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狭义的全球史是指西方(主要为西欧北美地区)的全球史。广义的全球史超越了西方，受到各地区史学传统及变革的影响。中国全球史研究的发展，既表现在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界定全球史的概念和方法，同时也表现在不断深化的各种专题研究，成为中国世界历史学自身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国全球史与西方全球史的发展各有成就，同时也各有问题。可考虑以西方全球史的发展为参照，适时地对中国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做出总结，并分析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思路，深入探讨作为人类社会演变基本动力的生产和交往的相互关系，这将会推动中国全球史的进一步发展。而在生产和交往的相互关系中，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全球史。

关 键 词：中国全球史  西方全球史  生产  交往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在当代国际史学思潮中，全球史(global history)是人们置身于其中的当今这个变动世界在历史学领域的反映，已经成为广受瞩目的热点和重点研究领域。相应地，全球史在研究内容上表现出极大的开放性，从20世纪中期兴起至今，包括通史研究和专题研究在内的各种主题的全球史作品不可胜数。“全球史观”“全球视角”“全球史视野”等话语，已经成为大量研究表明自身学术背景与分析方法的描述语。“全球史”这个术语展示出当代人研究历史的思维方式，成为理解人类社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发展的一个关键词。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全球史的概念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界定。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20世纪中期首倡全球史观，标志着全球史在西方史学界的兴起。狭义的全球史就是指西方(主要为西欧北美地区)的全球史。欧美各国的全球史发展存在差异。正如有学者指出，全球史在英国源于帝国史，在美国源于西方文明课程，在德国源于其深厚的世界史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①西方国家全球史的共性则在于反思西方传统历史学中的陈腐观念，努力关注各个地区和时代的人类历史，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历史学的重新定向。

西方全球史在学科建设和组织机构等方面有明显的发展。美国的世界史协会(The 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WHA)于1982年成立。2002年，欧洲普世史和全球史网络(European Network in Universal and Global History，ENIUGH)设立。成立于2008年7月的全球史与世界史组织联合会(Network of Global and World History Organizations，NOGWHISTO)，于2010年获准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附属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CISH)。②国际大历史协会则于2013年加入了全球史与世界史组织联合会。此处需要指出的是，2009年，亚洲世界史协会(Asian Association of World Historians)和非洲全球史学家联盟分别成立；2013年，拉丁美洲全球史网络设立。因此，有学者认为，全球史研究在史学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③希瑟·斯特里茨-索尔特在2012年统计指出，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有58个分立的机构提供世界史(或与之类似的全球史)研究生培养的硕士或博士学位，这种快速增长本身表明，在所有历史领域似乎都朝着跨国、全球化和比较角度迈进的时期，世界历史越来越被认为是对研究生课程的有益和宝贵的补充。④除了专门的《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之外，在西方，正如有学者指出，美国和英国所有重要的社会科学杂志以及法国的《年鉴》和《社会运动》、俄国的《奥德修斯》、意大利的《过去和现在》和德国的《历史与社会》，都转向跨国的历史研究或全球史的研究。⑤

西方全球史的学术发展表现出两个基本特点：一方面是从全球视野出发推进具体的实证研究，不断挖掘日常生活史中的丰富内容，人类社会的精神和物质层面均有涉及，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另一方面是对理论和方法论探讨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重视，尤其是21世纪以来，西方全球史对理论探讨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增强。可以说，从理论与方法论角度展开的相应研究，贯穿在西方全球史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构成理解和定位西方全球史的内在脉络。例如，柯娇燕和塞巴斯蒂安·康拉德的同名著作《什么是全球史》、布鲁斯·马兹利什和拉尔夫·布尔特纳斯的《概念化的全球史》、帕特里克·曼宁的《世界史导航：历史学家创造全球历史》、帕特里克·奥布莱恩的《全球史复兴的史学传统与现代必要性》、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的《全球视角中的全球史：连通世界中的理论与方法》、迪戈·奥尔斯坦的《全球性地思考历史》、詹姆斯·贝里奇和约翰·达尔文等人的《全球史的前景》，等等，都从各自角度出发针对全球史的编撰理论与研究方法做出了相应的分析。另外，诺埃尔·考恩的《全球史简述》、⑥皮特·N.斯特恩斯的《简明世界史：变化与连续性的主要模式》、⑦A.G.霍普金斯主编的《全球史：普世与本土的互动》、⑧布鲁斯·马兹利什的《新全球史》、⑨巴里·K.吉尔斯和威廉·R.汤普森主编的《全球化与全球史》、⑩罗斯·E.邓恩等人主编的《新世界史：教师与研究者指南》、(11)阿恩·贾里克等人主编的《世界历史的方法论：一种批判的方法》(12)等著作，也涉及到此类相应的研究。从时间范畴来看，西方学者对全球史的认识基本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认为全球史是自远古以来的人类历史，第二种认为全球史是1500年以来的历史，第三种认为全球史是当代史，应重点关注全球化的当代进程。从空间范畴来看，全球史包括各地方、各地区，大陆、海洋和大洋盆地直至全球的各种地理层次。

