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18世纪末期第一次吸引我们的时候，我们想要中国的茶叶和丝绸。到达广州或者其他港口的美国传教士和商人并没有考虑中国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他们好像觉得除了上帝的福音和精巧的小玩意儿和烟草，没有别的了。从那以后，美国人很少有机会再思考这个问题。历史进程显示的是美国影响中国，这种不平等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达到顶峰，美国与蒋介石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府结盟对抗法西斯强权。1940年代人们好像觉得中国需要的就是从日本人占领下获得解放，战胜贫穷，战乱，和腐败。
当“我们的中国”蒋介石政权在40年代末期灰飞烟灭，共产党建立北京政府，中国变成了“他者”。在毛泽东1949年取得胜利后的动乱年代，中国完全处在我们的影响力之外。但是我们知道中国想要什么：毛泽东已经警告他要“一边倒”，不久就宣布“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我们成了帝国主义者，毛泽东反对我们。
1960年代莫斯科和北京交恶，越南战争在60年代末期逐渐升级，中国的需要变得复杂了。在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的国度好像对美国非常恼火，对莫斯科，对世界很多地方都不满。但是在1971年，北京暗示尼克松总统希望靠在美国一边来制衡由于苏联崛起让美国势力下降的趋势。
如今中国的目标又变得难以捉摸了：但是了解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迫切。1991年苏联垮台前夕，世界范围的民主浪潮，中国的表现令人费解，保持了共产党政权，但是经济取得成功。世界都知道美国代表的是什么，自由的市场和广泛的民主。世界也知道本拉丹想要什么：复兴哈里发帝国（Caliphate ）。但是中国的目标不那么清楚，毛时代后，苏联垮台后，一切向钱看的中国人想要什么呢？这个问题困扰着许多美国人。
尽管在过去几年里影响力不断增加，北京仍然表现得非常被动应付，而不是追求超出中国之外的明确目标。这让有些人心里舒服些，他们认为中国是个谨慎的，保守的大国。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不错的。但是并不完全如此。北京确实在三个根本方面表现非常谨慎：北京认为自己正在从经济落后中起飞，继续沮丧地面和相对美国的强大相比显得弱小的国力，参加了相当多的国际组织为了有限的目标保证其不干涉中国内政。这种防御性行为或许显示北京不确定是否要寻求回到过去亚洲盟主的地位“中央王国”还是加入非中国人所谓的“国际社会”。当然，有可能中国只是暂时采取这种做法，隐藏现在无法实现的真实企图。
和美国宣扬自己的目标不一样，中国好像把自己的意图藏起来。如果你阅读国家主席共产党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的报告，或者其前任江泽民的报告，“和平与发展”好像是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这些说法既说明问题也有误导作用。和平和发展是手段而不是北京外交政策的目的。说这是中国的目标等于说胡锦涛明天的目的是穿裤子和刷牙一样。
中国在当今世界不同寻常，因为它部分是帝国，部分是现代国家。一个现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建立在非常古老和悠久管理传统和帝国心态的多民族国家。让人吃惊的是，共产党中国继承了大清帝国最强盛时期的版图，包括西藏，蒙古南部，穆斯林西部原来是东突厥斯坦（East Turkestan）。但是现代的中国面临困境：为了中国人的光荣保持帝国的传统？还是屈服于后帝国时代的政治，形成当今可见的经济和社会新形象如上海，广州和北京。
如果不从儒家思想光从经济力量来说，把过去的中央王国转变成霸权的冲动仍然是存在的，但是这两个力量相互制衡，国际经济和文化相互依存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治家长制统治的冲突。美国，日本，印度，以及其他国家可能都不允许新的中央王国出现。
因为中国仍然是个专制的国家，我们不知道中国人想要什么。更无法预测未来中华文明的方向，比如是否会和伊斯兰文明或者西方文明发生冲突。我们只能按当今北京共产党政权的行动来回答中国目标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里面的九个男性工程师为中国寻找什么呢？我们从他们的行为中归纳出以下六个目标。
中国追求能够最大限度保持国内稳定的外交政策。这一点对世界其他许多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对中国就特别如此。1949年后北京控制全国很少被认为是相当然的，确实在过去150年显示清朝衰落的外敌入侵和国内战乱不断的情况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北京一直非常谨慎恐怕失去幅员广阔的国家。
中国最大的三个省，新疆，西藏，内蒙古在历史上不是中国领土，那里居住的人们在宗教，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上都与汉人不同。中国政府在处理倾向独立的少数民族时让北京采取一种半殖民地的方式。在西藏，高等教育只对说汉语者开放，中国庞大的西部都采用北京时间，新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人口已经被有意识的北国内汉人移民稀释，这只是几个例子而已。另外中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声明造成人们心灵上的禁忌，任何哲学上的非正统思想都被看作是对中共的政治威胁。政权相信你的金钱，但是不相信你的思想。
