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孟浩然的生平，两《唐书》虽皆有专传记载，但均十分简略，所述唯早年隐鹿门山，中年晋京求仕，晚年供职张九龄的荆州幕府三事而已。而历代的评论家之所以给孟浩然戴上了一顶“隐逸诗人之祖”的桂冠，其原因亦正在于此。事实上，孟浩然在青年时代不仅就具有很强的进取意识，而且一生的“外事活动”既频繁又复杂，对此，当今的唐诗研究界已予高度重视，对其生平之研究已构成唐诗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据统计，建国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对孟浩然生平研究的著述，共有以下诸种：
（一）陈贻?{《孟浩然事迹考辨》（载《文史》1965年第4辑，以下简称《考辨》）。
（二）谭优学《孟浩然行止考实》（载《唐诗人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以下简称《考实》）。
（三）王达津《孟浩然的生平和他的诗》、《孟浩然生平续考》（均载《唐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四）李嘉言《孟浩然年谱稿略》（载《李嘉言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以下简称《稿略》）。
（五）陈铁民《唐才子传•孟浩然笺证》（载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1987年版）。
（六）王辉斌《孟浩然年谱》（载《荆门大学学报》1987年2期至1988年1期，以下简称《王谱》）。
（七）徐鹏《孟浩然作品系年》（载《孟浩然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以下简称《系年》）。
此外，就孟浩然生平的某一问题或者几个问题进行辨析与考证的文章，尚有约20篇左右，如陈铁民《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载《文史》第15辑）、孙维城《孟浩然入京事迹考》（载《安徽师大学报》1983年4期）、《孟浩然三入长安考》（载《安庆师院学报》1984年4期）、王从仁《孟浩然“年四十游京师”考辨》（载《上海师院学报》1984年3期）、屈光《孟浩然首次入京考》（载《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1期）、《孟浩然二次入京考》（载《洛阳师专学报》1983年2期）、《孟浩然开元八年前后首次入京补考》（载《辽宁师大学报》1988年3期）、刘文刚《两唐书孟浩然传辨证》（载《文史》第28辑）、郁贤皓《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考》（载《李白丛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刘武璋《李白与孟浩然的交游》（载《李白在安陆》，华中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王辉斌《孟浩然入京新考》（载《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88年1期）、《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考异》（载《荆门大学学报》1987年2期）、《孟浩然入京与下江东问题述评》（载《荆门大学学报》1993年2期）、《孟浩然集中卢明府探考》（载《湖北师院学报》1986年4期）、陶敏《孟浩然交游中的几个问题》（载《唐代文学论丛》总第8辑）、李浩《孟浩然交游补考》（载《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4期）、《孟浩然事迹新考》（载《唐代文学研究》第1辑）等。此外，詹瑛《李白诗文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载《文史》第8辑）等，都不同程度对孟浩然的生平所涉问题进行了考察。
现据以上所列诸文，择其要者将孟浩然生平的研究分为七个专题，略作综述如次，以供参考。
一、居处与享年