广义的全球史则并不限于西方。受到“二战”的直接刺激，基于自身传统的史学反思几乎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各地的史学传统、史学变革与西方的这种史学潮流不断融合，形成了“全球的”广义全球史，即可以在国际史坛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并共享的研究方法与编撰理论。全球史研究人类社会的核心在于全球视野下的跨文化互动研究(即地球上不同人群接触后发生的多种交往)，这就使得对人类生活的认识在不同社会层面中得到深化，并且在不同地理空间内得到扩展。“全球史观”和“全球视角”等话语所标榜的是在全球化时代历史研究的尽量宏观的视角、尽量全面的思维方式。全球史在理论旨趣和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是试图超越长期以来无视甚至否认西欧北美以外国家和民族历史的“欧洲中心论”，通过多重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网络研究人类各个群体之间的相互交流，在全球范围内分析人类文明的产生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

中国全球史与西方全球史都是广义全球史的组成部分。厘清全球史的发展脉络，有利于我们吸收西方全球史的积极成果，将其整合到自身的学术框架之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全球史是世界史领域积极应对世界形势变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历史学提出的重大理论挑战而发生的观念与实践创新，是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而这个挑战就是在全球化时代如何把握人类社会生活及其演变的性质和特点。中国学者对世界史或全球史理论与方法的探索，无疑是全球史在全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西方全球史能够迅速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并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的基础。目前，中国全球史与西方全球史的发展各有成就，同时也各有问题，两者互为他山之石，相互借鉴是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笔者以为，应当以西方全球史的发展为参照，适时地对中国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做出总结，并分析其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思路。

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和西方史学界一样，同期都在进行对世界史的新探索和新发展。例如，周谷城1949年出版的三卷本《世界通史》被视作专业历史学家书写的第一部综合世界史。他认为，整个世界历史是互动与交往的历史，在互动和交往中构成一个整体，每一个民族或区域的历史和进步都得益于此，欧洲也不例外：西方史家写历史把他们在近代以后取得的主导地位延及到古代和中世纪，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他提出，写世界史著作，要诸区并立，同时叙述，但又不排斥某一时期某一区域成为重点。(13)今天看来，这些观点仍可谓真知灼见。

