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文学，又称科举时文，是我国古代科举考试所采用的各种文体，它由一般文体改造而成，与一般文学创作相比，科举文学强调格式和程序，往往以牺牲内容的深刻独创为代价。在科举文化已然成熟的宋代社会，应举是许多士人生命中所固定包含的路途，其专心于科举文学的研习实是题中之义。科举文学教育也因此成为宋代官学、书院所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尤其是，书院本以教养“希圣希贤”之士为己任，提倡“为己之学”，是知识分子寄托“道”的场域，与科举之学(俗学)大异其趣。科举文学教育纠缠在宋代书院教育之中，书院必须透过曲折的方式来取得与科举的并存相容，使遵循书院理念的士子，有“本末兼学”的可能。探讨宋代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对理顺科举与书院及理学的关系、宋代士人心态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文章尝试论之。
一、书院与科举的相容
由于创办者、创办目的、教育对象、组织制度和规模大小等方面的内容，宋代书院类型不一，教育理念往往殊异，在与科举的关系问题上亦不尽相同。就创办者身份来作区划，可以将书院分为私立和官立两大类。官立书院有着接近官学的特质，与科举互为表里，故无须累述。私立书院按规模大小可分为家塾式书院、大型私家书院、私塾式书院等。家塾式书院和大型私家书院，都是家族书院，区别仅在于规模之大小，它们以科举为鹄的，宋初江南三书院(东佳书堂、华林书院、雷塘书院)可谓典型。如东佳书堂，江州陈氏义门《推广家法十五条》载：“……如果资性刚敏者，严教举业，期以取青紫。”南宋盱山书院亦是如此：“自是而往明经，取青紫，特其余事，衮衮而来，今方权舆耳。”[1](卷三《盱山书院记》)又如浙西严州的札溪书院：
山深水幽，乱云横坞，是为札溪吴氏世居，诗书传家。有讳尧臣者，早游成均，晚纡青绶，餐霞噏烟，不粒人间，或传以为仙云。犹子舜申，益力于学，岁在甲戌，其子应酉，果奉大对。……方且考卜奇胜，肇造书宇。讲堂其中，扁以达善。……伯仲子姓，肃肃雍雍，早夕其间，以修以游。……虽然，岂无所自哉?康庐洪氏合期功之族，筑馆共之，太宗皇帝赐宸翰，命之官资，其子卒登巍科，圣朝劝学，其盛若此。[2](卷七《札溪书院记》)
这是一所家族书院。文中先略述吴氏家族经过三代从学，终于有人中第，并认为这显示了读书之功。可见他们以科举及第作为求学的目标。文中还提到南康洪氏的雷塘书院，并特别指出洪氏之子登科的事迹，认为是先朝劝学之盛的表现，由此可见其追求的目标和效仿的心态。
私塾式书院由教授之人所建，近似于邻里中由教师设立、招收生徒而教授举业的私塾，亦多以科举为旨归。如江东信州贵溪县的桐源书院，汪应辰认为：“有古人闾塾之遗意……自兹以往，高氏子孙读书于书院，当以古圣贤心学自勉，毋以词章之学自足。他日有自此而逹于郡邑，上于国学，赫然名闻于四方，则书院不为徒设矣。”[3](卷九《桐源书院记》)虽然在观念上，汪应辰把桐源书院当做国学、郡邑之下的地方之学，在教育结构上可能还是近于私塾的性质。而汪氏勉励高氏子弟“当以古圣贤心学自勉，毋以词章之学自足”，显示书院此时的教学内容，就是一般私塾以“词章之学”为主的举业。明确以科举为目的的私塾式书院，如傅瑾所设之书院：
君讳瑾，字君玉。其先金陵人，五季徙家信之铅山。……初锐意科第，所居之旁书院扁曰“筑隐”，集士友会文其中，将为进取计，且以厉其后进，惜不遂厥志。[4](卷一二《傅县丞墓志铭》)
引文很清楚地显示，筑隐书院完全是为科举而设。集士友会文，这也是宋代重视求师取友学习风尚的体现。
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倡导的书院复兴运动，书院与理学一体化，建立了讲学式书院这一书院新模式。讲学式书院承负天理民彝的理想，在现实上，最初表现为对科举利禄之学的批判与革正。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一开始便指出，书院兴复的目的，是“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其进一步解释道：