对于孟浩然的居处，两《唐书》本传皆只言“隐鹿门山”，辛文房《唐才子传》亦然。据《襄阳县志•山川》载，“鹿门山在县东南三十里，旧名苏岭山”，座落于今襄阳县东津区境内。是处是否为孟浩然的家园所在地？王辉斌《孟浩然年谱》据孟浩然的有关诗文及《元丰九域志》等材料进行了考察，认为实际的家址在汉水边上的“汉阴”，其地唐宋时为襄阳八大镇之一。孟浩然由汉阴而“隐鹿门山”。据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以下简称《王序》）他最后是病卒于“冶城南园”的。“治城南园”所在何处？陈贻?{《考辨》进行了考察，认为就是孟诗中的“涧南园”，又曰“南园”。
孟浩然的享年，汲古阁本《王序》载：“开元二十八年……终于冶城南园，年五十有二。”据此，可推知孟浩然生于武则天永昌元年。孙维城《孟浩然入京事迹考》即就此提出异议，文章就北京图书馆藏宋蜀本《孟浩然诗集》附王士源序为“年五十”，认为孟浩然享年实为“五十”，而非“五十二”。其实，作“年五十”者，还有明洪梗刻本《唐诗纪事》、四部丛刊本《孟浩然集》。王辉斌《孟浩然年谱》则认为：“考之明顾道洪所参校之宋、元、明三种《孟浩然集》刻本，其载王序皆作‘年五十有二’，而顾本又曾得到清邵懿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的赞许，宋（蜀）本当误。”
导致孟浩然享年出现“年五十”与“年五十有二”者，实际上是因标点断句的问题所致误。这是因为，王序原文的“年五十有二子曰仪甫”，既可断为“年五十，有二子曰仪、甫”，又可断为“年五十有二，子曰仪甫”，还可断为“年五十有二，子曰仪、甫”。以上三种断句，孰正孰非，尚须从其它材料上予以佐证，方可准确解决。
二、入蜀的年代
首载孟浩然曾入蜀者，为与其过从甚笃的陶翰。《文苑英华》卷七二○载陶翰《送孟六入蜀序》一文，云：“襄阳孟浩然，……天宝年始游西秦，京师词人皆叹其旷绝也。……西入岷峨。有奇幽，皆感子之兴矣，勉旃。故交不才，以文投赠。”题中“孟六”，岑仲勉《唐人行第录》认为即“孟大”之讹；文内“天宝”，诸家论著皆指出为“开元”之误，良是。
对于孟浩然入蜀时间的讨论，陈贻?{《考辨》认为，“当在开元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之间”；谭优学《考实》订在“开元前”；王辉斌《年谱》系于开元三年；徐鹏《系年》认为在开元二十一年。
陈文认为在开元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之间的主要理由是：“孟从开元十七年冬离长安到二十一年五月自吴越还乡以及开元二十五年到二十六年在张九龄荆州幕这两段时期的行踪已明；又从开元二十六年离荆州归家到二十八年卒，为期短暂，且多通病。”故而，他入蜀的时间就只能在此段时间内。谭文订在“开元前”的主要证据，是《入峡寄弟》中的“未尝冒湍险，岂顾垂堂言”十字，由是认为，“似粗可推定浩然入蜀在开元之前，初‘冒湍险’也”。王谱亦是以《入峡寄弟》诗为据，认为诗中“自此历江湖”一句，“告知我们孟浩然此行入蜀是他的第一次漫游”。又《王谱》于是年前的景云三年，系孟浩然送友人张去非游巴东，认为孟的入蜀或与此有关。徐文则据孟集中的《鹦鹉州送王九游江左》与《除夜》诸诗，认为孟浩然的入蜀，是在入长安无成而游吴越后返家经由江夏的，故将时间订在开元二十一年。
由上观之，诸文所定孟浩然入蜀的种种时间，是皆无可靠之确证的，因而，对孟的入蜀之考察，也就还大有必要。最近，王辉斌又撰《孟浩然新考》（将发），认为孟浩然的入蜀始程于长安，由秦蜀之道自北而南，经三峡、江夏，而还襄阳，时间则在开元十二年春夏之际。
三、游湘桂、岭南问题
首次对孟浩然上述游踪进行考察者，乃为陈贻?{《考辨》一文。陈文认为：浩然一生游湖湘两次，游桂一次；前者时间分别在“入越前”与供职张九龄幕府之时，后者则与前者（“入越前”）同时进行。作者考订孟浩然“入越”始于开元十八年，则孟浩然的第一次游湘、桂即在是年之前。
谭文则认为：孟浩然一生两次游湖湘，第一次在开元初年以前，第二次的时间为开元三年至六年之间。作者指出，孟浩然第二次的游湘而“临洞庭”，是因开元三年至开元六年的这段时间，正为张说贬谪岳州之时，孟浩然此行南下，乃有寓求张说汲引之意，故集中的《荆门上张丞相》等诗中的“张丞相”，实为张说而非张九龄。此前，孟浩然曾首次游湖湘，“当在开元初或更前”，他“此行中途改变计划，未曾入桂，方及越城岭北湘南边陲，即沿湘水而下”，其《南还舟中寄袁太祝》中的“岭北回征棹”可证。后来他即“往武陵访袁太祝”。
《王谱》亦认为孟浩然游湖湘为两次。第一次的时间为开元四年，斯时，孟自蜀返楚，旋游洞庭谒张说。第二次的时间在开元二十六年辞荆州幕府之后，其集中的《湖中旅泊寄阎九司户防》、《南还舟中寄袁太祝》诸诗，均写于是时，即其游岭南而“回征棹”之游，亦在此际。