而且，中国学者很早就关注到西方全球史的发展。1959年，吴于廑依据1955年英文版《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撰写了《巴拉克劳夫的史学观点与欧洲历史末世感》一文，对巴勒克拉夫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吴于廑认为，西方传统史学把整个人类的历史视为一线发展并最后达于西欧近代文明的顶峰，这当然是荒谬的、充满自大狂的，但是这一思想承认历史不断发展、承认后一阶段的历史总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这就说明其中有可以肯定的合理因素；巴勒克拉夫不但看不见这些合理的因素，以唯心主义的论点把一线发展论全盘否定，而且还抬出历史周期论，说历史像有机体一样逃不脱生命的周期，他的学说比传统西方史学更多一层宿命论的色彩；巴勒克拉夫“重新定向”的结果，却是承认历史是相对主义的。(14)对于西方全球史的首倡者巴勒克拉夫，吴于廑在指出其学术成绩的同时也作出了严格的批评。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史学界对世界通史研究、编撰及教学的探讨迎来了热潮。正如有学者指出，从1978年起，包括陈翰笙、吴于廑、李显荣、罗荣渠、何兹全、齐世荣、庞卓恒、王绳祖、郭圣铭、刘远图、李纯武、王也扬等人在内的研究者对编撰世界通史进行了探讨。(15)例如，1984年，何兹全撰文指出，中学历史课和高等院校的基础课应该讲包括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史，这样才能改变我们头脑中忽视历史的全面性和整体性的思想，从基础上给学生以历史的全面性、整体性的思想训练和方法训练。(16)罗荣渠也在1984年指出：“把世界历史作为全球性的历史活动与经验来进行研究，这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才逐步开展起来的。因为人类活动的范围是逐步扩大及于整个地球的，而把全球视为一个整体的新的世界观，也只能在资本主义冲破一切旧的区域性藩篱并把世界逐步连成一体的条件下才可能产生。”(17)在这个表述中，“全球史观”已经呼之欲出。罗荣渠进一步指出：“作为全球性世界史(不是指作为国别史的外国史)，不论在中国和在别的国家，都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要写出作为人类整体发展过程的世界史，并不是要把没有内在联系的历史条件和过程随便纳入一个统一的世界史结构，而是要写出人类历史如何随着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的发展，形成内在的有机联系，逐步汇合成为全世界的历史进程”。(18)他判断：“就世界史这门学科来论，世界愈是卷入统一的历史进程，对这种统一进程的整体研究，对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所展现的共同历史规律的共性与特殊性的相关研究，以及全球性相互关系的研究，必然会日益加强。”(19)这些观点对于学界理解全球史或世界史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1985年，罗荣渠作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为制定国家“七五”社科发展规划所写的高校七五科研规划咨询报告世界史部分《积极推进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一文，指出国外世界史学科发展的趋势：1955年以后的25年间，是历史研究发生急剧变化和重新估价的新时期，变化的原因则是由于历史学家的工作环境较之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急剧变化，世界各部分的密切相互关联与影响加强，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到处造成新的社会模式和知识模式；欧洲缩小及其重要性降低，苏美崛起形成压倒优势，亚洲和非洲的兴起；传统的自由民主体制解体以及与19世纪迥然不同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出现；在这一形势下，西方历史学出现许多新趋向，其中就包括从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扩大到以亚、非、拉美以及整个第三世界作为研究对象、把世界视为整体从全球角度研究“世界社会”的宏观史学。(20)这个判断是合理的。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之中，西方全球史被中国学者纳入考察的视野，并与中国学者正在开展的世界史学科建设、世界通史编撰学研究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共鸣。

1985年张宏毅在《世界历史》上发表的《世界史学科建设中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编写战后世界史教科书》一文，可能是国内最早出现“全球史”一词的论文。他提出，把编写战后世界史教科书当作世界史学科建设中一项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客观形势的发展逼迫我们非那样提出问题不可；最有效可靠的办法就是尽快编写出相应的教材或通史来；1983年出版的理查德·高非等人合写的《二十世纪——简明全球史》一直写到八十年代初期。(21)该文已经注意到美国的全球史著作关注现实的特点。中文的“全球史观”一词则出现于1987年中文版的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在这本书中，巴勒克拉夫1978年英文版里面的universal view of history被译为“全球的历史观”。(22)

1993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一书的中文版。(23)围绕着这本著作，周谷城、罗荣渠与斯塔夫里阿诺斯进行过学术交流。《周谷城文选》中提到，美国有一位女教授读到周谷城的史学著作，对他的“世界是有机整体”的观点表示赞成，她把周谷城的著作向加里福尼亚大学史学系教授斯塔夫立诺斯介绍，这位教授对周谷城的观点表示支持，并寄来《全球分裂，第三世界兴起》一书请教周谷城。(24)罗荣渠在《全球分裂》中译本序中也提到：“我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收到作者寄来的这部新著的，仅读数页，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25)罗荣渠指出：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全球通史》是西方近年来以全球史观来重写世界通史的几部有数的巨著之一；关于第三世界这个迫切的世界主题的通史性著作，长期以来，即使在西方学术界也是一个大空白，这部著作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作者致力于写一部“合成一体的第三世界史”，这就一扫长期以来弥漫在西方人所写的非西方世界史著作中的殖民主义气氛，这对一个西方人的著作来说是难能可贵的。(26)这段学术交流在全球史领域可谓一则佳话。

其后，全球史在我国引起了学界日益广泛的关注。从1985年到2017年，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中以全球史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有460多篇相关文章；(27)以全球史为主题进行检索，则有650多篇相关文章。(28)世界通史的研究编撰教学、世界史体系、全球史的性质、全球史观、全球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跨文化互动研究、西方全球史学者的研究实践等诸多问题，都受到了学界的关注。还有一些论文集或著作也对全球史做出分析和阐述。例如，《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29)《全球史论集》、(30)《全球史理论与文明互动研究》、(31)《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32)《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33)等等。这些情况表明了中国的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不断发展。中国全球史的发展，既表现在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界定全球史的概念和方法，同时也表现在不断深化的各种专题研究，成为中国世界历史学自身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内容。