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逮至本朝庆历、熙宁之盛，学校之官遂遍天下，而前日处士之庐无所用，则其旧迹之芜废，亦其势然也。不有好古图旧之贤，孰能谨而存之哉?抑今郡县之学官……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士之有志于为己者，盖羞言之。是以常欲别求燕闲清旷之地，以共讲其所闻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发愤于斯役而不敢惮其烦，盖非独不忍其旧迹之芜废而已也。故特为之记其本末以告来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毋以今日学校科举之意乱焉，又以风晓在位，使知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5](P4123)
相对于宋初书院之兴是因应教育机构的缺乏，南宋书院复兴是源于对教育内容的不满。这时书院的设置，是为了提供一种不同于官学的教育，背后蕴含着强烈而独特的教育理想。这种教育理想，在现实上，最直接明显的批判对象即是官学教育。而他们所批评的官学教育缺失，主要是受到科举制度的影响，官学教育与科举利禄之学画上等号。也就是说，官学教育的缺乏与弊病，其深层根由是科举制度所造成的。因而，书院教育对官学的批评，即是对科举之学的批评。
朱熹的这篇记文可以说是书院教育反对科举之学最具代表性的一篇文字。朱熹把书院作为与学校科举对立的教育，这个理念也随着书院运动在南宋的全面展开而延续下来，成为讲学式书院教育理念的重要特质。事实上，其同时代的书院大师兼理学家都对科举制度进行过严厉的批评。执掌岳麓书院的张栻在《邵州复旧学记》中云：“后世之学校，朝夕所讲，不过缀缉文辞，以为规取利禄之计，亦与古之道大戾矣。”[6](P84)在他们看来，讲学式书院揭举出反科举之学的态度，是相对于他们自身有一欲传习之“道”或“理”，认为这才是士人所应学的。如张栻《潭州重新岳麓书院记》云：
侯之为是举也，岂将使子群居族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6](P102)
显示批判科举利禄之学的基础是可以济民的“道”。又如南宋晚期的刘辰翁，在论及老师江万里所建的白鹭洲书院时，以书院与学校科举对比：
然学校科举终有愧于道。孰能学校科举外而求志，又孰能因学校科举而成之?自鹭洲兴而后斯人宿于义理，自鹭洲兴而后言义理者畅。[7](卷三《《鹭洲书院江文忠公祠堂记》》)
文中的“道”、“义理”是他们教育理想的根源。因为学校科举有愧于道，遂将传习义理之学的理想转移到书院。
不过，反对科举利禄之学的讲学式书院并非不事举业。事实上，朱熹、张栻、陆九渊、吕祖谦等书院大师兼理学家，都是进士出身，他们在现实考量下，也绝少要求一般士子放弃科考之途，甚至认为参加科举是士人现实人生中的一个必要环节。如朱熹便劝黄榦参加科举：
但不应举之说，终所未晓，朋友之贤者亦莫不深以为疑，可更思之。固知试未必得，然以未必得之心，随例一试，亦未为害也。[5](P5138)
由“随例一试”可看出，科举已经成为士人出仕之途和生活常态，故无须排斥。同时认为科举在社会上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意义也应予以承认。
一个很大原因在于，即便是讲学式书院，即便是重视教育且具有特殊理念的理学家，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完全排斥科举，似乎是一件不太现实的事情。以魏了翁的鹤山书院为例，《宋史》称：
(魏了翁)筑室白鹤山下，以所闻于辅广、李燔者，开门授徒，士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8](P12966)
这是很典型的对理学家建书院传义理之学的描述。然而，从魏了翁的自述看来，鹤山书院的教学活动并非纯属义理之学，也事举业：
