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5年10月15日晚，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教授以“我国社会关系里的公正观”为题主讲北京大学才斋讲堂第104讲，从“社会公正观所在的知识体系”“社会公正观的演化”“当今社会关系里的公正问题”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阐释。本文《论公正》系讲座内容整理更新的文稿全文。
“公正”或“正义”是重要观念。古今中外的人都追求公正，而且谁都不愿承认自己做事不公正。杀人都要编排个理由，说明行为正义。美国侵略伊拉克说是为了大中东地区的“民主化”，让那小国死掉上百万人也依然是“正义”。既然公正因人、因地、因时、因事而变。那如何才是公，如何才是正？
从逻辑上讲，概念的外延与内涵负相关，外延无限大，内涵就无限小。抽掉了内涵，概念是空洞无用的。比如站在台上接受采访，主持人突然问，“你对爱情怎么看”？被采访人会楞在那里，然后傻傻地说，“爱情是个好东西。”这个概念外延大到无法给出有意义的回答。
我们一般说的公正是限制在“社会关系”里的公正，即人类间关系的公正。公正是看待社会关系的某种立场，认为这立场是正确的、道德的。
今天我谈三个问题：第一，社会公正观所在的知识体系；第二，社会公正观的演化；第三，当今社会关系里的公正问题。
一、社会公正观所在的知识体系
首先，我想澄清三个概念：价值观、社会价值观、社会核心价值观。知识体系是由概念及其关系构成的。
什么是价值观？价值观就是值钱不值钱、重要不重要的主观判断。这种主观判断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时效性，可说是五花八门，变幻莫测。很多中国人称为美玉的东西，很多西洋人称为石头。很多西洋人认为重金属是伟大的音乐，很多中国人认为是噪音。我年青时曾带几位北大的长辈老师在美国听重金属音乐会，坐前排，差点引发他们的心脏病，刚开始我们就离场了。重要与否，值钱与否，是相对的。今天流行“小苹果”。对有我这种经历的人而言，“小苹果”既没有好听的曲也没有动人的词，过去没流行，将来也不会被记住。值钱和重要也可以是不同的价值判断。有人说，今天是文化最繁荣发达的时代，因为繁荣的金钱市场在大量生产文化。也有人说，今天这个时代最没文化，因为真正的文化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不是金钱催生的。
什么是社会价值观？社会价值观是对“社会关系”的主观判断，标准不是重要或值钱，而是对不对，应不应该，公不公正。简言之，社会价值观是关于社会关系的道德判断。社会关系可以分为十来种：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血缘，不同地域，贫与富，尊与卑，上与下，老师与学生，不同民族，不同国籍，不同国家。但若混搭起来，仅性别间的关系就有很多，不仅男女两性，加上中性，加上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加上双性恋，再混以不同年龄和贫富尊卑，性别关系几乎无限多。所以，关于社会关系的公正观也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时效性，也是五花八门、变幻无常的。
什么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社会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各界共同信奉的关于“重要社会关系”的公正观。什么是重要的社会关系？简单说就是贫富尊卑关系，即穷人与富人、地位高与地位低的关系，包括幼年、壮年、老年人之间的关系。尽管不可能所有人都信奉同一个社会核心价值观，但社会普遍信奉就成为核心，就成为“社会主流”的信奉，社会就可能团结在一起。
其次，我想讨论“社会核心价值观”成为“社会主流”观念的必要条件。
满大街张贴的官定价值观未必会成为社会主流。社会核心价值观至少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才可能成为主流。
