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前期，曹禺开始陆续地向剧坛奉献戏剧精品，促使多幕剧占领了舞台，完成了戏剧创作的突破和飞跃。自此，中国的话剧进入了成熟期。几十年来，他创作的戏剧不仅在舞台上常演不衰，而且被搬上银幕、屏幕，被改编为芭蕾舞和歌剧，并走出了国界，被译成多种语言文字在日本、苏联、罗马尼亚、匈牙利、美国、新加坡上演，有很高的国际声誉。
曹禺不是那种灵机一动，提笔就写，卷帙浩繁，著作等身的作家。他写得慢，写得苦，写得认真。在漫长的创作历程中，曹禺创作的戏剧是很有限的，就是把独幕剧和电影加在一起，也不过14部。但优秀的戏剧家象蕴藏丰富的宝藏一样，是挖掘不尽的。从曹禺的第一个剧本《雷雨》发表后，就陆续出现了一批研究曹禺的成果。60年来，研究曹禺的文章和创作相比，已经超过了百倍，这个事实说明了曹禺拥有广大观众和读者而无愧于时代。下面从论文、专著和研究动向三个方面谈新时期的曹禺研究。
一、论文：万紫千红
首先让我们谈谈对曹禺新作的研究。曹禺新作可说引人注目。
曹禺于1978年10月发表了《王昭君》。从《胆剑篇》到《王昭君》经历了17个年头，曹禺已经由盛年而双鬓染白，接近古稀之年。话剧《王昭君》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剧作中王昭君的形象，变哭啼啼为笑嘻嘻，摈弃了毛延寿绘美人图和汉元帝与王昭君的爱情纠葛，突出了维护民族团结的主题，虚构了一个富有智慧和幽默感的老奴苦伶仃；它沿着《北京人》和《家》所开拓的诗意的抒情的风格继续发展，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可以说既保持了历史风貌，又体现了时代精神。
《王昭君》的演出，引出了一番评论的热潮。评论者们各执一词，意见相异。
持肯定意见的有陈瘦竹、沈蔚德的《读〈王昭君〉》，文章盛赞《王昭君》是“一部抒情诗剧”，“剧中有自由体诗和有韵律的独白，有歌唱和音乐，”“诗情画意，令人神往”。①张春吉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认为：“历史上的王昭君是民族友好的象征，可是旧戏舞台上王昭君却成为含怨出塞的民族屈辱的悲剧形象。”“曹禺同志在戏剧舞台上恢复了历史上王昭君的本来面目，这功绩是值得称赞的。”②张锲的《还它一个笑盈盈的王昭君》肯定了“《王昭君》这出戏一扫历代文人的偏见，还昭君以本来面目，热情地讴歌了这个曾经为民族团结做出过贡献的历史人物，生动地再现了我国各民族之间世世代代和睦相处、团结进步的历史本质。”③王季思、萧德明的《〈王昭君〉的历史风貌和时代精神》指出：“曹禺同志不仅在情节安排、人物塑造等大的方面保持历史的面目，而且在细节的选择上也力求符合历史的实情，他让王昭君从庄周、屈原的作品中汲取思想养料，演唱根据汉代流行的民歌《上邪》改编的《长相知》，这都有助于刻画一个历史上接近人民的知识妇女的形象。”④王永宽的《谈王昭君艺术形象的真实性》着重强调了王昭君形象“是在她的历史原型基础上的提高，而不是对她的历史原型的改变。”“作者在塑造王昭君的艺术形象时，严密注意使虚构的部分符合历史的逻辑。”⑤在肯定剧本《王昭君》的文章中，有的也提出了不足之处。如一、温敦和王龙在泄露机密、发泄对单于的不满时，竟然让苦伶仃在场，不合情理。二、剧本的后半部分诗味淡薄，作者把矛盾放在幕后去解决，影响了人物塑造。三、作者忽视了王昭君到少数民族所遇到的生活困难与内心矛盾。四、对于呼韩邪单于在爱情生活方面的描写，也过于诗化等。李廷先的《曹禺同志〈王昭君〉剧本中的一些历史细节问题》从人物场景、称呼和应制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批评，论者根据史料检验剧本，自然发现了一些问题。
对《王昭君》持批评意见的，以陈祖美的《从〈王昭君〉看历史剧的倾向性和真实性的关系》与张忠纲的《关于历史剧〈王昭君〉的创作和评论》为代表，陈文认为：在王昭君身上存在着“违反历史真实的理念倾向”，王昭君“敢于站着与皇帝说话，不唱钦定的《鹿鸣》之典，要唱自己感到尽意的《长相知》”，“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很难设想的”。“把王昭君写得这样崇高，不仅在艺术上给人以失真之感，同时也容易使少数民族的人民感到她仿佛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救世主。”“她不像是一个身闭宫掖的宫女，倒像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她在皇帝和单于面前侃侃而谈，“大有深通治国安邦之道的政治家的气概，这是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宫女不可能产生的思想行为。”“昭君出塞与今天的支边不同，她不会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王昭君》后三幕比较多的顾及了用什么思想教育人的政治标准，作品的认识意义减弱了，艺术的独创性也受到束缚”。⑥张忠纲的《关于历史剧〈王昭君〉的创作和评论》认为剧本“过分夸大了和亲政策的作用，不适当地美化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和亲政策，作者从主观愿望出发，用现在的‘政治标准’去装扮古人，塑造了王昭君这样一个概念化的艺术形象，缺乏历史真实性，因而也就削弱了它的艺术感染力。”⑦当然这些持批评意见的文章也顺便谈到一些肯定性的意见。
曹禺对现代戏剧奉献了系列精品，但是关于曹禺剧作的综合研究一直是曹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时期在研究人员的奋力开拓下，在专题研究方面出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甘竟存的《曹禺的创作道路》、杨兆振的《论曹禺的思想发展和创作道路》对曹禺的生平与创作道路分时期加以概括总结，给人以启示。陈瘦竹、沈蔚德的《曹禺剧作的语言艺术》强调了性格化。钱谷融的《曹禺戏剧语言艺术的成就》探索了曹禺戏剧运用语言构建崭新的艺术世界的成就。
华忱之的《论曹禺解放前的创作道路》、黄会林的《曹禺剧作的艺术结构与人物塑造》、孙庆升的《曹禺剧作漫评》分别选择了独特的视角进行开拓，使长时期以来忽视戏剧艺术研究的薄弱环节得以扭转，对于提高曹禺戏剧研究水平是有作用的。
