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名于世纪之交美国文坛的伊迪丝•沃顿和活跃于抗战时期上海孤岛的张爱玲都是以社会变革或动乱中的边缘人物之姿态呈现于世，沃顿被纽约人视为波希米亚式的作家，而张爱玲则“是一个自我流亡的人，由所谓的主流文化，中心文化，霸权文化，甚至是男性的社会中自我放逐出来”。（注：陈子善主编：《作别张爱玲》，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166页。 ）两位女作家作为时代变革中的边缘人物的相近的心理在她们的文化生涯中留下了烙印，使得她们的创作都具有广泛的相似性和可比性。下文拟就两位作家及其作品中人物的边缘地位作一番分析与比较。
一、虚传幼妇碑，缘情慰飘荡
作为一个有政治和社会取向的心理学家，阿德勒强调的个体心理学中一个重要且突出的概念是社会兴趣（social interest）。 对这个概念的解释表明，由于我们被包容在一个社会当中，不能以与社会隔离的形式存在，每个人都有寻求归宿和一个有意义的社会地位的强烈需要。阿德勒1946年曾写道：“我们有很强烈的欲望要与别人相结合，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够有勇气并应付生活中的问题。”（注：杰拉德•克瑞：《团体咨商理论》，张景然等译，扬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版， 252—253页。）“而疏离作为社会兴趣的对立面， 被看作是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注：杰拉德•克瑞：《团体咨商理论》，张景然等译，扬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版，252—253页。）日趋复杂的现代生存往往使得我们中某些人处于行行色色的冲突因素当中，在某一个时段和某一个方向上变得孤立无援，与群体活动和群体意识相对疏离。我们暂且称这些孤独的个体为边缘人物。这样，边缘人物因孤立而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悲观伤感抑或愤世疾俗的边缘人物心态。
阿德勒的另外一个重要命题是自卑与超越。他认为自卑并不是消极力量，相反，它可以是创造的源泉。我们会从自卑中产生出要控制环境的动机，寻找各种方式控制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被动的受制。我们努力的目标就是从自卑转向超越，以补偿自卑感。
阿德勒关于归属感和自卑与超越的命题或许可以用来观照两位现代女作家。
杜甫有两句诗：“漫作潜夫论，虚传幼妇碑。缘情慰飘荡，抱疾屡迁移”，（注：陶道恕主编：《杜甫诗歌赏析集》，巴蜀书社1986年版，468页。）道明了自己的创作动机。幼妇碑上隐“绝妙好辞”， 这几个字杜诗自然当之无愧，可他写下这绝妙的诗文却是为了聊以慰藉自己飘泊失落的情怀。杜甫一生可谓社会兴趣浓厚，但他寻找归属寻求定位的过程却历尽坎坷，所以才有感而发。正如一个动乱的年代造就出一代忧民伤怀的大诗人，两个同样动荡或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也孕育了两位感时伤事的女作家。她们各自所处的时代一个发生了大变革，一个发生了大动乱。置身于一个不同文明相互冲突又交融、新旧道德体系演变以至更替的社会中，她们既不赞成于此也不苟合于彼，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在历史的夹缝中惘然四顾，看不到出路，经历着精神上无家可归，无枝可依的磨难。由此成为与社会疏离、缺乏归属的边缘人物。而这种边缘人物心理与她们早年成长过程中因遭遇种种挫伤而形成的自卑心理一同构成了她们的人格的基调。所幸她们的自卑心理找到了文学作为超越的支点，得以补偿。而边缘人物的心理便相伴相随在文学生涯中，对其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创作影响。
边缘人物悲观感伤的人格基调印证到作品中便成为一种黯淡以至虚无的创作基调。边缘人物独特的视角也使她们不约而同地把创作视点聚焦到一些作为边缘人物的中上层阶级妇女以上，以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感情体验来描写她们在变革的时代中、在不同文明和新旧道德体系从冲突到融和的这一过程中的受难经历。遗世孤立的边缘人物姿态也令她们在创作这些或悲伤或惨淡的故事时，采用了一种旁观者的姿态，不介入冲突中的任何一方，从现代小说常用的“第三人称意识中心或第三人称反映者的视角”（注：Wayne.C.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 The Penguin Books,1983,p.153.），既生动形象，又冷静客观地展开情节。
