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不仅是中国文学的骄傲，而且是整个中国文化的骄傲。唐诗研究有着悠久而漫长的历史。一千多年来涌现了众多有成就的唐诗研究者。纵览唐诗研究史，我们可以发现存在着三大研究方向，或者也可以说是形成了三大学派，那就是考据学派、鉴赏学派和历史学派。
唐诗研究的考据学派，所做的工作侧重在资料整理方面，从搜集各种版本、佚诗、异文，到辨别真伪、校勘字句、笺证注释、考订作者，以至进一步研究诗人身世遭际，为其诗系年、为其人制谱等等。这一系列工作大抵属于文献学的范围，主要是运用文献学和小学功夫。从宋代开始，那些专事搜集唐人遗诗，为他们编订诗集并不断有所辑佚，有所考辨笺释的学者，就应列入这一派。杜甫、韩愈、李商隐等人的集子，最早就是经宋人整理而稍具规模的。明代的朱警、胡震亨，清代的季振宜、席启寓等人在搜集校勘唐人诗集方面，成绩尤为突出，《全唐诗》就是在以上这些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所形成。许多唐代诗人的年谱和诗作的编年，也是从宋人就开始草创，而后逐步改进、渐至精密的。本世纪以来直到今天，在这个研究方向上，成果数量和质量均十分引人注目。
鉴赏学派研究唐诗，主要立足于自身读诗的美感体验，着眼于对唐诗的美学分析，发掘唐诗的美学意义，并努力从中抽出某种带规律性的认识，同时也使尽可能多的读者能够领略唐诗之美。他们的工作属于诗学的范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艺学范畴。这一派至少也可从宋代算起，宋代出现大量诗话，这些作品的一大内容是评骘和赏析，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范温《潜溪诗眼》、释惠洪《冷斋夜话》到叶梦得《石林诗话》、葛立方《韵语阳秋》和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话家们形成了最早的鉴赏派队伍，历宋、元、明、清，这一学派延续不断，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不限于唐诗，成果形式也有所发展，如出现了评点（包括眉批、句批、总批、圈点等多种样式），数量极为可观。甚至可以说，一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大体就建立在这一学派著作的基础上。但这类著作的缺陷和不足也很突出，主要是理论性不强和缺乏系统性。本世纪初，西方文论大量传入，这一学派观察、分析的角度增多，批评的理论、方法和语汇趋于丰富，理论色彩也开始加强。中西合璧的鉴赏，为本学派开拓出新的局面，出现了不少旧学深厚而思想新颖、方法独特的唐诗研究者。在这方面，闻一多先生的成绩突出，他在实践中克服了旧式鉴赏随意零碎、全凭印象的弊病，大大提升了这一学派的学术境界，遂成为这一学派在现代最杰出的代表。
历史学派研究唐诗的特点是他们总是从诗歌史、文学史、文化史的角度来审视唐诗，致力于回顾和探索唐诗的发展流变，致力于描绘（其实是构建）唐诗从初期到大盛、中经低潮、重振到最后衰亡的一部历史。这是史学工作的一部分或一方面，研究者不但要懂诗，还需要发挥史学家的长技。即使不从更早，而从元代编撰《唐才子传》的辛文房、编选《唐音》的杨士弘和明代编选《唐诗品汇》的高棅算起，至今也有了数百年的历史。《唐才子传》是诗人传记的汇聚，按时代先后编成，可说已粗具史的规模。后两部书都是唐诗总集，编选者却对唐诗史有明晰的观点，提出了初、盛、中、晚的分期概念，其影响至今可见。这一学派在西方学术传入的20世纪发展尤快，许多文学史和诗歌史（含唐诗史）的出现，便是证明。
文献学、诗学、史学，既是三个学科，也是三种研究方向，自然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不同，而他们各自在自己的方向上努力前行，久之，各自的特色愈益显明，加上代有传人，于是就形成了学派。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这三大学派并无高下优劣之分。这一点无需费辞论证。第二，学派的划分是相对的，他们的学问长处、著作面貌和研究方法固然不同，但绝不对立，而是有着相通之处。这相通之处，表现在他们之间既有共同的基础，又有相互支援和促进的一面。所谓共同的基础，是指三派研究全都不能脱离的唐代历史。