胡叔和的《略谈曹禺的戏剧艺术》是一篇发表较早而影响较大的论文，对于在曹禺研究领域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有相当作用。胡文是在《曹禺选集》重新出版之机，以《雷雨》、《日出》、《北京人》三个优秀剧本为范本来纵论曹禺戏剧艺术的，突出了曹禺戏剧作为开不败的花朵所具有的艺术魅力。论者所选择的重点是有难度的，特别是联系十年动乱中的谬论和长期在曹禺研究中有影响的观点进行批驳和质疑，使其具有了针对性。胡文认为，在思想与形象方面，曹禺总是把评价生活的思想与表现生活的思想，把形象的鲜明性与独特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性格与冲突方面，曹禺戏剧中的冲突是从生活中提炼的，又在展开冲突中完成了性格的塑造。论者在周朴园发现侍萍、陈白露智斗黑三、鲁贵向四凤要钱、周萍认母这一些研究者经常谈论的戏剧场面中写出了新意。在语言与行动中，曹禺的戏剧善于把行动化为语言，又善于把语言化为行动。人物的语言不是作者写出来的，而是从心灵说出来的。曾思恣的狠毒，繁漪的痛苦，顾八奶奶的文明词，周冲的心造幻境都是从口舌透视心灵，完成人物塑造的范例⑧。
陈平原的《论曹禺戏剧人物的民族性格》肯定了“曹禺的功绩在于透过历史的硝烟迷雾，发掘我们‘国人的灵魂’实际是指传统的伦理道德所带来的沉重的精神负担。”文章从曾皓、周朴园“依靠人伦天性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两个轮子，通过欺人、自欺的心理转化过程，实现自我意志的强化”，达到“不自觉到‘虚伪与自私’这样一种奇丑境界”。而曾文清、江泰的懒惰则体现了“中国的多余的人”⑨的个性。愫方、仇虎身上的东方妇女道德观与内心谴责则是作者抨击宗法社会的内心锁链。文章立论新颖，论述有说服力，显示了论者坚实的理论基础。曹禺研究历来是现代戏剧研究的热门，进入新时期后，这里有明显的三个热点：第一、对《雷雨》、《日出》、《北京人》名剧的研究，较之以往更加深入，随着研究者视角的变化，又形成了新的见解。既有对老问题形成的新认识，也有对新问题的见解。在这个方面数量相当多，只能摘其要者。在剧本论方面，田本相的《〈雷雨〉论》、⑩卢湘的《论〈日出〉》、(11)朱栋霖的《论〈北京人〉》，(12)有重点地论述了这几个剧本的问题，有的是强调重点、难点、分歧点，有的是加强薄弱环节。王富仁的《〈雷雨〉的典型意义和人物塑造》(13)虽然是微观研究也涉及到一些争议。在人物论方面，晏学的《论陈白露的悲剧》(14)、《繁漪与周萍》(15)、李树凯的《〈北京人〉人物论》(16)写得细、写得深、有见解。在戏剧冲突与戏剧结构的论述方面有朱月谨的《〈北京人〉的戏剧冲突与艺术手法》(17)、彬子的《论〈雷雨〉的主要冲突和主要人物》(18)。也有对艺术特色和艺术风格的论述，如程中原的《论〈日出〉的艺术独创性》(19)、沈敏特的《忽视艺术的艺术》(20)、黄金铎的《象征性——〈北京人〉风格特点之一》(21)。对曹禺戏剧中过去研究不够或被忽略的剧本如《原野》、《蜕变》也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和兴趣，并涌现了一批成果。唐弢在《我爱〈原野〉》(22)里旗帜鲜明地肯定《原野》的“浓重和强烈”，在人物塑造上“《原野》写仇虎抓金子的手，金子要仇虎捡花，很容易使人想起京剧折子戏如《拾玉镯》之类的某些方面。”“和抓手相比，作家为捡花这场戏花了更多的笔墨，欲擒故纵，若断又续，写得曲折而有起伏。”焦大星、白傻子和常五“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精神世界，有形成这种精神世界的经济地位、社会原因和习惯势力。”《原野》的人物性格写得相当成功，鲜明强烈、生气勃勃，看了一直在你心里活着，因此有人称之为‘性格戏剧’。“对于仇虎的内心谴责，唐弢认为，这“不是人们所说的命运。而是农民在悲惨生活中身受的一次又一次失败的经历。”唐弢的文章抓住重点，深入浅出，写得有声有色。胡润森的《〈原野〉简论》(23)着重就《原野》的第三幕论述了表现主义。一、“以大量篇幅集中写仇虎的六次幻象”。二、运用象征来“直接表现作者或人物的思想或情绪”。三、“强调奇幻怪诞的舞台景像所产生的效果，打上了表现主义的烙印。”四、“有些细节离奇突兀”，“这类‘失当’的细节描写，也鲜明地显露出它的表现主义特色”。胡润森的文章把人们对《原野》的指责归咎于表现主义，从理论上给予了阐释。潘克明的《〈原野〉和表现主义》(24)也认为“《原野》的基础是现实主义，这表现在剧本中的人物和戏剧冲突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而来，对焦家母子、婆媳、夫妻之间的关系的表现也完全符合现实生活中半封建的旧家的伦理关系”，“表现主义大量采用内心独白、梦境、幻觉、潜台词等表现手段”，“《原野》第三幕明显地借鉴了这种表现手法”。“不大注重甚至有意取消戏剧背景的具体表现”，“而赋予它们以一定的象征性”。也是对表现主义的借鉴。“《原野》在写到仇虎杀了人，逃进林子里以后，也过份地刻画了他的恐怖、惊惧的内心活动，并且用幽寂可怖的背景描写来加以衬托，这就是表现主义的消极影响。”胡叔和的《也论〈原野〉》(25)认为：“《原野》之所以有生活有戏，正在于它是从内心去写仇虎，去写加给仇虎‘重重迫害’的那个比阎王殿还要阴森恐怖的黑暗社会的。”“细节的不真实，反映的恰恰是心理的真实，不合生活的个别逻辑，揭示的正好是生活的全局逻辑。”胡文认为：“描写人的幻视、幻觉和幻象，应该是现实主义驰骋的一个重大领域，不能把这个领域视为表现主义的专利所”。“曹禺写仇虎的幻象所遵循的恰恰是这条现实主义的路线。”此外华忱之的《重评曹禺的〈原野〉》(26)、秦川的《谈曹禺对〈原野〉的修改》(27)、陈丁沙的《〈原野〉的艺术技巧简析》(28)、吴建华的《〈原野〉中的仇虎并非农民形象》(29)、尹骐的《〈原野〉简论》(30)等也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
二、专著：各有千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观念、新方法的引进，曹禺研究领域的面貌大变。课题更新，范围扩展，争鸣活跃，不断涌现优秀成果和杰出人才。专著出版了十几本，论文发表了千余篇，广泛地涉及了曹禺所构建的艺术世界。开过数次国际性学术会议，中外的专家学者众口一词地赞颂着曹禺的贡献。
《〈雷雨〉的舞台艺术》(31)与《〈日出〉的舞台艺术》(32)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艺术家们对这两出名剧演出后的反思。文章写得细腻、深刻，在总结曹禺戏剧的演出中有立体感。王兴平、刘思久、陆文壁所编的《曹禺研究专集》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于80年代出版。田本相、胡叔和所编的《曹禺研究资料》又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于90年代出版。这两套资料集每套分上、下两册，分别收入了现代和当代曹禺研究领域里有代表性的篇章。收目全、选编严，是曹禺研究历史的缩影，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田本相与张靖编的《曹禺年谱》是本资料丰富而翔实的书稿，记下了曹禺的生活和创作历程。
