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的农民负担重、生活苦，农民没有社会保障，义务教育要农民自掏腰包，大量农民子女因贫困失学。每每说到这类问题，不乏有识之士痛心疾首地呼吁，但得到的一个主流回答是：国家还不发达，没钱。对此，绝大部分人认了、信了、无可奈何了。但只要我们细究就会丛生疑窦：到底是中国大陆没钱，还是中国大陆没有现代政治智慧？

在官方的治国功劳薄上，我们很容易看到这样的数字化成绩：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GDP从1978年的3624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959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9.4%，超出世界同期年均增长率6.1个百分点，2002年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国家财政收入已达1.5万亿元，近些年来国家每年财政收入增长都在2000亿元以上。这么大的数字、这么大的成绩、这么多的钱，农民怎么就无缘分享？原来，问题出在国家财政支出的“缺位”和“越位”上。

长期以来，各类政党组织由国家财政无条件供养的传统做法，就是典型的国家财政支出“越位”。对此，政治学家没有人提出来，财政学家没有人提出来，经济学家没有人提出来，三农问题专家没有人提出来，党建理论专家没有人提出来，倒是什么都没“学”的笔者却要在此追问一二。

为什么国家财政不能为政党组织买单？这需要我们大众化地了解一下什么是国家财政和什么是政党。

财政学教科书会告诉你“财政是一个古老的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有了国家，就有了国家财政。财政之所以与国家不可分割，是因为一旦在人类社会中产生了国家，也就产生了公共权力，而要确保公共权力的正常运作，国家就会凭借公共权力强制、无偿地征税以获得国家财政收入。有了财政收入就有财政支出。中国传统的国家财政在支出上，只负责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大兴土木、耀武扬威，根本不管纳税人的死活。近代以来，西方民主国家实现了国家财政支出的“革命性变化”，国家除了吃纳税人的钱外，还要用纳税人的钱为纳税人提供最大的公共服务。

总之，国家财政支出的目的就是满足国家执行其职能的需要，离不开国家职能界限的国家财政支出的范围，主要应该是为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和军事机构等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提供经费，为科教文卫事业提供经费，为公共工程建设提供经费，为实现社会公平和增进公民福利提供经费。

政党是近代以来出现的政治组织。不管政治学家如何给政党下定义，不管将世界上的政党划分为多少类型，我们可以作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政党，不管是否执政，它本身只是一种政治团体，而不是国家机构。因而从学理上说，国家财政没有任何依据应该供养各个政党。

但在中国大陆，执政的中共和八个民主党派，以及共青团、妇联、工会、工商联等群团组织，统统由国家财政全包了下来。这种做法，完全混淆了国家机构与社会团体的本质区别，强化了官本位思想，遏制了公民社会的发育，大大增加了民众的负担，这是中国大陆财政体制和政治体制安排上的重大弊端。毛泽东曾以胜利者的口吻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愿意用钱把民主党派养起来（大意）。当年我看到这话时未予深究，现在想来，毛泽东说这话时，到底是执政党用钱把民主党派养起来还是国家用钱把民主党派养起来？如果是执政党，毛有这个能力吗？如果是国家，毛有这个权力吗？事实上显然是各民主党派与执政的中共一样都在旱涝保收地吃财政饭。

在苏联模式的严重影响下，中国大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观念、做法和体制根深蒂固，执政的中共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与国家政权机构相重叠的党组织系统，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由国民党率先开创的“党政双重衙门体制”。这就使国人承受着双倍的“官僚负担”。在中共建党82周年之际，官方公布的中共党员人数已达6695万人。这么多的执政党党员，除了在国家机构中任职应该享受国家财政供养的国家公职人员外，还有多少党务干部是由国家财政供养的？现在中国大陆的官民比例已高达1：28的惊人程度，在这个自古未有、举世罕见的官民比例中，纳税人除负担国家机构的合法负担外，还有“中国特色”地额外负担起供养执政党、各民主党派和其他社会团体的责任。

人们肯定不知道中国大陆纳税人每年要花多少钱来为执政党、各民主党派和其他社会团体买单，这个具体数字应该由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来回答，但笔者估计每年没有几千个亿是拿不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