嘉定三年(1210)春诏郡国聘士，邛之预宾贡者，比屋相望，未有讲肄之所，会鹤山书院落成，乃授之馆，其秋试于有司，士自首选而下，拔十而得八，书室俄空焉，人竞传为美谈。了翁曰：是不过务记览，为文词，以规取利禄云尔，学云学云，记览文词云乎哉?[9](卷四一《书鹤山书院始末》)
无论是魏氏的感叹，还是“拔十而得八”的科考成功率，无不昭示着书院的教学活动并未回避对举业的关注乃至热忱。书院与科举相生相容，极为透明。
本来，就学习内容而言，讲学与举业共享同一套儒家经典，两者在本质上并没有截然的划分，而只能说是精神上的异途，理学也只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特别偏重某一些方向，如心性义理的探索，这基本上与举业并不冲突。书院教育与举业的兼容性，在理学昌盛之时，习其学更有利于中举。这种情形表现为士子以理学作为应举的内容。如魏了翁批评道：
自比岁以来，不惟诸儒之祠布满郡国，而诸儒之书，家藏人诵，乃有剽窃语言，袭义理之近似，以眩流俗，以欺庸有司，为规取利禄计。此又余所甚惧焉者。[9](卷四八《长宁军六先生祠堂记》)
这可以显示理学发展风气下的影响。无论如何，从这种剽窃先儒语言的现象，正可说明讲学与举业在内容的本质上，确实并无抵触。讲学式书院这种与科举相容的关系，也正是南宋书院兴起而且能够得到广泛接受的社会性原因。
二、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
在宋代科举诸多科目中，进士科最受重视。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云：“到得本朝，(进士与明经)待遇不同：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至明经之科，不过为学究之类。”[10]((第九册)9)也因此进士科又被称为“将相科”，如楼钥《回杨监场启》：“策名枫陛，荣登将相之科。”[11](卷六二)终宋一世，进士科的地位屹然不改，只是在考试内容上有所变化。对此祝师尚书先生总结道：宋初沿唐、五代之旧，试之以诗赋。熙宁时改为经义而罢诗赋。历元佑诗赋、经义兼收之制，再到绍圣罢诗赋而用经义的反复，于南宋初才敲定为诗赋、经义两科分立，得到近乎‘双赢’的结果。[12](P44)
“诗赋取士”要求考诗、赋、论、策，这决定了书院教育的科举文学内容。范仲淹主持应天府书院期间，“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亦使学者准以为法。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其后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13](P182)其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云：“章甫如星，缝掖如云，讲义乎经，咏思乎文……然则，文学之器，天成不一。……观乎二十年间，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14](P279)从“咏思乎文”、“文学之器”、“二十年间，相继登科”诸语看来，应天府书院极为重视科举文学教育，并以此作为一以贯之的教学内容与方针。
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在书院学规、山长语录、讲义及教材等史料文献中体现得最为直接和透明。
宋代很多书院围绕科举制订了系列的学规章程。如延平书院，绍定五年(1232)，状元徐元杰任延平知州时，“亲扣”诸生“每日所习何事，所读何书，所作何文”、“凡所讲习，当先就本心本身上理会”，[15](卷一一)并为郡学及书院诸生制订了“日习例程”，即《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其中便有科举文学教育之内容，兹引如下：
一、早上文公四书，轮日自为常程，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六经之书，随其所已读，取训释与经觧参看。
一、早饭后编类文字，或聚会讲贯。
