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经济发展有四组基本动力：需求边动力(投资、消费、出口)、要素投入动力(劳动力、资本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动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中国特色动力(以增长为导向的价格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等)。其中的制度变革就是改革，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途径，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也依赖于制度变革或改革。
■目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容易改的改得差不多了，现在需要有更大的勇气、魄力和智慧“啃硬骨头”，要对过去的改革进行认真的总结和梳理，对未来改革的环境进行深入的分析，对改革释放新红利的路径进行准确的把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的改革道路上走得更好，释放出较过去三十多年更大的改革红利。
■中国的“结构优化生产力”有巨大潜力，原因有二：一方面，它由中国发展阶段所决定，目前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还有释放“结构优化生产力”的巨大潜力空间；另一方面，中国现有的制度和发展模式还不完善，还在扭曲和压抑着很多“结构优化生产力”，只要我们坚持和加快推进全面改革，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
■释放“结构优化生产力”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结构优化大多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主要通过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来推动，而要避免出现政府过度干预、拔苗助长、欲速而不达的情况，但同时也要更好地发挥好政府在规划和政策引导等方面的作用，以使经济结构优化更快更好地向前推进。
■技术、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但人们在讨论生产要素时大多只注意到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而忽视了生产要素“质的提升”。其实，经济发展是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质的提升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后者更为重要。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敏感期，能否顺利跨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要素升级的状况。
“三大发动机”之一 ——制度变革释放经济红利的逻辑何在
促进经济发展有四组基本动力：需求边动力(投资、消费、出口)、要素投入动力(劳动力、资本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动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中国特色动力(以增长为导向的价格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等)。其中的制度变革就是改革，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途径，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也依赖于制度变革或改革。
制度变革(或改革，下面用改革表示)促进经济发展的另一种流行说法是“释放红利”。2012年11月21日，李克强总理提出，改革开放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自此“改革红利”成为热词。红利本是上市公司在完成弥补以前亏损、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支付股息后按持股比例向股东分配的剩余利润，但现在红利一词已被推广了，有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开放红利、资源红利等多种说法。“改革红利”可理解为通过制度变革带来的全民效用的增加。
改革释放红利已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得到验证。1979-2012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8%，远高于世界同期年均2.8%的增速，经济增速和持续时间也超过了经济起飞期的日本和“四小龙”，其原因何在？尽管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原因，但改革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增长速度有那么大的差异，也无法解释为何中国取得了较其他改革较少国家或改革失败国家更大的经济发展效果。
改革为什么能释放红利？对此我们可以做如下分析。
鉴于目前社会对改革也存在争议，本文的改革是指能带来“正面效用”(含效率和公平等)的改革，那种假改革之名推行的不利于改进效率和公平的“伪改革”不在讨论范围之列。回到红利的原始本义，改革释放红利的核心含义应是改革带来全民(或绝大多数人)效用的增加。之所以用效用而非效益一词，是因为效用包括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更能反映改革目的的全面性，有的改革不能带来经济效益、但能带来非经济效益，如公平效用和环境效益等。
从基本的理论逻辑来看，改革之所以能释放红利，是因为：
一方面，改革可以降低多种成本。在总效用不变的情况下，降低成本就是直接提高效用的途径。制度改革最重要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广义的交易成本是指除生产成本之外的所有成本(含运输成本、营销成本、信息成本、组织运行成本、学习成本等)，而不限于市场摩擦成本。科斯以前的经济学只看到了生产成本，科斯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后，打开了科学研究制度的窗口。
为什么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效率较低，是因为其交易成本很高。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取得了连续三十多年10%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因为它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
尽管改革了三十多年，但目前中国的体制和制度仍然不完善，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全面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如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审批制度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等，就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激发市场的活力，释放巨大的改革红利。
另一方面，改革可以创造新的效用。改革可以通过革除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通过合理、公平配置各个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保障产权、自由选择权、平等交易权和公平分配权等，激发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生产要素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创造新的生产和消费空间，带来新的效用。