中国世界史学界在全球史领域提出了三种新的研究路径。第一种是吴于廑提出的整体世界史观，“强调从联系的、整体的高度把握世界历史的演进，以‘分散到整体’概括其趋势，着重展示人类历史的横向剖面”；第二种是罗荣渠构建的现代化史观，“以生产力的发展和变革为立足点，认识到人类社会和文明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宏观地架构起‘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框架”。(34)第三种是彭树智和马克垚进行的文明研究，彭树智的“文明交往论”，构建了“认识、理解全球化文明历程的思维坐标和理论平台”；马克垚主编出版了《世界文明史》，提出文明史虽然和通史很难分开，但“文明史不同于世界史，它所研究的单位是各个文明，是在历史长河中各文明的流动、发展、变化”。(35)这三种新的研究路径被认为是“从宏观的世界历史角度支撑起我国世界史学界对世界史研究的新理解、新认识”，“由于其强调整体观念以及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对打破世界史是国别史的堆砌的传统观念产生了极大冲击，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和认同”。(36)因此，这三种研究路径被视作“中国世界史学界20多年来的进步和成熟的标志。”(37)可以说，这是中国全球史理论与方法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成果。

相应地，中国学者对整体观念以及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重视，成为近年来世界史学界一种显著的学术发展。例如，国内第一份专门的全球史刊物《全球史评论》从2010年第三辑开始设立明确的专题研究。各辑的研究主题包含中外文明互动、宗教传播和贸易往来、环境史教学、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的互动与共生、大历史与全球史、多维视野下的地方与全球、民族国家弱化时代的历史学、地中海史、新帝国史、欧亚大陆的联系与交流、全球视野下的近代早期世界。这表明了中国全球史在研究专题上的逐渐细化。

中国学者对自身的世界史研究尤其是世界史理论始终保持严格的反思。马克垚提出：“我们是没有和西方抗衡的理论，所以建立不起自己的世界历史观，所以写不出自己的非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在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并不能说明在向西方学习之前，什么是我们的有别于西方的工业化道路”；“还在于到现在为止，对非欧洲国家的历史研究还很不充分”。(38)还有学者指出，尽管中国学者一直在努力建立自己的世界史话语体系，但迄今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就，即便是以打破欧洲中心主义为目的的整体史观，它在世界现代史分期问题上却没有摆脱欧洲中心的桎梏，而强调“一元多线”的现代化史观，也更偏重西方的发展而忽略非西方的经验。(39)“自己的世界历史观”只有从自身的历史经验中生发。这一方面有赖于实证研究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与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更深入辨析和构建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上而言，世界史观不只是理论与方法问题，更是实践问题。中国国力在全球化时代的不断提升，以及中国为世界整体和平发展做出的贡献，将为世界史观的探讨提供新的土壤。

时至今日，世界史研究已经成为人类认识自身、把握世界的重要方法。正如卡尔·雅斯贝斯曾经指出：“世界历史在时空上囊括全球。”(40)因其研究的范围广阔、内容繁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世界史在理论上的复杂性以及研究方法的多元性自然无需赘言。中西方全球史的发展诚为不易。例如，1964年，一直坚持破除“欧洲中心论”的周谷城被斥为“欧洲中心论”者而遭到批判，当时关于世界史体系的讨论也随之终止。(41)而在美国教师发起的“世界历史”运动中，正如丹尼尔·赫德里克曾经指出，西北大学的斯塔夫里阿诺斯、芝加哥大学的威廉·H.麦克尼尔、威斯康辛州立大学的菲利普·柯丁，都曾发现他们的世界史教学计划随着他们的离开而在各自学校中结束。(42)威廉·H.麦克尼尔在谈到自己的世界历史课程教学经历时也曾慨叹：“我这门课开设了22年，编写了《世界史》(1967)作为教材，……出版了12册《世界史读本》(1968-1973)，收集了数百张幻灯片(多数是艺术作品)供课堂使用，以此来作为该课程的补充。但是1987年我退休后，世界历史伴随我一起退出了芝加哥大学。”(43)全球史的进展正是有赖于众多研究者的不懈努力。所以，只有把全球史放在深远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当代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中进行理解，才能避免在狭隘的范围内就全球史本身进行抽象的所谓“纯学术”的探究，这对全球史的科学定位具有直接的意义。

