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笹川平和财团和共识网的共同邀请，获得这个跟日本朋友们交流的宝贵机会，感到十分荣幸。

刚才萧教授（萧功秦）讲的问题，我们应该把它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去观察。在近代，中国和日本都进入了两个国家不曾了解、也不太习惯的国际环境。两个国家长时期的友好，被这样一种陌生状况骤然打断——东方国家原来具有的社会秩序，一下被切入到了西方建构的世界秩序之中。在这种背景条件下，两国失去了自己在古代社会便形成的悠久和广泛的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认同和友好关系。就此两国要在新的世界秩序之间，寻找并确定两国关系的崭新机制。正是在这样一种崭新机制中，中国和日本都产生了迷失。比较起来，日本的迷失时间相对较短，迅速走向了现代化;中国的迷失较长，直至今日，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还横亘着相当多的困难。中日现代发展的差距，引发了两国间非常多的误会，甚至导致了巨大的悲剧。如果说中日两国要建立良好的国家关系，甚至希望能恢复到古代时期那种全面而友好的国家间关系的话，确实需要中国和日本对自己自近代以来的国际处境有一个重新认识。

在这一点上，因为我的专业兴趣，我更愿意把中日两国对自己国际地位的重新认识焦点放到中国，所以我想分析的问题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际认知。

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际认知可以说经历了一个天翻地覆的结构性变化。在古代历史上，中国人有自己的国家观，也有自己的国际观，但唯独没有自己的世界观。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与中国人的自我定位有密切关系，在整个古代社会，中国人对自己的定位里，暗含了文化的自恋、政治的自负和经济的自我赞许，我们把这三者结合在一起了。就拿国家的地理位置来说，从“中国”这个自我称谓，就可以看得出这种骄傲——我们是中央帝国，其他国家都是周边国家。其实，这是古代中国人在地理上的一种误会。但这种误会导致中国人在建构社会文化和政治文明上的一系列自恋情结，由此塑就中国人自认的文化领先全球的辉煌意识，因而自称是中华帝国。

如果说中国人这样的两重自我认知仅仅是对自己的定位，而不是对其他民族的小视，那么并不妨碍中国的长期发展。因为，每一个民族为了提高自己民族的凝聚力，都会有自恋的倾向。我想，大和民族同样会有这样的自恋倾向。但麻烦的是，当中国以这样的地理定位和文化定位来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在古代时期，就会带来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优越感，这从中国建立的源远流长的“朝贡体系”可以获知。

在朝贡体系中，中国人位于天下体系的中心位置，居于世界中心。由于自认创造了世界上最辉煌的文化，因此，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朝贡就是天经地义的。这个制度在西周的“五服”建制中成熟。那时我们就构想了以五百里为一个圈层，逐渐再以五百里向外扩大一个圈层，最终形成两千五百里范围的朝贡国际体系。今天看来，这个体系实际上是某种虚构的产物。譬如说在朝贡体系里，圈层最紧密的有越南、朝鲜等国。在中国人自己建构的这一朝贡体系中，日本也是核心成员之一。但是根据朝贡史的研究，真正对中国古代帝王政权朝贡的，朝鲜是定期的，关系比较紧密，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也比较明确。越南也有不定期的朝贡。本来在这个朝贡体系里日本是一年一贡的，但是日本几乎没有贡。不过这并不妨碍中国人坚信自己的朝贡体系对它整合天下秩序所具有的效用。直到西方人建立了世界体系，也就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它们以现代市场拓展、土地征服和民主政治逐渐建立而构成的这个现代世界，成为摧毁天下体系的一个强有力的新体系。中国人对这个新体系感到十分陌生。我们完全无法接受一个建立在非道德基础上的、以所谓物质文明为奠基，以军事文明作为力量支撑，以现代的个体化道德作为后盾这样一个崭新体系，这个体系对中国人而言完全是一个异己体系。