提高效用或效益的根本途径是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提高生产要素效率，如提高劳动生产率、资金运用效率、土地生产率、资源利用效率等；另一种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即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较高效的地区、产业、企业、项目和劳动者上，工业化、产业转型升级、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就是优化配置资源的途径和过程。
生产函数中的“全要素生产率”应包括上述两种效率，而不仅仅是所有生产要素的效率。而通过制度改革建立现代法治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全国统一市场，一方面可以提高生产要素效率，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由此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
具体说来，改革释放红利的基本途径有：
第一，改革可以通过保障所有权和产权等，提高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特别是激发企业家的精神和创业者的活力，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企业活力，释放红利。
第二，改革可以通过形成合理而稳定的制度环境，改善消费者和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提升信心，释放红利。
第三，改革可以通过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进步，开辟新的生产领域，释放红利。
第四，改革可以通过保障公平分配权，创造新的需求空间，释放红利，如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福利保障制度改革等，就可以扩大市场需求。
第五，改革可以通过建设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市场，促进人口和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和行业之间合理流动、优化配置，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释放红利。
第六，改革可以通过建立及时反映供求关系、资源稀缺性的价格形成机制，形成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的准确信号，减少因信息不对称、不完全而带来的效率损失，释放红利。
第七，改革可以通过建立公平竞争的企业体系，促进各类企业主要通过自身竞争力而非垄断特权来获取效益，减少资源的错误配置，释放红利。
第八，改革可以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解决政府的“缺位”、“错位”、“越位”问题，减少“寻租”空间，改善政府服务，释放红利。
总之，改革可以通过优化各主体之间的责权利配置关系，激发活力，形成动力，提高生产要素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释放出各种红利。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我们已经深切体会到改革的威力、意义和重要性。目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容易改的改得差不多了，现在需要有更大的勇气、魄力和智慧“啃硬骨头”，需要对过去的改革进行认真的总结和梳理，需要对未来改革的环境进行深入的分析，需要对改革释放新红利的路径进行准确的把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的改革道路上走得更好，释放出较过去三十多年更大的改革红利。
“三大发动机”之二——结构优化可以释放巨大的生产力
为什么要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如“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产业转型升级等？因为其中蕴含着巨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
为什么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较成熟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要高很多？因为中国等新兴国家较发达国家拥有更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潜力。具体表现是：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都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还可释放出巨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而发达国家大多已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没有多少“结构优化生产力”可释放了。
何谓“结构优化生产力”？简言之，即在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转型升级等经济结构优化中，将人口和生产要素从较低效率的地区、行业和岗位，转移到较高效率的地区、行业和岗位，因而带来生产力。“结构优化生产力”是一种“过程性动力”，它上联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下联经济效益，也就是说，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等“根源性动力”，带动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过程性动力”，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
“结构优化生产力”是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经济增长有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边动力，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动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动力，以增长为导向的价格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等特色动力，共四大类基本动力。其中，“结构优化生产力”属于第三类“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动力”中的一种。
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转型升级等如何释放生产力？
先看工业化。工业化本是非农产业特别是工业(含产业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工业化的动力来自工业劳动生产率高于传统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而工业劳动收入高于传统农业劳动收入。
工业劳动生产率之所以高于传统农业生产率，是因为工业的分工协作更发达，根据斯密理论，分工协作深化是提高效率的源泉。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现代化过程总是伴随着工业化过程，发达国家基本是工业化国家，即使是荷兰、新西兰等“农业国”也是对农业进行了工业化改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高速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制度变革启动了内生工业化过程(与上世纪50年代的赶超型工业化有所不同)，特别是2000年以来的重化工业高速发展更是使中国经济的分工协作达到新的水平，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
