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信总给了我这么一个跟大家交流的机会。我也非常乐意到信孚集团这样一个民办教育的重要基地来学习。穆旦有诗：“从历史的扭转的弹道里，／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诞生。／无尽的阴谋：生产的痛楚是你们的，是你们教会了我鲁迅的杂文。”你们在培养人，你们教育出了人类家庭里的成员，你们也需要停下来，分享生活和思想的乐趣。现在我们一起停下来，就一些问题交流，这本身是一个双向的或说反思的过程。我想作为一个对战略发展、对教育启蒙有兴趣的人，跟你们交流可以生长出真正可以扩展的自由秩序。这种自由秩序可能就是我们的社会极度匮乏的德性、道义或说生命意义。
一． 个体性道路
在谈论今天的主题之一时，我想先讲讲我个人遇到的精神危机。我不知道诸位有无这种精神生病的经验，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网友们所说的“郁闷”、“不爽”现象，但这种经验是值得关注的。虽然它很难以被理解。我个人在不久前的春节期间遭遇了极为严重的精神低谷。这种精神危机几乎是无法言喻的。有一种抑郁，有一种优雅，有一种锥心之痛。我的精神病在于我的焦灼不安，我是靠表达为生存经验的人，但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动笔了，因为我怀疑我的笔的功能、价值。回头看我的很多言说，都太应时，太焦虑，太想明心见性。而很少做服务性的言说，做那种恢复汉语的荣誉、见证汉语的理性力量的工作。我想到的是，我本来可以做更多更好的工作。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很多人是不负责任的，他们或者以为自己也勇敢坚决，但那实际上对我们的时代来说，是另外一种苟且的形式；他们或者以揭露社会真相为己任，或者以传播知识、文明为天命，但那也是相当虚伪的。因为他们都没有回到人的原则上来。他们连思考人的意识都没有。
我这次遇到的精神低谷，就是在不断问自己能做些什么。我能不能突破中国生活的“无物之阵”？我能不能仍然保有旺盛新鲜的创造力？我能不能像康德那样在孤独的生活中进行哥白尼式的革命？我能不能从现实的言路、思路、行路中突围，从学者、大师、学理、框架、良心、利害、时机等中突围，把新贵、遗老、贱民、帮闲、明星、小资、山村、宗法、网络、文明、本能等还原到一个统一的中国风景中去？
可以说，到今天我还没有度过这一低谷期。我也想找人治病，但自家有病自家医，对精神世界的状态，我们只能自己播种自己收获。歌德有诗说：我年轻时领略过一种高尚的情操，我至今不能忘掉，这是我的烦恼。不能展开这种年轻时领略到的情操，就是一种烦恼。意识到烦恼并想解决它，就是我们精神世界的功能。
钱钟书曾谈到过这样的问题，所谓“病蚌成珠”，生病的蚌才会产结美丽的珍珠。这个意思就是，人必须经过这种精神的炼狱，才能成长，才能进化。
从人类的创造史上看，那些有过大创造的人，都是有这样那样的精神危机的。像鲁迅的弃医从文，像帕斯卡的死亡经验，茨威格等等，都因这种精神上的问题而成就了更大的思想贡献。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1849年12月2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二十个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被押送到彼得堡的谢苗诺夫教场执行枪决。他是第八名，每一排为三名，只要再等两三分钟，前两排的就要被枪毙，后面就轮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排了。突然，他听到了解除警报的声音，然后他和他的同伴们都给松了绑。他们给他宣读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宣谕，给他们罪减一等。这个事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少年》一书中，维尔西洛夫以希腊黄金时代温柔的海浪与个体的以血做祭为意象的独白，“欧几里德心智导致死亡”，撞击历史理性主义及其所维持的和谐观念的铁墙。——然而我不知道我梦见的是什么：好像和画里一样——那是希腊群岛的一角，而且时间仿佛回到了三千年以前；那浅蓝的、温柔的海浪，那岛屿和岩礁，那鲜花盛开的海岸，那远处迷人的景色，那向我招呼着的落日……这里是人类的乐园：神从天而降，与人攀亲……啊，这里住着优秀的人物！他们起床、睡觉，幸福而天真，草地上荡漾着他们的歌声。那用之不竭的充沛精神消耗于爱情和天真的欢乐上……一个奇妙的梦，人类的一个最大的谬误！黄金时代是曾经有过的一切幻想中最不可思议的，但是人们为它献出了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先知为它们而死，惨遭杀害，没有它，人民不愿活下去，甚至不能死！所有这一切感觉，我仿佛在这一场梦中都体验过了；岩礁和海，还有夕阳的斜照——当我醒来，睁开了完全给泪水浸湿了的眼睛时，仿佛还看见这一切。阿辽沙在佐西马长老死后，他决定到尘世中去生活之前仆地哭吻，“有什么人在这时候走进我的心灵里去了。”他以后常常这样说。
