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谢洛夫斯基认为：“母题是基本的叙述单位，即指日常生活或社会现实领域中的典型事件。”〔1〕对于作家来说， 与自己的情感体验和价值判断连在一起的母题选择是一种推动构思和结构的力量。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有着自己的生活域界以及伴随他的个人化的心理体验，这种个性化的生活域界及心理体验会成为他母题选择的重要源泉。在朱自清的文学创作中，作为创造主体“天才的能动表现”（马克思语）的母题选择同样与作家的社会生活以及生命体验有机交汇和化合在一起。这样的母题就是女性母题。作家从这个母题出发，形成了他文学创作的系统，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世界。
女性：通向人类永恒的亲情
朱自清先生认为：散文的艺术生命是“情感”，文学作品之吸引人“最大因素却在情感的浓厚”〔2〕。 一篇文学作品如果缺少流动的情感的清泉是不可能去憾动读者，与读者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的，而只能导致艺术生命力的枯竭。作品情感浓厚的抒发在于作家以真诚的心孕育真挚的情，在于作家对生命，对人情世态以及身边物事的真切体验中能够自由地把握情感喷发的程度与方式。一个艺术家的心中总有着永不干涸的情感的源泉，正是这情感源泉的温润使得其作品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在朱自清先生的文学作品中，情感最为浓厚，最为诚挚动人的是几篇怀念亡妻的文章。他把对与自己相敬相爱，过早离开人世的伴侣的深切怀念，通过一些细微的家庭琐事表达出来，缠绵俳侧，情真意切。他正是把妻作为普统女性中的一员，来表现个人情感世界的一部分并上升为人类永恒的亲情的，这是一个亘古未绝的文学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类作品所洋溢出的浓厚的人类亲情关系，激发了读者心中的集体无意识（可以说这种亲情是与身俱来的），与读者的潜意识情感产生共呜，表现了作品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的。
其实，古今中外不胜枚举的优秀悼亡之作，已经充分说明了这种人类亲情的客观存在，也同样让我们不难理解朱自清笔下的这一文学母题最终是怎样通向人类普遍存在的亲情。可以这样认为：是作家的人类之爱导致了旨在反映人类美好亲情关系的女性母题的创作，同时，这种旨在反映人类美好亲情关系的女性母题创作又使得作家的人类之爱变得更为圆满而充实。也许作家在进行这一母题创作时，只是心灵的自言自语，自我的倾诉与沉醉，或者是在一种原罪意识支配下的宗教般的忏悔，然而，读者却可以从这些至真至切的悼亡之作中体验到人类亲情的伟大与可爱。
《给亡妇》写于1932年，是妻子武钟谦死后三年所作，在这样一篇弥漫着凄凉氛围的悼亡之作中，作家采用第二人称，仿佛与逝去的妻子面对面交谈，用近乎叨唠的叙说，写了生前妻子对孩子的尽力抚养、时常的惦念，对家事的悉心料理，写了妻子在家庭生活中表现出来的顺从与忍耐的脾气品性，全文由轻轻的呼告起笔：“谦，日子真快，一眨眼你已经死了三个年头了”，然后告诉妻他逝去后孩子的情况，紧接着由孩子引起了作者对过去的深情回忆，作家写道：“你的短短的十二年结婚生活，有十一年耗费在孩子们身上，而你一点不厌倦，有多少力量用多少，一直到自己毁灭为止，你对孩子一般儿爱，不问男的女的，大的小的，也不想什么‘养儿防老，积毂防饥’，只拼命的爱去。”“除了孩子，你心里只有我……你换了金镯子帮助我的学费。……你在家里受了许多气，又因为我家的缘故受你家里的气，你都忍着。这全为的是我，我知道。……”在这一段段对生前琐事的近于谈话的娓娓叙述中，闪烁着作者与妻挚情笃爱的光彩，流溢着血浓于水的亲情。作家已把他的情感纤细的触角探进了与妻生前朝夕相处的件件琐事中，使件件在平时看来素朴的小事在作家情感雾岚的弥漫中渐显它美丽的人间亲情的本质内核。而情感也在这日常生活的琐事中得到蓄蕴与发酵，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或特定的氛围中，在某一个媒介体的刺激下迸发出来。从《给亡妇》中，我们可以看出，朱自清作品情感抒发的方式不是一泻千里的直露呼号，而是在叙事型文本中的悠缓低诉，正是他作品这种情感抒发的方式，把通过叙事所表现出的人类永恒的亲情酿得更为香浓，荡漾着耐人寻味的悠久清芬。这也是朱自清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