正是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伊迪丝•沃顿和张爱玲作为边缘人物的精神飘泊感才得以抒发和宣泄。读张爱玲的小说，常常感到有一种阅尽人世的悲凉情怀和强烈的毁灭感浸淫其中。在《传奇》再版序言中她这么写道：“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两个字是悲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惘惘的威胁’”。（注：何乃宽：《张爱玲美文精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52页。）而沃顿夫人的作品中则总是用一个喧哗盛大的物质乐园来衬出一个无比冷落的情感荒漠。宇宙间充满的是人们对自我的囚禁和相互的疏远以至敌意。在《欢乐之家》中，她通过男主人公塞尔登先生之口喊出：“为什么我们要把悲悯宽厚的心思说成是幻想，而把粗鄙吝啬的念头当作真理？（注：Edith Wharton:The House of Mirth,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3,pp.68.）其实，无论是荒凉感还是疏离感，都是女作家作为边缘人物敏锐的时代意识经由她们的个性创作在作品中的再现。她们作为边缘人物的位置，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孤岛上的十里洋场和世纪末的纽约名利场
4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畸形繁荣的城市。日本殖民者的军事入侵使之沦为孤岛，而此前各国殖民者的经济入侵带来了以金钱为核心的西方商业文明，与近百年来繁荣于此的封建文明，形成了既交汇又冲突的局面。这些文明的混合物在一个封闭的小岛社会中发酵。封闭的环境造成人们封闭的心态。在外界烽火连天，政变迭起的时候，上海却像是被封于容器之中后又被置于时代之波上，感觉到时局的动荡，却看不清历史的走向。尤其是那些苟安于上海的公寓中的遗老遗少们，惶惶度日不知所终，“对于大限来临的恐惧隐隐支配着他们及时行乐、个人至上的末世情结。”（注：陈子善主编：《作别张爱玲》，文汇出版社 1996 年版，206页。）作为一个生逢乱世的上海人， 更作为一个出自遗少家庭的女子，张爱玲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末世情节的笼罩。这便是她提到的思想背景里的“惘惘的威胁”。在《自己的文章》中，她这么写道：“人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个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是被抛弃了。 ”（注：何乃宽：《张爱玲美文精选》，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46页。）这种被时代抛弃的感觉，换言之，就是边缘人物缺乏归属的感觉。
二次工业革命后经济迅速发展的西方社会，迎来了社会变革。在变革中表现为毁灭感和悲观情绪的末世情结同样笼罩人们的心头。“面临浩劫的感觉以及对历史发展的一种日益增长的悲观主义情绪在新旧交替之际的西方也相当普遍。而这种感情在美国表现得尤为强烈。”（注：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美国现代小说论》，王晋华译，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2页。 ）在生产力增殖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大批新兴大工业资产阶级，以他们的滚滚财源冲开等级森严的上流社会之门。这也是以金钱至上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商业文明向上流社会守旧的清教主义道德规范挑战的开始。纽约作为当时的一个繁华城市，在这种变迁中领风气之先。而伊迪丝•沃顿作为一个纽约贵族之后，无可奈何地预见到，“新派和旧贵之争最终会在嘈杂的酒会和舞会中和解，而个人的悲哀则牺牲在拉拢者无情的手腕里。”（注：徐守昌：《伊迪丝•沃顿》，载吴富恒主编：《外国著名作家评传》，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卷四，454页。）这样， 这场变革在她看来无非是让美国社会的道德更加衰败与堕落，并使一个个欢乐之家变成一个个资本控制的名利场。出于对美国现状的深深不满，她远走欧洲，在那古老的艺术氛围中求得解脱，在作品中抒发对故土的失落感，也就是一种被故土文明抛弃后无所归属的感觉。