潘克明著的《曹禺研究五十年》作为学术研究指南、集学术性、资料性、工具性于一身，是曹禺研究历程的概括和总结。该书在谈到曹禺研究现状时，提出了多元化、立体化开展曹禺研究的设想，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曹禺研究集刊》是祝贺曹禺75岁从事戏剧活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结集。《中外学者论曹禺》则是曹禺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结集，反映了曹禺研究群体的新成果。特别应当提出的是一批功底深厚而有特色的曹禺研究专著先后出版，使曹禺研究领域里充满生机。
钱谷融是一位受人尊敬而声誉很高的学者，他的《〈雷雨〉人物谈》(33)（以下简称《人物谈》）早在60年代初期就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发表于《文学评论》。《你忘了你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啦》、《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以其宏阔的视野、雄健的笔力、细致的分析与深刻的论述似空谷足音震撼了曹禺研究领域，引起了人们的惊叹。钱文善于选择论述的重点、难点和疑点，根据“文学是人学”的原理，结合典型理论与戏剧性，着重论述了周朴园和繁漪这两个人物的复杂性。
《人物谈》的语言独具一格，是一组美文的集锦，读之如醍醐灌顶，回肠荡气。有人把它比作“二度创作”，可谓深知甘苦之言。
田本相是70年代末期迅猛成长起来的中年研究者之一。他的《曹禺剧作论》与《曹禺传》的出版，既谱写了曹禺研究的新篇章，又奠定了他在曹禺研究领域里的重要地位。
《曹禺剧作论》(34)（以下简称为《剧作论》）由曹禺研究的系列论文组成，这是几十年来国内全面而系统地研究曹禺的第一本专著。从《剧作论》的框架来看，虽然仍属于单体研究的范围，但视角有变化，观点有开拓，论述有新意。
田本相在论述曹禺的剧本时，不是面面俱到平分秋色，而是突出了《雷雨》、《日出》、《北京人》和《家》四部重头戏，在论述中又突出了艺术个性的变化、现实主义的发展和民族化、群众化风格的尝试，并顺便联系以往曹禺研究中所遗留的问题，摆出了自己的论点。论者的思想深刻、学识渊博、文笔老练。书中那些论述繁漪、陈白露、愫方、瑞珏、王昭君的文字构成了脍炙人口的篇章，可以称之为最具有才气的形象剖析。那些联系希腊悲剧、奥尼尔、契诃夫戏剧的论述，把人们引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的大背景里，论者对曹禺下了一番苦功夫，终于结出了硕果。当然《剧作论》并非无可挑剔之处，作品论毕竟属于微观研究，这个框架的局限性在于难于对曹禺戏剧作整体的宏观的概括，书稿中有些论述沿用40年代的一些观点，如对《雷雨》结局的论述，对《原野》的评价等都有商榷余地。
《曹禺传》(35)是田本相在曹禺研究领域里所从事的又一大型系统工程。作者编过曹禺研究资料和曹禺年谱，写过曹禺戏剧论文，访问过曹禺及其同时代所交往的人，这一系列的准备使他有可能写好这部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又充满了文学色彩的传记。
《曹禺传》以曹禺的生活历程和创作道路为主干，用与曹禺有关的人物和事件为枝叶，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剧坛上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书中有新颖而翔实的史料引人注意，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见解指点迷津，有创作心态的剖析让人豁然开朗。作者在评价曹禺中的历史把握和艺术感受使他比较准确地写出了曹禺的历史风貌，突出了曹禺性格的基本特征。读者从这里看到的是一个自然完整的、真实深刻的曹禺，而不是零碎照片的堆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曹禺传》里还对《曹禺剧作论》中的一些学术观点作了修正。如关于《原野》是曹禺“前进中的曲折”，“思想相当朦胧而不具体”。在《曹禺传》里则将自己的观点修改为曹禺“能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来揭示农民沉重的精神负担，深刻显现着农民从反抗到觉醒的曲折和复杂的心灵历程。在这样一个特定视角，他对生活的开掘确有他的独创性的深刻性”。因而《曹禺传》与《曹禺剧作论》相比，显示了“更上一层楼”。《曹禺传》的文字平易朴素，蕴含真情和文采，读起来如清风扑面、遍体清爽。曹禺先生曾向田本相题字：“梅花香自苦寒来”。他是当之而无愧色的。
辛宪锡的《曹禺的戏剧艺术》(36)（以下简称《戏剧艺术》）是作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之一而出版的，这套丛书的学术水平高，在现代文学领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戏剧艺术》由一组系列论文组成，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八章为剧作论，着重探讨关于曹禺剧作研究中的重大问题，或分歧问题，而未面面俱到或泛泛而论。由于曹禺的《家》是从巴金的长篇小说改编，《胆剑篇》为集体创作，因而在书中没有专门论及。除此之外，本书的八章所论就包括了曹禺解放前后的全部多幕剧，大致可以看出剧作家所走过的创作道路。下编七章为创作问题或创作技巧论，以戏剧冲突为贯串线索。从曹禺在几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创新精神概括了曹禺剧作的艺术成就。《戏剧艺术》有其不足之处，如一再谈到《雷雨》的戏剧冲突显得重复。认为《原野》是创作上的曲折，显然评价偏颇，而强调繁漪“表现了一种为爱情与自由而献身的精神”则显然是溢美之词。
朱栋霖的《论曹禺的戏剧创作》(37)（以下简称《戏剧创作》）是以1981年的硕士论文为基础又作了若干修订才出版的。