第一，表达简洁，用一个词而非一堆词。世上的“好价值观”有很多，比如追求“创新”。但各国、各文明大区给这些价值观的排序不同。排第一位的就是“核心”。单个词不仅大众易记，更重要的是体现社会价值观的统一，起到凝聚贫富尊卑的作用。如美国用“自由”凝聚了贫富各集团；欧洲用“民主”凝聚了欧洲尊卑不同的各阶级；有些地区用鼓励人们向善的“佛教”凝聚国家；还有些地区以“伊斯兰教”的平等观团结了跨国界的十几亿人。堆砌很多价值好词通常反映该国的社会价值观缺少“核心”，反映社会呈一盘散沙的现实。
第二，本国特色，而非生搬硬套他国的核心价值观。大型文明的社会核心价值观都有自己的“根”。不同文明里的人生产和生活条件不同，社会结构不同，历史经历迥异，对通行价值观的表达和排序就不同。照顾到“本国”社会关系的“根”才能凝聚“本国”社会。从远古用不同的图腾来区分部落，到今天用不同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来区分文明，道理是一样的。推行有自己独特之“根”的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方能独立自主，自立于国族之林。在早年贫困落后的中国，翻译他国名字展示了译者的向往：“德意志”隐含坚定意志加康德论述的道德；“法兰西”隐含兰花的浪漫加孟德斯鸠论法律的精神；“英吉利”是英雄和吉利的国度，“美利坚”是美丽和坚强的国家。而对其他国家就随便翻译成西班牙，葡萄牙，基里巴斯之类。我国至今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华文明的根早已腐烂，所以没有、也不配有自己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只能把我国嫁接到西人的“普世”价值上。这是我国社会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官民一体，而非官民各表。官民各表的社会价值观会流于虚伪，甚至导致官民分裂。若官家唱很高的高调，说自己信仰对公众的无私奉献，而实际上却享受种种特权，人民就很难信任政府。官民一体信奉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才能凝聚全社会的认同。
第四，国际接受，而非被国际反对。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本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应当能被其他国家基本接受。在全球化时代，若某国宣称的社会核心价值观遭到世界各国群起攻击，比如“法西斯主义”，这种社会价值观在本国也难立足。社会核心价值观不脱离世界的接受与不脱离本国的接受同等重要。因此，我国不把要求取消私有制的“共产主义”列为社会核心价值观。
再次，我想讨论关于重要社会关系的公正观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
古今中外，基本的治国手段只有四种。无论采用什么政体，政府管理社会的方法并没有根本不同，都围绕社会利益综合使用下述四种手段。
第一，以暴力为基础的“执法”，用强力维护要求秩序的社会利益。今天我们称之为“法治”。即便谈分权制衡也是为了执法。但如老子所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法治的美国曾爆发血腥的大内战，至今也还常发生暴乱。
第二，“代表”强势社会集团的利益，争取强大社会集团支持。今天我们称这种强权政治为代表性，或民主/问责。但弱势集团怎么办？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尊重社区自治也可被看做“民主/代表性”。
第三，领导人承担平衡三对利益的“责任”，即部分与整体，现在与将来，变化与现状的利益。承担维护社会团结的责任靠出色的智慧和能力。然而，这种智慧和能力非常罕见。
