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4年5月著名翻译家傅雷在《万象》杂志上发表署名“迅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以来，在迄今为止的半个世纪中，大陆、台港和海外学者发表了上百篇评论、研究张爱玲小说的文章，并且出版了这方面的论文集和研究专著。这些论文和专著从创作心态、题材特征、审美态度、人物塑造、心理描写以及意象运用等诸多角度对张爱玲的小说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如何从整体联系上把握张爱玲小说的思想内容并从而确定其思想价值，却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圆满解决的课题。以在张爱玲小说研究方面最有成就的台港和海外学术界而论，情况就是如此。他们在如何评价张爱玲小说创作成就问题上分为意见尖锐对立的两派。一派以夏志清为代表。他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设专章介始张爱玲的小说，并认为她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但他所推崇的主要是张爱玲观察生活的准确、反映历史的忠实、审美态度的老练、心理描写的细腻、想象力的活跃等方面的才能，而没有对其小说的思想内容和思想价值作明确而具有整体感的把握和确定。另一派以唐文标为代表。他没有否认张爱玲的艺术天才，但却在《张爱玲研究》一书中对他作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张爱玲只是“趣味主义”地描写她所熟悉的那个“腐朽、衰败、垂死、荒凉”的“死的世界”，而没有加以“道德的批判”。唐文标以此否定张爱玲小说的成就，因而被推崇张爱玲小说的人们批评为狭隘功利主义。实际上，唐文标的失误并不在于他的功利主义态度，而在于他与他的批评者一样，也没有把握到张爱玲小说真正的思想内容，因而也就无从确定其思想价值。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一次尝试性的考察。

　　一

张爱玲在其小说创作的后期曾经写过一些具有政治倾向的作品。《小艾》和《十八春》有歌颂新社会的内容，《秧歌》和《赤地之恋》则是两部反共小说。但《十八春》基本上是一部婚恋小说，政治内容在作品中所占比例不大，其他三部则不在她的成功作品之列。她的大部分小说，包括她全部的成功之作，不仅以婚恋生活为题材，而且创作旨趣也在婚恋问题本身，而不是借婚恋题材去表现其他方面的思想。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她是一位以写婚恋小说而获得成功的作家。对于这样一位作家而言，其小说的主要思想价值当然只能存在于她的婚恋小说之中，存在于她在这些小说里对于各种婚恋问题的反映和评判之中。

张爱玲小说反映生活的时间跨度自辛亥革命前后至50年代初期长达40多年。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社会转形期，新文化、旧文化以及新旧折衷的文化同时并存，因而新的、旧的以及新旧折衷的婚恋现象和婚恋观念也同时并存。张爱玲忠实深刻地描绘了这些纷然杂陈的婚恋现象，为人们认识当时的婚变状况提供了真实生动的历史图画。而且，她并没有像某些评论家所批评的那样，只是纯客观地或者说是趣味主义地描写这些现象。的确，她不喜欢运用善与恶强烈对比的方法去构思故事，而愿意本着真实的原则使用善与恶参差对比的方法去再现生活；她不欣赏“卒章显志”、令人一览无余的表现手法，而醉心于含蓄蕴藉、意在言外的艺术风格。这使她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张爱玲：《自己的文章》），给读者和研究者理解她的作品带来了一定困难。但只要我们认真观照作品所描绘的生活画面，仔细体味文字间的审美情调，了解作者的基本思想倾向是可以做到的。综观张爱玲的婚恋小说，可以发现她评判各种婚恋现象都是从她关于婚恋问题的基本观点出发的。这个基本观点就是：爱情生活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之一，两性互爱应当成为两性结合的基础。正是以这一现代婚恋观念为标准，她对当时各种婚恋现象作了自己的道德审视。这就使她的婚恋小说除了具有反映各种婚恋现象的认识内容外，也具有了评判婚恋现象的道德内容。