再来看城镇化。从人本角度理解，城镇化的本意是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换言之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迁移的过程。农村有土地、有资源、有农业、有好的生态环境，那为何农村人口还要不断向城镇迁移？主要是因为农村多是靠天吃饭，自然经济比重高，商品经济相对不发达，分工协作水平低，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就业机会较少，因而收入水平较低，同时农村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相对较差，生产、生活条件较差。
在中国，由于存在城乡二元制度，农村居民的福利保障等权利和社会地位不如城镇，因而强化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意志。同样一个人，在农村传统农业中劳动，因分工协作不发达等原因只能获得5000元的年收入，一旦转移到城镇后，则因进入到更发达的分工协作体系中，年收入则很快提升到20000元以上，增加了几倍。千百万个农民向城镇的转移则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效率和国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这就是人口城镇化带来的显著生产力。
随后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区域内部不同城市或地区之间分工协作水平的提升。各地区之所以追求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因为它能为各个城市或地区带来共赢发展的效果。
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表现为区域组织的一体化、政策的一体化、规划定位的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产业发展的一体化、市场建设的一体化、人口布局的一体化、生态保护的一体化、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品牌的一体化等方面，或者其中的某几个方面。
不管是哪个方面的一体化，都有利于各个城市或地区错位发展，避免恶性竞争和高度同构，减少重复建设，有利于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形成分工协作效应，实现共赢发展。反过来说，如果各地不能实现一体化发展，不能建立全国或区域统一市场，必定会导致恶性竞争，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和资源浪费等，降低甚至破坏生产力。
最后来看产业转型升级。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含义是产业不断向高附加值产业转换或上档次。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途径有产业高级化、产业高端化、产业特色化、产业集群化、产业品牌化、产业绿色化、产业融合化、产业信息化、产业国际化等。
产业转型升级的原因有二：一是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了，产业也必须随之转型升级；二是“高成本时代”悄然到来了，不转型升级就不能消化这些高成本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质是降低低效率、低效益、低循环、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比重，提高高效率、高效益、高循环、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产业的比重，这会提高整个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带来产业总体效率和效益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
所幸的是，中国的“结构优化生产力”还有巨大的潜力，原因有二：一方面，它由中国发展阶段所决定，目前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还有释放“结构优化生产力”的巨大潜力空间；另一方面，中国现有的制度和发展模式还不完善，还在扭曲和压抑着很多“结构优化生产力”，只要我们坚持和加快推进全面改革，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
中国“结构优化生产力”潜力巨大的具体表现是：
第一，全国东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工业化仍处于中后期阶段，部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西部部分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前期阶段，大部分地区走入后工业化时期至少还有一二十年时间，在此过程中还可释放出巨大的工业化“结构优化生产力”。由于全国发展不平衡，即便是部分地区已完成工业化，也还有部分地区尚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由此形成工业化的“滚动效应”。
第二，中国的城镇化仍处于加速阶段中。2014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4.77%，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率达到30%至70%时属于城镇化加速阶段，显然中国城镇化正处于加速阶段中，按照目前每年提升1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的速度，到城镇化加速阶段70%的终点，还有15年左右。在此过程中还可释放出巨大的城镇化“结构优化生产力”。
第三，中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如火如荼推进之中。尽管过去已出现了许多区域经济一体化地区的雏形，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但大多还在形成中，远未成型。本届中央政府成立后，高度重视大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提出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大战略，带动了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热潮。这也会产生巨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结构优化生产力”。
同时，各地都在推进的产业转型升级也同样会带来巨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释放“结构优化生产力”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结构优化大多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主要通过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来推动，而要避免出现政府过度干预、拔苗助长、欲速而不达的情况，但同时也要更好地发挥好政府在规划和政策引导等方面的作用，以使经济结构优化更快更好地向前推进。
“三大发动机”之三——要素升级成经济发展重要动力
众所周知，技术、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但人们在讨论生产要素时大多只注意到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而忽视了生产要素“质的提升”。其实，经济发展是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质的提升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后者更为重要。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敏感期，能否顺利跨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要素升级的状况。