《戏剧创作》把曹禺放在现代戏剧的长河中观察，肯定了他的卓越贡献与历史地位。全书以曹禺的戏剧创作发展道路为经，以对重点剧目的论述为纬，就框架来看并不新颖，而可贵的是在这个平凡框架内展开了独创性的论述。
《戏剧创作》从曹禺研究的前沿提出问题展开论述，这就便于发挥论者所长。
从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社会上比较研究的兴起，很自然地影响到曹禺研究，引起了人们从艺术渊源上探讨曹禺独创性的兴趣。朱栋霖则开风气之先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他的关于曹禺戏剧的比较研究成果是多样化的，有深度的，有说服力的。论者通过曹禺与同时代作家的比较，突出了曹禺的贡献，确立其在戏剧史上的重要地位，通过曹禺与外国剧作家的比较，显示了曹禺的善于借鉴，善于独创。例如《雷雨》与《打出幽灵塔》的比较，《日出》与《大饭店》的比较，虽然是单项比较，但是选题有开拓性，在论述中没有简单化地归纳其中的异和同，而是从构思上挖掘其借鉴与创新。再如《雷雨》与《群鬼》的比较，《原野》与《琼斯皇》的比较，《北京人》与《樱桃园》、《三姊妹》的比较，虽然已经有人作过文章，但朱文在论述中针对薄弱环节或突出一点，或广泛联系，或概括成几个方面，都显得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了一步，而不是简单地炒冷饭。
《戏剧创作》在论述曹禺戏剧时，还随时评论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显示了论者善于思考和敢于争辩的锐气。
孙庆升的《曹禺论》(38)是一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力作，是曹禺研究领域里的一项新的成果。
曹禺戏剧是现代戏剧史上的瑰宝，如果孤立地论述其成就，是很难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的。这本书就把曹禺的出现作为一个必然的历史现象来对待，就显得很有说服力。书中的历史回顾从文明戏、爱美剧到左翼戏剧运动的发展，显示了蓬勃发展的时代正在向剧坛呼唤一位戏剧巨人，而曹禺没有出现在文明戏时期，也没有出现在爱美剧和左翼戏剧运动初期，恰恰在三十年代中期一鸣惊人，正是话剧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与二十、三十年代的戏剧相比，曹禺的戏剧注意塑造人物，精心安排戏剧场面，注意口语化和文学化的结合，把西方悲剧观念有选择、有改造地引进中国戏剧创作里来，提高了戏剧文学表达生活的范围和能力。曹禺戏剧的突破不是个别的、局部的，而是整体性的、综合性的。作为戏剧史上的第二代作家，曹禺绕过了平庸的台阶，跃进到真正的艺术殿堂，他在现代戏剧史上独标高格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曹禺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面对现实，敢于探索，敢于接触空白的领域，敢于摆出自己的观点。论者根据资料联系曹禺的剧作，阐述了曹禺前期的民主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现实主义的文艺观和戏剧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填补了曹禺研究的一块空白。
《曹禺论》是一本显示了研究者主体意识的专著，论者熟悉国内曹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从纵的方面勾勒了曹禺剧作的发展轮廓，使人们既认识了曹禺前期剧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又充分理解其后期剧作失去光彩的原因，成为名符其实的作家论。而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论述中经常对流行的观点提出质疑，不断提出新的见解，显得视野开阔、观点新颖，以《原野》为例，有的评论者倾向于表现主义。但论者认为，《原野》是借鉴了表现主义，并没有离开现实主义。因为剧本的题材和主题是现实的，它所揭示的农村阶级压迫和农民反抗精神，完全符合时代的真实，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也是真实可信的。焦家与仇家作为地主与农民的对立关系，焦母与金子的封建婆媳关系，焦大星与金子由于包办婚姻所形成的夫妻不和等都是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因而从创作方法上看，前两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只是第三幕采取了表现主义手法，出现了仇虎复仇后内心的矛盾痛苦，以及由此产生的幻觉与幻象等非现实主义手法，但也要看到，“作家在把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如何熔为一炉方面仍有失当之处。主要表现为内容方面某些形象脱离了生活，显得不够真实，在艺术上不够谐调统一”。这样的论述不拘于成见，表现了可贵的开拓精神。
《曹禺论》在论述曹禺剧作所受到的外国剧作家影响时，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首先，确定影响研究的范围，以曹禺自己谈过的所受到的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易卜生、奥尼尔、契诃夫为限，不再把影响研究的面扩大，不进行随意性的影响比较。这样研究的立足点是实事求是的。既有针对性，也有准确性。
其次，影响研究着眼于宏观方面，从综合的、立体的、纵深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不是孤立地抓住表面的类似现象的比较。作者把曹禺剧作看作一个艺术整体，既指出曹禺所受到的外国剧作家的影响，又强调曹禺剧作的艺术独创性。如果说这本书还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某些章节还不够平衡，象“曹禺的思想与文艺观”一章，理论色彩稍嫌单薄，有待于加强，“曹禺研究概述”从逻辑上很难划归《曹禺论》的框架。另外《胆剑篇》在现实主义创作中也应给予一席之地才好。
华忱之的《曹禺剧作艺术探索》(39)（以下简称《艺术探索》）是他多年研究曹禺剧作的成果。全书共分十一章，对建国前后曹禺的剧作分别作了剖析。论者从一些历史资料的摭引中，从曹禺自身剧作的相互联系中，从他的剧作与中外剧作的比较中展示了曹禺的生平经历、思想和创作演变发展的轨迹。