1998年，江泽民在日本访问期间作了惊人的20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讲话。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最后忍不住沮丧说“这些不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吗？”但是日本的过去罪过从来都不会成为过去，只要北京觉得有必要高呼“打倒日本军国主义”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这种形式的不安全感影响外交政策。因此在和南亚的关系问题上，就是要减弱西藏和流亡印度的西藏政府的联系，同样的和中亚的关系上是要浇灭新疆维吾尔族分离主义分子的希望。同样出于国内控制角度的思维指导中国与蒙古，韩国，泰国，以及别的邻国。总而言之，中国是个多样性的准帝国，中国边境以外有许多的居民与中国国内的人在种族，宗教，历史渊源上一致。中国是个专制的国家，就好像是自己吓自己，常常表现得害怕自己的国人。
所以，中国的第一个目标是国内稳定。
北京外交政策的第二个目标是保持中国经济继续增长。马克思主义消退了，但是没有别的官方哲学来取代，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和对国家的自豪感成为从来不用面对选举的政权的合法性依据。自邓小平在后毛泽东时代掌握政权的25年来经济上的成就当然是需要保护的。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原来的四倍。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仍然维持在8到9%的速度。对外贸易以10%的系数上涨，最近，每年的对外贸易增长都在25%.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增长由于外资，都市和沿海开放地区从贸易，技术和管理技术上的好处。农民在改革开放初期处境不错，但是后来就远远落后在城市居民后面，全国15左右的城市人口享受当今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手机，上网，汽车，自己的住宅，以及到海外度假等。
北京利用外交政策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以保持其合法性不受质疑。因此，中国2001年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对美国和其他国家苛刻的要求低头，以及对人民币美元汇率问题上采取的相对透明的擦边球行为。北京在去年6月当澳大利亚允许叛逃中国外交官成为澳大利亚公民时也采取克制态度。（中国越来越依赖澳大利亚的液化天然气，煤炭，铁矿石等）肯定也是避免破坏中国队美国市场的巨额出口，北京1996年推迟了本来计划在台湾外海进行的挑衅性的导弹演习，表现起对倾向台独的候选人的不满。（克林顿派了两艘航母到附近海域）。2001年，中美军机在海南岛上空相撞，北京迅速改变最初的“反对美国霸权的”高调，归还扣留的美国飞行员，目的都是保护两国关系以推动中国的经济现代化。
北京外交政策的第三个目标是维持中国复杂的地理环境的和平周边环境。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于14个邻国接壤的国家，其中有7个边界长达600英里，有4个邻国被中国特别长的海岸线包围。在过去30年中，中国与5个周边国家发生战争。在朝鲜战争中，中国损失超过100万人。1959年和1962年和印度发生战争。为了赢得越南战争，中国派遣了320，000工程师和高炮部队帮助胡志明。1969年，共产党兄弟莫斯科和北京把刀相向在东北阿穆尔（Amur）和乌苏里江（Ussuri）发生冲突。1979年邓小平时代的中国进攻越南为了教训河内一下。
1980年代北京采取新的标榜为“和平独立的外交政策”的全方位微笑赢得了称赞和亚洲的放心。1979年后再没有经过战争，北京很快就与苏联理顺了关系，修复了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让人震惊的承认南朝鲜，往北朝鲜生气的喉咙里塞进一块布。同时与莫斯科共同在中亚担任看门人的角色，每个月都要加入一个国际组织，最终和美国建立了在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的关系（除了军事关系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打不相同，如今的北京没有敌人。
继续赢得时间的谨慎在继续。在如今仍在进行的朝鲜半岛六方会谈中，北京用他自己非透明的方式，推行一个维持和平保持现状的政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不管采取摇摆政策的平壤政权多么让人恐怖，一个分裂的朝鲜比统一但未来走向不明确的朝鲜半岛对中国来说是有利的。在中亚北京可能采取“对话”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把民主，和分离主义分子等问题藏在地毯下面，维持现状。
进入21世纪的时候，已经很清楚北京超越了全方位的笑脸，开始奠定中国版本的东亚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 ）的基础。当然中国的第四个目标是不明说的。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东亚的主要影响力。不幸的是，华盛顿领导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都分散了布什政府和美国公众的注意力，没有注意北京在为未来的东亚霸主地位做准备，美国应该密切关注这些动向。