（二）名门幽淑女，寂寞天才梦
如果说动荡的时代背景为边缘人物的产生提供了分流的动力，当这动力之源散发延伸到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时，和每个家庭内部或多或少不和谐的内力因素一起共振，使其中一些敏感分子分离出来，边缘人物的形成便由可能转为必然。这些弱小的无所归依的个体便在时代之流中飘荡，成为家庭和社会双重的边缘人物。这正是张爱玲、伊迪丝•沃顿以及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所扮演的角色。现在我们来看看两位作者各自具体而微的家庭环境。
张爱玲的家庭是个典型的中西文明结合与冲突的社会的缩影。父亲是一个前朝遗少。而母亲是个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新女性。这两者的结合势必存在一些不和谐的阴影。而作为这两者结合产物的张爱玲，也不可避免地承袭了这种不和谐的阴影。父母的离异使张爱玲徘徊在两个家庭的边缘。她一方面向往像母亲一样去亲近现代西方文明，但“漂亮能干的母亲给她投下了很多阴影，使她感到自卑，与现代生活节奏发生疏离”。（注：陈子善主编：《作别张爱玲》，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 133页。）另一方面，在受到继母的虐待和父亲的冷落之后。她又憎恨起她的旧式家庭起来。在母亲面前的自卑和对冷漠父亲的怨恨无疑加剧了她在父母分别代表的文明之间的游移、退缩、甚至排斥，由是形成一种与世隔绝的边缘人物的心态。在《天才梦》中她承认：“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注：何乃宽：《张爱玲美文精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5页。）正是在那无人的场合，文学天才引导她走上创作之路，走向精神超越，自卑感得以补偿，而边缘人物的无所归属的心态便成为一种创作冷然超然的创作风格。
同张爱玲一样，伊迪丝•沃顿出身名门。在家人眼中她是个平庸而内向的女孩，因羞怯的性格而无法适应社交场合。她为自己的羞怯而感到自卑。当其他的贵族小组们在舞会和宴会上显示她们的教养和魅力时，伊迪丝•沃顿却把天资用在书本上，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情趣。18岁时便得到豪威尔斯的推荐，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诗作。才华横溢、博览群书的她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对自卑的超越，同时敏锐地感到那个她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越来越难以让她忍受。这个圈子艺术氛围淡漠，有着势利而又颓废的价值标准。而当新的暴发户们在第五大街兴建华厦时，她又认为这个新贵族社会更为糟糕。因而她始终难以接受新旧更替中的任何一方，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精神层面上都成为一个边缘人物。最后只有远走欧洲，在那儿找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在对纽约不满的基础上，她写下了不少优秀小说。边缘人物的姿态使她独具慧眼，能够看到社会上的荒唐事情，并对变革中的受害者寄以同情。
（三）面临深渊的思考
20世纪初的中国和19世纪末的美国，妇女运动都曾波及一时，这给妇女的解放带来了一线曙光。但男权专制的社会氛围并没有改变，女性从物质到心灵依旧是男人的附庸，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着“片刻的装饰品”的角色，随着年华老去，便渐渐“被吸入到那朱红洒金的辉煌背景中去了”。（注：张爱玲：《倾城之恋》，载龚曙光主编：《华丽缘》，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版，211—213，223页。 ）在这种氛围中，女性选择社会定位与发展自我的愿望和努力始终与社会为她们规定的贤妻良母角色相对立。以伊迪丝•沃顿为例，她的第一个未婚夫抛弃她的理由是：“她是一个有野心的女作家。 ”（注： Modern American Women Writers,New York: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1963,p.539.）而张爱玲则认为：“最恨的事是听到一个有才华的女子忽然结了婚。”