还有我们知道的托尔斯泰著名的“阿尔扎马斯之夜”，托尔斯泰去外省，自称突然看见了死亡。这是他思想激变的前兆，从此从“共同世界”走向“个人世界”。对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人来说，精神危机是多重的，比如1867年10月，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鲁宾斯坦为托尔斯泰举办的专场音乐会上，当弦乐四重奏弹出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如歌的行板”时，托尔斯泰突然哭了，柴可夫斯基本人深受震动。托尔斯泰此时正写完《安娜•卡列尼娜》后半部，从“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转向他那著名的内心危机：我懂得了，它不是偶然的病痛，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这些问题不断发生，答复它们乃是必需的。问题似乎是一些愚蠢的、简单的、孩子气的，可是我一碰到它们，尝试着要解决它们，我立刻肯定了（一）它们不是孩子气的，不是简单的，而是最重要的，最深刻的人生问题；（二）我尽力试图解决，但我决不能解决它们。
遗憾的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有这种精神危机的人是很少的。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生活在新天新地里，每一代人都属于新的人类。历史呈现给我们的人性经验以及价值评判好像对我们并不适用。我们好像生来是追求物质舒适的。我们这个市场社会里，这种精神上的呻吟，是没事找事，是无病呻吟，是一种奢侈。社会不相信眼泪。我们没有时间关注我们的内心了。我去年在贵州遇到了何士光先生，他已经皈依佛门了，他为我说法四五个小时，最让我震惊的是，他说在他决定告别凡世时，一人在家里痛哭半天，最后在地上哭得打滚，他以这种方式解答人生于世的清明，他要了结了生命的因果。
这样的人是很少的。至于有这种精神危机，能够有所收获的人就更少了。我相信我们生活中不少人有过这种人生的经验，但能够把握这种经验，并将其展现为人人可以分享的社会产品，就没有多少人来做这种工作了。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虽然有着人类基因种群里最庞大的成员，可是我们给人类的精神性贡献太少了。我们的精神意识是非常薄弱的。海外的杜维明先生就说过，我们华人社会的文化状况令人担忧。他说我们的精神资源比较薄弱，我们不重视精神价值。我们突出的价值领域多半是在经济和政治。比如在海外，如果把一些中文的报纸跟日文的、英文的、甚至印度的报纸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他们的报纸所包含的文化信息量，以及他们对一些事情的评论的水平要比中文报纸高得多。日本的报纸每天都有文化评论，都有深刻的社会反思。杜维明举海外也包括香港台湾在内报纸的例子，在海外，包括香港台湾在内的报纸，讨论最多的是娱乐、电影明星，而且报纸做得非常花哨。如果剔出报纸里面的娱乐、歌星明星、还有那些没有文化意义的社会新闻，跟文化有关系的讨论就非常非常少了。
为什么精神意识很重要？因为有没有精神性的东西是决定人是否成其为人的惟一性参照。这种精神性意识、创造使人成为生命，缺乏这种精神，人就下陷成为生物意义上的存在。这正是我今天要来谈的话题，个体性道路。我们社会里真正的个体意义的人太少了，我们有十几人，多的是群众，是盲流，是信徒，是体制中人，是有身份之人，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人。就像我们忽略战前伊拉克、现在的朝鲜一样，但文明的眼里，那里是没有人的。我们社会里少有独立的人，少有个体的精神的生命存在。这种前现代社会里的个体生存，总是自以为活得是一个人，但在另外时空的参照里，他们，或说我们，只是历史中可悲哀的一群生物。
