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8日听说吴建民大使出车祸，不敢相信。19日我来到吴建民大使的家，夫人燕已经在门口了，她还是那样，消瘦而硬朗地站着，握手挺有力量的，保持着她一生的坚韧态度。进门后，我到吴大使的肖像前摆了一束白色的花，墙上挂着遗像，看着他那份熟悉的宽慰人的微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怎么会？我听到身后燕轻声地叨咕着：“总觉得，什么时候门一开，他就走进来了……”真是让人心碎。

年轻时候就是因为燕认识了吴建民大使，当时我刚从驻外回来，被分配到外交部翻译室英语组，燕是资深翻译，负责指点我，也因而成为我一生最重要的导师之一。我这个人出道晚，做什么事都有点漫不经心，有今日如此认真和严谨的态度，多亏了导师近乎苛刻的严厉。她有意识地矫正我的随意性格，出现任何小的纰漏都会不依不饶地教训，我真是怕她了，也是因为怕，才凡事都一核再核，培养起好的习惯。我们当时都更喜欢吴建民，他每天下班会准时来接夫人，一出现总是笑呵呵地，被我们戏称“家长来接幼儿园小朋友”。他也不介意，日日被取笑仍然乐此不疲。

做外交，外语基础很重要，否则在驻外使馆工作会比较困难，当时出国的代表团也需要使馆协助翻译。吴的专业是法语，夫人是英语，两位都达到专业翻译顶尖水平，但吴建民还很认真地学习英语，他私下聊到，有了英文他出国工作也有机会去英语国家，可以照顾到夫人的专业，否则总去法语国家，夫人随任业务就用不太上了。我当时看他们很温暖，外交部许多人因为专业的不同，夫妻天各一方，他们却是无论到哪里任职大都能在一起。

现如今，吴大使与燕却如此忽然间阴阳两隔，我坐在她身旁，觉得什么安慰的话都失去了意义。燕对事故一直发蒙，她了解吴有系安全带的习惯，反复说不应如此疏忽，坐在后排就不系安全带了？果然，就在我们坐在那里的时候，听到武汉来电话说，吴大使是系了安全带的。不过关于车速和其他造成事故的原因还需要调查。

出得门来，心情压抑。吴建民大使去世之后社会反响强烈，我从中认识到，这些年他面向公众做了这么多工作，在我们这些职业人士中实在难得。有公众也有不同声音，同去的利是我的年轻同事，她对网上信息十分感慨，问我怎么看。

我过去对吴大使的讲话非常关注，从中也学到不少，尤其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无论是看历史还是看现实，他辩证的两分法认识对我很有启发，既要牢记落后挨打的经历，又要汲取不开放不改革的教训。他与国内不同意见的辩论也促使我思考。中国公众对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有着广泛的兴趣和关心，这种热情在世界各个国家中不很多见，应该是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历和目前国家成长带来的变化有关系。中国现代外交是从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开启的，因而，从第一天始就牵扯了太多的国民情感和国家权益。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渗透了大量的悲情意识和后知后觉的无奈。

吴建民大使不仅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有深入的理解和认识，自己也有大量的外交实践。我知道他在外交战线上是一个成功的战士，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压力或是复杂环境，他总是能够冷静判断，勇往直前。我很喜欢与他讨论问题，他有一种举一反三，从局部反观全局的习惯和能力。记得他在法国当大使时，我去出差，他很关心我负责的亚洲片的情况，仔细地询问当时正在推进的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包括中方提出这个建议的初衷、政策考虑和对前景的估计。他依据欧洲经验提示我更好地认识区域一体化进程和中国的机会。

对于他所参与的辩论，看得出来，吴大使生前是欣赏对手和认真准备后参与讨论的。从观察的角度，我认为吴大使对30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直推行的外交政策吃得比较透，阐释的也相当丰满，他的观点显然是基于这些年实践证明获得成功的经验，是扎实的。但是，当前社会上出现的激烈争论也说明，在如何延续这些政策上，公众也有新的期待。也许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不幸事故，大家有时间做更多的思考和研究，让这场辩论走向深入。这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显然是必要的。

一个国家每个时期的外交政策都需要解决当时最重要的大问题，今天的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论是国人的自我认识还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都很不一样了。近年中国的外交行为更加积极主动，赢得更多的国际认可。我最近与来访的外国客人谈话，发现他们集中关心的问题是：中国如何设计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和自己未来的国际角色？显然，我们需要在多年成功的外交政策基础上，构筑更加广阔的外交视野，不断更新理念和思维。与传统的发达国家现代化历程相比，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成就可以说具有“压缩型”特点，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思维的进步无法简化或者压缩，我们的时代思考如何跟上时代的变革，可能是学界当前面临的一个挑战。希望吴大使留下的思考和这场辩论提出的问题，能够促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外交思想，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更好地理解和诠释中国日益丰富的外交实践。

[1] 2016年6月20日，全文发表于《译言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