华忱之作为严谨的学者，很重视资料的搜集、分析和整理。《艺术探索》以翔实的资料有说服力地表现了曹禺剧作在国内外得到的广泛赞誉，如关于《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的评论资料，都要查阅几十年前的报刊杂志，以此构成了本书的鲜明特色。书中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论者提供了出来，丰富了曹禺研究的内容。
针对曹禺研究领域里一些值得商榷的意见，摆出自己的观点进行争鸣，是《艺术探索》的又一鲜明特色。长期以来，在曹禺研究里，一些评论者各说各的，这就出现一些分歧意见，存在着一些是非问题。面对这一现实，有些研究者绕开是非，回避争鸣，结果问题依然存在。而论者却从实际出发，面对问题，直接阐发自己的观点。如有的评论者批评《雷雨》所表现的血缘关系，有宿命论思想和神秘主义色彩。有的评论者对《雷雨》的戏剧冲突有不同理解。再如关于陈白露和悲剧实质问题，《原野》是否是曹禺最失败的作品问题，怎样看待《原野》借鉴表现主义问题，如何认识《北京人》没有反映抗战现实和时代气氛不够强烈等也都是曹禺研究中的热门话题。论者在评论剧本涉及到这些问题时，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利于争鸣，有利于推动学术的发展。
李丛中的《曹禺剧作启示录》(40)（以下简称《启示录》）是依据作者于80年作为中文系高年级学生所开的选修课《曹禺研究》整理而成。
《启示录》分上下两篇，上篇着重从借鉴与创新的角度探讨曹禺的成功之路，下篇则集中探讨了曹禺的困惑之源。曹禺的成功是借鉴了多位外国戏剧家，并且在借鉴的基础上创新。曹禺的困惑也不仅仅是对生活熟悉不熟悉的问题，同样有多方面的原因。全书围绕着探讨曹禺创作的启示这一中心充分展开，既摆成功的启示，也摆困惑的教训，既有宏观上的把握，也有微观上的剖析。在探讨成功的启示中，以易卜生给予曹禺的影响为例，先肯定了易卜生对近代戏剧的贡献，介绍了易卜生戏剧对中国现代话剧和曹禺的影响，然后从《雷雨》与《群鬼》的比较中，指出两者都是写的乱伦悲剧，但《雷雨》中的乱伦，是为了揭露资产阶级家庭的腐朽与堕落，因而就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就是剧中对妇女悲惨命运的描写也比易卜生深刻。易卜生在《群鬼》中采用回溯式结构，对曹禺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而曹禺借鉴易卜生戏剧，从而形成独特的艺术魅力，这正是易卜生的可贵之处。
作者在《启示录》中还以研究者的胆识和学术勇气来探讨被研究者所发现而又回避的“滑坡现象”。通过对创作的盛况与衰败相比较，提示了曹禺创作的“困惑之源”，具有悲剧意味的教训。在“艺术个性与时代要求间的龃龉”中，指出《蜕变》不但主题虚妄，就是情节也带有明显的刻意编织的痕迹，人物大部分缺乏血肉和生命。在“艺术个性的延伸与失落”中，指出《明朗的天》“对党的干部董观山描写上力不从心，捉襟见肘的窘态，已使曹禺认识到自己对新的人物有隔膜”。《王昭君》中“王昭君这一形象的塑造实在是为了适应促进民族团结这一时代要求，并不是生活的真实只能如此，而是主题的需要只好如此。”在“情感渲泄与理想升华间的错位”里指出“理念上的进步，不一定能保证创作上的成功，还得有生活积累的不断充实，有情感的配合与跟进。理念和情感如果发生了错位，发生了断裂，创作也就会出现阻隔和板结”。此外在“用理念去修改形象的教训”，“理念失落与情感损伤后的精神危机”，“痛苦的然而却是深刻的启示”中论述了社会环境对作家的制约和曹禺竭力去适应社会要求的良苦用心。
焦尚志的《金钱与衣裳》(41)是由一组论述曹禺与外国戏剧的系列论文所组成。
中国现代戏剧与外国戏剧的思潮与创作有着复杂而深刻的联系。曹禺的戏剧是中外戏剧撞击的产儿，他的成功经验自然就成了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过去这个方面的论文不少，但有些论文还停留在零星的、片断的论述与简单化的比附阶段，还没有这方面的专著。焦尚志选择了这个寂寞领域里的硬骨头来啃，历时三载，终于完成了这个有意义的选题。
《金钱与衣裳》突破了剧本与剧本之间的单项比较，而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面来考察曹禺与外国戏剧的关系，这就显得起点高而视野开阔。人们知道，曹禺对外国戏剧的借鉴是多方面的，但论者只选择了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以及佳构剧的几个方面来论述。论者所强调的是外国剧作家的整体影响，而不限于某一个剧本的影响，对希腊悲剧强调了命运的暗示，对莎士比亚强调了诗意感应，对易卜生强调了社会问题剧所产生的威力。这就突出了外来影响的特色，便于弄清曹禺戏剧接受外国戏剧影响的来龙去脉。
柯可的《曹禺戏剧人物的美学意义》(42)（以下简称《美学意义》）是由系列论文组成的专著。在现代话剧史上曹禺塑造了数量多、类型齐全、性格丰富的形象，而从美学角度对曹禺笔下的人物进行系列研究尚不多见。论者从中心人物形象、知识分子形象的综合系统角度和从狡仆形象、交际花形象及资产者形象的单项系统角度，对曹禺精心绘制的戏剧人物画廊进行了审美、评价和鉴赏，这种审美评析和鉴赏注重的是比较的方法。论者谦虚地表示：“本书仅是戏剧美学大殿前的一块阶石而已”。
马俊山的《曹禺：历史的突进和回旋》(43)（以下简称《突进与回旋》）是一部系统地研究曹禺的专著。论者立足于谱写曹禺研究的新篇章，构建了新的框架，从而显示出本书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全书共五个部分：一、导论：重新开始。二、历史论：综合与超越。三、大特写：曹禺的戏剧观。四、形态演化论：走向成熟的中国现代市民正剧。五、正剧形态论：五彩缤纷的社会人生图画。六、比较论：融汇与重铸。重点是从演剧体制、剧本创作和观众期待水准三个子系统的历史变迁及其相关藕合机制考察曹禺剧作多方面的艺术功能和文化历史内涵。这就突破了过去仅仅局限于论述剧本的纯文学研究格局，把曹禺还给了中国话剧艺术形态转换生死的历史长河。这是立足于曹禺研究前沿所提出的新课题，这是结合戏剧实践来研究创作成败得失的新论述，这是研究者走出书斋反思研究历史的新成果。