实际上，我们社会从80年代开始的时候，是在寻找这种个体生成的道路的。但非常遗憾，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发展，使得社会资源迅速地集聚、整合，而不是均衡地分布在全民那里，所谓藏富于民、分权于民、开智于民。社会发展出现了社会学家比如孙立平先生说的断裂现象。即行政权力主导的二元结构断裂、市场主导的二元结构断裂，以及我补充的知识主导的二元结构断裂。
在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们看到，个体生存如果不跟一个异己的资源结合，不跟一种流行的观念，技术结合，傍官、傍款、傍学，他就难以活下来。我们的社会发展还没有发展出这样的环境，让一个人在其中能够发现他自己巨大的潜能，他自己无限的可能性。我们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们，更不用说还有更多的失业人群，农民工们，他们更多地发现，在社会环境的要求面前，他们几乎是一无所有，一无所知，一无所能。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个体性道路不通的社会。我记得19世纪的美国作家曾愤怒地谴责美国政府，忽视了对西部人民的资源开发，他强调美国人民本身就是蕴藏无穷的资源。的确，个人的生命丰富性一旦得到开发，那受惠的不仅是他自己。王力雄的例子。
对我们社会来说，我们的教育对青少年进行过一次培训了；我们的城市对社会青年和农民进行过一次培训了。但受过这种种培训的人力仍不能成为蕴藏丰富的资源，仍只能成为身体意义上的苦力。这就只能说明我们的社会跟个体性的紧张关系。它不能容忍个体，它不能容忍差异，它不能容忍异端。
而除了少数几个大都市外，我们非常多的城市仍缺乏足够的社会分工，用马克思的话，我们的历史仍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仍是马克思-韦伯说的，我们的城市属于王公城市、官员城市，而不属于人的城市。以至于北大的学生回到了地方只能卖猪肉，更多的大学生毕业后不进入体制、官场，就很难在家乡生活下去。
这样的社会忽视、打击个体性，它放纵的是人的生物性、或社会性。它想批量满足人的欲望或生活理性，一切在可控的、已知的层面上展开。对我们身边的人、或别人看我们都一样，我们都知道他生活的目标，我们也知道他生存的手段，那也是我们的目标和手段。这种人，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是萨特所说的反人，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因为他把人的本质掩藏起来，这种管制下的异化使得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交流、失去了共识、失去了敬畏。
因此，在我们社会只有群像，没有个性，只有集体、单位、体制的背景暗示，没有个人的精神气度的自由发挥。我们看明星也是如此，他们的笑好像都是程式化的；甚至他们的面相也千篇一律。我写过一篇流氓人种学的文章，提到我们社会里有一种流氓的面相，似乎是可以遗传、可以出让、可以获利。我说过，我担心超级女生，在舞台上表现一年后就完全被这个成人世界异化掉了。
在我们的城市，仍是以地位而不是职业或人本身的姓名来称呼。我们从这种称呼里也可以看到人的本质的丧失，比如我们称别单位的人为总、为长，既说明我们这些外人的势利、虚荣、异化，更说明对方的异化，对方失去了精神感召，对方的强霸。比如我们称人为老，老赵，跟赵老就是有差别的。如果一个转型社会中的人觉得称巴金为巴老要顺口，而不是称他为老巴，那就只能说明巴金的德高望重，说明巴金先生的异化。还有费孝通费老、启功启功老，都是如此。只有赵紫阳，大家觉得称老赵有感觉，刘宾雁，大家觉得称老刘有感觉。这就说明，他们二人还活得正常一样，还没有失掉人味儿，即没有失掉人的精神。这就说明他们没有党化、没有体制化，还是坚持了某种程度的个体化，所以他们能够跟我们相通。
没有个体性，就是没有主体性。我们社会在很多方面不如人意，就是这种主体的缺失。我们常常哀求某个知名学者、某个书记、某个老板，发发善心，或关心什么事，或想想内心的底线。我们忘记了他们是没有个性的人，是有主体资格却没有个性自觉或主体意识的人。他决不会按你的逻辑改革，哪怕你自认为是人性的逻辑；他也没有你说的良知正义底线，他也没有你所谓的平常心。我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偶尔参加一两次会，常常为我们的专家学者的水平震惊，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治理社会的办法，有调查研究，有数据分析，对城市化，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国民教育，他们都有方案，我是很佩服的。但我最大的遗憾是，他们的方案没有主体来执行，没有具体的人、具体的部门可以托付来执行；同时，我从来听不到他们诉说自己作为主体的言行，听不到他们诉说自己作为个体的感受。他们都做到了我们社会里的政治正确、知识正确，甚至需要讽刺、批评政府、同情民众时，他们的良知正义也是众所周知的甚至不无让人敬佩的类型化。他们很少有个性的表述。
