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5日至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了越南、新加坡这两个东盟（亚细安）国家。中越领导人宣布要实现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越南“两廊一圈”两大发展战略的对接，中新领导人决定启动两国自贸区升级版谈判。这表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区域合作带来了新的方向和动力。

在11月1日于韩国首尔举行的第六次中日韩首脑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与韩国的朴槿惠总统、日本的安倍晋三首相誓言“克服东亚局势复杂多变造成的困难”，“坚定推动三国合作向前发展”。

再过几天，中国领导人将在菲律宾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在马来西亚出席东盟+1、东盟+3和东亚峰会，带去和平、合作的信息。中国人期待是，在增进地区国家信任和理解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区域合作。

而东盟也希望在年底之前正式宣告建成亚洲第一个次区域共同体“东盟共同体”，希望借促进东南亚和东亚区域的一体化进程。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东亚地区合作的进程正在不断受到分歧和争议问题的干扰。尽管中国－东盟合作不断深化，东盟和中日韩，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区域合作框架却趋于降速。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东亚区域合作能否保持前进的势头？

东亚区域合作曾是本地区各国的共同骄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东亚各国超越分歧，秉持包容精神，以极大魄力在地区搭建起“同心圆”式的区域合作架构。这个架构以东盟为中心，10+1和10+3合作为主渠道，东亚峰会为外延，共同支撑起东亚区域合作方兴未艾的局面。

从1985年到2014年，全球经济总规模增长了6.2倍，而同期东亚经济体（东盟+中日韩）经济总量扩大了9.3倍。东亚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30年前不到17%，现在是25%。

如果说欧洲一体化走的是制度模式和价值体系类同的国家，超越地缘分歧步步深化联盟的路子，那么东亚区域合作走的则是一条跨越制度和价值鸿沟而进行多重构建、梯次整合的路子。从这个意义上讲，东亚区域合作对人类社会在交流中融合、在融合中进步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丝毫不亚于欧洲一体化进程。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进一步确立了睦邻、安邻、富邻的亚洲政策，在周边外交当中积极参与和鼓励多边合作，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坚定推手和重要贡献者。中国支持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既尊重了东盟的积极性，也有效规避了大国竞争因素对区域合作的负面冲击。在大国众多的东亚，东盟以自身一体化带动区域一体化，虽是“小马拉大车”，但富有成效。

现在，中国的地区政策目标并未发生变化，但确有多种因素在冲击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可以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对东亚地区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区域内部领土和海洋划界争端、国际河流上下游利益差别等争议问题的突出亦给东亚合作带来干扰。东亚区域合作的会议往往被负面议题主导。

美国“重返亚太”对军事安全议程的强调显然增加了东亚区域合作的复杂因素。在东亚区域合作平台上，各国曾经有着优先推进合作与经济发展议程的默契，但是美国强化排他性军事同盟的动作使之难以为继。

另一个事实是，2009年至2010年间，当时的日本政府显示出重视“亚洲协同”甚于超过对美外交的姿态，这似乎触及了美国亚太战略的底线，使美方感到不安。而日本被迫改变了其对区域合作的态度。近年来，作为本地区重要国家，面对中国上升势头，日本在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机遇论”之间拿不定主意。于是人们看到日本支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却又优先投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精力分散。

能否得出一个结论：中、美、日以及东盟四方利益兼容性的下降是东亚区域合作遭遇挑战的根本原因？如果是，那么我们就要重新审视各自的政策，努力在自身国家利益与地区合作大局之间求得平衡。

对东盟而言，是要保持住自身引领区域合作的意愿和能力，照顾本区域各方更广泛关切，以继续为其发挥核心作用赢得支持。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受到南沙争端升温的严重干扰。个别东盟国家偏离2001年签署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DOC）精神，在南海采取挑衅言论和行动。中国支持东盟联合自强，但不能支持东盟国家联手损害中国的利益。

对作为亚太地区一员的美国而言，需要尊重地区国家优先发展经济、开展合作的共识，与亚洲国家真诚对话，在既有和将有的区域机制之间架桥而不是筑墙，与各国一道引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而非恶性竞争、相互排斥的地区环境。

至于日本，是要学会倾听邻国的声音，不能一门心思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日本应与邻国在历史问题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并增进相互了解，这将有助于消除东亚区域合作发展的一大障碍。中日需要重拾战略互惠的精神。

中国的责任又该是怎样的呢？中国需要保持推进东亚区域合作的信念，避免受到外部因素过多干扰。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在参与东亚合作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灵感和经验，要为促进地区共同发展提供更宽广的舞台。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中国需要持之心恒地经营周边，避免自身利益与地区利益发生抵触。在争议问题上，中国将一如既往地稳妥处置，以平衡方式寻求谈判化解之道。这也是本地区其他国家应有的气质。

作为对本区域负有责任的成员，我们不应允许区域合作发生“退行性”变化。长此以往谁都不会成为赢家。各方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肩上的责任，突出地区议程的积极面，以免被消极和争议问题所把持。

作者是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