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挥香港特殊优势，推进沪港合作，在上海建立港币金融特区的建议
（简 版）
2012年4月，中国战略思想库接受香港瑞安集团主席罗康瑞先生委托，研究如何发挥香港优势，加快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问题。经历近一年的研究，我们从中国国家战略的角度，向中央政府和上海市与香港特区政府，提出推进沪港合作，在上海建立港币金融特区的建议。
中国以往30年经济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在体制从计划走向市场、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发展战略从准备打仗转向服务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三大转换背景下取得的，因此改革、开放和发展战略转变，是共同推动中国经济保持长达30年高速增长的三大动力。随着党的“十八大”以后新一代领导人登台，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战略的新的转变方向已经开始清晰，即在发展战略方面，以推进城市化为主要取向，在改革方面，以建设廉洁政府、缩小分配差距和为城市化开辟体制通道为主要取向，但是在对外开放方面似乎还没有提出新的重大战略举措，这就可能导致重大的经济发展动力缺失。
过去30年中国的对外开放主要集中在贸易层面上，到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的轻工产品已基本覆盖了发达国家市场，以机电产品为代表的中国重化工业产品，在新千年以来也开始呈现出强劲的出口势头，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在国际市场上以高比例替代老牌发达工业国的产品。因此中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战略指向，应该从贸易层面转向金融层面，即加快金融市场和人民币的开放步伐，并以此为依托，在数年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背景下，建设能与美日欧比肩的世界级财富管理中心，乃至成为世界最大的财富管理中心。
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在中国已经至少被提出了20年有余的时间，却始终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其中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体制、法律、人才、市场环境等等这些国内方面的问题，更主要的原因是开放的国际条件始终不好。
比如1998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不到十年后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全球金融危机，而且金融危机的爆发从世界边缘国家转向中心国家。次债危机的特点也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很不相同，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危机是在生产过剩背景下爆发的危机，但此次危机却是在生产不足背景下爆发的危机，或者说，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因为实物产品收支“黑字”过大所发生的危机，而今天的危机却是因为实物产品收支“赤字”过大所发生的危机，正是因为实物产出收支的赤字性不平衡，才引起了贸易收支、财政收支、资产负债表等一系列价值形态的不平衡。在新全球化背景下，由于有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能够以比发达国家低得多的成本生产实物产品，就使发达国家想要纠正实物收支不平衡，从而走出的危机的道路，相比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更加艰难与漫长，并且也导致传统的对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办法大多失效。比如凯恩斯主义产生的背景是上次大危机，是用宏观上转移支付办法扩大内需，但是这只对生产过剩性资本主义危机有效，而目前的情况是生产不足，由于穷人消费倾向更高，因此沿用传统办法，只会加大生产不足矛盾，加大国际收支赤字。
还必须看到，在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出中，2/3~3/4是重工业产品，而在过去20年，中国只是实现了对发达国家轻工业产品的生产替代，随着中国重工业产品生产与出口能力的不断提升，发达国家的重工业也会出现萎缩，实物收支赤字还有更加扩大的倾向，从而使导致这场危机的根源不是在消弭，反而会扩大。标志性的事件是，去年中国的汽车出口首次突破了百万辆，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也正在从资源类产业，转向发达国家的重工生产能力。
由于实物收支长期难以取得平衡，财政赤字扩张能力也已耗尽，反而必须走向“减赤”过程，这就迫使发达国家为了平衡实物收支赤字，只能依靠增加货币发行的办法来维持贸易逆差，这就是他们的QE规模越来越大，并且会长期持续，乃至毫无节制、走向疯狂的原因。同时为了摆脱金融市场危机与经济危机，利率也只能长期保持在极低水平，这样的前景，必然会导致更大的资产泡沫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国际货币关系的紊乱，从而在未来酝酿出一波又一波更加严重的世界性金融与货币危机。在这样的长期背景中国迈出开放资本市场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中国经济很可能是未受其惠，先受其害。