人的生物性、社会性、个体性，是缺一不可的。如果缺少一种，那就说明人有病了。如果相当多的人都缺少一种，那就说明社会有病了。这种人的属性对应于人的是他的生存需要：欲望、理性、精神气魄和信仰；对应于社会的是人的生存环境：生态环境、世态环境、心态环境。我们今天以治理的愿望，想要治理生态环境、世态环境，却很少想到人的心态环境，很少想到要为人的个体化道路铺平道路。
二．98年以来的时代精神
我把时间设限在98年，其实跟设限在99年没有太大的分别，它们都是89年以后的逻辑展开，或者说是80年代的精神退潮后的大同小异的表现。
98年发生了什么事，北大百年校庆。“自由主义浮出水面”。80年代的文化热启蒙热，其精神到了90年代有过悲壮的抵抗投降的努力，但到了98年，浮出水面，亮出旗帜后就死掉了。它是怎么死的，它是不是当时就死了，还有很多争论。但大体上可以说，随着新左派的反戈一击、随着99年大使馆事件的发生，自由主义在中国难以起到正向的作用了。
当然，要谈自由主义衰败后的时代精神，我们还要谈在那之前的社会思潮，在那之前的中国人心。自由主义描绘的世界是一种乌托邦的世界，它是中国的一种政治诉求，它把人生的意义、价值实现放在未来的世界，或放在为争取世界的过程里。在这方面，它跟共产主义的历史观，没有太大的不同，只是自由主义在行动能力方面跟共产主义的相比，不可以道里计，也不能跟它的英国、美国、法国的先辈相比。它在中国是软弱的、是哀求的、是自我夸饰、自我导演的。但在这些思潮之外，中国人的历史观念还有根深蒂固向后看的精神结构，炎黄子孙、孔孟之道、三代大同，即使现代转型把这些东西消解了，中国人仍保留了不少维护人心安慰人心的东西，比如祖先崇拜、宗族意识、历史宗教。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这一点，或说这一立身处世的底线，在共产主义的神权时代，也未丧失。比如刘少奇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要写你我的。甚至毛泽东，他晚年已经不太关心哪派会继承他的事业，他念兹在兹的是自己的历史地位。他让邓小平写一下，邓不写，他只好自嘲地为后人点出他一生做的事。
这些中国传统怎么评价它的正向意义都不过分。但是，单方面的改革开放道路切断了我们个人跟传统的有机联系。我们个人被抛到剧烈的社会变迁之中。我们当时哀叹年青人中出现了“价值真空”，甚至知识分子都在讨论人文精神的失落问题。但到90年代末以来，98年以来，没有人再关心社会的价值问题了。现在已经没有人哀叹没有人讨论精神了。现在只是通过媒体、行政手段、学术活动等方法来宣扬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但这种指导下的心灵或精神状态可以说是不足道的。
逆城市化思路或说滞后的城市化使得农民不能有序地进城，自我打拚、自我谋生，使得黄仁宇称道的毛泽东的事业一夜之间付诸东流，农村不再是农民、田园的世界，而是土豪劣绅、老弱病残的世界。野蛮拆迁、强行征地，打破了城乡人民世代生活其中的共同体。熟人社会强行置换为陌生人社会，单位制强行置换为社区制，人的荒漠恐惧感和自由感是空前的，人的依附需要也是空前的，也因此难以发育出新的精神，难以实现人的自我完善。原先的社会结构，比如块状的、小共同体的、血缘、地缘的社会结构，无论外在的政治经济力量如何强大，这些社会细胞仍有兴废继绝、传承、自我生长的可能。但是，今天的社会结构，以资源占有为标志的阶层结构，却难以自发生长出什么。人们在其中生活，精神层面是非常荒凉的。
但变化剧烈的社会并不使人感到精神苍白，即使有人感到精神上出了问题，他也没有精力来解答这些问题。因为他被强行推到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轨道上去了，他得依据人的生物本能生活，他得依据社会的利害算计成本。
这样的时代精神是极为可怜的。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有收获，都做出了成就。比如我们已经小康了，我们有经济增长数字，我们甚至能够不断地提出意见，不断地给社会提供新的说法儿，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等，但我们的精神气魄却萎缩不堪。