第四，让某种关于社会关系的“正义观”成为社会主流。社会利益貌似客观，其实是主观的，是可以被观念塑造的。比如有人想要大车和大房子，也有人愿隐居深山终年食素。那是不同观念导致的。若社会各界都认为某种关于社会关系的观念“公正”，成为贫富尊卑都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和行为准则，社会就能团结，国家就能稳定。让社会关系的某种正义观在社会各界流行，说来容易做来难。那是治国最复杂、最高级的方法。这高级的治国之道指出了社会核心价值观对国家兴衰的重大意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需要团结全民，以举国之力驱逐匈奴。
所有治理体系都综合使用上述四种方法，即执法、代表性、领导人的责任感、社会关系的公正观。因不同国家条件不同，各有侧重，就演化出不同的政治体制。
二、社会关系公正观的演化
下面我谈第二个问题，关于社会关系公正观的演化。
前面定义了社会核心价值观，即社会各界共同信奉的关于重要社会关系的公正观。然而，什么是重要社会关系里的“公正”？这就要涉及时空历史的差异了。我在此比较欧洲、美国、中国三个地区的社会关系公正观。
先谈欧洲。
自古以来，阶级分际是欧洲社会关系正义观的基础。近代以来，欧洲阶级斗争激化，从破除阶级区隔神圣的观念演变为社会大革命。“平等”成了新的“天经地义”，成为欧洲社会关系里崭新的价值观。在第二产业时代，也就是制造业时代，欧洲的阶级斗争达到了巅峰，出现了要求废除财产私有制，让人类获得彻底平等的激进势力——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促成了欧洲强大的温和左翼势力。在二战结束时，欧洲人民普遍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贪婪促成了两次世界大战。所以，二战还没结束，英国选民就抛弃了战争英雄丘吉尔及其领导的保守党，转而支持工党。工党上台办的头一件事是建立全民免费医疗。大家看过伦敦奥运开幕式，英国至今仍对本国的全民免费医疗体系无比自豪，而且保守党比工党许诺更多拨款来支持这个体系。温和的欧洲社会主义有效降低了苏联的吸引力，阻挡了共产党激进主张的扩散。简言之，欧洲的社会革命并不轻松，争取阶级平等流了很多血，让广大“中产阶级”（穷人集团的另类说法）获得了较大政策影响力。这导致了欧洲人今天极为珍视政党民主，即用数人头的平等代替砍人头。
再谈美国。
欧洲的社会革命有个出气阀，就是欧洲王室统治时代在美洲进行的殖民运动。跨越大西洋的移民航船替代了欧洲争平等的血腥斗争。美国的欧洲移民里几乎没有贵族，都是穷人，天然平等。平等对美国不是问题，自由才是大问题。英国早已废除了奴隶和农奴制，但北美的移民们要争取买卖黑奴的自由，拥有枪支的自由，违法搞海上走私的自由。一句话，要赚钱的自由。美国独立战争是为从英国争取自由，内战为是为争夺黑人劳力的自由，美式司法反映的是有钱聘高级律师就能赢得官司的自由。与此相对，美国人对数人头的“民主”远没有欧洲人那么大的兴趣。美国有两个松散的“政党”却没有“党员”。美国有个独特的最高法院，可以否决民意代表和民选总统共同制定的法律。美国的间接选举甚至能让得选票多的人未必当得上总统。那里的人对维护保守的分权制衡兴趣盎然，对资本的自由兴趣更大。比起欧洲，美国至今解雇工人还是自由的，无需付代价。美国公立学校逐渐强大是二战后的事。直到奥巴马的第二任期美国才开始设立公立医保系统。美国历史之“根”长出了“自由”这个美国社会核心价值观。
自由在美国有清晰的内涵，就是资本的自由。民主在欧洲也有清晰的内涵，就是让相对多数人的阶级代表来掌握决策权。由此，美国倾向资本主义，欧洲倾向社会主义。而今两者呈现融合趋势，美国开始设置福利社会，欧洲开始给资本较多的自由。民主、自由、法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都是西方近代文明里的概念。自近代以来西方主导全世界，这些概念就在全世界流行。
最后谈中国。
中华社会如何看待社会关系的公正？我认为大家庭这个词凝聚了中华民族对公正社会关系的看法，能够凝聚我们社会的贫富尊卑。我分三个部分来论述。
第一，我国传统社会由独立平等的小农家庭组成。与传统欧洲不同，中国家庭不仅是人的再生产单位而且还是独立平等、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与传统欧洲不同，中国社会既不是宗教的社会，也不是尚武的社会；家庭忠诚既不受宗教忠诚撕扯，也不受军队忠诚撕扯。在中国以外的其他社会里，如此家庭忠诚极为罕见。北欧人愿娶中国姑娘为妻，但他若早知这姑娘的父母兄弟姐妹会闯入他的生活，就不会娶她了。北欧奉行福利社会主义，家庭观念淡薄，没有“孝敬”一说，也几乎不领《结婚证》。孩子由社会承担，政府负责从托儿所到博士的一应开支。