唐诗是在唐代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影响制约之下的唐人社会生活和心灵生活的产物，无论用哪种方法研究唐诗，都不能不考虑这个大前提。这一切也就成了他们的共同基础。在具体方法上，他们又可以互助互补，诗学研究和史学研究必须利用、借鉴文献学研究的成果，文献学者和诗史专家也要具备高度的感悟能力和鉴赏水平才好，这都是不言而喻的。从研究者个人来说，往往也是综合地运用种种研究方法，特别是一些大师或巨匠级的人物，更是不拘一格，左右逢源，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像我们今天要论述的闻一多先生就是如此。我们只是根据他们的主要方法和主要研究成果的性质、特色，来分辨他们属于哪个学派，而并无轩轾褒贬之意。
我们说闻一多先生是唐诗研究鉴赏学派在现代的杰出代表，有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他的鉴赏是立足于严谨的资料考订和自觉的历史观念之上的。闻一多先生对唐诗和唐代诗人做过系统的文献研究工作，《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少陵先生交游考略》《岑嘉州系年考证》《岑嘉州交游事辑》（注：诸文均见《闻一多全集》第六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深厚功力。他根据唐人诗集、唐人选唐诗和历代唐诗选集、 总集编选过《唐诗大系》， 按他的审美标准选录了204家的1400首诗（注：此数字据开明版《闻一多全集》本统计。 按闻先生的一位学生郑临川说：先生对《大系》的选目每年要审订增删一次。见郑氏《闻一多论古典文学》，重庆出版社，1984。）。这本《唐诗大系》按时代先后编排唐代诗人及其诗，对每一位作者的生卒年和某些诗的真伪作了尽可能的考证，有些结论至今仍然确不可移。与此相关，闻先生还做了《全唐诗汇补、续补、辨证》《全唐诗校勘记》《全唐诗人小传》《唐文学年表》等一系列工作（注：以上诸文分别见湖北版《闻一多全集》卷七、卷八、卷十。），闻先生心目中是有一部成形的唐诗史或唐代文学史，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写出而已。总之，闻一多先生对唐诗的鉴赏，是建筑在他对唐诗全面把握和对唐诗史的深刻认识之上的，所以他即使是论一个诗人，甚至赏析某一首诗，总是有全局在胸，有充分的文献学依据，而绝不是就诗论诗和孤立地品评一个作家的。
当然，闻一多先生唐诗研究最辉煌的成就和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还是他对唐诗的精辟鉴赏，如果说他的考据成绩还有不少同行可与比并，那么，他的唐诗鉴赏却可以说是独张一帜，绝难企及。闻先生对唐诗的鉴赏不仅体现于他的许多论著，因为他是大学教授，所以尤其表现于他长期的课堂教学中，可惜后者已随时间流逝，难以再现，我们只能从其当年弟子的介绍中略窥一二。根据我粗浅的了解，我觉得闻先生唐诗鉴赏研究的成就和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他从这五个方面大大提高了唐诗鉴赏批评的学术水平，为鉴赏批评树立了很高的标准，也就提高了这一学派的学术价值和地位。继承和发扬闻先生的成就，对于这个学派在21世纪的发展，使其能同世界学术同行进行高层次的对话，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深入诗人的内心世界
闻先生长期在大学任教，他的讲课极为精彩，据他在西南联大的学生郑临川介绍，他上课“讲时代背景像讲自己丰富的生活经历；讲诗人活动像讲熟识朋友的趣闻轶事；分析作品又像变成了诗人的化身在叙述这篇作品的创作过程。”他的学生把这样的讲诗称为“现身说法的教学法”。“现身说法”，不就是化身为唐代诗人，深入到他们的内心，设身处地地生活于遥远的唐代之意吗？知人论世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方法，而现身说法则是知人论世的最高境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深入地了解这位诗人的全部生活和全部人格。无怪乎他的学生们当年会听得如醉如痴，就是多少年后读他的文章，我们也仍有身临其境、如对故人之感。