在对待传统上，我们完全断裂了。以至于今天我们要了解五四前后的事，也要通过《走向共和》一类的电视剧；我们要了解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也要在教科书、党的决议、自由主义学者的说法里做出选择；我们要了解传统文化，也要通过读本、选本、学者的解说，才算是在正确的年代做出的正确的选择。在历史观念领域，我们要么把西方说得极为不堪，以抬高自家的文化，要么把自家文化说成是极为黑暗的罪恶之地。这都是对欲望一知半解式的满足，对社会理性庸俗的表达，至于精神，我们没有生长出健康的产品来。海外的胡平批评吴思先生，说吴思的潜规则的历史观暗合90年代以来大陆的犬儒病，这是相当有道理的。在吴思先生的笔下，被忽略的，正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尽管潜规则在社会上无处不在，但中国人的精神信念一直在支撑我们千年以上的历史，在给予我们活在当时当世的意义。
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缺乏的，被忽略的，也是这种人的精神，我们的人格力量被侮辱损害到一个难堪的地方，以至于没有人愿意呈现他的精神状态，没有人愿意发挥他的人格力量。没有了精神的自由空间，我们就只能向外求得一点儿可怜的生存平台，但我们却把这一点平台，这个小小的螺丝壳，当作极大的平台，做成了极大的道场。
有人说，今天的中国人有太多的个性，没有我说的精神衰败问题。但我们知道，真正的个性精神有着普遍可传达的能力，有着自我扩展一呼百应的潜能，有着可以示范可以发扬的机制。以此参照，我们社会的精神状况是不容乐观的。用我的话说，我们早该撰写我们时代的精神病人一类的课题了。
有人说，今天的社会有极大的个人自由，比如网络，比如博客，等等，它给了人们自由表达的空间。但我们知道，马桶上的自由言论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网络上的自由表达也不是负责任的、有效的表达自由。
有人说，今天的社会有了极大的物质进步，这是任何人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我们知道，物质进步不再是生活的惟一参照。而且，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知道，就在广东地区，今天广东人的生存状态，跟一百年前，跟鸦片战争以前的十三行，没有本质的差别，大同小异，人们生活的政治经济形式有一些变化，但人们的精神结构、人们的交往方式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们最严重的精神匮乏在于，我们对人本身的把握出现了偏差，我们完全成了势利、目光短浅的民族。我们的精神要有所突破，不得不已变态的面目出现。比如一些表现个性的青年，一些希望维权的民间政治家，他们难以生活在一个较为健康的社会秩序里。而这样的精神跟时代社会的关系，就只是成为现眼的人物，成为后者眼里示众的材料。
这种时代精神是非常危险的。它在个案上的表现倒无足道，比如它的势利虚荣，它对人性缺乏真正的尊重，或者说，人们对自己人性缺乏尊重，以至于他们面对别人时，很少从容地跟别人共建一种可扩展的生活世界，而是迫不及待地推销自己，或者迫不及待的查探别人对资源的占有等级和占有规模。这种现象成为社会的普遍状况时，情况就非常严重了，这种现象破坏了我们的自然环境，也败坏了我们的社会环境。人们没有共识，人们无法交流，因为人们不知道交流可以获得精神智慧、可以生成或刷新我们的生活世界。
在今天的中国，除了流行，人们没有个性，人们的精神难以扩展为公共的东西。人们失去了严肃感，从而也失去了真正的快乐和幽默。在这样一个原子个人又是社会结构显得超级稳定的社会里，人们不再关心中国未来，人们不再关心中国精神。98年以来，我们乌托邦式的理想也失去了。社会分成有资源和没有资源的人，有资源的人在享受小康，在全面建设小康；没有资源的人则把有资源者的生活当作榜样。没有人追问，明天是什么，或今天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没有人问，人的伦理德性是什么，同样没有人问，中国精神对文明世界的作用是什么。
我在去年的文章里说，中国知识多年来在做现实政治的圆谎者。最近五十多年来的中国，前三十年的阶级斗争话语、后二十多年的经济建设话语，都是由政治家提倡，而由知识分子进行解释进行论证的。中国知识一直没有突破中国政治，没有反身教训中国政治，反而一直在中国政治面前低头。“尽管邓小平在阐述他的“理论”核心时明确说，改革是一场革命；但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知识思想表现，在诠释注解邓小平理论的时候，更多地在稳定、渐进、改良的思路上卖力。说一句邓小平理论笼罩了、影响了中国知识二十多年，虽然夸饰，却也离事实不远。邓小平理论在哲学上的实用主义、常识感和短浅用心，大大影响了当代中国知识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意志。在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领域，本来应该进行百科全书式立言立法的知识活动，完全成为了历史人物阴影下的一己苟安。”