第二，传统中华的社会基本组织单元是“自然社区”，也就是天然的、由数十户组成的、彼此有血缘关系的居住社区。由自然社区而行政社区，由血缘关系扩张到虚拟的血缘关系，由小家而中家而大家，我国就有了庞大的、由近及远的社会，有了统一的国家。这就是“大家庭”，即中华文明独特的“家国同构”。与西方不同，我国人际称谓迄今依旧流行血缘称谓，所有人互称爷、奶、叔、姨，兄弟、姐妹。你们彼此称师兄、师姐，师弟、师妹，我们当老师的也与同事们称兄道弟。没有小家、中家，就没有国家。国是最大的家，灾难来临时我们可以为国毁家纾难。军队是大家庭的“子弟兵”，护国是为了保家。志愿军军歌唱到：“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第三，与西方不同，中国的道德并非源于宗教，而是源于家庭伦理。家庭伦理即“孝悌”，是中国社会道德的基础。孝是回报父母养育，悌是敬重兄长。孟子说，“入则孝，出则悌”。有孝方有忠，有悌方有信。对长辈尽孝，对同辈敬重，就有社会的“忠信”。社会有忠信，官员就通晓“礼义廉耻”。父母对孩子认真负责，孩子就对父母负责。官员承担好照顾社区人民的责任，人民就比称官员为父母。我们称官员为“父母官”，称百姓为“子民”，是说官员要像爱自己子女一样爱自己的人民。有人说，称父母官不好，是家长制，不民主。但是，官员“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视民如子，把辖下的民众当自家孩子一样热爱，甚至为大众利益牺牲自家子女利益，岂非人类政府的至高境界？“公仆”之说反倒显得虚伪。为什么满世界的人拼命竞当公仆，不愿当主人？毛泽东说，“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辛弃疾则要“了却君王心中事，赢得身前身后名。”父母慈祥，孩子孝顺，官员视民如子，百姓亲如兄弟姐妹，就有“国泰民安”。如此，中华政府生存之原因在于帮助绝大多数家庭衣食住行无忧，轻松养小送老，实现“小康”生活。如此，照顾这些平等家庭的共同利益就是“公”，不偏不倚就是“正”。所以，尽管英译都是“justice”，我国通用有相对性的“公正”，不常用有绝对性的“正义”。反之，自然社区崩溃，政治道德就不复存在。父不慈则子不孝，官不正则民必反。官员偏向自己的小家而不顾大家就是不公、不正。与西方不同，中国官员腐败是因为自私自利，不是为了所谓“阶级”利益。官员无廉耻，贪污腐败，社会就没了公正，贫富就联手造反。
概言之，中华是个独特的文明，立国之本与西方不同。西方以“社会契约”规范各阶级集团的利益争夺而立国，而中国以“视民如子”的治家之道而立国。孝悌忠信是我国社会的伦理，礼义廉耻是我国政治的伦常。先有家庭道德，继而社会道德，再有政治道德，这就是家国同构，是中华国家的道理。因为家国同构，不是强大阶级集团统治的国，自汉朝以降的历朝历代都声称“以孝治天下”。治家之道就是治国之道，故有士子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担当。修身修什么？“四书五经”的第一本是《大学》，《大学》开篇头一句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以广大百姓为自己的亲人，就是明德，就是最大的学问。亲民的化境是“至善”，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大家庭”是我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
无论是否经常上教堂礼拜，西方人心中有个精神十字架。无论是否说出来，中国人的心中也有个精神十字架。中国人的精神十字架就是由血缘和虚拟血缘构成的“大家庭”。如下图：
三、当今社会关系里的公正问题
最后谈第三个问题，即当今社会关系里的公正问题。
前面探讨了“大家庭”作为公正社会关系的中国核心价值观。我想用大家庭这个公正观来检讨我国当下社会关系的公正问题。分两个题目，市场机制与公正和社会组织与公正。