徐鹏《系年》认为，孟浩然第一次游湖湘在开元十四年，并由湖湘而至岭南，原因则为访友人“袁拾遗”。《系年》又认为，孟集中的这位“袁拾遗”，就是《送袁十岭南寻弟》中的“袁十”，亦即储光羲集中《贻袁三拾遗》其人。此袁氏的排行或“三”或“十”，必有一误。《系年》又认为孟浩然在开元二十四年曾经湘至赣，集中《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即为此行的产物。此外，作者还认为孟浩然在“自洛之越”后于开元二十一年返襄时，途经湖湘一次，即“入湘吊屈原后回乡”。如此，徐文就认为孟浩然一生有三次湖湘之游。
上述对于孟浩然游湘、桂、岭南的几种说法，与对其之入蜀的研究一样，即研究者们在进行考察时，都不曾对他说予地辨析，而是根据孟集中的有关诗作，予以排列，故而众说纷呈。
四、晋京的时、次
孟浩然一生几入长安？这是一个颇令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因之，对其的讨论也就较孟生平中的其它事项更为热烈。讨论的结果，计有一次、二次、三次以及多次诸说，下面分别略述之。
（一）一入长安说
此说是一种传统的旧说。陈贻?{《考辨》持此说。陈文的理由是：(1)《旧唐书•孟浩然传》说他“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推之，知其此次晋京乃始于开元十六年。(2)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记述孟在京师与张九龄、王维等结为“忘形之交”，而张九龄是时?“已由桂州召入长安，正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事”，而“王维这时已在秘省”，所载甚合。(3)孟集中《赴京途中逢雪》与《南阳北阻雪》二诗，表明孟浩然此行“入京时遇雪，还家时又遇雪”。根据此三点，孟浩然的入京始于开元十六年岁末，于开元十七年岁底还襄阳，“在京起码有一整年”的时间。
持一入说者另有李嘉言《稿略》、徐鹏《系年》、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等。
李文认为孟浩然一入长安的时间在开元七年，开元十四年因“举进士不第”而出京。其系年的依据是孟集中的《姚开府山池》一诗。李文认为，“姚开府”即姚崇，卒于开元九年，可证其时在京，“并于姚宅赋诗”。据李文，知孟浩然此次晋京前后长达八个年头之久。徐文认为一入的时间在开元十五年底离乡赴京，“十六年春至长安，应试不第；于是年底离京返乡”。《赴京途中逢雪》即为开元十五年底，“去长安途中所作”。并认为《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诗写于开元十六年的长安，原因有二：(1)据《旧唐书•玄宗纪》，开元十六年九月，长安下了一场大雪，致使“关中久雨害稼”。(2)诗题中“袁左丞”为袁仁敬，“贺侍郎”为贺知章。据《新唐书•许景先传》，袁仁敬卒于开元二十一年，其为尚书左丞，“约在开元十六至二十年间”。两《唐书》贺知章传虽载贺知章是时不为工部侍郎，但应以孟诗为正。
傅文认为两《唐书》载“孟浩然年四十乃游京师，不一定确切”，由是订其入京时间在开元十三年至开元十五年之间。傅文唯一的证据为《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诗，与徐鹏《系年》同。
此外，陈铁民《唐才子传•孟浩然笺证》、《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中的几个问题》二文，亦主一次入长安说。时间、材料与陈贻?{《考辨》大体相同。
（二）二入长安说
孟浩然两次入长安，为谭优学《考实》首倡，而研究者从之亦众。但在具体的时间，则存在着颇大的差异。
1.一入在开元十六年冬，二入在开元二十一年。此说为谭优学《考实》所倡。谭文“一入”的证据基本与陈贻?{《考辨》同，唯认为其还襄阳在开元十九年冬末，并系《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为此行所写。二入以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载韩朝宗荐孟为据，并结合对韩朝宗牧守襄州之时间的考察，因而认为“可以断定韩荐浩然‘因入秦，与偕行’，是必在开?元二十一年”。孟集中的《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亦是二入的佐证之一，盖因《旧唐书•玄宗纪》载开元二十一年“关中久雨害稼，京师饥”。二者互可佐证。