除此政治话语的喧闹，中国人一直受各种观念的支配生活着。但这所有的观念，不曾突破这政治话语的范畴。自由主义的、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的、法学或政治学的、专家治国的话语，都没有突破我们社会的政治话语。新的国民精神、新的人、自由的创造没有出现。
在这个时代，最难堪的是知识，人们一方面需要它作为跳板或装饰，一方面轻视它。我们很少把知识的表现当作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也是因此我们很少有严肃的文化讨论，很少有全民的有效的对于知识的审判。这也是杜维明教授观察到的一个事实。我们缺乏对精神的好奇、缺乏对精神的尊重。这一点在其他民族里是很少见的。比如其他民族在发展中都是逐渐祛除神圣，走向世俗，都是让民族的个体成员面对政府、权威时有平常心、有想象力，有批评精神。法国、俄国的知识分子甚至写下“法兰西病”，讨论俄国道路，美国、日本的作家们甚至多次设想日本沉没、外星人入侵的问题，他们在这种精神的自由中保证了人性的健康发展。也因此，他们对知识、文化、精神的尊重也是极为正常的。而我们这里很少有质疑那种看似神圣之物，比如温铁军最近说：“我们曾经关门讨论了一次，当时提出，执政党转型期间要加强执政能力，要格外防范政治风险。什么政治风险呢？现在要想推进民主化改革，缺乏起码的健康力量。一是我们的官员恐怕相当部份都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问题，越是权力部门的官员越有此问题，能全揪出来吗？不能。能指望有问题的官员公正地执行政策吗？也不能。二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有非税收入问题，大家都满天飞地走穴讲课，拿的钱难道都报税了吗？越是大腕学者，越是可能有大额的非税收入，比较普遍地有偷漏税问题。其三是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有非法经营的问题。而既然中产阶级主要是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这三部份。在这种三部份都有问题的条件下，能搞出一个良性政治吗？不能，那怎么办呢？目前只能加强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央政治改革的唯一目标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加强执政党的地位。否则这么大个中国，这么多人口，又没法像西方国家那样走出去，矛盾只能内部消化，不靠执政能力的加强，是要出事的。不论大家心中的自由化理念多么强烈，只能先把它压住，先服从一下中华民族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需要，执政党在转型时期，社会需要稳定。”
像温铁军的想法儿能够这么堂而皇之地在中国传播，只能说明我们知识阶层没有什么良性的力量，说明我们中国人可能确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为这有问题的官产学三部分人买单。这在其他的民族是不可想象的。在俄国，1847年，当果戈理发表一本称颂沙皇统治，激烈反自由、反西方的小册子，号召俄国人重返古老的家长政治时，别林斯基写信痛斥果戈里“散发出来的，不是基督教的真理，而是对死亡、魔鬼和地狱的屈从！”别林斯基唤起的是俄国人对良知的感觉，他说：“只有我们的文学（在野蛮的检查制度下）仍然露出生命与前进运动的信号。此所以我们这般尊崇作家的志向，此所以小小的文学禀赋也能成器，此所以文学职业使炫目的徽章与俗丽的制服黯然失色，此所以一个自由作家即或才力微薄，也激起广大的瞩目，而出卖天资以服事正教、独裁与民族主义的大诗人，很快丧失众望。……俄国民族是对的，看出俄国作家是它仅有的领袖、辩护者，以及将它由俄国的君主专制、东正教义与民族至上的昏天暗地里解放出来的救星。俄国民族可以原谅一本劣书，但不能原谅一本有害的书。”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叫嚷崛起，实在是可怜的，是一种“合群自大”式的。我有时候觉得别人的反省反倒切合我们这个时代，比如，在1826年到1850年二十五年里关于俄国历史性质大辩论中起了触媒作用的彼得•恰达耶夫，我们可以把他关于俄国的反省换上当代中国二字——俄国历史没有任何高尚的或鼓舞人心的东西，“我们从不知道在这个民族中有过象其他民族一样的一个精力充沛的活动和道义力量发挥崇高作用的时代。我们的这个时代是以黯淡而枯燥的生活为特点的，我们的社会只是由于受凌辱才振作一下，只是由于受奴役才宁静下来。在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吸引人的回忆，也没有优美的形象，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没有不朽的教益。世界上一切民族中只有我们才对世界毫无贡献，我们对人类精神和进步从来没有任何贡献，我们一直玷污了它。”
