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朝鲜半岛山水相连，中国与韩国的文化有长期交往的历史渊源，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在近百年来，韩国对中国现当代话剧的演出与研究逐步发展。曹禺的剧作、田汉的《湖上的悲剧》、老舍的《茶馆》在韩国都有译本或演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剧作家的作品如刘锦云的《狗儿爷涅槃》，高行健的《野人》、《车站》和《独白》以及马中骏等人的《屋外有热流》等也都由韩国学者作了翻译和介绍。但所有这些作品中，当数曹禺的剧作在韩国翻译、演出最多，研究也最为深入。

一

韩国是亚洲国家中演出曹禺剧作最多的国家之一。曹禺的早期三部曲《雷雨》、《日出》、《原野》以及抗战前期创作的四幕抗战名剧《蜕变》，均在韩国上演过。其中《雷雨》上演的次数最多，它的精湛的艺术成就，深刻的哲理内涵，受到韩国人民空前热烈的欢迎。

从1946年至1988年近半个世纪以来，在韩国上演的《雷雨》影响较大的有五次，其中四次均在汉城（今首尔）演出。

《雷雨》的首演是1946年7月由乐浪剧会演出的。“这次演出由李署乡导演，主要演员有黄澈、文贞福、俞庆爱、金东园等。第二次是1950年6月由中央国立剧团演出的，导演柳致真，演员阵容为：金东园（扮周朴园）、申泰文（扮周冲）、朴商翊、李海浪、金鲜英（扮侍萍）、黄贞顺（扮四凤）、白星姬（扮蘩漪）、刘桂仙（扮蘩漪）、高雪峰、吴史良、朴义圭、术景柱等。这次演出，剧场一千五百客席，场场皆满，立席也没有空。演出受到热烈的欢迎，没有看到的人都希望再增加演出，于是延长了演出期。”①

《雷雨》的第二次演出盛况空前，在汉城连演 70多场，后因朝鲜战争（即韩国人所说的“六•二五”战争）爆发而中止。1953年，《雷雨》由新协剧团（新剧协议会）举行第三次演出。新协剧团是战后唯一支撑韩国戏剧的剧团，“这个剧团的活动构成了韩国引进和发展新剧的最初阶段”[1]。这个剧团十分重视《雷雨》的演出。经过认真排练后，先在大丘，釜山等地演出，后在汉城再次演出。这次演出也受到了汉城、大丘、釜山等地观众热烈的欢迎，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欣慰和艺术的愉悦。观众要求增加演出场次，剧团也决定加演。后因韩国当局获悉《雷雨》作者曹禺在意识形态上是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剧作家，下令禁止演出。从此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雷雨》在很长一段时间消失在韩国的舞台上。直至过了38年之后，韩国举行了奥运会，中、韩文化交流日趋活跃，政治理念的障碍也被超越，《雷雨》又重新出现在韩国的舞台上。1988年10月，《雷雨》再度在汉城演出，这次演出是中央国立剧场开馆15周年的纪念演出，也是《雷雨》在韩国的第四次演出。由李海浪任导演，演员阵容为：金东园（扮周朴园）、孙淑 （扮蘩漪）、全国焕（扮周萍）、朱镇模（扮周冲）、金在建（扮鲁贵）、白星姬（扮鲁侍萍）、崔相禺（扮鲁大海）、权海顺（扮鲁四凤）、吴永洙、金明焕、金钟九等人（扮下人）。由于电视、录像的冲击，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此次演出并未引起轰动。

但在20世纪90年代，《雷雨》仍活跃在韩国的舞台上。《雷雨》的第五次演出是庆尚大学的公演。1995年9月1日至2日由庆尚大学中文系原语戏剧组演出。庆尚大学为了提高中文水平，每年演出一次中文原著，这次是第十二次的演出活动。导演是李胎英，演员阵容为：金起德（扮周朴园）、宋恩荣（扮周蘩漪）、郑炳权（扮周萍）、丁美玉 （扮周冲）、李成园（扮鲁贵）、朴美田（扮鲁侍萍）、尹龙山（扮鲁大海）、金姬静（扮鲁四凤）。

