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是庞大而复杂的历史事实，中国文学也是庞大而复杂的历史事实，这本小书用个“与”字把两者联起来，只是想说说，将近两千年来，佛教对于中国文学，主要产生了什么影响。称之为“影响”，意思是：如果没有佛教，中国文学作品中就不会有或不会沿着这样的路径而有某某等内容；或者从另一面说，因为有了佛教，中国文学作品中才有或沿着这样的路径而有某某等内容。
谈两者的关系之前，先要说明一下佛教指的是什么，中国文学指的是什么。
佛教是外来的，与中国的本土思想距离相当远。举其大者说，对于世间生活，中国的本土思想是“顺”，佛教是“逆”（至少就理论说是这样）。“顺”是承认常识的评价，如生比死好，乐比苦好，现世的荣华值得重视，等等。佛教则相反，是不承认常识的评价，总的精神是出世，抛弃现世的快乐、荣誉等，而追求现世以外的所谓涅槃境界。照理说，这样的异教思想应该很难渗入中国人的头脑，而与本土思想和平共处。事实却不然。原因很多。一是社会混乱，人的安全没有保障，经常颠连困苦。不管佛教的修持方法怎样艰难而生僻，它总是救苦之道（虽然是幻想的），俗语说，得病乱投医，病重而难治，当然会有人到佛门去求医。二是佛教的出世思想与中国本土的道家思想有相通之处，都推重少思寡欲，清静无为。其结果是不少读书人、士大夫成为佛教的赞助者。三是佛教的教义能予人以更大的利益，满足更奢的愿望。《世说新语·排调》篇记何次道的故事正好说明这种情况：“何次道往瓦官寺，礼拜甚勤。阮思旷语之曰：‘卿志大宇宙，勇迈终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见推？’阮曰：‘我图数千户郡尚不能得，卿乃图作佛，不亦大乎？’”成佛比作大官更好，就难怪很多上层人也成为信徒了。四是佛教本身有世俗的一面，这委婉一点说是相机施教，率直一点说是投其所好。举例说，对于所谓愚夫愚妇，宣传念几句“观世音菩萨”就可以避灾得福，念几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净土，这就道理说虽然近于可笑，但就效果说却大有可取，因为是用小钩劣饵钓了大鱼。此外也许还有别的原因，这且不管，总之是，由东汉起，时间不很长，到南北朝，佛教就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形式渗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教义方面看，佛教传入中国，不只扎了根，而且发扬光大，结了不少原产地所没有的果实，这就是佛教史中常常提到的十宗或十三宗。在印度，教义本来也并非一统，如乘有小大，论有空有；只是到了中国，尤其隋唐时代，理论才越辨越细，分歧才越来越多。说起分歧，不同的宗派，修持的方法有别，理论根据有别，这且不说；就是同一宗派，如三论宗，对于某一教义，不同的论师会有不同的解释，至于禅宗有南顿北渐之分，更是大家都熟悉的事实。这样，本书所谓佛教，是指包涵什么内容的佛教呢？显然，泛泛地称佛教，我们不能追求得那么细，也用不着追求得那么细，因为一般人所信奉的是佛教的概括的主张，即对世间和人生怎么看，看到的种种问题要怎么处理；而在这方面，各宗派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这基本一致的教义是概括的，通行于世俗的。因为通行于世俗，所以有强大的渗入中国文化的力量，在社会的各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本书所谓佛教，指的就是这样的佛教。
其次要说明一下，中国文学指的是什么。先说文学，“五四”以来，有人从西方的习惯，只承认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是文学作品，这文学的定义是比较狭的。按照这个定义，《论语》《孟子》之类不能算文学作品，因为是议论文；《左传》《史记》之类也不能算，因为是记人记事文。可是中国人写文学史，照例也介绍《论》《孟》和《左传》《史记》。这样做，定义是比较宽的。从宽，是不是可以把四部中的“集”部都包括到文学里去呢？如果真这样，我们就得承认韩愈《原道》、柳宗元《封建论》之类也是文学作品，这好像又有点不习惯。解决的办法是先有个原则或标准。似乎可以这样规定：
凡是内容带有抒情性质，表达方面文辞求美，而写出来能够形象生动并有情趣的，算；反之不算。按照这个标准，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外的不少文章，从读者方面看能够移情的，就不至受到排挤了。自然，是与不是之间还有划界问题，个别篇目难免还有左右为难的情况，这我们可以采用大德不逾闲的原则，放过不问。
再说中国。佛教是外来的，传入中国，随着教义还带来不少零碎，其中有些是文学作品，如变文，这是不是也可以算作“中国”的？本书也采用宽的态度，凡是用汉字写的或用汉语表达的都算。
佛教的意义定了，中国文学的意义定了，然后梳理一下受佛教影响的文学作品，将它们分分类，排个次序，进行介绍。关于分类，本书从俗，还是称有些作品为“正统文学”，有些为“俗文学”。这里说明一下，这样说，只是为了头绪简明，读时方便，并没有轻视所谓俗文学中各种体裁的意思。
又，中国文学作品，数量庞大；受佛教影响的文学作品，为数也相当多。遍举，几乎不可能，似也无此必要。例如白居易和苏轼，如果把他们的带有佛教色彩的所有作品都举出来，大概要印成不薄的一本书。因此，本书介绍某种体裁，只是举一点点例，以期用不多的篇幅，以管窥豹而能见一斑。
作者学力有限，见闻不广，书中难免有不少缺漏和错误，统希读者多予指正。
张中行
1984年2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