写于1933年，妻子死后四年的《冬天》，又是一篇凄惋的悼亡之作，与《给亡妇》不同的是作品不是全篇以妻为主人公向妻倾吐衷肠，而是写了三个明断暗续，似断实连的片断：对孩提时代的亲切回忆；与友人同游西湖；对小家庭之乐的回忆。贯穿着作者对父亲、朋友、妻子的怀念挚情，全文似乎均衡用墨写了三个人，其实落脚点仍在第三个片断上，即对妻子的追悼上，是：“以父之怜、友之谊作为妻之爱的陪衬”〔3〕，更为独特的是，在这篇悼亡之作里，作家以温暖的语言色调、 情节画面反衬出笼罩全篇的柔美凄怆，抑郁深沉的感情基调，以暖写冷，以乐写悲，把对妻子的深情烘云托月般地表现出来。看第三个片断的特写镜头：“一次归来，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并排地挽着她们母子三个，三张脸带着天真的微笑向着我”，“现在她死了快四年了，我却还老记着她那微笑的影子。”作家通过对过去生活温暖的回忆反衬出失去爱妻的痛苦与悲凉，深情地讴歌了人与人之间“象酒一样浓厚，象花一样芬芳，象水一样晶莹的亲情关系”。〔4〕
散文家李广田先生说：“朱自清散文所以能历久传诵，而又有感人至深的力量者，当然并不是凭借了什么宏伟的结构和华赡的文字，而是凭借了他的老实，凭了其中的所表达的真情。”〔5〕从这些悼亡之作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真情中分明凸现出旨在讴歌人类美好的亲情关系的夫妻之情，朱自清把这种亲情与记忆中浸濡着“爱”的种种人事景物紧紧地拥抱交融在一起，积淀成为他正常心理状态下无意识深层感情生活的一部分，在某种心理驱力的诱导下，通过作者艺术性的创造活动释放出来。而读者也正是从作家这些饱含真、善、美的作品中受到陶冶，产生强烈的内心世界的情感共鸣与人格谐振。
女性：扑朔迷离的艺术精灵
之所以把女性称之为扑朔迷离的艺术精灵，是因为我们在鉴赏朱自清散文时，发现他善于把女性作为其写景状物的参照物，比拟物。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史，象朱自清这样对于女性的美体味得如此真切，在作品中运用得如此频繁与妥贴的不可多见。朱自清先生在写景状物时能够把女性美的特质与景物美的因素契合得非常的生动自然，这体现出他独特的创作经验与审美情趣。
黑格尔曾经辩证地指出：艺术家根据他的心情和想象的内在生命去造成艺术的体现，艺术家的主体性与表现的真正客观性这两方面的统一创造了艺术美，因此，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的，即以主体的审美理想、审美感受对对象重新改造过的作品。黑格尔的这一论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艺术美是艺术家把自己的审美理想与审美感受融入到客观性描写之中创造出来的，是主客观的统一。朱自清的散文作品之所以匠心独运，赢得读者的青睐，正在于他在艺术美的创造活动中把主观的审美理想与独特的审美体验自然成趣地映照于客观性的描摹之中，在于作家具有非凡的艺术感觉以及惊人的透视事物的观察力。而女性美正是作家艺术感觉中相当敏感，相当深刻的一个部分，它激发和启迪了作家的艺术灵感，使得作家在以自然风物为题材的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审视美丽女性的情趣去感受和描摹自然景物。如《白水漈》〔6〕，从作者生动形象的景物描绘中，我们分明看到三位柔美的女性，第一位是“薄”而“细”的白水漈；第二位是把白水漈袅袅的成了一个软孤的，似乎具有一双美丽纤手的风姑娘；第三位是“另有一双不可知的巧手，要将这些影子织成一个幻网的美人”，作家借助于其对女性美的感觉展开美妙的想象，运用其文字精细的知觉表象能力，描绘了一幅充满生命气息和动态美感的图画，展现出白水漈诱人的魅力。