全球史是人类研究自身经历、研究自身与世界关系的重要智力成果。中国古代史学讲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意即追求通过时间和空间的会通来说明复杂的社会生活。千载而下，虽然历史学本身在不断演变，这十五个字依然是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对自身的自觉要求和学术抱负。中国学者的整体世界史观、现代化史观和文明研究实际上都蕴含着在新的时代形势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追求。而在西方，伏尔泰有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提法；克罗齐则强调“历史从目前出发”，“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的历史”；柯林武德由此再加引申，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44)全球史学者布鲁斯·马兹利什则提出：所有的历史都应该是某种形式的全球史。(45)显然，其中也暗含着类似的学术发展思路，即努力根据时代和史学自身的发展进行理论上的归纳和提炼。所以，对于中国全球史而言，更多地吸收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成果，成为其理论与方法进一步发展的内在需求。而全球史本身也将成为哲学社会科学打破学科壁垒、进行学科整合的有效途径之一。这将超越传统意义上的跨学科性，也就是不仅从整体上研究人本身，而且从整体上理解作为人的集合形式的世界。

全球史注重的历史横向发展研究，目前已经构建出跨国、跨地区、跨大陆、跨半球、跨海洋直至全球的各种层次的地理空间范畴，并且构建出技术、文化、贸易、宗教、移民、国际组织等不同主题的社会交流网络，这些地理空间和社会网络中发生的各种人类活动，都可成为全球史的研究对象，这是全球史内在的层次感和立体感得以建立的基础。单一空间和网络中的地方或个人，不同空间和网络发生的互动，多个空间和网络的接触交流，其各自的世界历史意义便在全球史中显现。作为对应参照物的地方和全球，它们如何受到空间和网络的影响，以及空间和网络如何被它们所影响，便可以在同一个分析框架内兼顾，进而产生新的解释模式：各种地理空间和社会网络的相互作用共同参与了人类社会的形成与演变。西方全球史正是在这里遇到了困境，它在微观和中观层面描述和分析了不同规模的大量具体变化，但却无法在全球层面充分地说明重大历史变迁本身的动力和规律，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人类大规模互动进程的历史定性的模糊性，以及界定跨文化互动的双方或多方主体的历史作用时的模糊性。例如，萨米尔·阿明在《南方视角的全球史》中指出，北美的全球史流派不区分商业关系与资本主义商业关系，正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才有可能摆脱经验的窠臼，而许多全球史研究者仍然陷于其中停滞不前，毫不犹豫地发展和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推动全球史分析的唯一途径。(46)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进一步评价说，对所有对全球史真正感兴趣的人而言，萨米尔·阿明的这本著作是一本必读之作。(47)实际上，不区分商业关系与资本主义商业关系，就是不区分一般和特殊。而要区分一般和特殊，必然涉及到对世界历史演化动力的探讨。全球史的研究和编撰只有在“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48)即对历史发展动力的更深入探讨中才能继续推进。

正如巴勒克拉夫1964年所指出的，“除非我们同时也明白基本结构上的变化，否则只描述事件的经过，即使是以全世界为范围，也不大可能使我们对今日世界上的各种力量，有较佳的了解。今天我们最需要的是一种新构架，一种新的回溯方式”。(49)实际上，人类社会演变暗含着纵向与横向两条发展主线，也就是生产和交往两条主线。对于全球史而言，交往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空间横向发展过程，生产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时间纵向发展过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种基本动力。交往不是历史演变的唯一动力。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此有过重要论述，其突出特点正是在生产和交往基础上分析世界历史演化的原因。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框架中，交往意味着一切社会关系，“包括着单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50)正如有学者指出，交往范畴涵盖的是主体之间互为主体的关系，不能表征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改造和被改造关系，交往形式的发展与社会形式的发展具有同步性。(51)显然，交往的历史作用既不能缩小，也不应扩大。正如何兆武和张文杰在评论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时曾经指出的，在规定着历史进程的巨大物质力量的面前，思想有时候会显得苍白无力；物质力量本身并不直接发言，但它通过人的思想而间接发言；“假如每个史学家都在自己思想里重演古人的思想，那结果将是有多少史学家在思维，就会有多少种不同的历史世界”，那么“客观历史作为一个统一体也就不复存在而被分裂为无数的单子，那就非但没有史学，甚至也没有历史了”；“合理的成分如果不限定其正确的范围而成为脱缰之马，那就会变成为荒谬”。(52)这个判断同样可以适用于全球史的发展。横向发展过程与纵向发展过程的结合将推进对全球史的理解，交往在与生产的对应关系中才能获得充分的解释。“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53)这个动态过程在生产与交往的纵横互相支撑中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深入探讨作为人类社会演变基本动力的生产和交往的相互关系，将会推动中国全球史的进一步发展。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全球史。换言之，即使在国别史、地区史或者某种具体而微的专题研究中，尽量宏观的视角和尽量全面的思维方式都是全球化时代历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从学科专业而言，世界史和全球史都是对人类客观历史进程的指代和描述，应将全球史与世界史的发展统一起来。从事全球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自身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应当带有强烈的时代意识和问题意识来进行，而不是用西方的史学理论“改造”中国的世界历史学。所以，中国的全球史研究应当从我们自身深厚的历史经验和通史编撰实践出发，在中国的现实发展基础上，切实坚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指导，积极吸收西方全球史的有益成果，努力构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世界史研究新体系。