比如他对孟浩然的分析（注：见开明版《唐诗杂论》中《孟浩然》一文。），先从一幅诗人画像讲起，把诗人“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马，一童总角，提书籍负琴而从”的形象和气韵如特写镜头般推到读者面前，接着论孟浩然在“开元全盛日”却不汲汲于功名，而是一味地隐居的原因。“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在他这回，无疑的那默契的对象便是庞德公。孟浩然当然不能为韩朝宗背弃庞公。鹿门山不许他，他自己家园所在，也就是‘庞公栖隐处’的鹿门山，决不许他这样做。”于是闻先生引出孟浩然的《夜归鹿门山歌》：“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然后问道：“这幽人究竟是谁？庞公的精灵，还是诗人自己？”并作出这样的回答：“恐怕那时他自己也分辨不出，因为心理上他早与那位先贤同体化了。历史的庞德公给了他启示，地理的鹿门山给了他方便……只要念头一转，承认自己是庞公的继承人，此身便俨然是《高士传》中的人物了。”这样的分析无疑是深得诗人之心的，而秘密就在于闻先生深刻地了解诗人的心理状态和形成这种心态的主客观原因。如果我们说在分析孟浩然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时，闻先生就是孟浩然，恐怕不算过分。正因为做到了这一点，闻先生才能举重若轻地说出以下这样一些言简意赅、发人深省的警句：“张祜曾有过‘襄阳属浩然’之句，我们却要说：浩然也属于襄阳。也许正惟浩然是属于襄阳的，所以襄阳也属于他。”“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不，说是孟浩然的诗，倒不如说是诗的孟浩然，更为准确。在许多旁人，诗是人的精华，在孟浩然，诗纵非人的糟粕，也是人的剩余。”这些都是最最切合孟浩然其人的分析，也是对孟诗最深入的鉴赏，因为它精彩，所以让人过目难忘，掌握了这些观点，再去读孟浩然诗，体会自然能够深入一层。
二、强烈深沉的历史感
好的文学鉴赏家绝不能就诗论诗，就文论文，而一定要把具体的诗文放到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中去论析。闻先生在这方面也是我们的榜样。“现身说法”的一个含义是设身处地，是身临其境，其实质是对于时代的透彻了解。时代是一个长过程，一个并无头尾的流动过程，功力愈深者，就愈能从漫长的历史中为眼前的现象找出根据和渊源，并勾勒出历史发展的线索。
闻先生论贾岛（注：见开明版《唐诗杂论》中《贾岛》一文。），文章不长，却精确地勾勒了他所生活的时代，描绘了以孟郊、韩愈、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中老年诗人如何地在“忙着挽救人心，改良社会”，而贾岛、姚合这批青年诗人又如何地“只顾躲在幽静的角落里做诗”的矛盾状况。他到时代特色中去寻找贾岛诗风的成因：“他（贾岛）目前那时代——一个走上了末路的、荒凉、寂寞、空虚、一切罩在一层铅灰色调中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与他早年（出家为僧——引者注）记忆中的情调是调和、甚至一致的。惟其这时代的一般情调，基于他早年的经验，可说是先天的与他不但面熟，而且知心，所以他对于时代，不至如孟郊那样愤恨，或白居易那样悲伤，反之，他却能立于一种超然地位，藉此温寻他的记忆，端详它，摩挲它，仿佛一件失而复得的心爱的什物样。早年的经验使他在那荒凉得几乎狞恶的‘时代相’前面，不变色，也不伤心，只感着一种亲切、融洽而已。于是他爱静，爱瘦，爱冷，也爱这些情调的象征——鹤、石、冰、雪。”这里对贾岛诗风的鉴赏是准确到位的，又是照应着左右前后、富于历史感的。
关于初唐乐府的成就，闻先生讲它们的继承和革新，讲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刘希夷的《公子行》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就一直追溯到梁陈和隋代的宫体诗，把初唐乐府定性为“宫体诗的自赎”。他在充满感情地讲解了《春江花月夜》，给了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这样的考语之后，说道：“从这边回头一望，连刘希夷都是过程了，不用说卢照邻和他的配角骆宾王，更是过程的过程。至于那一百年间梁陈隋唐四代宫廷所遗下了那份最黑暗的罪孽，有了《春江花月夜》这样一首宫体诗，不也就洗净了吗？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张若虚的功绩是无从估计的。”唐诗从初期到全盛的一条历史轨迹，就这样简洁而鲜明地勾画出来。
