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艺术上成熟或趋于成熟的作家，总会在其作品中贯注着相对稳定的个性特征。曹禺虽不是专攻的讽刺剧作家，但却有着高超的讽刺艺术。他的讽刺个性是怎样的呢？我认为，曹禺的讽刺个性，既不同于鲁迅的冷峻、深刻、凝炼，也不同于沙汀的朴素凝炼，冷静含蓄，既不同于钱钟书的机智辛辣，也不同于张天翼的明快活泼和尖锐峭刻，还区别于老舍那常常发出温和俏皮的笑，用宽容的态度去缓和道义上的愤怒的个性，而是以一种温婉宽厚的姿态，和缓舒徐的笔调严肃地对待讽刺对象，在满不在乎的“无意”中透辛辣，在不露声色的“冷静”中露深刻，在“温和”中见尖锐。本文拟对曹禺的这种个性特征及其文化成因作些探析。
“无意”而辛辣
讽刺是作者对黑暗、邪恶和丑类的严正批判，饱含着鄙夷和憎恶的情感。曹禺的讽刺，是一记“无意”劈向讽刺对象的火辣辣的耳光。面对邪恶和丑类，在剧作中，曹禺总是表现得若无其事，在满不在乎中进行嘲弄、挖苦和鞭打，有一种轻喜剧的艺术效果。《日出》中的顾八奶奶是一个非常俗气的富孀，丑态百出。在作品中，作者满不在乎地写道：“他总是兴高采烈地笑。笑有种种好处，一则显得年轻，二则自以为笑的时候仿佛很美，三则那耀眼的金牙只有笑的当儿才完全地显露出来，于是嘴、眼睛、鼻子挤在一起，笑，笑，以致笑得令人想哭，想呕吐，想去自杀。”正是在这种毫不在乎的描写中，在“无意”的宝匣中露出刺眼的剑光，显出辛辣，对顾八奶奶那种自作多情，矫柔造作作了具象化的显示，进行了惊人的批判。《北京人》的江泰是一个老留学生，只会吃，不会做，虽然是专攻化学的，但他开肥皂厂制出的却是软叽叽的牛油样的东西。对此，作者满不在乎地写道：“原来他的化学教科书不好，那节肥皂的制造方法没有写明白”。正是在这种貌似无意的叙述中，对江泰那种不学无术，只会空谈的个性进行了火辣辣的嘲弄与讽刺。
在曹禺的剧作中，有时是通过“无意”的漫话式描写来寄寓讽刺的。在《日出》中，李石清被潘月亭开除，气得咬牙切齿，刻骨仇恨。这时报馆张先生来电话说金八在公债上坑了潘月亭，早已送来了一封信。听到这个消息，李石清高兴得不得了。他先是“喜欢得手都抖起来”，接着是“拍着桌子”，后来又“坐在桌子上”讲话，最后是“拍着自己的屁股”。尔后，他马上从王福升手里抢过那封信。看完信，他狞笑着，且“几乎是跳跃”地自语道：“你来得好，你来得好！你来得真是时候。”接着一身都颤抖起来，连他自己也奇怪“怎么反而稳不住了”。这种描写，不仅展示了李石清那种高兴的心理，报复的心态，而且辛辣地鞭挞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所造成的人性的暴戾与奸诈。
吞吐跌宕式是曹禺剧作中的一种很有个性的讽刺方式。他通常针对讽刺对象所关心的事采取话说半句的饵诱办法，幌饵引鱼，尽情捉弄，造成讽刺对象的情绪和心理忽起忽落，显示出曹禺讽刺的老辣与无情。《蜕变》中，马登科拖办药品，刚被丁大夫骂过，况西堂又特意火上浇油，说这两天恰巧梁专员要来，使他急于出去全力应付。这时，况西堂故意捉弄：先是仿佛与梁专员是老熟人似的恍然地说：“是他呀？”，使马登科喜上眉梢，以为他认识，当问他时，又说不认识，使之垂头丧气；接着又说有位朋友认识，再次吊起马的胃口，当马问那朋友在何处时，他却说远在山东当县长，又使他跌入绝望的深谷；尔后又说知道梁的脾气，当马问梁有什么性情嗜好时，他却说“毫无嗜好，性情非常严肃”，使马绝望地叫：“那又何必再说呢？”马擅长于请客送礼，吃喝拉扯。在他看来，如果有熟人牵线，或者摸清了梁专员的脾气，了解他的嗜好，就可以得心应手地把梁专员变成手上的俘虏。曹禺正式针对人物这种丑恶的心态，满不在乎地幌饵引鱼，尽情捉弄，显现了他手法的高妙与辛辣。
“冷静”而深刻