2015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创新驱动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并重点从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明确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对策。之所以近期不断出台有关创业创新的政策，是因为形势所迫。
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人口红利的减少、资源环境约束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饱和、投资边际效益的下降、资源能源密集型重化工业发展高峰期的结束等，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发展模式已走到了尽头，必须走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发展模式。形成质量效益型新模式的关键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依赖于新动力——经济增长供给边“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或者说改革、转型、创新)的形成。
要素升级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三大发动机之一，与土地、资源、资金、劳动力等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有所不同，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质的提升”。要素升级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一是技术进步，如现有技术的改进和新技术的突破；二是人的素质的提高，包括人的知识水平、劳动技能和其他各种素质的提高；三是土壤品质的改良和土地肥力的上升；四是资金运用效率的提高，包括资金流通速度加快等带来的资金运用效率的提高；五是基础设施(广义生产要素)的升级，如高铁对传统铁路的改造，大幅度提高了铁路的运能；六是各种要素的信息化改造，信息化改造一方面可以大幅降低生产要素的信息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大幅提高生产要素的效能。在经济增长供给边“三大发动机”内部，要素升级既是结构优化的重要条件，也对制度变革提供了支撑。
一方面，要素升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体现在它是创新驱动的重要途径。创新驱动有多种表现形式，包括技术创新、人力创新、模式创新、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或服务创新等。而要素升级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技术进步、人的素质提升、资金效率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升级以及各种要素的信息化改造等。
可见，创新驱动与要素升级在具体表现形式上有很大交叉。技术创新主要是寻求技术进步，人力创新主要是实现人的素质的提升，模式创新主要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创新，组织创新对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化有很大的依赖，管理或服务创新则离不开人的素质的提升等。总之，欲实现创新驱动，必推进要素升级。
另一方面，要素升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体现在它决定着我国能否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与中等收入没有直接关系，而与要素升级有密切关系。当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开始由低端制造业、传统服务业和传统农业，转向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后，必须要通过要素升级，由主要依靠土地、资源、劳动力等普通要素，转向主要依靠迈克尔。波特所说的“高级要素”——技术、知识、人才、信息等后，即资源配置实现由“吃资源”向“吃知识”的跃升后，才有可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否则就有可能像拉美、亚洲许多国家那样陷入其中，只能长期呈现低迷增长的局面。而转向技术、知识、人才、信息等“高级要素”就必须依靠技术进步、人的素质提升、资金效率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升级以及各种要素的信息化改造等要素升级。
然而，中国目前推进要素升级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障碍。
一是制度障碍。如产权制度、教育制度、土地制度、金融制度等不合理，都会阻碍要素升级。股权分红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对技术进步影响重大，但目前中国针对技术创新的股权分红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还不完善，致使很多科技创新人员缺乏内在的、持久的动力，有的人获得几个科研成果后就停滞下来了。目前的教育制度始终未摆脱应试教育的窠臼，培养了令世界瞩目的很多高分学生，但真正有创新意识和创新才能的人不多。产权不甚清晰的土地制度激励了土地财政、大规模城镇化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但没有激励对土地的保护和轮休。
二是思想障碍。人的素质提升直接针对人，技术进步严重依赖于人，土地、资金、信息、基础设施等要素都需要人来应用，所有要素都受人的思想观念的影响。要素升级意味着要素从旧的状态向新的状态的转变和提升，对人的旧观念是一种冲击，因此作为新生事物刚开始必会遇到旧思想观念的阻碍。尤其是要素升级总是存在一定的投入和风险，因而更会遇到一些思想较守旧人的刁难。因此，我们就不难发现，每当一项新技术、新方法、新材料、新人才、新渠道等出现后，总会有人议论纷纷甚至冷嘲热讽和打压。
三是既得利益障碍。现有世界是由传统要素组成的，已形成了一种较低水平的均衡状态，同时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既得利益格局。随着要素升级和新的高级要素的出现，会打击或取代传统要素，会打破既得利益格局，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无疑会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如新能源技术的出现，就对传统化石能源形成了冲击，会遇到相关利益集团的无形阻碍；一个单位若引来若干高级人才，会对现有人才的权益格局带来冲击，会遇到无形的阻碍。
推进要素升级，需要针对上述障碍采取综合对策。第一，制定促进要素升级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使要素升级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第二，建立有利于要素升级的体制机制，特别是科教人才管理体制、金融体制和信息化推进机制等。第三，制定促进要素升级的财税、金融等政策，为要素升级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第四，培育适应要素升级的企业、社会组织和居民等主体，形成要素升级的磅礴力量。第五，建立推进要素升级的交易所等各种平台，使各种要素在升级中优化配置、在优化配置中升级。第六，塑造有利于要素升级的文化，形成要素升级的持久内在动力。
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形势下，要尽可能将要素升级与创新驱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强大合力。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来源：上海证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