三、突出美感分析
在具体分析一首唐诗时，闻先生总是从自己吟玩那诗的美感体验出发，以此为根据，以美感分析为中心，以揭示诗美为目标，讲出一番美学的道理来，而不仅仅是自得其乐地吟咏一通，喊几声“好好好”了事。例子遍布他《唐诗杂论》中那几篇著名的文章和郑临川先生所述《闻一多论古典文学》中的说唐诗部分。这是闻先生说唐诗的精髓，是他说诗时贯穿一切和始终的红线。
随便举一个例子，是他对《春江花月夜》结尾几句的阐释。这几句诗云：“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他在课堂上念完它们后说：“这一片摇情的落月之光，该是诗中游子（扁舟子）情绪的升华，也是诗人同情怀抱的象征。它体现了这个流浪者在思想中经过一番迂回跌宕，终于把个人迫切的怀乡情绪转化为对天涯旅客们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多么愿意像落月一样用这最后的光辉照送他们及早赶路回家。在这里，诗人就把他前面敻绝的宇宙意识跟后面这种强烈的社会意识紧密结合起来了。”（注：郑临川《永恒的怀念——闻一多论古典文学代序》，重庆出版社，1984。）而在《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闻先生则以更凝练的语言分析这几句诗道：“这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给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就这样，闻先生把《春江花月夜》那些浑融优美的诗句，用既形象又理性的语言作了精辟的阐说，揭示了它们的意义和美学价值。像这样的例子，在闻先生的《唐诗杂论》中可谓俯拾即是。
四、用诗化的语言说诗
这更是闻先生说诗的拿手绝招，同样表现于他的全部讲课和论文之中。先生的语言是那样灵动而丰富，那样地充满激情而又富于思辨力，真使人对他的说诗文章百读不厌。
还可以举一个极端的例子，那就是闻先生诗集《红烛》里的一首诗——《李白之死》。这诗是闻先生根据李白捉月而死的传说写成，用诗的语言阐释着李白的人格和诗风。它以先生对李白全部理解为背景和基础，具体地涉及了李白许多诗篇的意境和句子。如“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如“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如“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如《梁甫吟》《永王东巡歌》《月下独酌》《古朗月行》以及《大鹏赋》等。又涉及了许多关于李白的遗闻轶事，如其母梦长庚星而分娩，如贺知章称他为“天上谪仙人”，如令高力士脱靴和最后的捉月而死等等。闻先生把这一切融会贯通，用诗的语言和形式加以表现，可以说是以诗说诗，以美释美，其难度是很大的。他发表于1928年的《杜甫》一文，是一篇未完的传记，虽然只写到天宝四载杜甫和李白的过从，但作者充沛的诗情已通过极具张力的话语洋溢于字里行间。请看他怎样写杜甫和李白的见面：“写到这里，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个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我们再逼紧我们的想象，譬如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的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诗中的两曜，劈面走来了，我们看去，不比那天空的异瑞一样的神奇，一样的有重大意义吗？”这完全是诗化的语言，不是像闻一多先生那样的诗人，是写不出来的。
五、指向哲理的升华和规律的总结
这是诗歌鉴赏所能达到的理想境界。鉴赏学派的学者们不但应帮助读者理解诗、欣赏诗，而且应努力给他们以思想的启发。作为一个研究者，在透彻地把握对象之后，也总愿再向探讨规律的方向前进。这在一般的鉴赏学者不易做到做好，但闻先生的唐诗研究中却有非常突出的表现。