讽刺是一种激情，是一种强烈的社会批判。曹禺的讽刺则是一支射向黑暗社会中种种丑恶的冷箭。在剧作中，他常常是以冷静的态度对待讽刺对象，通过客观的艺术描写去展示卑污和丑恶，不露声色地使之露原型，现本质。且看《家》中闹洞房的那场戏。这场戏对封建家族制度和宗法统治进行了深刻的讽刺和批判。午夜以后，许多贺喜的亲友都已经走了，可是高家的老小兴犹未足，象是醉酒了似地作弄这一对从未谋面的青年男女。丫头、老妈子们站在门口笑。主子们更是兴高采烈地卖弄自己打情骂俏的本领，对新人恬不知耻地越伦胡闹。五叔克定和四叔克安的淫荡腔调与下流举动，无一不是平日嫖娼玩妓恶习的瘾发。而陈姨太引大家玩的神气，沈氏的得意、伶俐与暗笑，觉英等人躲在床下的恶作剧以及墙外传来的“胸前生对大奶奶”的声音，也无一不是尽情发泄着平日用种种虚文浮礼压制的下流淫邪和丑恶情感。在这种客观的描写中，封建家族制度和宗法统治的罪恶被揭露出来，高家礼乐斯文的假面被彻底撕去；家族制度繁衍出的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昭然若示。在《日出》中，曹禺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及其造成的人性失落和道德沦丧给予了严厉的讽刺和批判。潘月亭是个银行资本家，他荒淫腐朽，整天与陈白露进行着钱肉交易，丝毫不顾男性的尊严，长者的持重。曹禺使用双重丑化的方法对他进行鞭挞。剧中写他来到陈白露处，觉得有些冷，要关窗，陈白露却让他披上自己的大衣，围上自己的围巾，脚上盖着皮袍子，再拿个热水袋煨着，弄得他奇形怪状地堆在沙发里，并口口声声叫他“老爸爸”。对陈白露的这种言行，曹禺是流着酸楚的泪水来写的，可对潘月亭，却是一种讽刺和挖苦。《蜕变》写于抗日战争时期，深刻地讽刺和批判了国民党官僚机构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大肆营私舞弊的腐败风气。秦仲宣的姘头伪组织在医院床铺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强拿医院一张铁床，丁大夫来搬时，却与丁大夫吵起来，受到丁大夫的责骂，她回来后就撒泼说：“我不但要睡铁床，将来还要盖铁床、吃铁床、喝铁床，把公家的铁床拆碎了，扔在河里听响，看她把我怎么样？”铁床怎么能盖？能吃？能喝？从语法上是不通的，但正是这种硬搭配，产生了一种奇异的艺术效果。“丑只有到它不安其位，要显示出自己不是丑的时候才是荒唐的，只有到那时候，它才会激起我们去嘲笑它的愚蠢的妄想，他的弄巧成拙的企图。”[①]既暴露了伪组织等人营私舞弊的嚣张气焰，而且对他那种现世宝的愚蠢的精神世界进行了深刻的讽刺。
在剧作中，曹禺常常通过冷静的对照来进行讽刺。中秋节的曾公馆依然保持着节日的气氛，象往常一样设宴请客，可它的门外却堵着一大堆要帐的。屋里敬酒、跪叩的时候，外面相继响起了讥诮的骂声。正当曾皓叫袁任敢吃菜，举箸“请，请哪”的时候，要帐的终于冲进来了。这种对比，具有正反对照，二力互挺的作用，讽刺性是很强的。王福升是一个完全被金钱腐蚀了灵魂的狂徒，在有钱人面前，他可以做狗做王八；在贫苦人面前，他就做大爷、做流氓、做打手。他刚刚骂完黄省三是王八蛋不到一分钟，电话中就被金八骂成是王八蛋，并仿佛很光荣地听着，连连应着“是”，而且还要人家“×我妈吧！”这种冷静的前后对照，将王福升那种做惯了奴隶的人的奴性和看家狗的狗性的卑污人格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鞭挞。
面对讽刺对象荒唐可笑的言行和难堪的境遇，曹禺往往以一种冷淡漠然态度视之，造成了一种冷眼旁观式的讽刺。或安排人物上场若无其事地进行耍弄，使其难堪，或通过第三者的反应来施行讽刺。李石清刚被潘月亭开除，孩子又病得快要死了，正在这种雪上加霜、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曾经被他推出门外，已经疯狂了的黄省三上场了，一见到李石清就叫“经理”。对黄省三来说，这并非报复，因为疯子缺乏正常人的思想和情感，既不懂得去同情人，也不懂得去报复人；但对李石清来说，却是一种报应，一种讽刺。伪组织是院长秦仲宣的姘头，这种不洁不净的关系谁都清楚，可是，她要丁大夫向她赔礼道歉，且是要丁大夫当着大家的面对她三鞠躬，叫她三声院长太太，于是剧本舞台指示“龚况二人对视微笑”。对这样一个无赖，作者正是借龚静仪、况西堂的“对视微笑”来寄寓讽刺的。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可恶又可笑。