（注：汪宏声：《记张爱玲》，载陈子善主编：《私语张爱玲》，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8页。）由此看来，在她们所处的时代， 一个关于成功女性的神话已经建立，但现实提供的可能性却小之又小。女性解放的历史在这两者之间的深渊面前止步。张爱玲和伊迪丝•沃顿并不是女性主义作家，但她们无疑在作品中表现出女性特色，并同时关注着那个时代的妇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并带动，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发达的城市也曾掀起过高潮，以丁玲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女作家喊出了个性解放、冲破封建束缚的口号。张爱玲于40年代继那一批勇敢而激进的先行者之后，沉下心来在女性文学的园地里做一项为她们所忽略的工作：对两千年来女性作为弱者和男性的附庸留传下来的心理积演进行解剖与揭示。女性解放不可能只凭借一日之功，张爱玲作品的意义在于，让人们看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在屈辱的地位上形成的扭曲的心态与其难以根除的影响。
而在美国，妇女权利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提上社会的议事日程。根据女性主义批评家艾琳•肖瓦尔特对女性文学阶段的划分，伊迪丝•沃顿的创作属于第二个阶段：反叛期，即妇女的自我意识觉醒、并开始反抗男权专制的时期。那时候美国上层社会的道德体系有着双重的标准。这一现象反映在文学领域中，便是文坛并不反对妇女作品的加入，却加以种种限制。妇女只能在适应传统角色的妇德标准范围内写一些道德说教类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伊迪丝•沃顿做出了与众不同的举动。她站在妇女的立场之上，凭着对不幸婚姻生活的束缚以及清教主义习俗对妇女的禁锢的反抗激情，起来摧毁这个社会虚伪的双重道德标准。在谈到《欢乐之家》的创作时，这个波希米亚式的女作家写道：“一个无常的社会中混乱的道德体系的戏剧化含义，只有通过描写它的无常性所带来的毁灭才能表现出来。”（注： Goodwyn Janet: Edith Wharton :Traveller in the Land of Letters,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90.p.58.）
如果说张爱玲和沃顿因为她们所受的教育和天赋才情而得以在一个男性主宰的变革社会中选择角色和生活方式，成为妇女追求独立和自由的成功范例，并在一个过渡时期的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话，那么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并不具备这样可以独立支持的一技之长，当她们从旧家庭里脱离出来，处在边缘地位时，就难以像她们的创造者一样自由地选择。要么像《倾城之恋》中的流苏，再嫁以后依旧依附于男人，要么像《欢乐之家》中的莉莉，独自挣扎一段时间后，走向永远的沉寂。
二、闺中待字亦经营
两位女作家各自在其代表作《倾城之恋》和《欢乐之家》中灌注了自己作为边缘人物的感情体验，并通过主人公的视角对社会变革中的世态人情加以观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样就使得两部作品的主题、情节发展、和人物形象方面颇为相似，可资互鉴。两篇小说在情节发展上颇为相似。都是以主人公28、29岁前后一两年为时间轴，又以她们涉足的城市和社交圈为空间轴，向我们展现了两个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同样作为边缘人物的女性为寻求安全感和归宿感而走过的历程。尽管小说结局大相径庭，但流苏走向生命转折点和巴小姐走向生命终结的两年的轨迹，却始终平行发展。
（一）美人迟暮，惘然四顾
在小说发展的第一阶段，女主人公都处在依附于旧派贵族势力，与之将脱未脱的关系之中，出身与血缘关系使她们在上层社会中尚存一地，但单薄的经济状况却使她们被挤到了家庭与社交圈的边缘。第一部分是边缘地位的形成期。