两性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关系之一，爱情是发生于人类两性间的肯定性审美情感。有无两性互爱的爱情生活决定着两性生活质量的高低和幸福与否，因此爱情生活是人类基本需要之一。张爱玲就是这样认为的。她在解释《海上花列传》中有的嫖客连续几年钟情于一个妓女的原因时说：“书中这些嫖客的从一而终的倾向，并不是从前的男子更有惰性，更是‘习惯的动物’，不想换口味追求刺激，而是有更迫切更基本的需要，与性同样必要——爱情。”（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既然爱情生活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它就应当得到社会的尊重，既然两性互爱与否决定着两性生活质量的高低和幸福与否，它就应当成为两性结合的基础。然而在漫长的家长制的古代社会里，对于爱情的需求却被视为有违礼教的非分之想，完全被排斥在缔结婚姻时考虑的因素之外。当时子女的婚姻是由家长包办的。家长考虑的是家庭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不是子女的爱情。“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婚姻的附加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2-73页）这种家长包办的婚姻制度将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权利剥夺殆尽，不知给多少家庭造成了感情的的冷漠和痛苦。由于是男权社会，少数有钱的男人可以通过宿娼买妾以弥补婚姻的不足，或者去过淫乐的生活，而这又将他们的妻子推入了更为难堪的境地。这种旧的婚姻制度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得到了真实的反映和有力的批判。《怨女》所描写的银娣为儿子玉熹娶妻的过程就很有典型性。银绨不喜欢新式女子，又要门当户对，就她家的条件，只好在女方的相貌方面迁就一些。为了安抚儿子，她竟然在婚前就答应将来允许他纳妾。她对儿子说：“我就看中冯家老派，不像现在这些女孩子们，弄一个到家里还了得？讲起来他们家也还算有根底。你四表姑看见过他家小姐，不会错到哪里。你要拣漂亮的，等这桩事办了再说。连我也不肯叫你受委屈。我就你一个。”很明显，这里虽然是儿子娶妻，决定权却在母亲手里，首先考虑的也是母亲和家庭的利益。结婚后玉熹对妻子不满意，于是纳妾嫖娼。妻子抑郁成疾，加上婆婆的有意折磨，不久便丧命黄泉。这不能不说是作者对于旧式婚姻制度的血泪控诉。《相见欢》间接地描写了两对旧式婚姻的夫妻生活。伍先生和伍太太虽然有了三个孩子，但伍太太一直“不得夫心”。后来伍先生到香港去经营他的企业公司，带去了与他生了儿子的女秘书，而将伍太太留在上海。另一对夫妻荀先生和荀太太的情形有所不同。荀先生对美丽的荀太太是非常满意的。作者说他从来不批评旧式婚姻，因为：“盲婚如果是买奖券，他中了头奖还有什么话说？”然而荀太太对荀先生却感情冷漠，几次谈到他将来的死，态度都很平静。由于对丈夫没有爱情，她一生念念不望的倒是一个曾经盯过她的梢的身份不明的路人。这篇小说正面描写的是伍太太和荀太太的“天真的同性恋爱”。少女时期发生这种同性恋爱还不算太反常，而一直维持到婚后很久却是耐人深思的。正如伍太太的女儿苑梅所分析的那样：这种同性恋爱应当只“是一个阶段。但是上一代的人此后没机会跟异性恋爱，所以感情深厚持久些”。可见小说表面上虽是写同性恋爱，指归则在反映旧的婚姻制度下夫妻间爱情的缺乏。《等》里的童太太和奚太太也是旧式婚姻的受害者。两人的丈夫都纳了妾。童太太提起丈夫便怒不可遏，奚太太则心存幻想，仍在等待着丈夫从内地回上海看她。小说末尾处以“生命自顾自走过去了”一句作结，对于旧的婚姻制度下人生的浪费表示了深深的惋惜。《封锁》里的吕宗桢与母亲给订下的妻子过着感情无归宿的沉闷生活，想离婚又顾及孩子们的幸福，要纳妾又没有足够的钱，因而他那渴望新生活的欲念只能在封锁期间的偶然机遇中向外探一探头而又立刻缩回去。作品有对吕宗桢怯懦性格表示不满的一面，但主要题旨还是揭示已成的旧式婚姻对于当事人爱情追求的“封锁”。另外，《创世纪》中关于霆谷和紫微婚姻的描写、《小艾》中关于席五老爷和席五太太婚姻的描写、《茉莉香片》中关于聂介臣和冯碧落婚姻的描写、《多少恨》中关于夏宗豫和夏太太婚姻的描写、《花凋》中关于郑先生和郑夫人婚姻的描写，也都是作者对于旧式婚姻制度的有力鞭挞。