50年来，在韩国舞台上，《雷雨》为什么广受欢迎？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雷雨》精湛的艺术成就和艺术魅力。《雷雨》人物塑造的鲜明生动、剧情展开的高度技巧让韩国艺术家叹为观止、击节赞赏。有人评价为：“曹禺的《雷雨》是给中国新剧史带来巨大转机的作品，它被评为中国戏剧的代表作品之一。该作品集多个人物形象，而且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魅力和力量。……该作品在塑造主人公性格和人物之间的矛盾纠葛，以及剧情发展方面有相当大的感染力。人物性格决定了他们的行动，行动使结局与反映社会气氛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刻画了现实世界。而且，乌云漫延到遮住整个天空，一声晴天霹雳，可怕的雷雨到来。这和剧中人物的悲剧结局相影射。这种展开剧情的技巧是很出色的。……他对处在封建主义思想束缚中的中国社会进行的批判也有着充分的力度。他对那些有了过错，为摆脱过错而挣扎的人寄予深切的怜悯之情。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作者在人物的外貌和性格塑造以及情节展开方面发挥的淋漓尽致……该剧作为典型的中国戏剧，同时能够引起广泛的共鸣，这是因为有这些具有不同魅力的人物形象的关系。”[2]

著名韩国话剧表演艺术家金东园，在近半个世纪中四度演出《雷雨》，1946年扮演周冲，1950年扮演周朴园，1953年扮演周萍，1988年再次扮演周朴园，先后演过《雷雨》中的三个人物。他说：“我爱《雷雨》，《雷雨》是不要什么解说或蛇足的话剧。它本身具有迷住观众的吸引力。特别是这个戏具有大胆缜密的构思和优秀的组织。因此，无论扮演什么人物也会入迷的。我爱这个话剧。”[2]

1988年10月，主办《雷雨》第四次公演的演出者金圣佑谈到他为什么选定《雷雨》为中央国立剧场开馆15周年纪念剧目时，十分动情地说起《雷雨》曾给他留下的刻骨铭心的印象：“韩国‘六二五’战争期间，聚集在故乡的学生，为了慰问受战争恐怖折磨的人，决定演一出戏。当时，选定的剧目是曹禺的《雷雨》。……现在还记得那时读过的《雷雨》剧本。它是使我第一次开眼的戏剧。此后，每当看到戏剧演出，我就会想起故乡一样想起当年的《雷雨》。……这次演出《雷雨》的目的是使更多的人知道戏剧的精华。因为《雷雨》是告诉我们戏剧的出发点在哪儿的作品。”[2]这就是说，他是将《雷雨》作为体现戏剧艺术精华的代表作，郑重地推荐给广大观众的。

《雷雨》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二是《雷雨》具有扎实的生活基础和深厚的哲理内涵的作品，它是一部可以唤起观众对人类命运深层思考的巨著。据《雷雨》的翻译家金光洲统计，《雷雨》在韩国演出 （包括许多大学的业余演出）已多达数十次，但人们对此剧的思想内涵的理解却大相径庭。有一种理解认为《雷雨》是一个“痴情剧”，或者说是一部描写“触犯继母”的剧本。金光洲认为这样的理解太肤浅，没有认识到《雷雨》真正孕育的哲理内涵。他指出：“曹禺是中国唯一的研究希腊戏剧的人，他的作品是遵守着永恒的自然法则的结果，以中国历史和痛苦于中国社会所酿成的宿命论——命运剧——要素为基础，在极端和矛盾中，揭示了对命运的痴情者的深深恐惧以及人类原始本能的残忍性，大胆细致的构想，巧妙的戏剧构成手法，就成为曹禺的特色和魅力所在。……曹禺在《雷雨》中不断探求的不仅仅是表现在作品表面上的无视东方道德和伦理的单纯的色情世界，也不是浅俗的人情和复仇世界，而是面对原始的、本能的人类弱点的无情、严肃的痛楚。剧中人物不仅仅是中国社会存在的典型人物，在有人类生存的社会里，我们随处可见这样的人物形象。换句话说，不能随意支配自己的命运，在自己犯下的罪恶中挣扎的脆弱的人类心理，被巧妙地把握。作者曹禺深刻地表现出存在于人类生活中的并非因果报应，而是大地的残忍、自然的冷酷和人类脆弱命运的本来姿态。”[2]

