方文明一种切合太空时代背景、贴近美国现实需要的历史定位；在对世界历史进行整体性叙述的同时体现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对包括技术、生态等因素在内的各文明之间物质交往现象的重视则使全球史的理念从思辨和实证两个层面获得了结合，从而克服了此前同样提倡宏观历史的文化形态学派在世界史实证研究方面的不足，以及传统的兰克实证主义方法过分推崇琐碎细节研究的局限，因此该书广受好评。例如，1964年，《西方的兴起》获得美国历史与传记类国家图书奖。1986年时任美国世界历史学会主席的凯文•雷利高度赞誉麦克尼尔，认为世界历史作为一种运动或一个研究领域的兴起应归功于他。(19)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西方的兴起》在方法论上的创新性贡献。

不过，正如有学者指出，《西方的兴起》仍然没有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甚至被批评带有某种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色彩。(20)麦克尼尔自己也认为，“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理解世界历史的方法，其方式与美国对当时世界的体验相一致”，“《西方的兴起》倾向于与强者一道前进，从胜利者的角度看待历史”。(21)1990年，麦克尼尔在《二十五年后再评〈西方的兴起〉》一文中，坦承《西方的兴起》“方法论上的主要弱点是，当它强调跨越文明边界的相互作用时，没有充分注意到我们今天生活的生存圈世界体系的产生。相反，在组织本书时，我只是围绕着这样一个概念，即一系列的繁荣先体现在一个文明中，然后又体现在另一个不同的文明中，而我们本应该为生存圈的进程留下余地”。(22)实际上，其不足就是缺乏对世界历史纵向整体进程的充分探讨。而这一点对一本全球视野的世界通史著作而言显然是内在的必然要求。此后麦克尼尔又在1976年出版了探讨疾病的历史作用的《瘟疫与人》、1982年出版了探讨技术与权力关系的《权力竞逐》、2003年与其子约翰•R.麦克尼尔合作出版了《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努力从方法论角度完善这种重视世界史(特别是通史)中“不同社会、不同文化间关联(而不是彼此独立的发展)”(23)的研究范式。《人类之网》的核心思想在于：在人类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各种网络(即把人们连接在一起的一系列关系)输送、协调着人们的愿望和行动，相互交往和相互影响的人类网络的发展历程则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总体框架，历史的驱动力就是人们改善自身处境、实现个人欲求的愿望，而人类交往、合作与竞争所生发出来的力量，在塑造人类历史的同时也在塑造地球的历史。(24)《人类之网》确认了《西方的兴起》关于不同社会互相关联、而社会变革往往是与其他社会发生接触之后的产物这一方法论原则，同时努力兼顾纵向全景，用网络的发展历程来体现人类历史的总体发展。2010年3月，麦克尼尔在致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中心的信中明确指出，全球史学者试图理解并描绘人类事务的方方面而，思考如何实现跨越时空永无休止的互动。(25)上述全球史实践反映了麦克尼尔对人类历史的整体思考，也使他屡获殊荣。例如，2009年，因在人文科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麦克尼尔获得美国总统奥巴马颁发的国家人文勋章。

杰里•本特利同样注意到全球史方法论的重要性。本特利认为，“在考虑不同民族组织自身社会的独特方式的同时，世界历史还格外关注各民族跨文化交流的多种方式”，也就是所谓的“跨文化互动”。(26)1996年，本特利在《跨文化互动与世界历史的分期》一文中提出，对跨文化互动进程的研究有利于展现出各民族发展历程的传承与变化方式，把跨文化互动作为世界历史分期的标准有助于摆脱种族中心论的分期方法。(27)在这篇文章的注释中，本特利指出，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分期问题，但从全球视角撰写了整体的世界史，他从包括麦克尼尔在内的学者的研究中获得了灵感。(28)而帕特里克•曼宁也认为，本特利的这种设想阐明了当代世界史学家可能都会支持的一种方法，为这种方法奠定基础的则可能是麦克尼尔。(29)可以看出，曼宁在这里的措辞非常谨慎。不过，将曼宁与本特利的观点结合起来，仍然可以佐证西方全球史在方法论上的发展历程。曼宁还进一步指出：本特利在世界史领域提出的跨文化互动范式能够把各个文明的历史放置于更加广阔的研究视野当中；而且，在“跨文化互动”这个命题中，本特利使用的不是名词“文化”，而是形容词“文化的”，实际上避免了学界对文化是否能作为界限分明的实体而存在的长期争论。(30)