　　二

“五四”以来，追求爱情、主张自主的婚姻观念由西方传入中国，并逐步引起中国婚姻生活的大变革。这种婚姻观念是西方近代在肯定现世幸福、主张个体本位和男女平等的人道主义文化氛围中形成的。它无疑是人类的福音，为追求爱情幸福的人们提供了巨大的帮助。然而爱情婚姻生活作为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要受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制约。即使婚姻当事人在法律上拥有了平等的自主权利，他们仍然会不同程度地受到他们所不能自主的经济状况以及在此经济状况下所形成的关于人生幸福的观念的支配。也就是说，只要在经济地位上各个家庭之间、男女两性之间还存在着重大差异，真正以两性互爱为基础的婚姻就难以普遍实现，卖淫或变相卖淫的社会现象就难以从根本上杜绝。正因为此，恩格斯才将妇女的彻底解放和婚姻的充分自主寄托在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和阶级对立的消灭上。他说：“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0页）。又说：“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之外，就再也不能有别的动机了。”（同上，第78页）

张爱玲的许多小说都描写过新的婚姻观念在中国所引起的积极反应。《琉璃瓦》即其中较为突出的一篇。作品描写的是接受了追求爱情的、自主的婚姻观念的青年一代与死抱着追求实利的、包办的婚姻观念不放的老一代的激烈斗争，并将两种婚姻观念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结果作了对照，肯定了前者，否定了后者。《桂花蒸阿小悲秋》中关于阿小的婚姻的描写、《小艾》中关于小艾的婚姻的描写，也是张爱玲对于以纯洁高尚的爱情为基础的新式婚姻的赞美和歌颂。然而张爱玲小说的思想深度并不体现在这类作品中，而是体现在那些反映经济状况以及在此经济状况下形成的关于人生幸福的观念对婚姻影响的作品中。《倾城之恋》写的是双方经济状况的巨大差异如何给本应甜蜜的恋爱带来苦涩的。富商范柳原因为有钱有闲而寻欢作乐惯了，不愿受婚姻的束缚。他喜欢穷遗老的女儿白流苏却只想让她作自己的情妇。白流苏为了长久地抓住他也曾努力争取与他结婚，但终因缺乏自立能力，娘家又无法再待下去而屈从了他。后来白流苏侥幸与范柳原结了婚，但作者认为那是偶然因素带来的“圆满的收场”，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作品给人的基本感受是：双方经济状况的巨大差异杀尽了这场恋爱的风景，将这杯爱情的甜水冲淡得近乎无味。《留情》中的淳于敦凤在丈夫去世后生活陷入困境，只好嫁给自己所不爱的但却有钱的米先生。这种长期卖淫性质的婚姻不仅卖方时时感到不如意，也使买方感到了夫妻感情上的隔膜。有些妇女委身于自己所不爱的男人是为生活所迫，是可悲的；另有一些妇女做同样的事情则是受在金钱社会中所形成的拜金主义思想所支配，同样可悲。《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就是后一类妇女：“梁太太是个精明人，一个彻底的物质主义者；她做小姐的时候，独排众议，毅然嫁了一个年逾耳顺的富人，专候他死。他死了，可惜死得略微晚了一些——她已经老了；她永远不能填满她心里的饥荒。她需要爱——许多人的爱——但是她求爱的方法，在年轻人的眼光中看来是多么可笑！”作品通过描写她那种种可笑的求爱方式给人这样的启示：切不可将婚姻视为谋财之道，过分藐视人类对于爱情生活的需要。另一篇小说《金锁记》全篇表现的也就是这一思想。曹七巧的婚姻虽是由哥哥包办的旧式婚姻，但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所要表现的却不是包办与否的问题，所以作品并没写七巧对这桩婚事的反对。七巧准备牺牲夫妇生活去换取富贵荣华，没有想到自己对于性爱的需求会是那么的强烈。性爱方面的缺憾不仅造成了她自己一生的不幸，而且还暗中驱使她去破坏女儿和儿媳的幸福。“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不论是流苏、敦凤，还是梁太太、曹七巧，她们的经济状况都与男方存在着悬殊的差距。给她们的婚恋生活带来苦涩和不幸的，不是或主要不是法律上婚姻自主权的缺少，而是或主要是她们在经济方面的窘境和她们的拜金主义婚姻观。通过这些文学形象的塑造，张爱玲抨击了金钱社会对人类爱情婚姻生活的侵害，并揭示出婚姻状况的改善对于社会整体进步的依赖关系。

