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伏园（1894-1966）的《鲁迅先生的小说》是一篇长达一万二千余字的鲁迅小说评论，长期以来鲜为人知。在鲁迅逝世八十二周年纪念来临之际，此文的出土，想必为鲁迅研究界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所乐闻。
《鲁迅先生的小说》连载于1951年12月27日、1952年1月3日和10日香港《星岛周报》第一卷第七、八、九期。首期同时刊出孙伏园此文手稿，每期连载署名都是孙伏园亲笔签名手迹，还配有鲁迅本人照片或画像，以及丰子恺、司徒乔、黄新波等画家有关鲁迅的美术作品，可谓郑重其事。连载伊始，《星岛周报》编者专门写的《编者按》，对了解此文发表经过不可或缺，照录如下：
这是孙伏园先生三年前应上海《小说杂志》之请写的特稿，见解深邃，分析精辟，实为近年研究鲁迅作品最具权威性的作品。《小说杂志》当年因登记问题未能发刊，因此，伏老的这篇好文章也一直就没有得到一夕发表的机会。本刊同人兹商得该杂志负责人同意，将此稿移交《星周》发表，俾便爱读《星周》的读者能够早日读到这篇难得的佳构。伏老与鲁迅是多年老友，《阿Q正传》即在伏老所编之副刊发表，以伏老之才来论鲁迅的小说，当然是最合适的。
由此可见，孙伏园此文本是“三年前”，1951年的三年前，也即1948年为即将创刊的上海《小说杂志》而作，因《小说杂志》胎死腹中而未能发表。当时国民党当局兵败如山倒，文艺界也不断紧缩，翻译家傅雷早些时拟在上海创办《世界文学》，大概也因“登记问题”而未能如愿（陈子善：《傅雷编〈世界文学〉》，《不日记三集》，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年，109-112页）。值得庆幸的是，孙伏园这篇评论手稿被“该杂志负责人”（实际上“该杂志”并未面世）带到了香港，在香港交《星岛周报》“同人”发表了。
“该杂志负责人”是谁呢？也就是拟创办上海《小说杂志》者，是谁？这个查找范围太大了。但也不是没有一点线索，至少《星岛周报》的“本刊同人”，相当部分来自上海，他们中的某一位很可能就是《小说杂志》的“负责人”。
《星岛周报》属于“星岛”报系，“星岛”在香港主要出版《星岛日报》。该周报版权页注明“出版者 星岛周报社”，“社长 林霭民”，“编辑委员”名单照录如下（按原编排顺序）：
李辉英、易君左、徐訏、梁永泰、陈良光、曹聚仁、程柳燊、贾讷夫、叶灵凤、邝荫泉、刘以鬯、钟鋆裕
“执行编辑”则是下列四位：
邝荫泉、梁永泰、陈良光、刘以鬯
《星岛周报》是综合性周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从古到今，从中到外，无所不谈，总的政治倾向是中间偏右。但文学和艺术占了一定比例，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点， 从十二位“编辑委员”中的一半——李辉英、易君左、徐訏、曹聚仁、叶灵凤和刘以鬯六位——都是文学家即可见一斑。李、易、徐、曹、叶、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各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已不必再来饶舌。叶灵凤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11月间就到了香港，一直定居于斯（叶灵凤：《后记》，《忘忧草》，西南图书印刷公司，1940年，129页）；李辉英1949年前在长春东北大学执教，并不在上海（马蹄疾：《李辉英年谱简编》，《李辉英研究资料》，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23-24页），他俩当然不可能再在上海创办《小说杂志》。其他四位中，至少徐訏、曹聚仁、刘以鬯三位当时都在上海，因此，他们都有拟在上海创办《小说杂志》的可能。三人中曹聚仁与鲁迅关系最密切，又可能与孙伏园有所交往，也许是他拟创办《小说杂志》而向孙伏园约的稿？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到底是哪一位提供了孙伏园此文？ 已难以确定。