金光洲认为《雷雨》作品的思想底蕴中“充满的是重大而深刻的人类问题”。这一观点冲破了认为《雷雨》是社会问题剧的狭隘理解，触及到了曹禺创作《雷雨》的本意。但对这一“人类问题”如何理解，迄今仍是我们正在深入探讨的课题。

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雷雨》在韩国话剧史上，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纪录。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韩国的话剧舞台十分活跃，这时曹禺的作品得到了更多的介绍。除《雷雨》外，1946年革命剧场演出了《日出》，同年女人小剧场演出《蜕变》。特别是四幕话剧《日出》的演出，由于没有删改，创造了演出时间最长的新纪录。根据金光洲的文字可以知道《原野》也在韩国演出过。他说：“曹禺不仅是在中国剧坛上人所共知的中国剧作家，而且，由我翻译的他的作品《原野》、《日出》、《蜕变》在我国舞台上也受到了欢迎。”[3]

尤其让人高兴的是，新世纪初，曹禺剧作的演出又一次受到丁韩国人民的欢迎。这次是中国重庆市川剧院根据《原野》改编的川剧《金子》在韩国的演出。2002年5月29日至6月13日，以中国剧协党组书记廖奔为团长，沈铁梅为副团长的重庆市川剧院《金子》剧组一行32人，受文化部委派作为中韩建交十周年文艺团体和文化使者，赴韩国进行了艺术交流和友好访问。

梅花奖二度获得者重庆市川剧院院长沈铁梅是剧中主角金子的扮演者，她深得韩国艺术界、戏剧界的专家、学者及财团投资人士的关注。她的表演艺术得到了高度赞扬：“金子扮演者沈铁梅小姐是一位世界级的戏剧演员，她的每一种表演神态都是那么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让韩国观众不得不为之感动、激昂、兴奋。”[4]83

川剧《金子》在汉城、水原两大城市演出时，韩国电视台、KBS、SBS、MBS电视台对沈铁梅和仇虎扮演者赵勇做了特别专访报道。韩国的主要报刊对《金子》的演出也作了大量的报道，并刊登了人物剧照。在韩国演艺界，韩国著名戏剧家、国际剧协主席金正钰先生等对《金子》的评价甚高，称“《金子》的剧本和演员及整个舞台呈现，都是第一流的。整个演出既有现代意识，又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现代中国戏剧的文化魅力和表现传统与现代理念之经典作品”[4]83。

中国戏剧表演团体第一次在韩国演出曹禺剧作，获得成功，充分显示了两国人民深厚的友谊，展示了两国人民艺术交流的美好前景。

二

从1946年至1988年近半个世纪以来，曹禺剧作在韩国的演出，不但推动了韩国话剧艺术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曹禺名剧的翻译和研究。

曹禺的处女作《雷雨》韩文译本有三种：第一种是1946年2月由宣文社（金光洲译）出版的单行本；第二种是金钟铉译本，1989年由中央日报社出版，为《中国现代文学全集》（共20册）之一种，这个译本删去了原作之《序幕》和尾声；第三种是韩相德译本，1996年6月由韩国文化社出版。韩相德的《雷雨》是与《日出》、《原野》一起同时成套出版，这对于曹禺戏剧在韩国的演出与研究具有更大的意义。除此之外，《日出》、《蜕变》曾被金光洲翻译后演出了，但是未曾出版。

与演出和翻译相比，曹禺剧作的研究在韩国比较滞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才真正开始。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政治原因。韩国进入20世纪以后，虽有梁建植、金光洲等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介绍中国戏剧，但由于经过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朝鲜战争以及意识形态的隔阂，直到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中间隔绝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二是同一些韩国知识分子对戏剧研究重视不够有关。正如韩国著名学者吴秀卿先生所指出的：“尤其韩国的知识分子从朝鲜时代以来一直采取道学家的保守观点，对戏曲（包括话剧——笔者注）小说等俗文学保持排斥贬低的态度，因此从事该方面的研究人员还很稀少。”[5]81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1997年为止，在韩国发表的有关曹禺剧作研究的论文共有七篇。其中最早的是1981年池荣在教授的《剧作家曹禺小考》，另外六篇都是硕士学位论文或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它们是：《曹禺初期戏剧研究》 （赵炳一，1987年）、《曹禺的<雷雨>研究》（金成童，1988年）、《曹禺的<雷雨>研究》（金汉成，1990年）、《曹禺的<日出>研究》（李美卿，1990年）、《曹禺剧作在韩国》（韩相德，1993年）、《试论曹禺的家族文化意识》（赵俊熙，1997年）。这六篇论文，分别从生平研究、文本研究、演出研究、综合研究等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曹禺剧作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曹禺初期戏剧研究》在分析曹禺剧作主题时，探讨了作品主题与作家世界观之间的关系，并且强调“作品的批判形式多样，而且评价作品的方法也不少。所以研究评价作品可以具有不同的出发点，或是采用别的角度。”[5]81