　　三

除了父母包办和妇女出于经济目的而委身于自己所不爱的男子这两大婚姻问题之外，张爱玲还在小说中反映和评判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婚恋现象。为恋爱而恋爱和为结婚而结婚就是其中之一。当恋爱结婚成为一种人生程式时，许多年轻人会像完成例行公事一样，在没有遇到真正的意中人之前就匆匆然、昏昏然地踏上这一关系终身幸福与否的人生征程。《年青的时候》描写的就是这种现象。仅仅一次误会就引起了潘汝良的恋爱兴趣。他对于沁西亚“说不上喜欢不喜欢”。为了恋爱他竭力避免注意她的缺点，而“单拣她身上较诗意的部分去注意，去回味”。他是为了恋爱而恋爱。沁西亚是住在上海的俄国姑娘。在上海她难以找到中意的男朋友，便找了一个并不怎么喜欢她，她也并不怎么喜欢的俄国人结婚了。她是为了结婚而结婚。作品通过潘汝良的自省和沁西亚婚后的萎靡不振暗示出这种不以真爱为基础的婚恋的极端危险性。《十八春》中所写的沈世钧和石翠芝的婚恋亦属此类。两人本来都另有所爱，遭到挫折后就耐不住寂寞，冒失地走到了一起。结婚的当晚才同时猛然醒悟：两人互不喜欢。作品写他们这时犹如两个闯了祸的小孩一样茫然无主。比为恋爱而恋爱、为结婚而结婚后果更不堪设想的是一种带恨勉强成婚的婚姻现象。《十八春》中顾曼桢与祝鸿才的婚姻就属这种。曼桢被品质恶劣的姐夫祝鸿才强奸了，并生了一个儿子。曼桢恨透了鸿才，但在姐姐去世后为了照顾留在祝家的儿子就勉强嫁给了鸿才。当然这只能给两人和孩子带来更多的痛苦。不久，他们只好离婚了。这种婚姻现象在实际生活中虽然不多，但勉强成婚的观念则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张爱玲通过对曼桢和鸿才婚后沉闷的家庭气氛的描写告诫读者：无爱就千万别结婚。有一些人视性爱如游戏，这也是一种重要的婚恋现象，张爱玲不会视若无睹。《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乔琪乔、《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哥儿达先生就是此类人物。乔琪乔喜欢葛薇龙却不尊重她对他的那份真挚的爱，朝秦暮楚，二三其德。哥儿达先生也同时与几个女人相好而对哪一个也不动真情。在他看来，“所有的女人都差不多”，所以他对女人不过“想占她一点便宜就算了。如果太麻烦，那也就犯不着”。张爱玲说过：“恋爱的定义之一，我想是夸张一个异性与其他一切异性的分别。”（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因为赏识的是从外表到内心独特的这一个，所以真正的爱情必然具有专一性和持久性。那些视性爱如游戏的人一般精神空虚，思想庸浅，他们所能观照到的只是异性外表的东西，所以会有“所有的女人都差不多”的看法，自然也就不会发生真挚、专一、持久的爱情。张爱玲在作品中对他们表示了不满和鄙夷。人生有许多需求值得尊重，有许多利益值得维护。它们有时会与爱情发生矛盾、冲突。如果为了崇高的理想、伟大的事业不得已而牺牲爱情，是无可非议的，甚至值得赞扬，但如果只是为了维护个人的名誉、地位而放弃爱情追求或者敷衍无爱的婚姻则是可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和《鸿鸾禧》对这种可悲的婚恋现象作了反映。《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主人公佟振保聪明能干，“做人做得十分兴头”。他也很喜欢女人，但只要于他的名誉、地位有碍，无论多深的感情他都会毅然割舍，意志坚强到令他自己也感到惊奇的程度。他先后曾遇到过两个真爱他，他也真爱的女人，都这样被他割舍了。后来他娶的妻子不能使他满意，虽然事业有成，但生活却不幸福。他“觉得他白糟塌了自己”。《鸿鸾禧》里的娄先生也是个极能干的人，同时也“最会敷衍应酬”。作者所批评的是他在爱情婚姻这样的大事情上也取敷衍态度。他凭媒娶一个愚笨的女人。他虽然对不满意，却仍然与她生了四个孩子，而且还“三十年如一日”地谦让她。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博得好名声。这一点连他愚笨的妻子也明白：“若是旁边关心的人都死绝了，左邻右舍空空的单剩下她和她丈夫，她丈夫也不会再理她了；做一个尽责的丈夫给谁看呢？”好名声是博得了，但如此敷衍人生给他留下的心理缺憾又有多少呢？这只要看一看他一见到未来的儿媳“就不由得要畅论时局最近的动向，接连说上一两个钟头”就可想而知了。无论是为恋爱而恋爱、为结婚而结婚，还是带恨勉强成婚，也无论是视性爱如游戏，还是为了地位名声放弃爱情追求或者敷衍迁就无爱婚姻，都是与尊重人类的爱情生活需要，视两性互爱为两性结合的基础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因而必然与旧的婚姻制度和妇女出于经济目的而委身于所不爱的男子的婚姻现象一样，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受到道德上的否定。