不过，在《星岛周报》的四位“执行编辑”中，只有刘以鬯负责该刊文学部分，倒是确定无误的。不仅如此，整个刊物的版式也是刘以鬯设计的，叶灵凤也提供了意见。而该刊所附的画刊，则由“梁永泰编辑，其中不少珍贵图片都由叶灵凤提供”（刘以鬯：《记叶灵凤》，《畅谈香港文学》，获益出版事业公司，2002年，193页）。今年刚去世的刘以鬯留下了不少关于《星岛周报》的回忆，他在追述1950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学时，特别提到了孙伏园此文：
（当时香港的）文学作品必须向综合性杂志寻求出路，“寄生”于综合性杂志。……情形稍为好一点的，是《星岛周报》。这本刊物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创刊，比《西点》在港复刊早十天。我在编辑《西点》的同时，也担任《星岛周报》的执行编辑。《星岛周报》是综合性杂志，虽然编辑委员如曹聚仁、叶灵凤、易君左、徐訏、李辉英等都是文学爱好者，却不能刊登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我曾经因为发了孙伏园的《鲁迅先生的小说》而受责。（刘以鬯：《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学——1985年4月27日在“香港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畅谈香港文学》，获益出版事业公司，2002年，102-103页）
据此，《鲁迅先生的小说》的“编者按”应该出自刘以鬯之手。当然，这段回忆的最后一句更值得注意。平心而论，《星岛周报》自创刊起，每期都拨出一定篇幅刊登或连载新文学作品，小说为主，随笔等辅之，作为综合性刊物已经相当不错。大致可以确定，刘以鬯参与了《星岛周报》前二十余期的编辑（据刘以鬯回忆，他编辑《星岛周报》后不久，就应邀去新加坡参与《益世报》的创办。新加坡《益世报》1952年6月7日创刊，除去他到新加坡后的筹办时间，他应在1952年4、5月间离开香港。由此推测刘以鬯编辑《星岛周报》的期数约在二十期左右。参见刘以鬯：《忆徐訏》，获益出版公司，2002年，209-210页）。自创刊号起，《星岛周报》就连载刘以鬯自己的中篇《第二春》和短篇《两夫妇》，还发表了徐訏的新诗《宁静落寞》《此时此地》《已逝的春景》等，李辉英的短篇《一张钞票的故事》《情痴》等，曹聚仁的短篇《李柏新梦》和专论《胡适与胡适时代》等，叶林丰（叶灵凤）的书话《王尔德〈狱中记〉的全文》《〈查泰莱夫人之情人〉的遭遇》和香港掌故《张保仔事迹考》等，易君左的《从人生一角度看诗圣杜甫》《记于右任》，省斋（朱朴）的《张大千二三事》等，甚至还发表了陈独秀的遗作五言诗《告少年》，内容不可谓不丰富。但刘以鬯因发表孙伏园此文而“受责”，却是他本人也始料未及的吧？
查连载孙伏园此文的三期《星岛周报》，也可看出一些端倪。《星岛周报》“目录栏”每期所列的目录比较特别，不是该期所刊全部文章的目录，而是“本期要目”，也就是说，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或者补白性质的文字，都不列入“本期要目”。《星岛周报》连载孙伏园此文时，第七期篇幅两页，第八期篇幅也两页，题目都列入“本期要目”，唯独最后一期也即第九期连载此文最后一部分时有三页，篇幅最大，题目反而不再列入“本期要目”，有点出人意料。以至初看第九期目录，还误以为此文已被腰斩了。这样安排，很可能是刘以鬯“受责”以后被迫采取的变通措施。幸好此文终于连载完毕，否则，如果真的腰斩了，岂不是鲁迅研究史上的一件憾事？