有关文本的专题研究都有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和鲜明观点。李美卿着重剖析《日出》的主题思想、文学的成就和局限性。在主题思想分析上，她认为《日出》作品主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体现“损不足以奉有余”可能集约的经济侧面；二是以卖淫制度暴露黑暗社会。这些问题的提出，紧密地构成登场人物之间的复杂多样的极限对立和冲突形式。她还提出，作品的成功原因就在于“对立人物之间的复杂的联系”，通过人物之间的冲突，揭露 20世纪30年代特有的卖淫势力与个性解放潮流的矛盾，而且揭示出恶势力的必然灭亡。她指出剧中人物之间的冲突有两种：社会的冲突和个人的冲突，社会的冲突是上流社会的人物同下层社会的人物之冲突；个人的冲突是陈白露的内心冲突，是陈白露和方达生、金八和潘月亭、潘月亭和李石清的冲突。特别是陈白露和方达生的冲突，深刻地反映出伦理的价值观和金钱、爱情观念的冲突。李美卿把《日出》的艺术成就概括为六个方面：1.舞台和演出方面的特色；2.语言的洗练美； 3.诗意的抒情；4.喜剧的色彩；5.现实主义的成果；6.对女性问题的关心。这些都是颇有见地的。

金汉城、金成童两位学者从不同视角对《雷雨》一剧进行分析。金汉成的《曹禺的<雷雨>研究》着重论述了《雷雨》的创作背景。他把《雷雨》的创作背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时代环境的影响。《雷雨》产生于中国话剧的发展和辛亥革命后的社会变动的背景下，所以作品反映了劳工运动的发展、半封建社会的状况和女性解放的启蒙思想潮流。二是古希腊悲剧的影响。在不少的地方，可以发现与古希腊戏剧技巧和手法的相似之点，换言之，曹禺借鉴了希腊古典剧的宿命、形式和情势，特别是《雷雨》善于吸收回溯、发现的逆行剧作构成法。三是受自然主义的影响。曹禺的作品是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同时还有浓厚的自然主义特色。他认为，《雷雨》的中心思想是宿命论和反封建思想。这个作品构成以反封建思想为本质的主题，以宿命论为次要的主题。

金成童的《曹禺的<雷雨>研究》则着重论述了《雷雨》的主题思想和人物的典型性。他指出，《雷雨》在国内外受到好评，它体现了中国话剧的新水平，其原因基于作品自身的优秀性质。此外，它写得符合当时的时代真实、符合读者和观众的感受性的内容等。他认为“人道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是《雷雨》创作的基本倾向，而且，“人道主义精神和爱国思想”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两个精神及思想的基础是反帝、反封建的精神。

《曹禺剧作在韩国》一文是韩国学者韩相德在 1993年武汉曹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他初步介绍和论述了曹禺剧作在韩国演出和研究的情况。《试论曹禺的家族文化意识》一文，是赵俊熙先生参加在石家庄举行的曹禺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论文。他的这篇论文则从曹禺的家庭文化意识这一独特的视角，指出曹禺剧作是作家敏锐地体验生活、体验人生、关注人的生命的精神结晶，揭示了曹禺剧作具有多义性和浑融性的特点。他认为曹禺的剧作精神内涵十分丰富。这篇论文观点新颖，颇有理论深度，显示了年轻的韩国曹禺研究学者思想敏锐、视野开阔的勃勃生机。

迄今为止，韩相德先生是韩国曹禺研究领域成就最高的学者，他不但是当代韩国著名的曹禺剧作翻译家，而且是韩国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曹禺的第一人。韩相德1993年曾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做过访问学者，1994-1997年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为了研究曹禺，他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和采访。