第一，市场机制与公正。
市场是创造财富的机制。市场机制无疑非常重要。然而，市场也制造社会分化。纯粹靠市场，即便富如美国也有很多人无法安居。社会不平等团结，国家就难安定。从春秋时代的“常平仓”，汉代的“盐铁官营”，到今天的各种“看得见的手”，中华政府自古就干预资源配置，以求百姓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而且，全世界的各国政府也都干预经济要素配置，即劳力、土地、货币的配置。劳动力是政府的选票仓，土地不能再生就须干预用途，而今的货币更是以政府信用为基础。古今中外并无不受政府干预的“成熟市场经济”。不少学人认为市场加法治就是“成熟的市场”，就是社会公正。那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发达国家的市场各不相同，法治也各不相同。
市场与政府干预的关系不是停滞的，而是动态的，没有抽象和绝对正确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什么决定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百姓，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关系平衡是总体而言的，失衡则在具体部门。我们这一代人曾激烈反对铁饭碗和公费医疗，认为那不公正。但仅二十多年我们就变了，认为被自己抛弃的这些东西很宝贵。为什么变？因为起初市场导向的改革纠正了计划经济的弊端，曾普惠广大群众。而在最近二十年，改革的赢家变成了少数人，教育和医疗越来越不平等，广大群众养小送老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一旦大众有了新认识，政府就要调整。不跟着民心走就是不公、不正，就会被大众抛弃。支撑国家的不是市场，是民心。市场和政府都不是目的。人民和人民的利益才是目的。
人民利益不是抽象的或者过去和将来的，而是具体的、眼下的。养小送老就是中国人的核心利益。我们中华百姓的生活分成四个阶段：被养、养小、送老、被送。其中，养小、送老是主动的，几乎是大众生活的全部。大家庭意味着大家互帮互助完成养小送老任务，让成员享有平等的生活起点和有同样尊严的生命终点。这意味着医疗和教育的均等化。若是政策导致医疗和教育越来越不平等，养小和送老变得越来越艰难，群众越来越疯狂地追求金钱而没机会参与体育和文化活动了，那“现代化”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要全民的现代化，还是少数人的现代化？国家花了大量经费投入到医疗和教育领域，钱却集中到了很少的人和很少的机构里。这导致全国百姓苦苦追求几所“一流”大学，几十个“一流”医院，几百个“一流”中学，甚至追求“一流”幼儿园和“一流”小学。普通人为追求“一流”动辄花几十万，还要贿赂，托门子。为挣下这养小送老的钱，我们日夜加班，陷入疯狂的物质主义，丧失了体育和文化，伤害了身体，扭曲了人文精神，全民素质因而迅速下降。当市场化改革违反了“大家庭”这个社会正义观，让多数人被少数人越甩越远，我国就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群众就会与党和政府日渐离心离德，“改革”注定会越来越难，社会和政治秩序也将越来越不稳定。
大家庭和社会主义不是装点门面的空话。富帮穷，青壮年帮老年，没病的帮有病的，有知识的帮缺知识的，就是我们百姓理解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举个例子说，我国13多亿人每人每月交100元医疗统筹，全国每年就有1.6万亿元，加上政府每年从财政收入里拿出的几千亿元医疗支出，不仅我国200万医生能有非常体面的收入，不再向患者收不体面的钱，而且全国人民治病、吃药、住院都不用再花钱。那将是世界上规模效益最大的非盈利医疗系统，而且质量随我国的经济共同进步。医患本来是一家，患者以命相托给医生，医生们都曾在医学院宣誓过治病救人不分贫富贵贱。若政策让医患变成利益博弈关系，若高官让医疗市场化却给自己留下与官位俱进的医疗特权，若让百姓的医疗统筹费之大块变成保险公司和风险投资的利润，人民怎可能不与政府离心离德？