“温和”而尖锐
鲁迅说：“讽刺小说贵在旨微而语婉。”[②]曹禺戏剧的讽刺也是这样。他暴露黑暗，鞭挞邪恶，无论采用什么艺术方式，都不是愤激的揭发和厉声的控诉，也不是让人刺骨地发笑。无论是对封建家族制度的批判，还是对国民党官僚集团腐败的揭露，无论是对反动统治代表人物及其帮凶爪牙的无情讽刺和捉弄，还是对刁奴恶仆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讥笑和批判，或者是对那些被抛出生活轨道的可笑而又可怜的文化人的揶揄和嘲弄，都是通过温婉宽厚、和缓舒徐的笔调进行的。陈奶奶来曾家，目的是要看看曾文清。可当她来到曾公馆时，曾文清还没有起床。曾思懿叫醒他，可衣服总穿不好，好长时间都不得出来。急得在外面等他的陈奶奶几次都想冲进去。就是在这种慢悠悠、迟缓缓的行动中，表现了曾文清的懒散，显示了末世家族的迟幕和淹淹待毙，收到了奇异的讽刺效果。周朴园对赶走侍萍始终“抱悔”，家里的摆设，三十年来始终保持以前的样子，窗户总是关着，桌子上老摆着侍萍的照片。侍萍来到了周公馆，曹禺没有让侍萍马上愤激地去揭露和声讨他，而是让侍萍慢慢地显露真实身份。随之让周朴园一步一步地暴露他“抱悔”的虚伪。首先，侍萍说是来找四凤的，接着又说是在无锡长大的，并说知道梅小姐跳河的事，然后又说梅小姐是周公馆梅妈的女儿，与周家少爷生了两个孩子，是在三十年前的大年三十晚上被赶出周家而跳河的，但她没有死，后来又嫁了两次，境况都不好。最后说她就在这儿。而周朴园先说与梅小姐有亲戚关系，想修修她的坟，尔后觉得侍萍可疑，就紧张地问她姓什么，接着又问梅小姐为什么不去找周家，后来又觉得很可疑，便又发问：“你是谁？”最后他明白了站在眼前的就是三十年前被他赶出家门的侍萍时，就一反常态地厉声问：“谁指使你来的？”“你要多少钱？”这样周朴园那种虚伪冷酷的阶级本性就被揭穿了。
讽刺旨在批评和谴责，目的不是引人发笑，而是要引起读者的震颤和深思。它必须从平常的生活中把握和突现矛盾，在公然的生活中暴露和彰示丑恶。曹禺在进行讽刺时，总是调动一些手法来照射矛盾和昭现丑恶。然而，这种手法的运用也是和缓舒徐的。且看《北京人》中的一场戏。曾廷泼了袁圆一桶水，被袁圆追着转圈，曾皓非常气愤。吃饭时就罚曾廷直挺挺地跪在餐桌前，目的是“叫袁家人看看我们曾家的家教”。可是，袁任敢看见了，不是赞羡恭维，而是大惊，并歉笑着说那水是他递给泼的，且笑着说小孩子顽皮点好，叫曾廷起来，又对曾廷说：“对不起！下次你来泼我！”曾皓听不下去了，急忙叫袁任敢就坐。作者这里运用倒置手法强调动机与效果的倒置对立，讽刺曾家的繁文缛礼和家长制，显得舒徐自如。
在曹禺的笔下，即使是嘲弄取笑，或者是闹剧式场面，甚至就是狗咬狗的争斗，也是温婉宽厚的。潘月亭被金八坑了，李石清幸灾乐祸，引发了一场狗咬狗的争斗。两人眼看就要打起来了，可结果是只抓了一下头就散了，架没打成。这就与邢幺吵吵和方治国在茶馆里打得鼻青眼肿明显不同。《家》中闹洞房这场戏对高家的文明，封建的伦理道德进行了深刻的讽刺，可作者并没有让高家的子孙们真正肆无忌惮起来，而是时而插进克明，时而插进高老大爷，时而插进觉慧，使这场戏闹剧始终保持一定的克制。在剧作中，曹禺制造的那种喜剧性场面，设置的喜剧性人物，给人们以笑，但这种笑并不是一种撕心裂肺，眦牙裂嘴的狂笑，也不是一种俏皮轻松的微笑，而是一种含泪的笑。《日出》中的张乔治，《北京人》中的江泰、《蜕变》中的孔秋萍，都是喜剧性人物，他们的言行都是可笑可鄙的，但作者并未让他们一味地制造笑料，而是让人们在哀其不幸之后，作更多的传统与现实的反思。
成因：文化合力