韩相德在韩国曹禺研究领域的一个贡献是把曹禺著名的早期三部曲《雷雨》、《日出》、《原野》译成韩国文字并出版。由韩国文化社于1996年6月出版的《雷雨》，根据的是曹禺1936年也是最早出版的《雷雨》版，包括序幕和尾声，这一完整的《雷雨》译本，对于韩国学者和读者全面、深入地理解《雷雨》的主题和曹禺的创作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部曲剧作译本作为系列一次性问世，这在韩国曹禺研究史上也是空前的。他的又一个贡献是撰写了长达15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曹禺三部曲研究》，这是韩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曹禺研究专著，1997年4月20日，在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陆耀东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完稿。

为了完成这篇博士论文，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外编剧理论、话剧史和曹禺研究专著。他不仅关注书面文献，也重视活的知识，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和戏剧观摩获取大量第一手资料。1993年11月，他亲自拜访了曹禺先生。1996年寒假期间，韩相德曾两次来上海采访，在笔者的帮助下访问了上海戏剧学院曾经导演过《雷雨》的徐企平教授，并在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资料室查阅了大量曹禺研究的资料，并观摩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学生演出的曹禺剧作的片断。

韩相德的《曹禺三部曲研究》独立思考，富于创见。全文以曹禺早期三部曲为重点，同时又涉及曹禺的生平、创作道路、戏剧观、文学地位等问题，点面结合，是一个相当全面、系统地论述曹禺剧作的专著。特别是在以下三个方面尤有特色：

1.对曹禺早期三部曲进行微观的、具体的艺术分析，在遇到学术观点上有分歧的问题，坚持自己的主见。例如对《雷雨》中周萍这个人物的性格分析，众说纷纭，连剧作者曹禺自己前后的说法也常常自相矛盾。韩相德确立了一条学术论述原则：根据作品的客观内容把握它的本质，“作者对作品与人物的见解可以作为参考，但不能代替作品与艺术形象本身。由于思想的发展，随着不同的时期的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作品的客观效果可能与作家的主观意图并不一致，也有可能作品客观内容与作者对作品的解释不一样。再说，现在的解释有可能不符合创作时的作品和人物性格的实际。”[6]依据这样的科学的客观的分析，作者对周萍就作出比较中肯的论述，弥补了一些论者的明显偏颇。

2.着重阐述曹禺的重视观众的戏剧观念。曹禺的戏剧观涉及方面很多，韩相德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着重论述了曹禺强烈的观众意识，并揭示了它的重要意义：曹禺有相当丰富的舞台经验，他深深地了解中国观众的普通的审美意识和情绪，注意普通观众的接受，并在技巧上加强话剧的可接受性，戏剧冲突场面安排、舞台布置和表演方法等等，都作了巧妙安排或提示[6]。强调在他的戏剧观中，观众始终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这样的戏剧观分析，既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又具有现实启迪意义。

3.将曹禺置于中国话剧发展史的宏观背景中，充分肯定他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所做出的前所未有的巨大贡献。韩相德在专著中指出，曹禺在他的三部曲中塑造出一系列成功的艺术形象，作品中性格化的富有动作性的语言，尖锐的、紧张的戏剧冲突，悬念的布置与高潮的调控，对中国传统的悲剧观念的突破等，第一次创作了成熟的大型多幕剧，改变了此前中国仅有篇幅不长的多幕剧以及独幕剧的情况。韩相德的《曹禺三部曲研究》作为韩国曹禺研究史上第一部系统、全面论述曹禺剧作成就的专著，它也是中韩两国曹禺研究学者友谊的结晶和象征。

注释：

①参见［韩］韩相德1993年在武汉曹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曹禺剧作在韩国》。

【参考文献】

[1]　吕厚基.韩国戏剧现状[J].中国戏剧，2002(5):61.

[2]　《雷雨》演出简章[K].1988-10-16.武汉：武汉大学文学院，1997.

[3]　田本相，张靖.曹禺年谱[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74.

[4]　李萍.川剧《金子》在韩国深受欢迎[J].中国戏剧，2002(8):43.

[5]　吴秀卿.从文本问题看中国戏剧研究的本质回归 [J].戏剧艺术，2003(01):81.

[6]　韩相德.曹禺三部曲研究（博士论文）[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