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先生于2015年10月9日晨溘然离世，享年102岁。社会舆论广泛追思并予以纪念，集体缅怀这位老人为中国农村改革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反思杜老从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6年（2015年）的百年人生，历经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全面建设时期、十年文革、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时期，和风云变幻、轰轰烈烈的百年中国大历史相依随行，亲历了中国屈辱和苦难，同时又见证了中国崛起与繁荣。历史长河中，中国农民的苦难一直是杜先生上下求索、努力奋斗以推进中国农村积极变革的强大内在力量，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义良心和对中国农民深切的挚爱，他自觉担起为中国农民权利鼓与呼的重任，成为了中国农民的代言人，一生都在用思想和行动履行锵锵承诺：“爱人民首先要爱农民”。

面对复杂的中国问题，他曾多次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杜先生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他一生专注于农民问题，表面看具有单一性和情感性，但背后实质则是对中国系统问题群的理性把脉和综合锐断。在中国错综复杂的结构式问题图谱中，在因历史因素而急迫推进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以实现民族自强的观念世界里，杜老高屋建瓴而不言其他，独独将农民问题理解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指明其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关中国发展核心，一生奔劳致力于此，践诺中国情怀，不得不让后学者感怀其“大道至简”的理论智慧和“知行合一”的实践胸怀。

作为一名严肃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和公共政策制定者，坚守问题至真、科学调研、独立思考并身践力行尤为重要。50年代杜润生所经历的如火如荼的合作化运动即是一个显例：1952年秋，时年49岁的杜润生从中共中央中南局离职入京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该工作部的中心任务即是指导农业合作化和农业集体化。熟悉中国农村实务的杜润生和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在后来激进的合作化运动中都坚持认为合作化应该“逐步推进，宁可慢些，也要好些”。然而，1953年起，合作化运动就将反对右倾保守当作反倾向斗争的主要方面，杜润生因坚决支持邓子恢主张“慢一些、好一些”以“稳步前进”的合作化运动主张而被点名批评并解除职务。实践证明，杜润生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一批社会科学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坚守是适切当时中国农村时局的，即便工作部后来被扣上“小脚女人”的帽子而屡遭批评，并甚而在1962年冬被认为“十年中没干一件好事”而被撤销，但这难道不正是一个严肃的政策决策部门真正实事求是的最好注脚吗？

社会科学研究和公共政策制定尤其需要重视源于“田野经验”的社会实践，要有“严谨缜密”的科学思维和“先忧后乐”的公共情怀。杜润生先生最被公众频繁提及的主要成就是任职中共中央农村研究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期间，连续5年（1982年至1986年）主持起草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进而将“土地公有、家庭承包”的双层经营制定性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全面伟大复兴的第一步，中国人民迄今受益。然而，没有太多人知道杜先生在1979年临危受命担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以负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研究时已离开农口达24年之久，如果没有“先忧后乐”的公共情怀、没有身处艰难仍坚韧关守田野的实践、没有“严谨缜密”的科学态度，很难相信背负右倾分子标签的杜老还能在70高龄之际为中国农村确立起如此壮美的公共制度和设计出宏大的未来蓝图。

2012年7月，农村发展研究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将“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特别贡献奖”实至名归的授予了这位为中国农村改革呕心沥血了一生的百岁老人，而老人在4年前领取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届经济学创新奖时的话却依然铿锵有力的回荡在后学者的耳畔：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经济学创造，我只是起到了理论调查和整理的作用，这个奖项应该颁给广大的中国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