他的讲课贯彻了这个精神。他讲唐诗，开宗明义就强调“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懂得了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这是他精研唐诗所得出的带根本性的结论。受此启发，我们认识到，整个唐朝是一个诗化了的时代，诗的精神贯穿于、渗透于这个朝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它的始终，那留传至今的几万首唐诗和更多的流散了的唐诗，都是这个诗的时代的产物和记录，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结晶。闻先生的这一认识非常宏观，有气魄，领会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唐诗。
闻先生的宏观还扩至全部的中国诗歌史，他说：“一部诗史，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上也就完了。南宋的词已是强弩之末。就诗的本身说，连尤、杨、范、陆和稍后的元遗山似乎都是多余的，重复的，以后就更不必提了。我们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许多运动和争论，都是无谓的挣扎。每一度挣扎，无非重新证实那一遍挣扎的徒劳无益而已。”这样的看法，只有凌驾于整个诗史之上，其气度又足以作高屋建瓴的分析，才能够提得出来，也才敢于提出。
当然，所谓规律，也是具体的，分层次的，有大有小的。在这种总体性概括之外，闻先生随时都把学生和读者的注意力往这方面提升。他论“大家”，说“大家的风格，看似独创，其实是表现了前人未有的生活态度，这并不是创新，而是从遗产中选择合于个性的接受过来，再加入个人的生活经验，便形成所谓特殊风格。”（《说唐诗•王绩》）他论诗歌形式，说“七绝当是诗的精华，诗中之诗，是唐诗发展的最高也是最后的形式。被人们欣赏的诗味更浓的词，也就是在绝句这个基础上结合其他的因素发展变化创新出来的。”（《说唐诗•王昌龄》）他论儒道思想冲突造成古代诗人的内心矛盾，论从唐宋到明清每个朝代的末叶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等等，也都是理论性很强的命题。
闻先生理论观点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们百分之百正确，而在于它们的启发性和挑战性。我总以为，无论在大学讲堂，还是在学术论著中，最不需要的就是那种四平八稳、毫无锋芒棱角的俗论。教师和学者的职责不是向人们灌输什么绝对真理，而是敞开心扉，同学生和读者进行真诚的思想交流，对于文学的鉴赏来说，尤其应当如此。我觉得闻一多先生的唐诗鉴赏批评正是这样，所以令人感到亲切。闻先生的观点往往不同凡响，可是，他也总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观点不同的学者完全可以同他展开辩论，但是你不能无视这些观点，无法避开这些观点。如果要进行反驳，不作充分的学术准备，也是根本不行的。
总之，闻先生的努力，确实使唐诗研究的鉴赏学派超越了以诗话、评点为代表的古典阶段而获得了现代性，大大提高了这一学派的学术境界，从而使这一学派完全可以同世界同行展开对话。在闻先生之后，这一学派继续发展壮大，许多大学教师在课堂上认真实践着，80年代中国学术界还掀起过一个新的鉴赏热潮，在这中间，闻一多先生的影响随处可见。但是，据我之见，好像至今还不能说已出现了超过闻先生的鉴赏学者。这并不是盲目崇拜，因为闻先生一身而兼诗人、艺术家、学贯中西的学问家，特别是他还是一个为民主自由而勇于献身的战士，具有极高尚的人品和雄深博大的气质，他的所有学术成就，包括唐诗鉴赏的成就，都是这些因素综合的成果，而今天的人要达到如此完美，实在是太难了。
附记：1999年是闻一多先生百年诞辰，9月，武汉有“99 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文是笔者为参加此会所撰，曾以此文在大会发言，会后又作了一些修改，谨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