一、午后本经论策，轮日自为常程。
一、晚读《通鉴纲目》，须毎日为课程，记其所读起止，前书皆然。
一、毎月三课，上旬本经，中旬论，下旬策，课册待索上看，佳者供赏。[15](卷一一)
以上五条，前四条是学习课程，相当于今日学校的课表，涉及教材、教法和课程安排。这四条中，“早上文公四书”条，明显反映了书院的朱子学派倾向，后三条则应科考而生，如编类文字，即岳珂所云之“编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编类文字便于检阅或用来诵习，纯属科举畅销书，其文学性固不足取，然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经史方面的知识储备。徐氏制订此学榜之际，理学之书已成为官学课本，如嘉定五年(1212)，宁宗批准刘爚之请，将朱熹《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列为官学课本。不仅如此，理学还成为科场评文的标准。嘉定十二年(1219)九月二十七日，国子司业王棐言：
南渡以来，嘉尚正学，中间诸老先生虽所得源委不能尽同，究析义理，昭若日星。……权臣误国，立为标榜，痛禁绝之，以《中庸》《大学》为讳……臣谓当此大比，戒谕考官，悉心选取，必据经考古、浑厚典实、理致深纯、辨析该通、出于胸臆、有气概者，理胜文简为上，文繁理寡为下。[16](P4345)
在理学占领科举阵地的文化背景下，书院的理学课程已不再只定位于“为己之学”的德业修行，亦有为科举服务的明显意图。延平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重视对论、策等文体的修习，除了每日常程的学习，还有月考，并评定佳拙，以佳者为范文供学子赏析或仿效。
《明道书院规程》是现存规制最完备的南宋书院——明道书院的纲领性文件，其有关招生、教学的规定便透露出文学意涵：
一、士之有志于学者，不拘远近，诣山长入状帘，引疑义一篇，文理通明者，请入书院，以杜其泛。
一、每旬山长入堂，会集职事生员授讲、签讲、覆讲如规，三八讲经，一六讲史，并书于讲簿。
一、每月三课，上旬经疑，中旬史疑，下旬举业(以孟仲季月分本经、论、策三场)。文理优者，传斋书徳业簿。[17](卷二九)
明道书院在建康府城(今江苏南京)，淳祐二年(1241)正式创建。这是一所纪念明道先生程颢的书院，显然，是一所讲学式书院。从所引规程内容可知，书院文理兼重，并不偏废，也有关于举业文体之明确规定。其独特之处在于，明道书院的门槛较之其他书院相对要高，要求“文理通明”，生员入学前须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每月课试围绕科举而展开，并成为学生是否被写入“德业簿”的重要依据。可想而知，竞争是激烈的。在这种竞争机制下，具备一定文学素养的书院学子自磨自砺精进自己的学业是很自然的事，这其中无疑包含着增强自己文学写作能力的内容。
在延平、明道两书院规程中，并没有关于诗赋方面的教学安排。事实上，这类讲学式书院的诗赋教学早已寓于经史教学之中。这点需从场屋诗赋的命题说起。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云：“唐礼部试，诗赋题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故举子皆得进问题意，谓之‘上请’。本朝既增殿试，天子亲御殿进士，犹循用礼部故事。”[18](P68)这是说，唐代诗赋的题目不讲究文献出处，而宋初场屋诗赋的命题包括御试诗赋，“犹循用(唐代)礼部故事”，比较自由。如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为《训兵练将赋》《主圣臣贤诗》，雍熙二年(985)为《颍川贡白雉赋》《烹小鲜诗》，[16](P4356-4357)如此等等，显然没有限定出题范围。随着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勃兴和科举考试的规范化，诗赋命题的指导思想也逐渐发生了改变，庆历四年(1044)宋祁详定贡举条制，规定：“诗、赋、论于《九经》、诸子、史内出题。”