《突进与回旋》在论述曹禺的戏剧成就时，运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抓住了曹禺戏剧与纵的横的方面的联系，根据其可比性展开了系列比较。从方法论上看，有影响比较与平行比较，没有固定的格式而变化多端，但在论述中不断推出新意，如题材相同而艺术形式不同的《日出》与《子夜》的比较，题材相似而内容不同的《雷雨》与《原野》的比较，审美意识及艺术形态相同而时代不同的《日出》与《蜕变》的比较，内容不同而结构相似的《雷雨》与希腊悲剧的比较，反映生活手法相同而内容不同的曹禺戏剧与易卜生戏剧比较，艺术渊源相同而独创性不同的曹禺与夏衍比较等。这一组系列的比较从纵的方面论述了曹禺戏剧的借鉴与独创，从横的方面突出了曹禺戏剧的联系和发展，让人们看到曹禺是现代戏剧长河中的一朵耀目的浪花，绝不是孤立的存在。
三、动向：多元化开拓
这里着重谈谈近几年来曹禺研究领域里所出现的新的动向。
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来考察曹禺戏剧是第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青年学者宋剑华选择了基督教文化影响的角度，下了一番功夫，写下了一组系列论文。试图建立一个用基督教文化来解释曹禺戏剧的框架。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基督教文化与曹禺》(44)可以说是一篇总纲。宋文认为，曹禺早期接受过基督教文化的启蒙教育，少年时代“翻阅圣经”，“经常跟从继母去法国人办的天主教堂观看善男信女们的礼拜日祷告”，大学时代“反复研究了《圣经》和《圣经》文学，而且迷上了巴赫创作的宗教音乐”。大学毕业后“曾去河北女子师范学院用英文讲授《圣经》文学”。这段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他的人生观、创作观的形成有相当作用。曹禺从事文学活动的动机是为了改恶从善，这正是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二、从曹禺话剧创作模式的宏观透视来看，表现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是典型的社会道德剧。《雷雨》是“迷惘人生的罪与罚”。《日出》是“灵魂的毁灭与再生。”《原野》是讲“人与人的极爱与极恨的感情”。《北京人》是“原始野性的呼唤。”三、从曹禺剧作的人物来看，他们都是上帝苦难的子民，可分为贪婪型如周朴园、淫乱型如繁漪、仇恨型如仇虎、市侩型如鲁贵、使徒型如方达生、无辜者型如周冲，这里浸透着基督教的人文意识，其社会文化意义大于社会政治意义。
在1991年召开的曹禺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日本学者牧阳一认为：《原野》中仇虎对黑林子的恐怖与但丁《神曲》当中的地狱篇不无关联，因为当时影响比较大的《小说月报》曾载文介绍过但丁及其著作。香港学者方梓勋认为，曹禺的思想是多方面的，他并非简单化地套用了基督教教义，而是融入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南开大学教授朱维元认为，重要的不是指出曹禺剧中的基督教成份，而是研究这种影响在艺术上的表现及其意义。
运用精神分析派的观点来研究曹禺的戏剧，是曹禺研究领域里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按照精神分析派的观点，作者的无意识心理会以某种经过伪装的方式在其作品中流露出来。周安华在《论心理分析场中的曹禺戏剧本色》(45)提出了曹禺剧作中的人物背后隐藏着作者的心灵寄托和深层幻想。稍后青年学者邹红的硕士学位论文《“家”的梦魇——曹禺戏剧创作心理分析》(46)把曹禺的个人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与创作联系起来，使创作中的谜迎刃而解，并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剖析曹禺笔下的人物，从而显示了对曹禺戏剧研究的开拓。邹文认为：一、“对于前期曹禺来说，‘家’是一个无法挣脱的梦魇，一个外在的‘心狱’，而冲出‘家’的桎梏，则成为曹禺剧作一再重复的潜主题。”二、“不由自主地被关进‘家’的牢笼，憎恶着这种半死不活的生活方式，却又不能选择别的生活方式，愈是挣扎，却发现陷得愈深，下定决心去追求光明，却得知自己早已注定只属于黑暗，这是‘家’的梦魇，也是作者的悲哀。”三、曹禺与郑秀这场错误婚姻所造成的心底的压抑、苦闷却成为他后来创作《北京人》和改编《家》的内驱力”。这几个方面的因素构成了曹禺戏剧创作的心理动因。邹文接触了一个被研究者忽视了的论题，作了有说服力的论述，与此同时，周思明在《试论曹禺话剧艺术的心理分析因素》(47)里也提出了从心理分析角度去探索曹禺话剧摄人魂魄的艺术魅力问题，可谓与邹文不谋而合。夏志厚的《曹禺笔下的繁漪、白露和金子》(48)则运用心理分析理论联系曹禺的个性，从繁漪、白露和金子等女性入手，探讨了其剧作中的阴盛阳衰问题。青年学者把精神分析学说引入曹禺研究，表明了正在奋起的一代随着思维方式的变革，对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法作了突破，并尝试着从创作发生学的角度去理解曹禺戏剧，认识创作主体对艺术生产的推动作用。
把比较文学引入曹禺研究，是近年来这个领域里值得注意的第三个动向。
比较文学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影响研究，即着重研究曹禺所受的外国戏剧影响。不论是从微观比较还是从宏观比较，都立足于突出曹禺的独创性。在这里，我们择其要者而谈。如周音的《谈〈雷雨〉对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亚戏剧的借鉴》(49)从创作目的、命运含义、结构安排的几个方面作了比较，肯定了曹禺的借鉴和独创。金延铎的《〈雷雨〉与〈群鬼〉》(50)从反抗精神、戏剧结构、戏剧冲突、人物形象几个方面进行比较。认为曹禺借鉴了易卜生，创造出来的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话剧”。刘珏的《论曹禺剧作和奥尼尔的戏剧艺术》(51)探索了曹禺喜爱奥尼尔的原因，阐述了曹禺怎样吸收奥尼尔的戏剧技巧，认为是戏剧创新的浪潮把两位不同国籍的戏剧家联系起来了。奥尼尔成为美国现代戏剧的开创者，曹禺则成为中国戏剧的革新者、代表者。这是目前国内关于曹禺与奥尼尔最全面的论述。王文英的《曹禺与契诃夫的创作》(52)则是对曹禺借鉴契诃夫戏剧成功经验的专题研究成果。王文认为：一，“生活化的散文诗体结构”是曹禺借鉴吸收契诃夫的经验之一。《日出》把金八和打夯工人的冲突隐藏在幕后，让不可调和的对立渗透到全剧的片断，《北京人》中的众多线索就象生活中的溪流那样自然流淌，更加接近契诃夫。二、“细致入微地展示人物内心隐秘的经验”是曹禺借鉴吸收契诃夫的经验之二，陈白露多次诵出关于太阳的台词，愫方与契诃夫剧作中顶住庸俗势力进攻的人物具有同等艺术生命力。三、悲喜剧结合的新样式是曹禺借鉴吸收契诃夫的经验之三。《日出》在喜剧中包含着深刻的悲剧，《北京人》在悲剧形式中内涵着杰出的喜剧，是曹禺从契诃夫戏剧中受到启发，从而形成悲喜交融的新型样式。王文归结指出：“对契诃夫经验的吸收和融化使曹禺剧作的戏剧冲突趋向含蓄深沉，使曹禺笔下的戏剧人物的性格趋向丰富深邃，曹禺剧作在莎士比亚、易卜生一类大师影响下，形成的宏伟明丽的基本风格的基础上又融进了契诃夫那诗一样幽远深沉的韵味。”王文对契诃夫戏剧经验概括得准，突出了曹禺与契诃夫之间的可比性和曹禺的独创性。文章追根溯源进行了深层比较，写出了新意，是一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的有代表性的文章。