孙伏园是鲁迅的同乡，是鲁迅在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和北京大学国文系执教时的学生，后又先后主编《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发表了鲁迅大量作品，催生了《阿Q正传》，还是鲁迅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出版人。他和鲁迅之间这样密切的关系，他写的关于鲁迅的回忆和评论，自然也成为重要的研究鲁迅的参考资料。这篇《鲁迅先生的小说》就是他关于鲁迅小说的最长也最有见地的一篇评论（在《鲁迅先生的小说》之前，孙伏园已写了《药》《孔乙己》等鲁迅小说的评论，详见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在鲁迅众多的新文学探索中，他的中短篇小说无疑成就最大，影响也极为深远。鲁迅之所以为鲁迅，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享有那么崇高的地位，首先就是因为他是一位划时代的小说家，就是由他的《呐喊》《彷徨》等小说所奠定的。那么，孙伏园又是怎样讨论鲁迅的小说呢？《鲁迅先生的小说》开篇就高屋建瓴地指出：
在小说之国，鲁迅先生实为“国父”。鲁迅先生著《中国小说史》，起于神话与传说，而讫于清末的谴责小说。中国的小说，已成一完整的段落。自鲁迅先生以后，另起一新局面，是新中国的小说史了。
孙伏园对鲁迅的小说很熟悉，文中提出鲁迅小说具有“伟大的同情”“浓郁的，优美的，隽妙的诗意”和“轻淡的幽默”三大特色，而“伟大的同情”又与“强烈的正义感，真实的革命性”紧密相联，互为一体，在当时可算别开生面。围绕这三大特色，从《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到《故事新编》中的《奔月》，孙伏园对大部分鲁迅小说都详略不同地展开了讨论。他所大力主张的“伟大的同情是鲁迅先生小说的骨干”，他所着重分析的《长明灯》《狂人日记》等鲁迅小说中的“疯子”形象系列，他所特别关注的贯穿鲁迅全部小说的“浓郁的诗意”和“轻淡的幽默”，都令人耳目一新。虽然此文结束前，孙伏园表示还有鲁迅小说中的“地方成分，历史地位，结构布局等”未及论述，但就总体而言，他对鲁迅小说艺术成就的探讨完全能够自成一说。是否“见解深邃，分析精辟”而成为当时研究鲁迅作品“最具权威性”的文字，自可见仁见智。但在1949年以前较有代表性的鲁迅研究文献中，理应有它的一席之地。就是到了对鲁迅小说的研究已经十分深入的今天，他的这些观点仍不无启发性。
不仅如此，由于孙伏园的独特身份，在这篇长文中，他还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第一手史料。如鲁迅经常说：“我的小说里常常要出疯子”；如《阿Q正传》1921年12月至次年2月由孙伏园经手在《晨报副刊》“开心话”专栏连载时，由于署名“巴人”，一度被读者误以为作者是“四川籍”，又由于“开心话”专栏最初是为蒲伯英的文字而设，读者又猜疑作者就是蒲伯英。这些事情，如果不是孙伏园提供，即便是专门的鲁迅小说研究者，恐怕也不会知道。
有必要指出的是，《星岛周报》社方之所以不满刘以鬯发表孙伏园的《鲁迅先生的小说》，恐怕不仅因为此文是理论文字而非文学创作，就象刘以鬯所说的属于“水准较高的文学”的范畴，还因为作者当时人在内地，文章竟然能在《星岛周报》上发表，成了一个异数，更何况此文的观点应该也难以被社方所认同。因此，刘以鬯“受责”也就在所难免了。
孙伏园曾经说过，“为要纪念鲁迅先生，应该好好的写一本书。”（孙伏园：《引言》，《鲁迅先生二三事》，作家书屋，1942年，第1页）然而，他留下的回忆和评论鲁迅的文字，以前只有薄薄的一册《鲁迅先生二三事》（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1942年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收《哭鲁迅先生》等十篇文字，后又在重庆和上海数次重印。1980年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重版时，又增补了《追念鲁迅师》等1949年后所作的四篇文字），后来又只有引起鲁迅研究者重视的署名曾秋士的《关于鲁迅先生》（曾秋士 [孙伏园]：《关于鲁迅先生》，《晨报副刊》，1924年1月12日；拙文《〈呐喊〉版本新考》曾着重引录）。而今，随着《鲁迅先生的小说》的发现，这个遗憾终于得到了部分新的弥补。若要全面研究孙伏园的鲁迅观和评估1940年代后期鲁迅小说研究所达到的水平，这篇长文是不能不仔细研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