如果说在《白水漈》中，“女性”还只是披着面纱的一个美丽的幻影，显得略为胧朦而模糊的话，那么在其他几篇作品中，女性的局部之美已经非常清晰地参与进其写景状物中。《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中“枝欹斜而腾挪，如少女的一只臂膊”“月的纯净、柔软与平和，如一张睡美人的脸”；《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把“月儿”描绘成一位“晚妆才罢”的少女，而“浴着月光的柔细的枝条”就象“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缠着，挽着”；《荷塘月色》中把“出水荷叶”比成“亭亭舞女的裙”，甚至直呼“荷花”为“刚出浴的美人”，《瑞士》中把“湖水”描画成“西方小姑娘的眼”、“颦眉的西子”，特别是《绿》：〔7〕
“这平铺着、厚积着的绿，着实可爱。她松松地皱缬着，象少妇拖着的裙幅，她轻轻地摆弄着，象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着，象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令人想着所曾触过的最嫩的皮肤，她又不杂些尘滓，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清清的一包——但你却看不透她……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么？”
这一段作者对绿的一连串的比喻描写，让我们深深惊讶于其审美感觉的细腻了。作者调动了视觉（皱缬）、听觉（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触觉（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等多种感觉器官，去描摹这一片迷人的绿。此时此刻，作者仿佛超脱了物我界限，在一刹那审美情绪的亢奋中达到主客体的交融，沉醉至深于这超凡脱俗的“绿”之仙境中。
无需再举更多的例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朱自清的文学世界中，对“女性美”的艺术感觉，构成了他审美感知的心理驱力，形成了他艺术创造强烈的心理定势。在他的审美视野里，女性已经成为使整个世界美丽的原因。“假若没有美丽的少女，世界是多么寂寞呵！因为从她们我们有时可以窥见那未被诅咒之前夏娃的面目”。〔8〕这也正如冰心所说的那样：“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在朱自清的文学世界中，女性是一位至纯至洁的圣灵形象，是晶莹剔透、通体光明的真善美的艺术精灵。
对朱自清这种对于“女性美”对象化单恋的原因探究是很有意义的。它至少让我们在窥见朱自清艺术创造隐密的内心世界的同时，得到“女性美”被运用得如此频繁而恰到好处的解释。这种“单恋”的成因在人的内心世界潜意识层次上的表述就是“被压抑的女性情结”。这并非是把朱自清的文学作品与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硬性地联系起来。别林斯基早就说过：艺术作品“不允许艺术家对所描写的外在世界抱着冷漠的态度，而要他在自己活跃的心灵上感受外在世界的现象，从而使那些现象也呼吸着他心灵的气息。〔9〕别林斯基在这里从两个方面指出了艺术家的主体意识对于创作的影响：一是艺术家带着“自己活跃的心灵”对外界事物的感受；二是使这些现象“呼吸着的心灵的气息”表现出来。在朱自清的创作活动中，我们鲜明地看到作家“自己活跃的心灵”。从某种客观意义上说，朱自清这颗“活跃的心灵”潜意识“本我”层面上分明纠集着他来自童年、少年、青年时代女性经验的情结。这种重负缠绕的“女性情结”在具有解“结”功能的文学作品中缓冲释解，文学作品使得他被压抑的“女性情结”以及由“女性情结”而导致的自我焦虑得到部分的宣泄，由此可以认为沉淀的被压抑的隐蔽“情结”是朱自清艺术灵感产生的动力源。他通过上述景物“女性美”化的象征描写来静化着自己的情感焦灼，形成自我补偿型的美感体验。