第四个目标建立在中国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及后续反应上，这个危机对中国影响不大，并没有影响其20年的经济增长。具体的如果仍然负面的目标逐渐显现。在几个中国美国利益一致的全球问题上，北京不能有效的抗拒美国的政策，就和美国一致，要么弃权，要么轻描淡写的反对华盛顿做做样子。但是在亚洲，中国领袖作了很多让美国感到受挫和被排斥的事情。他们一有机会就在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上插上楔子，他们对澳大利亚人悄悄说堪培拉最好只要看好亚洲就行了，不要越过太平洋。12月份达到一个里程碑，东亚高峰会在马来西亚召开，没有美国的参加，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压力。北京认为这次峰会是走向没有美国的东亚组织的第一步。
在东南亚，中国的门罗主义论调可以准确无误的在缅甸和其他7个国家听到。缅甸得到中国的大量援助，包括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缅甸领导人对缅甸北部的中国化感到担心，那里居住着大量华人。但是就像几个世纪前缅甸对中国朝廷进贡臣服一样，对北京展示笑脸是安全的政策。结果是缅甸进入中国的势力范围，就像老挝一样。泰国和马来西亚是未来的候选者。
与此同时，北京正在把自己看作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这是第五个珍视的目标。想想1997年江泽民访问美国的时候，纽约时报报道“为这次访问作准备的美国谈判者说他们对中国同行特别关注象征性的细节感到不可理解。”包括地毯的大小和颜色，照片中江泽民站立的位置，哈佛的真理徽章（Veritas emblem）和费城的自由钟以及江主席和克林顿总统领带的款式和设计等。所有这些细节都是要用来塑造中国和美国平等的形象。纽约时报在这次访问后的社论肯定让北京开心“江主席用他和克林顿总统的形象展示自己是可以和世界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的领导人平起平坐的政治家。”
第二年克林顿到中国访问，北京拉紧绳子展现自己的分量。谈判中坚决要求克林顿中途不要在日本停留，突出显示是访华，把访问的时间延长到8天，超过1972年尼克松访问的时候的7天的纪录。在访问后的秘密讲话中，中国总理表达了克林顿没有中途停留日本的高兴，意思是让日本丢脸了。中国的官方报纸大肆宣扬任何境外点滴的报道说江泽民和克林顿同等地位相见。宣称“两位世界领袖”（忘了欧洲，日本，印度）让亚洲更“稳定”让世界更和平。
中国外交政策的第6个目标是“重新获得”北京认为本来属于中国的领土。这样的领土包括对外大肆宣扬的以及暗地里希望的如台湾，黄海，南海，东海中的岛屿。在台湾问题上，北京在等待机会，对北京有利的台湾政局发展，美国对支持台湾感到厌倦，中国更大的运送部队和物资越过100英里台湾海峡的能力，以及对中国的希望更加顺从的日本。在六个国家都声称拥有主权的穿越东南亚海上通道的斯普拉特里群岛（南沙群岛Spratly Islands ）问题上，北京在等待有足够的海军能力的时候恢复控制，这些岛屿没有居民但是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其他资源。不少的越南人，朝鲜人，泰国人，印度人都在担心中国人是否在有能力的时候对曾经是中国领土的地方提出主权要求。
对于北方领土的野心，毛泽东在1964年说过“100年前，贝加尔湖以东的地区变成了俄国人的领土，后来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 ）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勘察加半岛（Kamchatka ）等地区也成了俄国人的地方，我们还没有提出这个名单的全部内容。”在不久的将来，这样的报告将会出现。1973年，毛泽东在公鸡地图上指出被莫斯科掠走大片土地。在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会谈中冷不丁抱怨说“苏联从中国掠走了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960年，1970年仍然在控制北京的共产党政府宣称中国的领土包括部分如今是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吉尔吉斯斯坦（Kyrgyzstan）的领土。如果俄国队远东地区控制力减弱，中国人在边境地区移民和经商的趋势继续，说不定哪一天中国会提出要求割让一部分西伯利亚给中国呢。
一个崛起的大国往往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对于现代的专制国家成功往往是短命的。因此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三个法西斯国家的目标都在1945年烟消云散。1991年苏维埃联盟的外交目标再没有迹象的情况下突然消失。中国是否能实现其6个目标我认为取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其他大国如何因应中国的野心。
中国接下来的一个剧本很可能不在外交关系上而在国内演出。中产阶级推动财产权，农村不满情绪，互联网，徘徊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1亿五千万的失业人员，突然老龄化的人口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压力，都会让“市场列宁主义”的矛盾更加突出。经济一条路，政治另外一条路让中国很难达到一个规定好了目的地。中国怎样解决政治和经济的矛盾将决定它在世界上究竟会发生多大的作用。