曹禺讽刺艺术的个性是多种文化因素合力而成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环境影响人，曹禺的讽刺当然也受到了环境的影响。其中，时代和家庭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嘲笑是垂死社会的文学。”[③]曹禺出生在一个沉闷的压抑的封建官僚家庭，生活在腐朽透顶、白色恐怖的时代。黑暗的现实，垂死的社会和沉闷的家庭，令他愤怒不已，无疑会演化为一种讽刺，进行激烈而深刻的社会批判。但是，这仅仅是一种显性影响。其实，在曹禺的讽刺艺术个性里面，还有一种隐性因素的影响更大、更强、更深。这就是民族传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的影响最深、裹挟力最强的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认为，人的七情六欲虽为“天下之大本”，但却应节之以礼，不能任其放纵，而应不偏不倚，含而不露，否则会“乐极生悲”、“否极泰来”，因此，主张温柔敦厚，提倡“中和之美”，注意感情的自我节制，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使人的心理情感始终处于平衡适度。在它的影响下，中国古典戏剧形成了“亦庄亦谐”、“亦悲亦喜”的美学特征，也养成了中华民族含而不露的心态，性情平稳，感情含蓄婉约，语言平缓和婉。一般来说，那种“拘于礼”而“慎于行”的人，心态都拘谨，自然也就洒脱不起来。同时，中国戏剧有一个传统的母题，这就是道德评判。它明显的道德教化的目的往往要冲淡喜剧性气氛。对一个自小就接受着传统文化熏陶的作家来说，这无疑有一种裹挟作用。
第二，鲁迅讽刺艺术的影响。艺术修养是促成一个作家艺术个性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曹禺自小就接受了中外文学艺术的熏陶，有着深厚的修养。中国文学艺术从先秦诸子到清代的《聊斋志异》、再到鲁迅的《呐喊》和《彷徨》；从先秦讽刺性喜剧俳优到歌颂性喜剧《救风尘》再到现代萌芽时期的话剧。讽刺艺术的潜流贯穿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无疑会使他受到影响。他说：“读到《官场现形记》一类清末谴责小说，都使我的血沸腾起来，要和旧势力拼杀一下”。[④]同时，他阅读的西方名著、改编和演出的戏剧、翻译的小说，讽刺性都很强；涉及的作家是易卜生、狄更斯、契诃夫、莫泊桑等享誉世界的讽刺艺术大师，怎么能不受影响呢？但是在曹禺讽刺艺术个性的形成过程中影响更大的是鲁迅的讽刺艺术。曹禺在《学习鲁迅》这篇文章中曾经这样说鲁迅：“他的精神影响之大是无法估量的”，“对我的写作影响很大”。[⑤]作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讽刺宗师。他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讽刺风尚。在他的现实主义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中的不少作品，是享誉世界的讽刺佳构。他以写实而精细的文笔，深沉而冷峻地揭露和批判国人愚昧、落后、麻木、苟且、自欺其人、妄自尊大等劣根性。在鲁迅的培育和影响下，三十年代讽刺文学进入了繁盛时期，涌现了沙汀、张天翼、蒋牧良、周文以及老舍等一批讽刺文学作家。作为“五四”第二代作家，曹禺很小就接受了鲁迅的影响，《呐喊》一问世，即花高价买来读了。初读时还不太懂，后来读得多了，就“开始懂了一点鲁迅所指的‘国民性’，中国的封建社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精神”。[⑥]读鲁迅的作品，都使他受到教育，觉得要写作就要象他那样，“做点好事。”[⑦]鲁迅的作品，对曹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在创作倾向、创作思想、表现手法上整体的影响。”[⑧]