朱自清在《女人》〔10〕一文中，就有一段关于女性的内心独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把女性作为艺术精灵的审美心理确证。他以艺术的眼光去欣赏女性，评判女性，认为她们具有艺术的特质，“里面流溢着诗与画与无声的音乐”，所以他的创作，在描摹自然景物时，“艺术女人”的形象，整体的或局部的，包括“美好的颜色”“轮廓动作”“容貌、身体、姿态”便自然而然地与自然景物的内在美质与气蕴契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他的散文清丽、自然、典雅、鲜活的美感特征。这是朱自清散文美感独特的生成机制，也是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个性风格的著名作家的主要原因。
女性：博爱意识的终极关怀者
中国的“五四”时代正是整个社会革旧布新，思想解放的时代，妇女解放运动也成为“五四”时期整个社会变革运动的重要方向，一些思想革命的启蒙者，把妇女解放与民主结合起来，与反帝反封建结合起来，大量介绍欧美妇女运动的学说与著作。李大钊、陈独秀、鲁迅、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沈雁冰、邵飘萍以及胡适、傅斯年等人，无不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倾注了巨大热情。各种进步团体，也多把妇女问题列为重要议题。关心妇女解放问题，成为一种时尚。
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朱自清受着文研会“为人生”创作思想的影响。面对着弱肉强食、世态炎凉的人生画面，倾听到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劳苦大众的申诉与呼号。作者手中的那支笔是沉重的，他说：“我们现在需要最切的，自然是血与泪底文学，不是爱与美的文学；是呼吁与诅咒底文学，不是赞颂与咏歌底文学”。〔11〕他要“与劳苦的人站在一层而代他们说话”〔12〕，“关心人生，大自然，以及被损害的人”〔13〕，正是在这样的文学旗帜，文学主张的指引之下，他的心中鼓荡起澎湃的时代浪潮，写出一篇又一篇的激昂文字，表现出对人的命运，特别是对女性命运的极大关注，呼唤着整个社会把女性作为与男性处于平等地位“人”的价值的普遍认同。
《生命的价值——七毛钱》，写的是一个五岁的女孩，被其哥嫂以七毛钱的价格卖掉，这是作者在温州亲眼所见的一幕。文章想象她今后任人宰割的命运：“小姑娘如若长大成人或则卖给人家作妾，或者卖到妓院沦落风尘……”这是那个非人道社会里千百万女性一生苦难命运的缩影。面对这一幕怵目惊心的生命廉价的交易，作者发出了愤激的诘问：“这是谁之罪呢？这是谁之责呢？”这样的诘问是发人深省的，它让人们思考那个时代女性生命价值被践踏的社会根源。
写于1923年的《笑的历史》，从另一角度写出了女性苦难的命运。作家不注重于写封建家庭对女性肉体的折磨，而侧重于写其对女性精神上、心理上的虐待。封建礼教的最大残忍处便是对人的精神自由的压制，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女性是封建纲常礼教最直接最大的受虐者，她们在纲常礼教的软刀子下，失去了自由表达自己感情、意志的权利。《笑的历史》以如泣如诉的主人公自述，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少妇由纯真、善良、活泼到最后反常的过程，这种“反常”是人性受到压抑后心灵的扭曲所造成的，“美”被无情地毁灭了，作家正是通过这“美”的毁灭的悲剧性，强烈地控诉封建大家庭对女性的迫害，表达出自己对象小招这样受到封建礼教毒害的广大女性的深切关怀。
与前面两篇表现女性苦难命运的作品相比，《阿河》同是一曲对女性苦难命运的深情悲歌。但思想意蕴更进一层，它从另一个角度，在更深的层面上开掘、探索着女性苦难命运的终极原因，提出了怎样彻底改变妇女命运的问题，从总体上来说，《阿河》与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以及《伤逝》所提出的问题殊途同归。年青、美丽、聪明的女佣阿河，十六岁嫁给了三十多岁的男人，这男人“土头土脑”“脸上满是疤”，而且“尽爱赌钱”，这种婚姻上的不幸，使阿河精神和肉体上蒙受了极大的痛苦，对此她进行过抗争，逃出虎口，又进狼窝。阿河又被卖给了新的“主儿”，阿河从第一个男人那里逃脱出来是跳出来，最后又是八十块钱的生命代价，跳进了另一个火坑。她无法逃脱整个封建社会所设置的大火坑。阿河的悲剧表明，离开整个社会的变革，社会的彻底解放，妇女命运的改变，妇女的解放是无法实现的，这是一位具有人道主义博爱情怀的作家对妇女命运、妇女解放更为忧愤深广的思考。