另一方面，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如美元、欧元与日元，其国际地位的确在金融危机中被严重消弱，而中国随着经济规模走向世界顶峰，人民币也必然会像美元替代英镑那样，逐步替代美元的地位，成为世界核心货币。但是，这个过程将会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从美元与英镑的交替看，美国是在1892年工业规模超英，一战前GDP规模超英，但是直到二战后美元才接替了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其间经历了几十年时间。中国工业规模2009年超美，GDP规模可能在2016年左右超美，从历史经验看，人民币接替美元的国际地位，可能至少要到2030年以后。由于在生产不足背景下所形成的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态，迫使发达国家更加依赖货币发行来维持贸易平衡，所以至少在未来10至15年内，人民币由于国际化形成对美元的挑战，将不仅是在挑战美元的地位，也是在挑战欧元、日元和英镑的地位，这就会使人民币以及中国成为所有主要发达国家的敌人，从而陷入国际战略被动。反之，如果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慢一些，发达国家为了争夺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实物产品输出，为争夺货币霸权的斗争就会更激烈，我们在欧元的这场危机中，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出美国为维护美元霸权，对欧元的打击有多么惨烈，如果发达国家之间陷入激烈争斗，中国的地位就会更加主动和超然，有利于我们谋取更多国际利益。
然而，在未来一个时期加快中国资本市场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也将使中国获得巨大利益。
首先，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战略是城市化，但城市化需要巨额资金投入，例如根据我们的测算，新千年以来，中国每增加一个城市居民，所需要的投资超过了50万元，而根据有关方面对农民市民化的社保资金需求测算，人均也需要10万元。到2030年，如果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85%这个现代化的标准，按届时中国人口14.5亿计算，未来20年就要有8亿农民进城，相应所需要的资金投入将高达400~500万亿元，这样庞大的资金需要，未来的经济增长会提供相当多的部分，但在初始阶段不解决庞大的启动资金需求，推进城市化进程就会举步维艰，至少是被显著迟滞。特别是自2008年以来为了保增长，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大规模地借贷和发债，以及用其他方法融资，使地方政府快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估计总额有15~18万亿元，由于加快城市化的战略主要还是要靠各级地方政府来实施，因此如果找不到一个新的融资来源，不仅各地方政府已经无力为推进城市化增加资金投入，可能连原有的债务偿还也有很大困难。
为推进城市化所面临的资金困难，十分类似于80年代中国提出“沿海发展战略”的背景，当时的背景是中国的庞大城市工业急需更新改造，但农村却有着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这些都是前30年战略扭曲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可是在未来10年的经济发展中，就是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兼顾这两个方面。沿海战略的提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这个战略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融入了国际过程，利用海外的资源与市场，以及80年代开始出现的国际资本转移趋势，顺利地解决了农村人口工业化的矛盾。1988~2012年，中国所吸纳的国际直接投资高达1.4万亿美元。
过去20年，中国用对外开放成功地解决了农村人口工业化的问题，而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怎样解决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问题，在国外，农村人口工业化与城市化本来是同一个过程，但是中国长期以来的战略与政策，却硬性的分开了这两个过程，由此导致了经济大结构的严重扭曲。这种结构扭曲虽然加快了农村人口工业化的过程，但却留下了严重的城市化欠账，其严重不良后果之一，就是由于存在着庞大的农村低收入人口，而造成了内需严重不足，使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外需。而要使中国经济的大结构转入正常，还是依赖大规模资金投入才能补上城市化的欠账。
次债危机以来，美日欧等国家都已经走入“无限量版QE”，由于他们的经济会长期走不出这场危机，因此他们所投放的货币以及所形成的货币资本，将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在国内停留，因为没有投资机会。而流出的方向，首选地应该是中国，因为在未来20年，展望全球，只有中国在城市化内需强烈拉动下，才有继续保持经济高增长的能力。2007~2011年，发达国家央行所投放的广义货币增加了11万亿美元，目前每年的投放速度都在3万亿美元，在发达国家还有上百万亿美元的存量资本，这些资本很可能大规模流向中国，如果中国能争取到10万亿美元，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中国城市化所需要的巨额资金需求。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也会稳步向世界财富管理中心迈进。
但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开放资本市场，人民币没有国际化，国际化金融市场所需要的人才和法律环境也是严重缺陷，因此目前在国内还没有一个能够容纳数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池，就有可能丧失这个宝贵的国际机遇，就突出了加快开放资本市场与人民币国际步伐的要求。