白公馆从古式的内部装饰摆设到传统的家庭风俗禁忌，都属于一个典型的遗老家庭。一方面金钱至上的西方商业文明的价值观念已侵入这个家庭保守的道德体系，并左右着家庭成员的关系。四嫂因为四哥亏空了公帐而致持家大权旁落；流苏寄居其间六七年后，手上的钱被“哥哥们盘来盘去盘光了”，（注：张爱玲：《倾城之恋》，载龚曙光主编：《华丽缘》，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版，211—213，223 页。）也面临着将被扫地出门的危险。但是另一方面，徒有其表的旧道德体系虽已从内部被渗透瓦解，但影响依然存在，被顽固地恪守着。小说开篇处，流苏前夫的死讯无疑使她哥哥们的不义之举得到了一个借口：送她回夫家，守着一个寡妇的名分度过余生。这是符合旧道德的安排，封建道德不赞成离婚，更不谈再嫁，名节是立身之本，女性为依附男性，生前忍辱负重，丈夫死后还要含屈守节。这样，流苏便可悲地受制于这种虚伪的道德枷锁之中。
而莉莉在纽约上层社会的处境也同样不妙。这个社交圈中既有表面道德体系的维护者：像恪守清规，脾气古怪的姑母；无所用心，只知以“食客三千”的标准来炫耀以满足虚荣心的特耐尔夫人；也有私下里另一重道德标准的实行者：贪财好色的特耐尔先生，对莉莉别有用心；阴险狡诈的多塞特夫人，用诬陷莉莉的方法来掩饰自己的放荡。莉莉在这个社交圈中疲于周旋时，新起的暴发户阶层正在渐渐渗入，金钱的作用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罗兹代尔先生因其富有而得以参加一个个上流集会，而莉莉则因为拮据的状况不得不依靠朋友，受他们的支使，感到自己地位如同女仆。
这种处在边缘、岌岌可危的地位使她们感到面临精神上、物质上的重压。但她们无处可逃。当时的社会氛围，以及从前的贵族生活中形成的生活习性及价值观念，使得她们无法在一个歧视妇女的男权专制社会中独立谋生。替流苏做媒的徐太太说：“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注：张爱玲：《倾城之恋》，载龚曙光主编：《华丽缘》，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版，211—213，223页。 ）而莉莉的议论者们则认为像她这样漂亮的姑娘最好赶快结婚。于是，紧接着边缘地位的主题出现后，在第一阶段，前面提到的妇女成功生涯的神话与现实可能性之间的深渊的主题也出现了。两位女主人公在深渊前徘徊，等待着把美貌货于豪门，换取一桩可以提供经济保障的姻缘。这样一来，在经济状况的改变使她们成为家庭的边缘人物后，社会现实中的种种压力又贬低了她们存在的价值，使之物化成为商品、一个在社交场合展览会上的拍卖品。Bart（er）在英文中即有“物物交易”之义，莉莉的姓名便含蓄地预示了她的命运。流苏的妹妹宝络在相亲之前被家人一番打扮，与商品出卖前的包装不无相似之处，而流苏作为二手货，连被包装的资格也取消了。
（二）远行：从反抗、逃亡到沉沦
小说的第二部分，围绕着两位女主人公各自的一次远行为中心而展开，是她们从反抗、逃亡走向沉沦的过程。两位女主人公性格中都存在着一丝反叛倾向。这使得她们又处在周围环境的双重道德标准的夹缝中，与之发生冲突。她们的反抗招致了旧派贵族社会的报复。他们以虚伪的双重道德标准为戒尺，推翻了女主人公在上流社会赖以存身的道德依据，彻底地把她们拒之门外，抛入到社会变革的乱流中，独自承受各种社会压力的冲击，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
莉莉的地中海之行起源于她的两次反抗。第一次是针对上流社会空虚贫乏的精神生活，这属于双重道德标准中表面的一重。她因为厌恶枯燥乏味的格来丝先生，轻易地便毁掉了上流社会为她撮合的一桩美满姻缘。第二次反抗则是针对着这个道德标准的另一面，即放纵享乐、鲜廉寡耻的一面。面对特耐尔先生的利诱威逼，她拒绝与之同流合污。两次反抗使她触犯了上流社会的道德权威，陷于谣言中，不得不远游地中海，踏上逃亡之旅。但这注定无济于事，回到纽约时已是四面楚歌，上流社会判定她伤风败俗，拒绝了她，使她从顶层跌落，成为孤家寡人。远行的归来便是沉沦的开始。
流苏的第一次香港之行是一次反叛之旅，她拒绝了旧派家庭为她安排的守寡生涯，冒险去猎取众人眼中之物范柳源，就是对封建道德的一次反叛。但范柳原游戏的态度令她陷入两难境地。流苏冲破了封建遗老家庭的束缚，却无法战胜自己头脑中濡染已久的旧道德观念，却以一个名门淑女的身份接受一个情妇的地位。在道德夹缝中的犹疑使她的反叛终归失败。回到家后，流言蜚语让她再无容身之地。旧式家庭当中实质上已被金钱观念所左右的旧道德体系再也不可能容纳这位反叛者。
流苏和莉莉的命运在一个比喻中形象地反映出来。在向塞尔登的倾诉中，莉莉把自己比喻成一个铆钉，从契合处掉落，因为只适合那一处，于是竭力想回去，否则将被抛入废物箱。无论是莉莉的纽约上流社会还是流苏的上海遗老家庭，正是一台附着了零件的大机器，在经济地位和道德体系相适应的基础上得以运行。当经济地位发生转变时，道德体系也必然作出相应的变更。
