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了物质消费的时代，致富和快乐几乎成为普通家庭的中心话题。有人用“小时代”来定义今天的中国，一个相对富裕和轻松的时代，衣食无忧。从网络话题中可以发现，年轻人忧的是：跌倒的老人扶不扶？过年是回到自己的父母家，还是去公公婆婆家？当然，我们不是没有宏大的课题，2015年11月底在北京举行了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议题是如何在5年内让7000万生活在每年2300元人民币贫困线下的人摆脱贫困，中央为此做出全面部署，包括扶助生产、医疗和教育资源的倾斜等等。
同时，我们从电视上可以看到，世界仍然有战场的满目疮痍，仍然有难民的流离失所，还有大规模恐怖袭击带来的伤害和恐惧。我们不能不深切体会到，和平与稳定是多么宝贵。中国之所以能够快步成长，之所以今天人民能喜之所喜、忧之所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国家一直保障了一个好的政治和安全环境。30多年前邓小平先生对世界大势做出重要判断，人类进入和平发展的年代，不能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
2015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又是“一战”百年后，新的一百年的起始之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类目睹了两场热战和一场冷战，经历了战争、冲突和国家间无休止的争斗，教训是深刻的。站在新的历史端点，人们需要思考的是，世界能不能把持住和平与发展的大势？抑或是，任由动荡和冲突把人类拉回到黑暗中去？
在即将过去的2015年，各种矛盾都被释放出来，纷纷乱乱的事件昭示着世界的变化。也许，可以用“分化”二字描绘今天不平静的世界，在国际政治中，对抗因素又在生成或者是突出起来。
首先，恐怖主义对文明世界的挑战成为年末最引人注目的全球性安全问题，各国人民对非传统安全作为当今首要威胁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记得2001年“9·11”事件发生时，我们用“大象无形”描绘恐怖主义，14年后的今天，恐怖主义不仅更加强大，而且正在成为有形的威胁，而国际社会仍然无法在如何应对上形成有效的抵抗合力。就拿叙利亚危机来说，目前的严峻局面里面掺杂了太多的复杂因素，有大国竞争和干预的后果，也有宗教分歧和部族仇恨的影响，搅成一团乱麻，让人无处下脚。最近出席国际论坛时常听大家议论，国际社会反恐的方式到底对不对？我国舆论场也在议论，中国要不要和如何介入？事实上中方为推动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做了不少外交努力，日内瓦会议就是中国最早提议的。问题在于，国际社会能否看清世界政治变化的主线？能否在共同维护世界安全上形成共识？
第二是，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战略竞争又突出起来，世界主要力量之间的利益分化大于聚合。例如，美欧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较量，再次构成国际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这在乌克兰危机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当时有人甚至提出“是否冷战归来”的问题。再比如，在亚太地区，美国介入地区纠纷和强化军事同盟，表现出引入新的地缘竞争的意图。美国在亚太的核心关切是“权力转移”，担心被中国“挤出去”，所以从地缘政治出发，开始介入中国与邻国的争端，由此引发领土主权之争转变为战略竞争的风险。美国在南海对中国岛礁采取靠近和飞越行动，这并不符合中美在南海保持和平稳定的共同利益，难道不是新的安全之患？
当今世界的“大国之争”，更像是冷战漫长终结进程的一部分，在这个新旧秩序交替的时期，总有人试图用旧思维和旧方式处理新问题，把旧的问题幽灵化，把新的问题古典化。如此纠结，如何能在面临更大的更真实的人类共同挑战之际，形成抵抗的合力？
第三是在经济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增长的分化与合作的分化。2015年美国经济复苏成效显著，数据显示，美国的季度增长率保持在2%~3%的水平，失业率回落，并继续引领创新，在西方世界一枝独秀。但国际上普遍注意到的是，美国这个最大的经济体向好，未能带动全球复苏，人们对美联储一旦加息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忧心忡忡，一直等着这只“靴子”何时落下来。有文章认为，美国的复苏是“吸入性”的，以欧洲和新兴市场衰退和资本抽逃为成本，事实上会削弱全球复苏的潜力。
与此同时，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名存实亡，美国为了维护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主导权，积极促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在没有吸纳所有主要经济体参与的情况下，另行确立新的规则体系。这不能不令人怀疑美国是在重新“筑墙”，而不是“拆墙”。那么，未来全球经济秩序是否会朝着集团化、排他性的方向发展呢？