我们支持市场竞争，让每个人发挥聪明才智，让能干的人先富裕起来，让经济兴旺发达。然而，我们要求竞争的起点越来越公平、公正。我们还要求生命的终点越来越有同等的尊严。
中国不是单个城市，不是香港、台湾、新加坡，而是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大型文明体，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健康和教育就没有现代化。教育和医疗均等化是二战后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趋势，是发达世界人均收入远高于欠发达世界的主要原因，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成就的主要体现。背离均等化方向的医疗、教育、养老已经成为压在我国人民身上的“新三座大山”。推翻这新三座大山是中国百姓的利益所在，是公正，是大家庭价值观的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要求，也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要求。
第二，社会组织与公正。
古今中外，世上没有任何国家的政府体系能单独治理社会，都需要群众组织起来自我治理。原因有两个。一是政府必须雇很多人才可能顾及家庭间关系的“小事”，那注定会拖垮财政，无论财政盘子多大。二是“清官难断家务事”，科层体系分门别类，专业化程度高，依法治国，有能力办“大事”，没能力办“小事”。大是大非有法律管，小是小非由自治组织依照习惯管。
我国大众自我管理的基本组织是自然社区。社区居于大家庭的中间，下有小家，上有国家，承上启下。没有血缘或虚拟血缘的社区自治组织就没有中华大家庭。西方国家也是类似，代议制领导的科层体系无法单独治国，也必须依赖“社民会社”（civil societies，常被误译为“市民社会”）组织人民。市民会社是西方阶级和政党的基层组织。
能干的政府可以取代社区自治组织吗？市场，或者说企业，可以替代社区自治组织吗？首先，市场打破了我国社会原有的城乡结构，全国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严重削弱了原有的居住和工作社区。自由用工的企业无法替代社区自治组织。居民楼的业主没组织，有组织的物业企业就变成了业主的敌人。仅靠政府替企业雇员讨薪水更是镜花水月。其次，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政策也是削弱人民自治社区的重要原因。居委会的“小脚老太”被污名化，先取消收费后取消农业税，强力消灭社区集体经济，政府随意合村并镇——不尊重社区自治，社区领袖先被视为乱象之根，后被政府收编领工钱。更有甚者，全国人大立法细致规定基层自治组织选举和管理办法，创造了关于“自治”的世界奇闻。而且，官方还用“以人为本”的口号取代了“以民为本”。这些政策都指向削弱社区自治组织。由于缺少了社区自治组织，有组织的政府面对无组织的亿万分散群众，不得不大量雇佣临时工。而“越维稳越不稳”，财政日渐捉襟见肘，百姓税费负担急剧增加。
自然社区是我国伦理道德的基础。家国同构，不爱家乡怎么可能爱国家？组织起来，一个个小家庭就组成互帮互助的大家庭，就有了公共生活。有了公共生活才有公德。每个自然社区里的公德是全社会公德的基础。没有了人民的自组织，全是分散独立的小家庭，都自私自利，社会就重归一盘散沙，公共道德就丧失了根基。爱自己居住和工作的自然社区才会爱国，没有了社区组织，谈公德、谈爱国，是没有根基的。
自然社区是办“小事”的组织，能在法律之外调节群众彼此的利益，让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拥有公正。如果没有社区自组织，只有自私自利的小家，人人占人人和公家的便宜，日常生活里就缺少公正，大家就都生活得憋屈。群众的所有“小事”都跨法规、跨部门。比如，要政府来清理社区边上的垃圾至少要涉及四个部门的协调，而且还解决不了居民们继续往那儿扔垃圾的问题。老舍歌颂新中国的作品《龙须沟》讲的是共产党把群众以社区为单位组织起来，没花纳税人的钱，大家齐心协力清理了堆积数百年垃圾的龙须沟。那沟是建北京城时取土烧砖形成的。水没了，就成为垃圾沟。每个家庭都往里扔垃圾，每个人出门就要面对垃圾山，社会就充满怨气。这怨气不对着政府对着谁？