[16](4274)庆历条制后虽被废止，但诗、赋及论的出题原则和范围，一直未改。诗赋题目多取向于礼乐刑政、典章文物。南宋理学兴起并于后期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科场诗赋由“礼乐刑政、典章文物”推向道德性命、格物致知。因而，上述两所书院经史课程安排，实际上已包含诗赋讲授之内容。另外，稼村书院给我们留下了两份策问课试的试卷：一份是咸淳六年(1270)的庚午义试，一份是咸淳十年(1274)的甲戌课试。[19](卷一五)这两份试卷可以说是场屋策问的预演与模拟，七百年前一群缝掖书生为备科考而在书院作文考试的情景恍若当前。惊人相似的历史给了我们鲜活的古今认同感。
山长身份及对科举文学教育的态度是吸引士子就学的重要因素，此以吕祖谦最为典型。“四方之士争趋之”(王崇炳《吕东莱先生本传》)于婺学重镇——丽泽书院，固然缘于吕氏俨然当时道学领袖，[20](P117)然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其文学家身份及科考之辉煌经历。吕祖谦文才卓越，更是科场拿云手，其在隆兴元年一年之内应礼部会试、进士及第，接着中博学宏词科，这种情况在整个宋代极为罕见。据《宋会要》记载，宋代博学宏词科才34人。如此这般，丽泽书院自然备受士子青睐。尤为甚者，吕氏明确标举词章之学以诱士子来学，其在给朱熹的信中，对此曾加以解释：
科举之习，于成已成物诚无益。但往在金华，兀然独学，无与讲论切磋者。闾巷士子，舍举业则望风自绝，彼此无缘相接。故开举业一路，以致其来，却就其间择质美者告语之，近亦多向此者矣。[21](卷七)
吕氏高悬“讲论切磋”的私学理想，却要以举业的形式得以实现。也难怪对科举批判最甚的朱熹要送长子朱塾至丽泽习科举文：“此儿绝懒惰，既不知学，又不能随分刻苦作举子文。今不远千里，以累?{明，切望痛加鞭勒……”[5](P1427)
山长语录、讲义及书院教材呈现了书院科举文学教育的生动图景。笔者曾撰《宋代书院与语录体》(载《兰州学刊》2011年2期)一文，认为语录是书院制度的产物。在宋代尤其是南宋讲学式书院中，这类语录有不少关于科举文学教育的内容，如《朱子语类》共一百四十卷，其中分列两卷专门“论文”加之论诗经之文字两卷，共有四卷是属于文学评论方面的内容。这种师生间的“论文”对话，实则在向学生传授作文之法。朱熹还为学生编选韩愈、欧阳修、曾巩三家文粹，这类文学选本似乎与科举也有莫大关联。
朝廷赐书是书院教材来源之一，从中可略窥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情形。如北宋之岳麓书院，李允则在请赐的书籍中有“诸经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光绪《湖南通志》卷二八)等，说明书院不仅需要经书，而且需要史书和韵书。史书有利于“论”、“策”文写作，韵书乃为诗赋而备。在南宋，随着印刷术的普及，许多书院山长自编教材教授生徒。上述朱熹编《昌黎文粹》《欧曾文粹》等古文选本便是如此。吕祖谦主持丽泽书院期间，为教授学生作文之法，编有教材如《丽泽讲义》《乙丑课程》等，还有文章选集如《三苏文选》《历代奏议》《精骑》《左氏博议》等，以应科举之需。吕祖谦自序《东莱博议》云：“《东莱博议》者，为诸生课试之作也。……谈余语隙波及课试之文，予有思佐其笔端，乃取左氏书，理乱得失之迹，疏其说于下。旬储月积，浸就编帙。诸生岁时休沐，必抄置褚中，解其归装无虚者。”[10]((第六册)P575)清人瞿世瑛《东莱左氏博议•跋》亦认为是书乃吕祖谦“徇生徒之请……以资课试为心……”[10]((第六册)P578)
在为丽泽书院诸生举业所编教材中，《古文关键》最受欢迎。为教导学子掌握作文机巧，快速写出漂亮的文章，并能知其所以然而永不有失，吕祖谦选取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张耒等人文章共62篇，分为上下两卷，通过评点勾抹，各标举其命意布局、以示作文途径，是一本地道的科举用书。清康熙刻本张云章《序》云：“东莱吕子《关键》一编，当时多传习之。……观其标抹评释，亦偶以是教学者，乃举一反三之意。且后卷论、策为多，又取便于科举，原非有意采辑成书，以传久远也。”[10]((第十一册)P133)吕祖谦编撰古文选本作为书院教材，极其鲜明地呈现出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活动图景。