第三，曹禺潜沉的个性心理起了作用。曹禺是一位情感型作家，他身上总是有一种无法抑制的热情，“心理永感着乱云似的匆促、迫切”，[⑨]“烦躁不安”，[⑩]不能“宁静”，[11]也“不能忍耐”。[12]所以，他的创作常常是在那“原始或野蛮”的[13]的“情绪爆发”[14]中“作于我不能不作，止于我不能不止。”[15]无论是对旧家庭的憎恶还是对新生活的向往，无论是对恶的批判还是对喜的张扬，无论是对强暴的鞭挞还是对弱者的同情，都倾注了作者的深情。但是，情感的深厚并不意味着直露和浮躁。恰恰相反，情感越深，则更应该表现出持重与冷静，这才显得真切自然。而且曹禺在个性气质上还存在着一种内心的潜沉，耽于沉思。他往往潜入生活河床的底层思索，“读多少那些被认为洪水猛兽的书籍”，[16]“搜索”[17]答案，“苦思不得的时候便冥眩不安”。[18]他常常“流着眼泪”[19]赞美那些“伟大的孤独的心灵”。[20]这种个性气质，使他的作品，有时如夏日云中的雷电，情感汹涌、炸裂；有时如冬日里茫茫的海洋，表面平静，深渊之下则热情翻滚。曹禺的讽刺风格正是后者的表现。在展示他内心“郁热”的同时，又伴随着对社会与人生的极其冷静的思考。
第四，与曹禺善于描写悲剧有关。讽刺文学特别是讽刺喜剧的创作，尽管也不乏个性化人物，但更多的往往是以人物类型的多样化见长。因为这种扁平的类型人物有利于展开讽刺。而悲剧是以精雕细刻地塑造性格化的典型人物显功力。曹禺以悲剧创作著称于世，悲剧意识尤为强烈，写好人物，是他戏剧美学的核心思想，他要通过塑造典型人物来反映生活。他说：“作为一个戏剧创作人员，多年来，我倾心于人物。我总觉得写戏主要是写“人”；用心思就是用在如何刻画人物这个问题上。”[21]因为他以塑造人物为己任，所以他的一切文学手段都始终是为人物服务的，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典型性。而讽刺手法一旦用到极至，固然可以收到强烈而别致的讽刺效果，但也容易使创造出来的人物成为类型人物。这样，曹禺在戏剧中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控制讽刺手法运用的度。在剧作中，虽然安排了一些喜剧性场面，设置了一些喜剧性人物，运用了一些喜剧性手法，当然也起到了加强剧作暴露邪恶、鞭挞丑类的力度，增强讽刺效果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渲染、制造悲剧环境，为剧中正面人物作烘托和陪衬，为其营造一个生存空间。
综上所述，由于受时代、家庭、艺术修养等主客观方面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由于受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作家本人的个性气质和美学追求的制约以及悲剧文体特征的规定，曹禺戏剧中的讽刺形成了“无意”而辛辣、冷静而深刻、“温和”而尖锐的个性。讽刺艺术的运用，不仅加大了曹禺剧作的批判力度，而且还增强了曹禺剧作的时代气息，丰富和提高了美学价值。它从另一个侧面雄辩地显示：曹禺不愧是一个戏剧大师，给人的艺术启迪是广泛而深刻的。
注释：
①车尔尼雪夫斯基：《论崇高和滑稽》，《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第9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②鲁迅：《中国小说史的历史变迁》，《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04页。
③巴尔托克：《〈驴皮记〉版序言》，见《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
④曹禺：见田本相《曹禺传》第4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版。
⑤ ⑥曹禺：《学习鲁迅》，见《剧本》81年10月号。
⑦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戏剧论丛》81年第2期。
⑧曹树钧：《论鲁迅思想对曹禺剧作的影响》，《戏剧艺术》91年第四期。
⑨ [11] [13]曹禺：《〈雷雨〉序》。
⑩ [12] [14] [16] [17] [18] [19]曹禺《〈日出〉跋》。
[15][20] 曹禺：《曹禺戏剧集•论戏剧》，第194页，267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