2000年，杰里•本特利与赫伯特•齐格勒合作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出版，成为又一部畅销的世界史著作，2003年、2006年、2008年、2011年分别推出了修订版。《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完整地呈现出本特利对跨文化互动的理解，他将世界历史的两个焦点确定为传承与交流。传承关注的是独特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传统，是各民族自主设计的管理自身社会和事务的方法；交流关注的是交通、交流和交换的网络，这些网络通过多种文化间的相互作用把各个社会联系在一起。(31)传承与交流共同展现出世界历史的整体框架。本特利将跨文化互动的研究方法理解为探讨不同社会或文化的独立与交往之间的联系，探讨造成这种联系的机制，即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机制，并把这种机制视为全球历史发展的根本机制。(32)在1996年的《跨文化互动与世界历史的分期》一文中，本特利根据推动跨文化互动的不同动力，把世界历史分为六个阶段，分别是早期复杂社会(公元前3500—前2000年)、古代文明时期(公元前2000—前500年)、古典文明时期(公元前500—公元500年)、后古典时期(公元500-1000年)、跨地区游牧帝国时期(1000-1500年)、现代时期(1500年至今)。这种六阶段分期法在《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中扩展为七阶段，分别是早期复杂社会(公元前3500—前500年)；古典社会的形成(公元前500—公元500年)；后古典时代(公元500-1000年)；跨文化交流的增速(1000-1500年)；全球一体化的缘起(1500-1800年)；革命、工业和帝国的时代(1750-1914年)；当代全球重组(1914年至今)。(33)这种世界史框架表明，本特利的跨文化互动研究通过传承与交流的纵横支撑，在麦克尼尔的关联研究的基础上，把世界史(尤其是通史)的研究和编撰推向更具体明确、更有可操作性的新阶段。也正因此，本特利在跨文化互动中的学术成就颇受西方全球史研究者的好评，被柯娇燕视作跨文化互动研究“最著名的实践者”。(34)2011年7月，由于在全球史研究和教学领域贡献卓著，本特利获得美国世界史学会授予的“世界历史先驱奖”。

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并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需，而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的新世界则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的产物，同样要求新的史学方法。(35)这一判断与西方全球史的发展可以印证。20世纪60年代以来，包括麦克尼尔和本特利在内的西方全球史研究者不断探讨跨文化互动方法在世界史领域的应用。例如，J.M.罗伯茨的《全球史》第一版问世于1976年(到2002年已经是第五版)，罗伯茨提出，构成该书大部分主题的是“长达六千年的文明”，人类具有制造变化的力量，而对技术进步的热情现在看来是普遍的，惯性与革新两种现象都将继续操纵着所有人类的发展；体现该书内容和布局的方法则是从影响大多数人类的主要历史进程入手，同时展示它们之间的对比和相互关系。(36)2003年，帕特里克•曼宁提出，全球史本身就是全球范围内人类社会的交往史，应通过连贯并且适当的分析来评价历史的变迁与联系。(37)同年，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编著的《世界：一部历史》出版，该书明确主张世界历史的两个主题就是人与自然的互动和人与人的互动；前者以环境为中心，讲述人类使自身脱离自然界的其余部分、寻找一种在建设性开发与破坏性开发之间达成平衡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后者以文化为中心，讲述人类文化如何相互影响又相互区分，关注人类相互作用的方式，考察各自的社会结构。(38)可以说，跨文化互动研究本身是历史学家与社会现实、史学思潮与社会思潮互动的产物。

三

实际上，世界史研究中的方法论与历史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西方全球史本身是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世界史重构潮流的产物，是西方学者针对已经暴露出严重问题的、具有明显“欧洲中心论”色彩的西方传统世界史研究进行反思的产物，从而适应整个世界形势的变化。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当代意义上的全球史研究取向，是指与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和相互联系的角度出发，研究人类历史演变和进行历史编撰的观念与方法。如何把这种学术追求或旨趣转化为具体的世界史研究并书写出来?全球史的时间范畴可以是从古至今，空间范畴则覆盖全球，但其切入点与传统的世界史研究则有不同，全球史内在的时空框架是通过跨文化互动研究搭建起来的。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全球史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了对世界历史的理解。