二． 文明重建中的社会运动
有人对时代精神的状况不怎么关心，似乎那种东西跟自己无关。但事实上，没有人能够逃脱时代精神的割伤或说污染。这种报应几乎是及时的。比如最有力的报应在于，我们无法面对我们的孩子。
由于精神的空虚，使得整整一代人无法面对自己的孩子。他们可以在社会上做秀、表演自己的成功，他们可以掩饰自己的精神病，但他们无法面对自己的孩子。四五一代人不知道如何跟自己的孩子对话，除了金钱、教育、工作机会等等，他们不知道自己能给予孩子什么东西。人生的责任、自信、达观、道义，等等，他们完全无能向孩子传授。他们不知道把自己人生的收获传授给孩子，不知道让自己孩子的起点站在自己的终点上。而既然当代的教育似乎在方方面面都为孩子考虑过了，他们也就听任孩子去接受老师的教育。
因此，这一代人就是没有家教、家风的，也就是没有个性的。家长只会要求孩子听学校的、听老师的，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他们也会在孩子面前消解学校教育，揭露当代教育的腐败无能。他们却既不能给孩子选择，也不会给孩子以指导。孩子跟他们的关系，除了血亲外，完全成了债务、义务的关系。最终，孩子在当代学校教育和社会流行的培育下，成为和谐社会的工具。在他们思考人生的意义时，他们可能仍要从零开始起步。
这种报应的及时性，还在于，我们总以为自己发展得可以跟文明社会对话了，比如我们总以为自己可以获诺贝尔奖，可以得奥斯卡奖了，但实际上，这些人的产品在国人的眼里都是一个个笑话。温铁军和像温铁军一样侥幸的中国人，他们惟一庆幸的是，中国太大，中国目前有他们活跃的舞台。
中国确实需要自己的文明重建，需要自己的文艺复兴。这种文明重建，必须有共识才有可能。没有这种全民性的社会运动，我们的民族就很难有什么长进。就像俄国的斯托雷平说的：先立规矩，再谈改革。单方面的改革，只能是改革者受益的监守自盗。单方面宣布的规则、法令，只是一纸空文。单方面宣布的读经、国学复兴运动，只是一种做秀而已。如果精英集团不放下身段，不谈出一种规矩、共识，不遵守这种规矩，那么，中国的转型，更不用说，中国的崛起还是遥遥无期的事。
今天的中国，受到威胁的不是民粹主义，不是民众的生存和发展，而是精英集团的腐败，用温铁军的话，是官员、知识分子、企业家三部分都有问题了。但他们不是寻求现实而彻底的解决之道，而是用瞒骗打压的手段来拖延问题的解决，这就是温铁军论证的强化执政能力。这是最没有出息的、也是最无耻的一种办法。这是公开地绑架全体人民的办法，也是公开地威胁精英们的办法。这是一种东方式的流氓。
在这种算计之下，今天的中国是难以出现健康的社会运动的。民众的生存也成了问题，同样成问题的是，精英集团不愿做任何让步，就直接对民众发动战争。广东的林涛先生曾经问：“如果政府不喜欢人民，为什么不解散人民，再造一群人民呢？”但实际上，这话也是书生气的，精英集团虽然不喜欢人民，却是需要人民为他们买单的。
现实令人忧虑，前景不容乐观。如果社会运动迟迟不来，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工作呢？我想，还是努力做一个人应该做的事业，像我前面说的，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主体。而不是像学者们那样去帮忙帮闲帮凶，也不是像明星们那样孤芳自赏粉墨登场，不是像官员们那样混日子。我们需要成全我们自己，让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后人、我们的同胞感受到生活的充实和可能的力量。
在今天的中国，民间的发育、民间的教育都是极有意义的事。民间不是体制的补充，而是对体制的技术理性的校正，是对体制的流氓特色的审判，民间是生命道义和价值的源泉。我们需要维护、尊重民间的力量。要有这种信心，比方说，我在这里，中国思想就在这里。就像德国人说，我到哪里，德国文化就到哪里。我们在讲台上、在跟青年朋友的交流中，也应该体现出人的精气神来。我们谈论的不是死的知识，不是工具技术。我们传达的是一种生活的信念。我们谈论的不是人云亦云的东西，而是我们自己经验思考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