另一方面，庞大的国际资本为了逃避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危机，也是为了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中国即使没有开放资本市场还是要进来，由于这些国际资本向中国渗透的渠道不透明，就大幅度提高了中国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难度，也严重干扰了中国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效果。例如，今年1月份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高达923亿美元，其中属于正常流入的贸易顺差和FDI只占35%，其它65%都是国际热钱。1月份由外汇占款项下所投放的基础货币也高达5800亿元，甚至超过了去年一年的总和。去年一季度以来，中国经济逐渐下行，但通胀也在缓解，在这个背景下，今年初央行为刺激经济复苏，多投放些货币本来是正常的宏观调控举措，但是国际热钱突然增多，与央行主动的货币投放相叠加，就形成了高达2.5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1.6倍的社会融资规模。而这种情况自新千年以来似已成常态，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大约有一半的新增外汇储备，不能用正常流入渠道来解释。显而易见，在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深化，大量国际资本要求流入中国的背景下，中国资本市场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越慢，中国监管资本流动与有效实施宏观调控的难度就越会增加。
还有就是由于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资源需求高度依赖海外，而随着传统工业化资源的逐渐稀缺，加上国际金融资本的炒作，使国际资源价格不断大幅度上涨，新千年以来这12年，中国初级产品进口比重从19%提升到35%，平均每年提升1个多百分点，这种前景，迟早会使资源进口成为中国转向贸易逆差国的主要推力，而资本市场的开放，正是通过引进国际资本来平衡国际收支的有效手段。
以上分析说明，在开放资本市场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中国实际上是处在“两难处境”，但久拖不决显然不是办法，因为矛盾并不会随着时间拉长而消失，反而会增加，真正会消失的，是重要的国际机遇，那么就需要寻找新的道路来摆脱这种战略困境。
在考虑中国的资本市场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存在着一个误区，即只把人民币当做本币。中国有香港，而香港有成熟的国际金融市场，有完善的法律环境，有丰厚的国际金融经营管理人才，还有早就已经可自由兑换，并享有良好国际声誉的港币。所以，中国在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时候，实际也已经是“一国两币”，即拥有人民币这个没有开放的货币，还有港币这个已经高度开放的货币，而“一国两币”的模式，放眼世界范围，是中国独有的。
如果我们也把港币当本币看，就会给解决开放与不开放之间的矛盾，找到一条新的解决思路，这就是在上海建立港币金融特区，在特区内仅仅实行港币与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在特区内的金融市场，实行以人民币计价、以港币结算的方式，并且在特区内引进香港的法律，以及金融、司法等各方面人才，这样就可以把香港与上海这两个最具经济、金融优势的城市力量结合发挥出来，从而大大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步伐。有关设想在主报告有反映，但很粗疏，如果形成中央决策，还得有中央有关部门会同上海市和香港特区政府，制定具体操作办法，由于建立一个高度开放的国际市场，必然会对现行体制和政策提出诸多改革要求，所以建设上海港币金融特区也显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
在上海建立港币金融特区，将是一个不仅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上海和香港的重大战略举措。
从国家层面看，允许人民币仅与港币在金融特区内自由兑换，也是将人民币国际化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把金融特区放在上海，就可以依托长江三角洲这个中国的经济中心，建立起一个规模足够大金融资产池，而利用香港的法律和金融人才优势和高度开放的港币，就可以使构造这个庞大的国际金融资产池的时间显著缩短，由于人民币只对港币自由兑换，特区内实行以人民币计价、以港币结算，对付国际投资人来说，就会逐步习惯持有人民币资产，随着金融特区内市场的发展和成熟，国际金融危机也基本上过去了，将来中国就可以考虑在此基础上实现“两币合一”，成为“中国圆”，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程到此也就走完了，由此而言，上海港币金融特区的建设，是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开放资本市场的“加速器”和快速通道。而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对特定的币种开放，也使中国较易锁定住开放的风险，在局部开放中探索出全面开放的道路，并避免金融市场繁荣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
前面已经指出，未来能够引入中国的国际资本，可能高达上十万亿美元，中国将以此为依托逐渐走向世界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也会为中国的城市化筹集大量资金。例如，可以由中央政府在金融特区中发行30年期的中国城市化债券，用于农民进城后的廉租房和社保方面的投入；允许地方政府在特区中发行“城投债”，用于城市规模扩大后的基础建设投资；允许吸纳进城定居农民工达到一定比例的企业在特区优先上市或发债；允许金融机构为支持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化经营，在特区发债筹资。因为有了金融特区这个新的融资来源，就为中国的城市化注入了新的动力，从而使中国经济在一个新的时代，能再次展开以开放促发展的新画卷。