第四是在人文层面，全球化为国际社会带来了交往的自由和便利，但现在这种开放受到质疑，文明分化与文明交融两种趋势都有。根据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数据，目前每年全球出国旅游的人达到11.38亿人次，中国2014年出国旅行者就超过1亿人次。这么多人在世界上走动，如何保障他们的安全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大难题。发达国家长期高举人权价值观的旗帜，这也一直是他们在难民和移民问题上的核心标准。而面对恐怖主义、极端势力的威胁，这些观念面临颠覆，欧洲人也在反思，能否继续兑现其标榜的价值。但如果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交流之门纷纷关上，如果“逆全球化”成为主流，世界是否会再度被分割？那样的世界能更安全吗？
以上四个方面的变化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动态，或者说是分化，如果时间充裕，这个单子还可以罗列下去。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入一个全速发展的历史阶段，资本、技术、人员、劳务从过去以西方国家为核心的中心发达地区，向全世界更加广泛的地区扩散。中国借助全球化的浪潮，实现了改革开放的目标，实现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全球化对传统结构带来冲击，有人称之为现代碎片化现象，包括热点分布的碎片化、信息传播的碎片化、人类认知的碎片化等等。“碎片化危机”成为国际关注的重大课题之一。
这背后的深层问题恐怕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战后世界秩序出现问题。必须承认，这个秩序曾经推动了世界的发展和进步，但是，面对新兴国家的崛起和各种新老问题的纠结，它未能及时调整，既不能提供完整、平衡的利益覆盖和权重分配，也缺乏有效的治理和解决办法。就像一个长大了的人，还穿着小号衣服，处处难受。
美国，作为现行世界秩序最具实力的主导性国家，接连出现重大战略失误。2002年美国出兵伊拉克，导致一个国家结构的垮塌，至今处于无序状况。2010年突尼斯政局变动后，西方开始鼓励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在一个接一个的国家打开潘多拉魔盒，至今余火未尽。中东旧的秩序不断被打破，新的却不能建立起来。2007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更是导致西方世界全面陷入困境。美国有人称之为“战略灾难”。
现在，美国试图从错误中抽身，提出“重返亚太”，但又把防范的矛头指向中国，加剧了中美互不信任。这是否又是一次战略失误？是否会让两个大国错过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机会？这是一个应该风险共担的时代，重大问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责任缺失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挑战。
当然，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国际社会已经开启了诸多探索。20国集团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行已经做出提高发展中国家投票份额的决定，IMF把人民币纳入了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体现出中国对当今世界新的担当。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投行将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弥补现行国际机制的不足。由东盟发起、包括中国在内16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也在加紧推进。
中国是当今世界的重要变量之一，我们已经超越了依靠外界带来的机遇闷头发展自己的时期，现在需要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更主动地构建自身发展所需的良好国际环境，尤其是需要开始思考，如何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前不久基辛格博士来北京，我应他的要求安排了一场与中国年轻人的对话。说到世界秩序变革问题时，大家纷纷对美国提出批评。基辛格耐心听完后，反问：“年轻人，如果现在把领导这个世界的权力交给你，你对世界秩序的构想是怎样的？”大家没有答案，显然都没有想好。
我们需要有更多具体的思考，不仅有宏观的也包括微观的。当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提前落到中国人的肩头，当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未来最大机遇在中国并为此而调整自己时，中国能为解决全球难点提供什么方案？能为促进全球均衡增长提供什么样的改革理念？如何能让更多国家和人民感受到中国崛起带来的利好，从而真心实意地与我们携手前行？
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中国面临如何让外界更好地了解自己的难题，目前的沟通显然是不够的。世界现在很想听中国故事，窗口已经打开，我们需要提高这方面的意识和能力。归根结底要靠我们自己向世界讲清楚国家的抱负和人民的梦想。
[1] 2015年12月12日，傅莹应邀出席“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演讲全文首发于财经网和澎湃网。2016年1月7日，《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该讲话节选，题为《中美不应错过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