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概念，乡土社会是中国的本色特征。纵观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演进，无论时代的大潮多么汹涌澎湃，城市化的呼声多么惊天动地，但以乡为基点的活动空间没有变，以土为基础的生存依托没有变。一个人无论智商多高、能力多强、事业多大，都要吃从土里长出来的五谷杂粮、瓜果蔬菜。这既是常识，也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人之于“土”，就象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之于大地。汉字造字有4种方法：象形、指事、形声、会意。在中国人的语境中，“坏” 是一个典型的会意字，“土”“不” 为“ 坏” ，意思是世间万物以“土”为根，离“土”即“坏”， 无“土”即“坏”，“土”不足即“坏”。“坏”字的产生真可谓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它揭示的是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今天的中国乡村正处于转型期，中国的乡土社会发生着深刻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自我否定、自我淘汰，而是自我革新、自我发展。在铺天盖地以农业元素为主题的乡土环境里，工业元素、商业元素、科技元素等等各类现代元素不断渗透聚合，生成特色各异的不同场景，正在孕育出“商土中国”、“工土中国”、“科土中国”。
“商土中国”，即基于乡土环境的中国乡村商业。经济学史家德·弗里斯认为，英国之所以能于18、19世纪在欧洲诸国竞争中胜出，是因为英国人力资源具有勤奋、重教、善商三大特征。可见具有商业精神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竞争中一骑绝尘的重要因素。“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中国的徽商是这样炼成的，被称为“中国银行乡下祖父” 的晋商，以及浙商、闽商、粤商、鲁商等各省商邦也大抵如是。自明清以来，中国的商业精神已经根植于乡民之中，租赁、借贷、典当、抵押、承包、契约等商业行为遍及乡里。今天6000万海外华人华侨就是数百年出走经商谋生乡民的后裔。当今世界仍有不少国家的人们不会经商，苏联解体，把土地分给农民，许多人不要，因为他们不会经营，而中国家庭承包经营则一举成功。在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包揽了中国几亿农民的买与卖，供销社的“金字招牌”无人不晓。偌大的中国农村商贸，靠着供销社的“统购统销”运行了几十年。改革开放后，供销社在农村商贸流通中逐渐丧失话语权、丢失影响力， 取而代之的是分散的个体商户、小型商业企业和贩售商，一些大型商户，包括跨国型商业企业也正寻找入驻乡村的路径。我国参与农村商贸流通的企业和个体快速增加，乡村商贸空前繁荣。但是也造成商品流通领域的混乱局面。一是市场需求分散，流通规模较小，且主体多元化，监管困难；二是乡村商品流通无序化，假冒伪劣商品展开了“下乡运动”，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三是在流通体系建设中“重城市、轻农村”，在乡村工作中“重生产、轻流通”的观念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导致产销脱节， 农产品进城难。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流通格局、管理体系已被打破，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农村商贸流通体系还没有形成。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农村消费支出不断增加，消费结构由大众消费向多层次的消费升级，农村消费需求多样化不断提高。中国的乡村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能，一个有着5000万农民的中部省农村消费调查显示，2018 年农民人均消费支出19000多元（其中生活类12000多元，生产及固定资产投资各3000多元），一个5000人的村庄，年消费即可高达上亿元。当前我国城市化率虽然已达60%，但有关调查显示，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城市户籍人口仍生活在乡村环境中。系统性、全方位、立体化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型乡村商品流通网络成为当务之急。首先应加大乡村物流体系现代化的建设力度，将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扩展到乡村市场；加快打造城乡双向商贸流通平台，促进农产品流通效率，节约农产品运输成本；其次应利用供销社熟悉农村，了解农民，在乡村中具有良好口碑和信誉的优势，发挥供销社作为农村电商国家队与农产品流通主渠道的作用，介入农产品流通、加工、仓储、物流等农业产业链全过程。
“商土中国”将是中国在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市场战略储备。弘扬乡土社会的传统商业精神，引入现代商贸流通要素，构建符合乡村需求的新型乡村商贸流通体系，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打造“商土中国”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
“工土中国”，即基于乡土环境的中国乡村工业。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了“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的产业布局政策，工业化以城市为主，乡村工业只有以公社和生产大队经营的小作坊、小水泥、小砖厂、小化工、小煤窑“五小工业”，普遍规模较小，技术水平较低。1978年以后，中国乡村工业发展迅速，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80年代初，我国乡村工业的增长对工业增长的贡献不足20%，到1992年，这一贡献上升到71.15%，成为中国工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工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轻工业发展不足、乡村的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遵循的是“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主要是面向当地，为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提供必需品。