　　四

以上我以张爱玲关于婚恋问题的基本观念为纲，对其绝大多数的婚恋小说的思想内容作了具体分析。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她的小说确实反映了那个时代林林总总的婚恋现象，并以她关于婚恋问题的基本观点为依据，对它们作了一以贯之的道德审视或评判。这就是其婚恋小说的基本思想内容。

在文章的开头部分我曾提到，迄今为止对于张爱玲小说的思想内容作整体把握的观点以唐文标的最有影响。他认为，清朝灭亡之后，原来的一些官僚地主纷纷逃到上海托庇于外国租界，继续过着腐朽的旧生活，企图挽住历史的车轮；张爱玲小说的基本内容就是无批判地反映了她所熟悉的这个小社会的衰败。应当承认，张爱玲确有不少小说描写过清朝遗留下来的一些望族的衰败，但却不能将其视为她的小说的主要内容。因为第一，她有许多小说根本就没有写到遗老遗少或封建大家族的衰败，如《红玫瑰与白玫瑰》、《鸿鸾禧》、《封锁》、《年青的时候》、《琉璃瓦》、《留情》、《等》、《桂花蒸阿小悲秋》、《十八春》等。第二，有些小说虽然写了望族或遗老家庭的衰败，但只是作为故事背景或者附带部分来写的，情节的主体和作品的主题并不在此。比如《金锁记》中七巧在议论长安的婚事时曾说：“别瞧你们家轰轰烈烈，公侯将相的，其实全不是那么回事！早就外强中干，这两年连空架子也撑不起了。”但这层意思在《金锁记》中并不起关键作用，去掉它丝毫不会损害作品的主题。再如《倾城之恋》中写了白流苏娘家（一个望族）的衰败，这与白流苏的屈从范柳原是有关系的。但作品不是要通过她的屈从范柳原来显示她娘家的衰败，而是要通过她的屈从去表现男女双方经济上的巨大差异如何给恋爱带来苦涩的。因此，写白流苏是穷遗老的女儿固然可以，如果写她是一个穷秀才的女儿也未尝不可。这就是说，《倾城之恋》写白家的衰败不过是为情节的主体提供一个背景，并非作品的主旨所在。其他如《沉香屑——第一炉香》、《茉莉香片》、《花凋》、《怨女》等写遗老家庭的衰败也多是给作品提供一个背景。当然背景本身也是有思想意义的，但却不能将其视为作品的基本思想内容。

张爱玲婚恋小说的基本思想内容已如上述，那么，其思想价值又当如何认识呢？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人深受封建婚姻观念的毒害，难以形成对于爱情婚姻的正确认识。“五四”以后，虽然西方先进的婚恋观念传入中国并获得越来越多的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拥赞，但旧的婚姻观念依然有着广泛的影响，依然在破坏着人们的幸福，而且即使那些拥赞新的婚姻观念的人们对于婚恋问题也未必有全面深入的理解。因而，用文学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种种婚恋问题，并以现代婚恋观点给予道德的评判，以推进婚姻现状的变革，仍然是时代向中国现代作家提出的一项艰巨的任务。“五四”以后，也确有许多现代作家在这方面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但是可以断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没有第二个作家像张爱玲这样广泛而深入地反映和评判过现代中国的婚恋问题，也就是说，还没有第二个中国现代作家像张爱玲这样尽心尽力而且成效显著地完成了时代所交付的这一任务。我认为，这就是张爱玲小说的思想价值之所在。同样，张爱玲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应当主要从这个角度给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