①James Belich,John Darwin,Margret Frenz,and Chris Wickham,eds.,The Prospect of Global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23.

②帕特里克·曼宁：《世界史学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全球研究机构的未来》，陈欣言译，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25页。

③孙岳：《国际全球史与世界史组织联合会会议在德国举行》，《世界历史》，2014年第6期。

④Heather Streets-Salter,“Becoming a World Historian:The State of Graduate Training in World History and Placement in the Academic World",in Douglas Northrop,ed.,A Companion to World History,Wiley-Blackwell,2012,pp.45-62.

⑤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苏普里娅·穆赫吉参著，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4页。

⑥Noel Cowen,Global History:A Short Overview,Polity Press,2001.

⑦Peter.N.Stearns,World History in Brief:Major Patterns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fourth edition,Volume Two Since 1450,Addison-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s Inc.,2002.

⑧A.G.Hopkins,ed.,Global History: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Universal and the Local,Palgrave Macmillan,2006.

⑨Bruce Mazlish,The New Global History,Routledge,2006.

⑩Barry K.Gills,William R.Thompson,eds.,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History,Routledge,2006.

(11)Ross E.Dunn,Laura J.Mitchell,and Kerry Ward,eds.,The New World History:A Field Guide for Teachers and Researcher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6.

(12)Arne Jarrick,Janken Myrdal and Maria Wallenberg Bondesson,eds.,Methods in World History:A Critical Approach,Nordic Academic Press,2016.

(13)(15)赵文亮：《整体史观与中国的世界通史编纂学》，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7—78、80，75-111页。

(14)吴于廑：《巴拉克劳夫的史学观点与欧洲历史末世感》，《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252页。

(16)何兹全：《我们需要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光明日报》1984年3月14日第3版。

(17)(18)(19)(20)罗荣渠：《开创世界史研究的新局面》，罗荣渠《史学求索》，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4，96、97，102-103，120页。

(21)张宏毅：《世界史学科建设中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编写战后世界史教科书》，《世界历史》1985年第10期。

(22)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页。

(23)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迟越等译，黄席群等校，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24)周谷城：《周谷城文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25)(26)罗荣渠：《世界史的新视野：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全球分裂〉中译本序》，罗荣渠《史学求索》，第129、128-129页。

(27)http://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JFQ，2017年12月24日检索。

(28)http://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JFQ，2017年12月24日检索。

(29)清华国学院编：《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0)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31)刘文明：《全球史理论与文明互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32)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三联书店，2016年版。

(33)董欣洁：《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34)(36)(37)(41)李学勤、王斯德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历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7—258、258、273、260页。

(35)李学勤、王斯德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历史学》，第258页；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第2版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导言”，第6—7页。

(38)马克垚：《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

(39)张旭鹏：《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特点与趋向》，《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3期。

(40)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69页。

(42)Daniel R.Headrick,"The New World History:A Teacher's Companion(review)",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13,No.1,2002,pp.183-186.

(43)威廉·麦克尼尔：《追求真理：威廉·麦克尼尔回忆录》，高照晶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8页。

(44)(52)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译序——评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第17、16，33-41页。

(45)Bruce Mazlish,"Revisiting Barraclough’s Contemporary History",in Bruce Mazlish,Globa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Transaction Publishers,2015,p.123.

(46)(47)Samir Amin,Global History:A View from the South,Pambazuka Press,2011,pp.8-10,back cover.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50页。

(49)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贾士蘅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4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08页。

(51)范宝舟：《论马克思交往理论及其当代意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9、21页。

(5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