朱自清文学创作的女性母题贯穿着他一惯的“意在表现自己”的美学原则。他在《背影》序里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十分明确地说：“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定见的，只当时觉得要怎样写，便怎样写了。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这一崭新的美学原则特别强调作家的创作主体的意识，揭示了现代文学表现作者人格色彩与深层精神世界的审美价值，揭示了作家主体性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是对几千年中国古代文学所标榜和实施的“文以载道”本位现的彻底反叛，从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明确确立起以作者个性为本位的现代文学新观念。考察、研究朱自清的女性母题创作，我们不难辨析他那“意在表现自己”的轨迹。在他的这一母题创作中，生动地抒写了他的禀性、气质、灵感、情思、身边琐事、生平经历、人生哲学，生动地表现了他全部的思想、全部的感情和全部的人格，活脱脱地再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个性生命的空间。他的心扉始终向读者敝开着，我们从他的作品里可以看到一位无时不在，无处不至的抒情主义公——具有特殊的生命内容、特定的情感世界以及个性化的审美感觉的作家自我的形象。在“女性：通向人类永恒的亲情”这一子题中，作者或内疚、或反省、或忏悔、或焦虑，在对亡妻的深切怀念中，展现出心灵世界的一幕，闪烁着柔美忧悒的人格色彩。当作家把女性作为艺术性的审美参照物，去感受、描摹自然景物时，“意在表现自己”的美学原则得到了更淋漓尽致的表现。作家大胆地用美丽女性的形体去描写景物，大胆地坦露出他内心世界对美的女性的热爱与追求，同时作家也在对人与自然和谐、亲切、诗意般交融的描写中，折射出自我生命存在与宇宙自然生命律动之间永恒的契合。作家或清醒、或沉醉、或迷狂，一切的描绘，一切的感受，都有自作家性灵深处的妙悟。我们从作家“觉得怎样写，便怎样写了”的创作中，看到了一个精赤裸裸的作家自我——一个反传统，篾视礼教、热爱自然，大胆追求美的事物的纯真而炽热的灵魂。作家最终把深沉的人道主义博爱观无私地奉献给处于社会底层广大妇女，对她们表达了满腔的同情与极大的关注，使“意在表现自己”的文学原则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达到“小我”与“大我”，个人与时代的融合，同时也正是在对女性苦难命运的终极关怀中最终完成了作家自我伟大人格的完美塑造。
注释：
〔1〕转引自佛马克等《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第34 页， 三联书店1988年版
〔2〕朱自清1924年8月15日日记。
〔3〕《论朱自清的散文艺术》1980年《文学评论》第1期。
〔4〕《现代抒情散文选讲》103页 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2 月版。
〔5〕李广田《〈朱自清选集〉序》
〔6〕〔7〕〔10〕《朱自清全集》第一卷
〔8〕何其芳《扇上的烟云》
〔9〕《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47页
〔11〕《马克思全集》32卷57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249—250页
〔13〕朱自清《〈惠的风〉序》
〔14〕《新诗的进步》《朱自清全集》第2卷第320页
〔15〕《诗与哲理》《朱自清全集》第2卷第3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