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个方面是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曹禺与同时代剧作家之间的关系，从而显示出曹禺的特色。如柯可的《抗战时期曹禺与陈白尘剧作的美学比较》(53)、江震龙的《〈雷雨〉与〈法西斯细菌〉结构艺术比较》(54)、宇丹的《〈雷雨〉和〈茶馆〉的不同结构模式：兼论电影改编》(55)胡润森的《现代悲剧艺术对峙的双峰——曹禺和郭沫若的创作风格》(56)、薛劫遗的《曹禺与夏衍：对契诃夫正剧艺术不同向量的同化与顺应》(57)，这些文章着重根据话剧创作的背景，从人物、风格、冲突、结构联系艺术个性进行比较，一般的是相同的略论，相异的评论，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有一些新的发现。韩日新的《三、四十年代曹禺与夏衍剧作比较》(58)则把三、四十年代北方和南方剧坛的两颗明星作了比较。一、从作家与时代的关系来看，论者把曹禺的剧作称为“暮鼓”，而把夏衍的剧作称为“晨钟”。前者强调长夜漫漫的压抑，而后者则表现了清晨的希望。二、从人物塑造来看，曹禺熟悉的是北方公馆里的老爷、太太、少爷、丫环，而夏衍熟悉的是南方上海的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
三、曹禺和夏衍都是杰出的现实主义者。曹禺的个性是热情、深沉、精巧、机智，但又带点忧郁和被压抑的愤懑，给人的印象是勤奋老练，才华横溢而感情丰实。夏衍的个性是简朴、厚实、明朗、清爽，给人的印象是深沉而内向，坚强而丰实。
从传统文化对曹禺的影响来开展研究是近年来曹禺研究的第四个动向。
董健的《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曹禺的影响》(59)提出了曹禺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他与传统文化的深层联系。论者认为：“曹禺不仅从经史子集、古典文学、书面文体和古典戏曲研究中接受了大量传统文化的信息，而且他是在传统文化所濡染化成的生活氛围中长大的”。董文认为，曹禺所受传统文化影响包括仁学、民本思想，和不同哲理、托古求新的理性思维方式，作为人格修养和审美判断、价值要求的情、理统一观，以及中国古典诗集“情浮而文明，气盛而化神”的审美原则等都从不同方面给曹禺戏剧创作以积极影响。
焦尚志在《论曹禺剧作中虚化形象及其审美价值》(60)中指出：虚化形象的存在，是曹禺剧作的特征，它具有我国传统艺术写意抒情的美学意蕴。传统文化对曹禺戏剧的内在的规定性影响，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形成了一个突出的研究态势。
从戏剧美学的角度研究曹禺戏剧，从而加强了曹禺研究的理论色彩，是近期曹禺研究值得注意的动向之五。
李标晶的《曹禺的戏剧理论初探》(61)概括了曹禺戏剧理论与现实生活及民众审美的心理需求的内在关系。胡润森围绕着曹禺的悲剧这一课题写了系列论文：《曹禺的悲剧观及其悲剧艺术》(62)以曹禺于1943年在重庆发表的《悲剧精神》为依据，用“忍从型”和“绝对主动进攻型”来区分曹禺三、四十年代剧作中的悲剧形象。《论曹禺悲剧的现代性和民族性》则从戏剧语言、崇高写实、深厚宽广的现代文化精神内涵来论述现代性。从环境与人、传统型民族灵魂、民族精神的基本倾向来论述民族性。《曹禺在中国和世界悲剧史上的地位》(63)则指出曹禺的悲剧“既是中国现代民族悲剧的高峰，也是东方悲剧的高峰”。“既为中国悲剧史创辟了新奇的境界，又为世界悲剧史灌注了新鲜的血液”。胡润森的文章敏锐深刻，显示了曹禺研究的深入发展。
新时期的曹禺研究发展快、成果多、研究者在逐渐摆脱社会学的模式后，从戏剧本体出发，建立了新的理论框架，与以前数十年相比，有明显的突破和超越。研究中有争鸣，有交锋，有比较，有鉴别，视觉新颖，理论色彩浓厚，结论扎实，从平面到立体，从单一到多元，有了明显的发展。但在兴旺中有薄弱环节，在发展中有不平衡现象，旧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依然有影响，而曹禺研究又是一个挖不尽的矿藏，因而展望前景，曹禺研究还是大有可为的。
第一、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继续发扬研究者的立体意识，拓展曹禺研究的领域，努力运用新的思维方式选择新的视角建立新的框架，从而开拓新的成果。
如曹禺与时代思潮、曹禺与传统文化和外国戏剧，曹禺与同时代戏剧和当代戏剧等开放性的命题，依然需要耕耘。曹禺研究领域里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还需要继续探讨。
第二、随着新观念、新方法的引进，曹禺研究虽然进入了广阔的天地，但还有一个“化”的问题要加以解决，要注意与国情结合，与研究对象结合。宗教文化理论模式与精神分析理论模式还需要进一步成熟和完善，避免绝对化、极端化。
第三、进一步明确曹禺在现代戏剧史上的地位，他不是沙漠中的雨滴，而是江河中的巨浪。研究者要从20世纪中外文化碰撞的大背景来认识曹禺的贡献，继续探讨曹禺在现代化和民族化方面的成就，这个方面依然可以作出文章。
注释：
①陈瘦竹、沈蔚德：《读〈王昭君〉》《钟山》1979年1期
②张春吉：《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厦门大学学报》1979年2期
③张锲：《还一个笑盈盈的王昭君》《人民日报》1979年8月27日
④王季思、萧德明：《〈王昭君〉的历史岁月和时代精神》《文艺报》1979年9期
⑤王永宽：《〈王昭君〉艺术形象的真实性》《文学评论丛刊》4辑1979年10月
⑥陈祖美：《从〈王昭君〉看历史剧的倾向性和真实性的关系》《文学评论》1980年6月
⑦张忠纲：《关于历史剧〈王昭君〉的创作和评论》《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1年2期