天下体系和世界体系的接触是以悲剧开始的。两个世界的接触，本来是以贸易以及双方的相互羡慕为起点的。比如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时候，对中国的富庶，财富的积累，行政管理的井然有序，印象极为深刻，十分羡慕。所以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时候，像伏尔泰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对中国是极为赞赏。但问题在于，天下体系和世界体系遭遇的时候，两个体系所秉行的接触规则是大不一样的，这就必然导致很大冲突。中国人的优越感，一直维持到十八世纪末。1792年，马戛尔尼来到中国，当时的中国皇帝还认为他只不过是来自于英吉利的“海夷”(海上来的野蛮人)，到中国来是朝贡的。因而两国人士之间发生诸多分歧，为英使如何下跪，便商讨了漫长的时间。马戛尔尼这样一个事件表明，开始英使试图促成两个世界的和平通商，但是中国因为自己的政治尊严很难接受这件事情。好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出现悲剧事件。中英的贸易仍然在持续。最初的贸易，中国输出茶叶、香料、丝绸等等，中国这些特产让英国人迷醉，结果让他们在全世界掠夺的黄金白银哗哗地流向了东方。于是英国人想方设法把贸易逆差变为顺差，鸦片贸易的大幕就此拉开。

展开鸦片贸易的中国区域，正是中国人张扬七情六欲的沿海地区，譬如说广东。沿海地区的人抽鸦片一下子便上瘾了。这改变了中英贸易的失衡结构。以至于清廷不得不派遣林则徐到广州销毁鸦片。这使得两个世界的和平通商和贸易变得骤然紧张。结果就是，解决贸易冲突，一定要诉诸天下体系和世界体系的非常政治手段，也就是借助战争手段来加以解决。由此引导出中国国际认知变化的三个阶段、两个重大变化。所谓三个阶段，首先，中国人最初还是想与西方来的“世界”力量，和自己掌控的“天下”力量之间，通过定约而形成有序的通商，将天下与世界理顺为由中国帝王控制的机制。但这样就从中国原本以道德感动为主要动力的朝贡体系，演变为一个由国际订约，也就是现代国际条约体系支撑的商贸和政治机制。

问题在于，中国一旦进入这个订约的过程，就遭遇一个悲剧性的开始。由于中国的订约不是主动的行动，而是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被迫与西方国家签约。这一点，日本朋友也有体会。西方最初进入日本的时候，也强加给日本这样的条约体系。当时的日本人也接受不了。日本人的古学基调，基本来自中国的儒家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国突然进入到一种亲兄弟明算帐的条约状态，对日本人来说是不太习惯，对中国而言是不太能接受的。这个条约是因为中国战败之后强加给中国的，西方战胜者对中国的条约强加，让中国人倍感不公平。

因此，一旦东西方社会进入国际条约体系，中国行之既久的朝贡体系就土崩瓦解了。尽管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个条约体系不一定不公平，但因为签约双方之间实力悬殊，会对条约体系有不同的认知。在这个条约体系中，西方属于强势地位，认为自己站在现代发展的道德和实力高位;东方尤其是中国，认为自己站在一个道德和发展的低位，是被欺凌者、受害者。因而注定双方对条约签署与执行的真诚性、约束力都会大不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结果，那就是一旦条件改变，中国一定会进入一个修约、甚至废约的状态。中国人修约和废约是有非常强烈的政治道德动力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这类条约是西方强加给中国的，这类代替天下体系而起的世界性、国际性的条约体系，不是双方对等和资源签署的。因此，中国要求修约、或者要求废约，都有天经地义的道理。因为契约的现代精神，一定是平等的双方或多方自愿签署的协议。这种修约，到晚清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全面尝试的情形，北洋政府时期则是卓有成效的修约阶段。可惜一战中断了这个过程，给中国带来了激进政治和革命政治的结果。刚才萧教授也提到，革命外交的兴起，使中国人拒绝国际条约体系，因而迅速进入了一个废约的阶段。

废约经历了两波，一波在国民政府统一了中国之后，一波在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后。两波废约，都是中国处于革命高潮的结果。但显然，废约的结果明显影响中国迅速进入现代世界的进程。