这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今天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乡村工业过去那种遍地开花，乱铺摊子，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弊端已经彻底改观，正在沿着农产品加工业这一产业比较优势健康发展。农产品具有不宜储存的特点，为保证原料新鲜，避免运输损耗，农产品加工企业最适宜建在就近产地的乡村。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迅速，2016年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即达8.1万家， 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0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3万亿元。农产品加工业正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支撑力量， 农业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以三全集团为例，企业农产品年需求量约30万吨，带动了40余万农民增产增收。总体上看，我国农产品加工增值只有2倍多，而发达国家都在四五倍以上，其潜力巨大，精深加工亟待提升。当前农民工返乡创业逐渐成为一种新趋势。数据显示， 到2018年7月，全国返乡创业的人数达到740万。针对农民进城意愿减弱，政府应加大对乡镇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提高乡村工业的产业化程度，推动乡村工业转型升级。还应借鉴德国为振兴乡村，产业发展“逆城市化”的经验，充分发挥“总部经济”效应。德国排名前100位的企业，只有三家总部设在首都柏林，很多都设在乡村小镇。我国央企总部多在首都，省市县国企总部全在中心城市，应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借鉴德国做法，将那些无污染、易生产或直接为乡村提供消费的制造业迁到乡村，既可降低运输、土地、劳动力等各项企业成本，又可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还能有力推动乡村城市化建设。
打造“工土中国”是农业增效、农民增富、农村增财的关键支撑。在交通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一些适于在乡村发展的产业实施“逆城市化”策略是建设“工土中国”的好路径。
“科土中国”，即基于乡土环境的中国乡村科技。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乡村科技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优良品种改良、重大栽培技术和病虫害综合防治等一大批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支撑全国粮食单产由1949年的59千克提高到2019年的381千克，粮食总产量从2263亿斤提高到2019年的13277亿斤。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59.2%，农作物良种覆盖率96%以上，实现了从“靠天吃饭” 到“旱涝保收”的历史性转变；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69.1%，小麦生产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水稻、玉米耕种收机械化率超过80%，实现了从“人扛牛拉”到“机器换人” 的历史性转变，科技已成为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随着互联网、云服务、5G通信技术的发展，遥感、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科学技术与农业生产不断结合，农业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数字农业大局初现。另外，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加速向农业农村延伸和渗透，在农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服务、农业农村电子商务、精准脱贫等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包括阿里巴巴、拼多多、京东等在内的电商企业，持续加大对相关技术的投入，推动农产品流通环节降本增效，在农业科技创新的实践中帮助更多农户实现增收。诸多与乡村发展密切相关的各类先进技术，一经问世，马上就会在乡村身影频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农民已经前所未有地摆脱繁重的体力劳作，耕、种、收、储机械化、智能化正在全面普及。但与城市相比，现代科技在乡村的发展还差距甚大，以互联网的覆盖率为例即可见一斑。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非网民规模4.96亿，而非网民主要集中在乡村地区，占比超过60%。有相当多的农民依然对互联网从不问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在乡村的推广应用决定着乡村未来发展的水平，科技助农任重而道远。
“科土中国”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推动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等技术在乡村的应用， 全面提升农事服务能力，应是“科土中国”的首要工程。
乡谚云: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科不发。“乡土中国” ， 只有努力打造“ 商土中国”、“工土中国”、“科土中国”，在乡土环境中构建五彩斑斓的各种现代化场景，才能在时代大潮中完成蜕变、实现涅槃、华丽转身。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20年第9-10期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