首先，跨文化互动研究扩展了世界史研究的对象。有学者把全球史学家在通史编撰和专题研究中表达互动模式的方式归纳为十种：(1)阐述不同人群相遇之后，文化影响的相互性和双向性；(2)描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或共生圈；(3)论述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4)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说明全球化时代任何局部地区的变化都折射出世界发展形势；(5)地方史全球化，即把区域性事件放在全球整体运动的背景下重新考察，重估其因果关系与历史意义；(6)全球范围的专题比较研究；(7)生态史、环境史研究；(8)跨文化交流，即文化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与传播；(9)探讨互动规律与归宿；(10)“全球化史”研究。(39)从上述归纳可以看出，西方全球史通过跨文化互动扩展了历史研究的对象，将传统世界史研究中大量被忽视的历史事实纳入了研究视野。

其次，跨文化互动研究更新了对世界史进程的解释模式。全球史中的“全球的”这个定语表明其没有把民族国家预设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单位。(40)本特利指出，全球史研究者提出了“社会空间”(其形式可以是经济的、环境的或文化的区域)的概念来说明跨文化互动发生的地理范畴，以便探寻大规模的历史过程，辨认、考察跨越时间的各种重大变迁。(41)例如，鉴于包括移民、贸易、文化、生物等多种跨文化互动都经由海洋和大洋盆地发生，全球史非常重视对海事地区的研究，其成果涉及大西洋、印度洋、加勒比海、东南亚等地区的海洋交流网络。而一旦意识到“历史事件不仅在民族国家和社区的框架内展开，也发生在跨越区域、跨越大陆、跨越东西半球、跨越海洋和全球的背景下。这些大规模的跨文化和跨区域的交流影响着单个社会和全球的历史演变”，(42)那么新的解释模式便成为跨文化互动研究的内在要求了。正如霍布斯鲍姆指出，“历史能做的就只是发现整体历史变迁的类型与机制，比较特别的则是要去探索在过去几世纪快速而广泛的变迁中，人类社会是如何转变的”。(43)全球史研究者提出，全球的历史不仅是民族国家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结果，也是众多大规模复杂过程相互影响而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过程包括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帝国扩张、跨文化贸易、生物交流、传染病扩散、技术转移、环境变迁、经济波动、思想观念和人类理想的传播、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扩张。(44)另外，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而言，跨文化互动促使全球史“重构了自然和人类历史的全球性变化”，有利于解开“自然与人类纠缠在一起的线索”。(45)

最后，西方全球史试图通过跨文化互动研究努力克服“欧洲中心论”，追求全球视野的实现。传统的“欧洲中心论”那种以居高临下的视野来撰写大部分民族史和世界史的做法已经屡遭批评。(46)本特利提出，要对欧美的现代化进行相对化处理，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将其置于全球史发展的框架之下，从这种视角审视，现代化就不只是欧美价值观的显现，而是一种对不同地域带有不同蕴含的互动过程，并为参与人群带来不同的结果。(47)很多全球史研究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强调对全球视野的追求。例如，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1970年出版的《全球通史》上卷第一章引言“世界史的性质”中提出，其对世界史的考察“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在伦敦或巴黎、北京或新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48)到1999年，《全球通史》推出了第七版，上下两卷的副标题从原来的“1500年以前的世界”、“1500年以后的世界”变为统一的“从史前史到21世纪”，随着相应内容的调整，前述“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一句在第七版中已经看不到了。不过，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致读者：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中仍然强调，“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视角”。(49)2003年，约翰•R.麦克尼尔和威廉•H.麦克尼尔的《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面世，其副标题“鸟瞰世界历史”本身表明的就是一种冷静的研究立场。2003年，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在其《世界：一部历史》中提出，全球视野几乎贯穿于该书各个章节，“读者能够比较联系各地区同时发生的状况和每一历史时段各个大陆的状况——就好比观察者置身另一个星系，从外太空注视着地球，整体地予以观察”。(50)2008年，理查德•戈夫等人在《20世纪全球史》第七版修订版中提出，该书在分析时“尽可能客观”，回避意识形态类型的方法。(51)2011年，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第五版在“前言”中提出，“从一开始，《新全球史》就提供了一种全球历史的包容性视角——这种视角对当代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是有意义的，也是适用的”。(52)2011年，特雷弗•R.盖茨、希瑟•史翠丝—索尔特的《现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全球视角》提出，现代帝国主义的历史几乎都在欧洲开始，但少有人将欧洲帝国放在全球帝国网络和系统中考镜源流，该书则从真正的全球和整体的角度来研究现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53)真正的全球和整体视角在这些著作中能否落实，以及能否在此基础上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束缚，自可具体分析。正如霍布斯鲍姆指出，“历史学家不该也不能脱离自己的研究主题，而以为自己可以当个客观的旁观者”。(54)不过全球史对全球视野的重视和强调，以及希望藉此获得更加准确的科学的历史判断，却是显而易见的。