中国的崛起就像德国和19世纪末期日本的崛起一样表现出崇高的目标，愤怒的情绪，和高昂的民族主义。但是国家的崛起往往产生相反的后果。比如英国最终接受了美国在西半球升起的地位和英国平等，相反德国和日本的崛起则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两个国家政治制度的破坏。取而代之的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和全新的国际行为。造成了当今的日本和德国人与三十年代完全不同成为的是民主制度而不是文明的传统，或者国家经济水平的巨大变化。发挥日本和德国拥有的巨大影响力并不等同于就像他们从前的威胁别人的做法。中国未来在世界上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未来20年中国过时的政治制度发生的变化上。
有时候人们忽略了在任何时代在任何地区要想成为新的霸权必须具备三个因素：作为上升的大国争当第一的欲望，达到这个目标的实力，接受其他受到影响的大国的新的觊觎者。北京有这个意图，能力也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但是能否得到非中国人的默认呢？
东亚国家仍然保留对中国中央王国的记忆。每个越南人和朝鲜人都知道古时中国朝廷对邻居的傲慢。不管怎样，生活在中国之外的东亚六千万华人让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意识到中华文明在这个地区的优越地位，在有些时候，和平共处的状态受到威胁。根据2002年民意调查台湾有一半人口强烈反对北京恢复对台湾的统治，38%的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8%认为是中国人，50%认为即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中国花费了几十年时间塑造自己是受害者的角色，鸦片战争后中国就像西瓜被西方列强瓜分。它最初作为霸权的成功很快就会带来形象和实际后果的问题。中国就会像美国一样痛苦地了解到原始丛林中称霸的兽中之王感受到其他动物的袭击。日本看到中国的影响力超过其主要盟国美国，肯定要挑战中国。因为是美国在东亚的优先地位解释了日本60年的谨慎。为了控制这个地区，1894年的50年之后中日又要争斗，很可能再打起来。
专制的中国对汉人的控制紧张兮兮，但是对非汉人的准帝国没有让人舒服的把握，很可能缺乏领导亚洲得道德号召力。或许可以说多少世纪来的传统的中华帝国是个稳定的力量，但是在21世纪，中国任何的超出国界的主张和要求恐怕，即使在长期持续的当今多民族政权下，都可能是个破坏稳定的力量。
帝国思想和共产党专政是苏联的两个特点。中国像俄国一样都是从前是个帝国现在不是。苏联的解体终止了冷战，也终止了共产党在莫斯科的垄断地位。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说莫斯科的话同样适用于北京：“俄国要么成为帝国，要么成为民主国家，但是不可能两者都是。”
莫斯科在压力下重新定位自己的国家利益，让几十年的共产帝国成为历史。中国还没有开始这个过程。中国领导人必须问问他们能否就像领导当今台湾一样顺利领导中国。他们或许在思考是否让西藏成为与中国有联系的国家，――在中国的影响力下，但是拥有主权是否比当今拉萨和北京持续的紧张关系还好些。这些问题可能根本就没有提起过。因为中国还处在从共产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中国正在想要什么和需要什么之间挣扎。民族主义迷思（一个受害者的中国）是欺骗性的，追求国家利益（繁荣的中国）好像更加具有吸引力。
中国成为新全球霸权的能力产生的另外问题。当今的北京不能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到很远的地方，2004年12月海啸灾难的时候，它甚至不能对南亚或东南亚这样做。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就更可能产生问题了。语言，种族，宗教等诸多问题，如果中国试图像欧洲或者美国对这些地方施加影响的话。另外还有疑问中国在哲学上是否做好了准备像大英帝国通过海上霸权统治全球，或者像美国现在通过贸易交流，军事力量，自由和民主的观念等。毛泽东时代的使命感当然非常强烈，就像当年盎格鲁美国人新教徒的使命感。但是没有了共产主义的鲜明优势，中国民族主义缺少让世界感兴趣的信息。美国在布什政府领导下即使非美国人都知道其信息。当今中国没有信息，但是在控制国内和发展自己势力范围的野心上表现坚持不懈。
我说中国有野心。难道中国不是一个很保守的国家么？两种观点都有强烈的支持者，但是两者是阴阳关系。北京扩张主义的声明是在当今大国中是透明的和独特的。北京政权虽然独裁，却是个理性的独裁者，它在计算数字，在实现目标时非常有耐心。如果具备更多年轻的经过良好训练的官员，北京可能不会像明朝或清朝那样陶醉在中国喜欢的世界形象中。总而言之，中国是个有野心的国家，可能受到对抗性的力量的牵制，将会谨慎的按自己的长期战略行动。它肯定很清楚一系列让人担心的强权——美国，日本，俄国，印度，有很多的理由拒绝给予中国机会成为21世纪的中央王国。当然中国也不是东亚病夫时代的软弱中国。但是它可能不会像现在那些羡慕或担心中国的那些人认为的那样永远强大下去。
译者简介：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译自：“What Does China Want？”by Ross Terrill http://www.wilsoncenter.org/index.cfm？fuseaction=wq.essay&essay_id=1468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