由于港币采用盯住美元的联系汇率，港币素有“亚洲小美元”之称，中国建立港币金融特区，就不会立即挑战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国际货币地位。金融利益是当代国家利益的核心，人民币国际化影响世界金融利益格局，势必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港币早就是高度自由兑换的成熟货币，港币与美元挂钩的情况，使我们在实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可以避免与美元霸权的直接表面冲突，有利于回避在美欧力量仍然强大的时候，就挑战他们的货币霸权地位。我们在自己国家内搞港币特区，金融强国不容易反对，即使反对也难以打压，就有利于避免中国在货币国际化过程中的不必要麻烦，甚至又可以因为港币与美元的紧密关系而得到美元的支持。
用港币在内地建立规模庞大的国际金融市场，也是对中国经济的保护。因为所有国际货币进入中国购买人民币资产，都必须先兑换成港币，香港金融管理当局将可以根据中国宏观经济的需要，配合中央政府调节国际资本在金融特区内的流动方向和速度，由此来防范外部突发性的恶性波动。同时，由于所有国际资本都必须以港币买卖金融资产，所有金融交易过程就都在中国人的视野之内，就不怕“金融大鳄”的捣乱。
在上海建立港币金融特区，对上海也有巨大好处。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愿望已有很多年，之所以难以推进，根本问题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迈不开，还有就是法律与人才条件也不具备。由于用港币在上海建设开放的金融市场，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这个门槛就可以轻松迈过去了。此外，虽然是港币金融特区，但大量上市的还是长三角地区乃至中国内地的企业，并且是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这样的设计只会壮大上海的金融市场力量，大幅度提升上海的国际金融地位，使上海更快地成为能与纽约和伦敦比肩的国际金融中心与世界财富管理中心。而且，由于金融特区是在上海，根据我们的测算，未来金融特区市场规模将可高达上百万亿美元，面积可能需要上百平方公里，需要容纳上百万人就业，这显然是给上海的经济、金融、房地产和就业，建设了一个巨大的新经济增长点并引领上海经济真正能实现结构升级。
在上海建立港币金融特区，对香港也有显著的好处。如果有上百亿港元要经过香港才能流入内地，仅兑换业务一项就会给香港的金融业带来巨大商机，而每年的结算业务将可能比汇兑业务更庞大。由于上海港币金融特区必须由中央、上海和香港特区政府共同管理，香港特区政府也能从特区税收中直接获得收益，也给香港各类专业人才的就业开辟了新路。
香港人可能会说，既然有这么多好处，把金融特区直接放在香港不就行了吗？金融特区不好放在香港主要有三条原因：第一，国际资本是被中国经济的强势吸引来的，因为未来长期内，只有中国经济能够保持住强势增长，人民币也处在长期升值趋势，所以在金融特区内上市、发债的企业肯定必须是以内的企业为主，金融资产也必须以人民币计价才行，否则国际资本就不会来。珠三角不是中国的经济中心，香港有因为“一国两制”，人员来往不便，把金融中心放在香港，就不利于中国开放性金融市场的快速形成与发展。第二，如果未来中国国际金融市场的规模将需要上百平方公里才能容纳，需要上百万专业人才才能支撑，香港以有限的土地和人才规模也难以适应。第三，中国国际资本市场的形成，将会不断提升中国的金融资产价值，相应提升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香港目前已经被商品和楼市的价格不断大幅度上涨所困扰，如果再引进巨额国际资本，上涨的情况就会更严重，从而使香港的社会矛盾更不好处理。但是，由于香港的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远远超前于内地，对于在香港乃至整个亚洲地区都不太发展的衍生金融市场，应该放在香港来发展。
本报告也有一些重要问题没有提及或展开讨论，比如上海港币金融特区是由中央政府来直接管理好，还是由上海和香港政府组成联合办公机构来管理；金融特区应建在上海什么地方和怎样实行封闭化运行；在金融特区中上交所与港交所应以什么样的经济方式携手合作；为港币金融特区的发展，香港货币当局将发行数倍于香港GDP的港币，这样大的发行规模怎样发行、怎样控制；在金融特区内应发行什么样的金融商品，允许什么样资质的内外资企业入区；还有就是中央政府与上海、香港应形成怎样的利益分配比例。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决策后再由有关部门细化。
建设上海港币金融特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如果说未来20年，尤其是未来10年内中国有什么重大战略机遇，中国用开办金融特区的方法可能引入上10万亿美元，就是最大的国际战略机遇，把握住这个巨大战略机遇，就是给中国谋取到了巨大的国际经济利益，使中国在走向世界金融中心与财富管理中心的道路上，向前大大跨出了一步，从而为中国在2030年走向世界顶峰，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这样事关全局与长远的战略性决策，必须由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来作。
本项研究，包括一个简版，一个主报告和一个专门研究香港问题的附件。简版约7500字，主报告约1.5万字，附件约7000字。
课题主持人：王 建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必光 瑞安地产（中国）总经济师
报告执笔人：王 建
修改： 王 建
王湘穗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查史美伦 香港特区政府金融发展局局长
蔡来兴 原上海实业董事长、国务院参事
参加讨论 中国战略思想库成员：王湘穗 石晓敏 李晓宁 刘军红 赵昌会 马振岗 乔 良 温铁军 向松祚
特邀专家：
黄 平 张运成 马 骏 张茉楠 万晓西
2012年10月19日完成主报告
2013年3月13日完成修改和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