结语

纵观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期，美国是西方全球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为什么全球史在美国获得显著发展?在各种原因中，正如有西方学者指出，全球史本身这种调整也意味着“与一个新世界帝国的出现相平衡，而这个帝国在历史上第一次与地球有共同的空间(正在兴起的美利坚帝国)”。(55)如同当年“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56)的黑格尔，或者明确主张“世界历史就是西方的历史”(57)的兰克，各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及现实需要，西方全球史研究者也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试图构建一种新的世界历史理论体系。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全球史重视跨文化互动研究。“互动”一词本身含有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含义。(58)由于历史、现实与未来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全球史强调跨文化互动的潜台词之一，便是试图从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推导出认识现实和理解未来的客观性。全球史的发展表明西方世界史研究的包容性不断扩大，这一方面是现实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在这种扩大中，西方对自身的界定更加明确，对自身历史的阐述与认同更加清晰。

不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西方的主体性叙事，总是力图把他人作为“环节”或“阶段”包括在自身的“普遍历史”里面，把他人简单化，把自己复杂化；把他人空间化、物化，把自己历史化、精神化；把他人的历史连续性割断，把自己的历史断裂性联结弥合起来。(59)全球史的跨文化互动研究在此方面也显露出自身的问题，即如何把握历史叙述内在的平衡，怎样对发生交往的双方或多方主体的历史作用做出准确的界定与判断。“欧洲中心论”所持的欧洲(和美国)主导引领其他地区的发展、塑造全球历史的狭隘方法是一种极端；但目前一些全球史著作将参与互动的各方主体均做相对化的处理，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重大互动进程中模糊历史定性的问题，显然也可以视作另一种形式的极端。相应地，正如曼宁指出的，对互动的判断标准需要进一步具体化，对不同阶段的跨文化互动的特征与动力也应有更多的分析。(60)

西方全球史研究者提出，要真正理解这个世界及其在时空中的发展，还是要从更大的视野予以考察，了解个体行为的各种具体背景；用一句19世纪著名社会理论家的话说，那就是男男女女创造了历史，但其创造历史的条件却不是能够自己选择的。(61)被提到的这位著名的社会理论家显然就是马克思。事实上，跨文化互动研究对技术的历史作用的强调、对各种物质交往现象的重视，表明了其倾向于从社会存在出发的现实研究前提。这就使得西方全球史与西方学术界把实践精神化的传统路径有所区别，而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有所接近。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指出的“在专业历史学家中，当前占绝对优势的趋势是采取比较广泛的唯物主义立场”，(62)便可与此印证。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全球史研究者在前述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对较大的社会空间和其间发生的各种跨文化互动的认可，为新一轮有关人类主体与大的框架的讨论提供了理论基础，而面对如此复杂的过程，要制定相关的总体原则或发现所谓历史规律是不可能的；不过认清众多大的过程则有助于增进对人类主观能动性与大的历史框架之间微妙的、变动不居的关系的理解。(63)这就意味着，全球史的跨文化互动研究实际上止步于用经验性的实证归纳方法描述和归纳各种历史现象，回避以此为基础从因果必然性上探讨人类社会普遍规律。这表明西方全球史并没有在方法论上实现根本性的突破。

放眼全球，世界的一体化加速发展自然是我们当前面临的现实。有西方学者认为，“人类深埋的历史故事主线从许多世界途经一些世界最终走向一个世界”。(64)这引出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和定义当今变动剧烈的世界?换言之，如何定义人类历史的统一性，如何理解文化的多样性?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的世界史研究与编撰显然将会围绕上述问题进行持续的对话、交流甚至竞争。归根结底，这不只是理论与方法问题，更是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