⑧胡叔和：《略谈曹禺的戏剧艺术》《剧本》1979年3期
⑨陈平原：《论曹禺戏剧人物的民族风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1期
⑩田本相：《〈雷雨〉论》《戏剧艺术论丛》1979年1期
(11)卢湘：《论〈日出〉》《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2期
(12)朱栋霖：《论〈北京人〉》《文学评论》1980年3期
(13)王富仁：《〈雷雨〉的典型意义和人物塑造》《文学评论丛刊》23辑
(14)晏学：《论陈白露的悲剧》《戏剧学习》1979年3期
(15)晏学：《繁漪与周萍》《戏剧论丛》1981年3期
(16)李树凯：《〈北京人〉人物论》《甘肃师大学报》1980年1期
(17)朱月瑾：《〈北京人〉的戏剧冲突与艺术手法》《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3期
(18)彬子：《论〈雷雨〉的主要冲突和主要人物》《戏剧界》1980年5－6期
(19)程中原：《论〈日出〉的艺术独创性》《淮阴师专学报》1979年1期
(20)沈敏特：《忽视艺术的艺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4期
(21)黄金铎：《象征性——〈北京人〉风格特点之一》《戏剧学习》1984年2期
(22)唐弢：《我爱〈原野〉》《文艺报》1983年1期
(23)胡润森：《〈原野〉简论》《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2期
(24)潘克明：《〈原野〉和表现主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3辑。
(25)胡叔和：《也论〈原野〉》《艺谭》1984年4期
(26)华忱之：《重评曹禺的〈原野〉》《江西师院学报》1983年2期
(27)秦川：《谈曹禺对〈原野〉的修改》《四川大学学报》1983年2期
(28)陈丁沙：《〈原野〉的艺术技巧简析》《戏剧论丛》1983年2期
(29)吴建华：《〈原野〉中的仇虎并非农民形象》《湖南师院学报》1983年4期
(30)严骐：《〈原野〉简论》《江汉论坛》1984年1期
(31)苏民等编：《〈雷雨〉的舞台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6月版
(32)苏民等编：《〈日出〉的舞台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6月版
(33)钱谷融：《〈雷雨〉人物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34)田本相：《曹禺剧作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35)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版
(36)辛宪锡：《曹禺的戏剧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5月版
(37)朱栋霖：《论曹禺的戏剧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2月版
(38)孙庆升：《曹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4月版
(39)华忱之：《曹禺剧作艺术探索》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版
(40)李丛中：《曹禺剧作启示录》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版
(41)焦尚志：《金钱与衣裳》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9月
(42)柯可：《曹禺剧作人物的美学意义》花城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43)马俊山：《曹禺：历史的突进与回旋》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3月版
(44)宋剑华：《基督教文化与曹禺》《江汉论坛》1989年11期
(45)周安华：《论心理分析场中的曹禺戏剧本色》《艺术百家》1987年1期
(46)邹红：《“家”的梦魇——曹禺戏剧创作心理分析》《文学评论》1991年3期
(47)周思明：《试论曹禺话剧艺术的心理分析因素》《华中师大学报》1991年3期
(48)夏志厚：《曹禺笔下的繁漪、白露和金子》《戏剧与电影》1988年6期
(49)周音：《谈〈雷雨〉对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亚戏剧的借鉴》《丹东师专学报》1985年1期
(50)金延铎：《〈雷雨〉与〈群魔〉》《杭州大学学报》1985年2期
(51)刘珏：《论曹禺剧作与奥尼尔戏剧艺术》《文学评论》1980年2期
(52)王文英：《曹禺与契诃夫的剧作》《文学评论》1983年4期
(53)柯可：《抗战时期曹禺与陈白尘剧作的美学比较》《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2期
(54)江震龙：《〈雷雨〉与〈法西斯细菌〉结构艺术比较》《福建师大学报》、1987年1期
(55)宇丹：《〈雷雨〉和〈茶馆〉的不同结构形式：兼论电影改编》《思想战线》1987年2期
(56)胡润森：《现代悲剧艺术对峙的双峰——曹禺和郭沫若的剧作风格》《中州学刊》1987年5期
(57)薛劫遗：《曹禺与夏衍：对契诃夫正剧艺术不同向量的同化与顺应》
(58)韩日新：《三、四十年代曹禺与夏衍剧作比较》《文学评论》1991年2期
(59)董健：《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曹禺的影响》见田本相刘家鸣编《中外学者论曹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60)焦尚志：《论曹禺剧作中虚化形象及其审美价值》见田本相刘家鸣编《中外学者论曹禺》
(61)李标晶：《曹禺的戏剧理论初探》《齐鲁艺苑》1988年1期
(62)胡润森：《曹禺的悲剧观及其悲剧艺术》《西南师大学报》1989年2期
(63)胡润森：《曹禺在中国和世界悲剧史上的地位》见《中外学者论曹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