自然社区还是人民权力的主要载体。组织起来才有“人民”，不组织起来就只有个人和群众。没有人民就谈不上人民的权力和权益（权利）。组织起来的人民才是对政府最有效的制衡。二十年来，我国官员学历越来越高，但政府的质量却越来越低，贪污腐败，奢侈浪费。一方面，面对分散的个人和已经成为科层体系底层的行政社区，政府只剩下了“自我监督机制”，决策者想干啥就干啥。当各级政府报喜不报忧，人大政协也成了权贵者的机构，群众就只能通过“群体事件”来表达自己对政策的不满和抵抗了。另一方面，“以人为本”的口号注重“钉子户”的权利，却让绝大多数老实人吃亏，寒了社区绝大多数百姓的心。
而今我国有机的自然社区崩溃了，有机的大家庭没了，只靠行政和司法力量机械地把人民聚合在一起。人民的小事办不好，国家的大事也就办不到了。过去我国三个月就能建成一条高速公路，百万人民迁徙支持三峡水利工程建设。而今做不到了。社区边的垃圾三年都清不走，当钉子户却能赚大钱，人民对政府不再信任。所以，东北高铁至今进不了北京，京承高速北京段没赶上北京奥运。当基础设施建设遭遇群众抵抗，我国就明显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我国2014年7000美元的人均收入仅是台湾的三分之一，韩国的四分之一，更是发达国家的七分之一以下。若经济建设速度持续急剧下滑，中华民族怎可能在建国百年之际实现复兴梦想？
中国共产党当年以愚公样的至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把群众变成了人民，变成了上帝。上帝力大无穷，挪走了“三座大山”。共产党搞革命需要人民，坐江山搞建设还需要人民吗？脱离了人民的共产党必定是泥足巨人。有了人民，资本就会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劫持人民；政府也会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被资本劫持。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信仰人民、依靠人民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伟大道统。
所以，有了人民的社区自治组织才有大家庭，才可能有公正的社会关系。
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中国重要社会关系里的公正？我的答案是：咱中国老百姓的心里有杆称。在后殖民时代，对本土文化的自觉代表新的启蒙时代的开启。
以上我讨论了三个问题：社会公正观所在的知识体系，社会公正观的演化，当今社会关系里的公正问题。我想表达的主要观点是：大家庭观念是我国社会关系公正观的核心，也是中华万世一系的社会核心价值观。
大家庭观念有三个主要内涵，构成一个自洽的逻辑体系。第一，我们都有血缘关系，彼此都是由近及远的亲人，要孝老人，爱小孩，敬长者。第二，尽管亲兄弟要明算账，却也有在养小送老上互助的责任。第三，大家庭由家庭而社会而政治，由孝悌到忠信到礼义廉耻这“国之四维”。
纵向看，大家庭下继历朝历代“以孝治天下”的传统，上接“社会主义”新理念，加上“亲兄弟明算账”，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横向看，大家庭有由近及远、自小而大的普适关爱。小到社区一家，中到中华各族裔一家，大到全人类一家。从社会核心价值观成立的四个基本条件看：大家庭是单一词；有中国特色；官民一体信奉；而且由近及远，有亲疏之别的大家庭与“博爱”的国际高尚理念相通，会被世界各国理解乃至敬重。很明显，大家庭不同于自由、民主、法治，但又与这些西式观念并无根本冲突。伦理道德是天然的，至少与宗教观衍生出的现代西方观念一样天然。中华民族历数千年生生不息，繁荣昌盛，明显得益于大家庭观念。这观念万世一系，至今还在延续，体现了中华文明在不同时代的强大适应性。这是个人理解，讲得不对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