所以当经济状况使得一些铆钉松动后，变更了道德体系随之便消解了它们最后的一点附着力，这些不合时宜的分子便脱落下来。莉莉和流苏的不合时宜之处，不仅在于她们没钱，而且在于她们头脑中的旧式道德观念。所以莉莉才会感到：“没有一处是她早期虔诚信仰的中心，没有一处是她向往的旧传统的中心。”（注：Edith Wharton:The House of Mirth,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3,pp.313.）而“流苏微微叹了口气道：我不过是一个过了时的人罢了。”（注：张爱玲：《倾城之恋》，载龚曙光主编：《华丽缘》，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版，211—213，223页。）这两点决定了她们坠落的命运。
（三）生存与道德之间的选择
在小说的第三部分中，女主人公在困境中挣扎，不断沉沦，终于走向最后的选择。而不同的选择导致了两人相反的结局，偶然性因素又把这种对照推向极致。
孤独是处在边缘地位的人们的第一感觉。而此后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问题：生存的压力，自我怀疑，以及不断地沉沦。在小说第一部分已出现的“深渊”主题在第三部分激化。莉莉在困境中也曾寻求独立谋生的途径，甚至一度成为一个制帽厂的女工。但各种因素使她无法继续。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们的首要问题是生存。摆在两位女主人公面前都有一个重新组合、摆脱孤独无助状态的可能。但她们必须为此付出道德的代价。流苏可以依靠范柳原，但必须舍弃头脑中关于名份的概念。莉莉能获得罗兹代尔的帮助，但必须把一些与塞尔登有关的信件作为交涉的依据，但这么做，却是对她的道德观的挑战。流苏在家人催逼下，选择了生存和经济保障，而莉莉则在中途折向塞尔登，惭愧之下把信件付之一炬，选择了道德。从她们所处的境地和社会规则的无常性来看，选择的一念之差使她们的结局截然相反。流苏回到了依附和从属的地位，而莉莉则掉入“深渊”，悲惨地走向人生的终点。
对照两位女主人公的在边缘地位上的遭遇与两位作者的经历，前者似乎承受了更多的磨难。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则更为彻底地被整个旧派上层社会所抛弃，首先是经济状况的改变导致了她们的边缘地位，再次是混乱的道德体系使她们不得不反抗，招致报复，被彻底地孤立，最终成为这种混乱冲突中的牺牲品。
总而言之，社会变革加剧了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与碰撞，而相对孤立，找不到归宿与避难所的边缘人物则更多地暴露在种种冲突中，承受着更全面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又激发了在困境中的人们进行反思。观念和感情由此不断地产生与变更，发生戏剧性的冲突，这又恰好为文学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边缘人物的概念：也许过于笼统和简单化，但居于名下的一类人当中却是文人辈出，文学作品中边缘地位的主题便相应而生。依照前面所引，在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疏离。而边缘人物作为孤立的个体，更深刻地体验了这一情境，许多与此相关的、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主题也随之而来，如沉沦、异化、归化、自我本质危机等等。处在边缘地位的作家因此能更全面或更超前地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而形诸于文学作品中。本世纪以来美国犹太作家群的兴起，也许可以作为一个例证。“犹太民族大规模的移民本身就包含了一种文化上的变革：宗教生活世俗化，古老传统融入现代文明，欧洲犹太文化适应美国生活方式，一切都在所难免。”（注：钱满素：《美国当代小说家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45页。）犹太人的边缘地位在这些冲突因素中凸现。正如从犹太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比较全面地看到西方现代作品中普遍的主题，从对边缘人物的分析出发，我们也许能够找到看待现代文学作品一个较为贯通的视点。
回到阿德勒关于社会兴趣和自卑与超越的命题，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寻求安全感、归属感和社会定位以及不断地进行超越将是贯穿每个人一生的主题。张爱玲和伊迪丝•沃顿和她们作品中的人物的命运，似乎给予我们一些提示，经验也罢，教训也罢，主人公在寂寞孤独中的挣扎与等待未尝不是对作者自身生活经历和感情体验的一种回味与表达。读来或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