在天下体系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两波重大的变化，一是我们被迫进入订约的世界体系，但我们认定订约是不平等处境的结果，因此总想修约和废约。我们对天下体系演进到世界体系，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因而有了两波革命外交，便必然有两波废约的尝试。但革命终告一个段落之后，中国面临一个经济发展的局面。按邓小平先生的说法，要补经济发展这一课。怎么补呢?我们需要学习西方发展经济的先进经验，于是，第三阶段启动，我们必须重新与西方国家订约，也就是重新进入国际条约体系。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流行说法，“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怎么样才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呢，你就必须接受国际社会既定的商贸规则、外交仪轨、国际法条。

众所周知，中国曾付出了长达十五年的时间，努力争取加入WTO。加入WTO曾经使中国社会和中国官方又陷入晚清、民国和人民共和国早期的高度紧张状态。甚至有人认为，加入WTO会导致中国经济秩序的整体崩溃。为此，当时的朱熔基总理特别号召全党要认真研究WTO的各项协议，看什么对我们有利，什么应当规避。因此，十多年来，中国人在这个国际条约体系当中，可以说大大地利用了WTO的优势、而回避了WTO的挑战。这一方面表明，中国进入国际条约体系后已经逐渐成熟了，不再用废约这样粗糙的政治举动，把自己隔绝在世界之外了;但另一方面，世界反过来不接受中国的行为方式了。这就是TPP兴起的最重要背景之一。

中国现在又一次陷入一种国际张力状态。怎么办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接受国际体系、谨行国际规则，才能真正融入世界，作别自闭的“天下秩序”观。如今，“天下”和“世界”的游移感又一次出现了，中国人又产生了徘徊和彷徨。中国未来怎么样摆正自己走入世界的步履呢?我们必须要在国际社会中更好的学习契约精神。

谢谢各位!

【提问环节】

问：在目前的世界体系当中，确实中国的发展很快，但是中国的发展引起了周边国家的不安，因此有一种声音希望中国慎重言行、慎重作为，这是为什么呢?中国已经是一个实力很强的大国，是否应该考虑到周边国家的心态，是不是应该行动得比较慎重一点为好?这点中国本身有没有意识到?我想请教一下任老师。

任剑涛：您特别强调在现代世界体系当中，近期中国的发展表现非常好，也发展得非常快，但是在处理跟周边国家的关系上考虑似乎不太周全，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快速发展有一些审慎反应。这是一个很准确的观察。

的确，中国采取的一些措施确实让周边国家感觉紧张。如果说日本人在某些方面还不太那么担心的话，那是因为日本的实力仍然不可小觑，一些更小的国家或者经济实力更弱的国家的反应可能就比较大了，连与中国关系一向比较友好的新加坡，他们刚去世不久的前总理李光耀也曾向美国提出要平衡中国。

经过9月3日阅兵之后，我相信，中国对自己的国际新认知实际上已经出现。最近习近平也特别强调，日本不是中国的敌人。中国会在自己的发展当中重新意识到鲜明的敌友之辨对自己的发展、地区的安全、世界的局势，都可能是不利的。取决于三边平衡的要求，我相信中国未来会有越来越成熟的国际行为、越来越成熟的地缘政治观念。当然，作为一个刚刚崛起的大国，难免会有冲动性的国际反应。但我认为，中国会逐渐减少这种冲动性的国际反应，从而成熟的进入国际体系之中，发挥自己作为大国的世界责任。

刚才有一位朋友提到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了全面的市场化，但在实际行动上似乎在加强国家垄断，定位和实际举措是背道而驰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了法治化，但似乎近期对一些学者和律师的行动表明，这似乎也有一种背道而驰的反讽。

客观上讲，中国近期的一些现象确实给人这样一种强烈印象。但我觉得，其中有可以解释的因素。那就是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从上到下，权力的推动变成了改革的决定性因素，当权力对自己产生不安全感的时候，权力所确定的目标与权力的安全感就会在排序上出现一些颠倒。因而，权力自身秩序的整顿，在某方面就会优于或者先于权力所要处理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它是临时的反应。当权力所确定的长期目标和权力的当下反应之间逐渐出现一个吻合的关系时，中国就能保证自己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