另外，《吕氏家塾读诗记》是一部非常适合士子学习《诗经》的教材。其编纂初衷固然“止为诸弟辈看”，然“博采诸家，存其名氏，先列训诂，后陈文义，剪裁贯穿，如出一手，己意有所发明，则别出之。《诗》学之详正，未有逾于此书者”[22](34)。故成书之后，即刻板流传，被广泛用为教材，教育子弟。不难想象，丽泽书院以《读诗记》为诗赋教材，其教育作用，由此辐射开来。
三、余论
就文学而言，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无一例外皆时文教育。科举时文强调格式和程序，本质上是非文学元素的“技”，从写作角度论，必然走上形式主义甚至极端主义的道路。李廌在《师友谈记》中一语点中场屋文字的命穴：“作赋何用好文章，只以智巧饤饾为偶俪而已，若论为文，非可同日语也。”[23](P21)科举时文泯灭了对文学本质和精神的诉求，对文学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然另一方面，文学的发展，归根结底是文学人才的培养。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固然是应试教育，然时文强化训练为书院学子文学创作打开了扎实的基本功，为文学家的大量生成提供了可能。书院学子在数不清的习作和考试中，对写作程序如认题立意、谋篇布局、文章逻辑等等招数，无不驾轻就熟。程序成为定式，固然积弊不浅，但其写作规范，对诗歌、古文创作大有裨益。元人刘将孙云：
文字无二法。自韩退之创为古文之名，而后之谈文者，必以经、赋、论、策为时文，碑、铭、叙、题、赞、箴、颂为古文，不知辞达而已。时文之精，即古文之理也。予尝持一论云：能时文未有不能古文，能古文而不能时文者有矣，未有能时文为古文而有余憾者也。……时文起伏?{下、先后变化之不知，所以宜腴而约，方畅而涩，可引而信之者乃隐而不发，不必舒而长之者乃推之而极。若究极而论，亦本无所谓古文，虽退之政未免时文耳。[24](P136)
刘氏认为天下本无古文，古文皆时文；同时认为能时文者必能作古文，而能古文者未必能作时文，表明了时文训练对古文创作的重要性。此外，家族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促进了科举家族和文学家族的形成，如北宋曾氏学舍及兴鲁书院对曾巩家族、黄氏樱桃及芝台书院对黄庭坚家族在科举和文学上的双双玉成。
就书院角度而言，宋代书院提倡“为己之学”，以教养出符合“君子”理想的士人为已任，其以讲明义理之精神在理念上被视为天理民彝之寄托。南宋晚期黄震在《送陈山长赴紫阳书院序》一文中提出他认为的书院理想：
古之所谓治者，导廸天理民彝，使各归于理而已。自后世以簿书期会为治，典教之责，独归学校之官。至三舍法行，学校又一变为程文利禄之地，虽职教者，亦言不暇及于理。所谓天理民彝，如一发引千钧之寄，独赖诸儒之书院在耳。[25](卷九○)
黄氏认为真正的教育、导迪天理民彝的寄托，只有依赖书院之存在。在他看来，“学”分两种，一种是科举利禄之学，一种是各归于“理”的正学。而书院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研习、存有真正的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是对书院精神和理想的颠覆，冲淡乃至泯灭了书院对“传道济民”的热忱和“为己之学”的追求。然而，正如上文吕祖谦所提到的，书院不事举业将面临生源寥落的严峻挑战。因此，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在书院自身之发展、教育之普及、士风之形成等方面无疑有促进之功，书院理想之落实也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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