2.一入在开元八年，二入在开元二十年冬或二十一年春。此说为前列屈光三文所力倡。其一入说的主要证据有两点。第一，孟集中的“为学三十载”、“遑遑三十载”、“三十既成立”等诗句，表明孟浩然“入京时年龄为三十多岁”，而以开元二十八年孟浩然五十二岁推之，“知是时为开元八年左右”。其二即《姚山府山池》诗。此外，屈光《孟浩然首次入京考》对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所持开元十三年至十五年所依证据，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辨驳，指出傅文认为此期袁仁敬在京“为尚书左丞是毫无根据的”，“傅文的论点与孟集本身相矛盾”，“无法解释浩然与王昌龄的交游”，“傅文把浩然诗中的‘三十’理解为三十七——三十九岁，这与其本人的考证体例相违背”。对于傅文的辨驳，另有王从仁《孟浩然“年四十游京师”考辨——兼与傅璇琮先生商榷》等文。又屈光《孟浩然二次入京考》一文，亦对谭优学《考实》订孟开元二十年再次晋京的时间进行了辨驳。文章认为：(1)“证据不可靠”，(2)“结论不真实”。并认为谭文“考证方法本身就欠科学性”。
3.一入在开元十三年——十五年之间，二入在开元十八年。持此说者为孙维城《孟浩然入京事迹考》。孙文的一入说主要是建立在辨驳屈光《孟浩然首次入京考》一文的基础上的。文章认为孟此次入京的目的不是应举而是献赋，可能是为人所推荐。孙文将二入说订在开元十八年，其实是从两《唐书》的“年四十游京师”之记载。孙文之所以将开元十六年改作开元十八年者，是因为其认为孟浩然的享年为“年五十”故。
4.一入在开元十一年，二入在开元十六年。王辉斌《年谱》倡此说。此前，王辉斌曾就孟浩然的入京问题，专门在《孟浩然入京新考》一文中进行了考证。文章认为一入在开元十一年的证据有二点。第一，《唐诗纪事》记载张说荐孟浩然为可信；第二，据《旧唐书•玄宗纪》记载，开元十一年冬“自京师至于山东、淮南大雪，平地三尺余”，与孟集中的《赴京途中逢雪》吻合。而据《旧唐书•玄宗纪》，开元八年、九年、十年及开元十六年均无大雪之记载，是孟之首次晋京必在是年。二入说据两《唐书•孟浩然传》所载之“年四十游京师”，但文章认为，孟此次在京洛一带滞留了长达五年之久，于开元二十一年秋始离长安，《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写于此次即将离京之际。此外，王文还就谭优学《考实》等认为孟浩然开元二十一年前后入京说进行了辨驳，认为此期韩朝宗虽荐孟，但是乃未成行，《新唐书•孟浩然传》中的“卒不赴”即为明证（李嘉言《略稿》亦持未成行说）。
（三）三次及多次入长安说
持此说者为王达津《孟浩然生平续考》一文。此前，作者在《孟浩然生平和他的诗》中，主一入长安说，但认为时间在开元二十年冬至二十一年冬。文章同意两《唐书》所载的“年四十游京师”说，是因为认为孟集中《田家元日》诗中有“我年已强壮，……荷锄随牧童”的句子，而“古人管四十岁叫强壮之年，可见他四十岁还在家躬耕”。作者在《续考》中则认为：(1)“孟浩然多次入京，可考者有三次，第一次是开元七年”；(2)第二次入京，“似在开元十一年癸亥到十三年南下”；(3)第三次入京“当在开元二十年冬，到达可能是二十一年春”。王文的一入与二入说均乃述说之辞，三入说的证据，主要为《赴京途中逢雪》，王士源《孟浩然集序》所载韩朝宗对孟之荐。对于此说，王辉斌在《孟浩然入京新考》中进行了辨驳，认为是“不能成立”的。
持三入说者还有孙维城的《孟浩然三入长安考》一文，因篇幅所限，兹罢。
五、东下吴越的时、次
对孟浩然东下吴越的讨论，其热烈的程度实不亚于对入京的论争。就其讨论成果的大概而言，孟浩然的东下吴越在次数上就划归为二次说与三次说两类；而以年代具体分之，则又有六种不同的见解。
（一）两次说
此说共有四种具体情况。
1.首次在开元十三年前后，第二次在开元十八年。陈贻?{《考辨》主此说。陈文认为，孟浩然开元十七年底自长安还襄阳后，即于翌年春夏之际，再由襄阳至洛阳，开始了“自洛之越”之游，旋“朝乘汴河流，夕次谯县界”，经汴水至泗州入淮水而到吴越，最后“久滞越中”。此行返襄，乃溯江而上经江?夏、郢州，时间在开元二十一年五月，前后历时“共四年”。而在此之前，孟浩然于开元十三年至开元十六年未入京之间，曾由江夏顺长江首游吴地。此次主要到过扬州、宣城等地，其集中的《夜泊宣城界》即为此行游踪之证。
对于陈文所考订的孟浩然“自洛之越”之行，陈铁民的《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一文又在时间上进行了再考订。陈文认为，孟此行的“自洛之越”，实际上在他“年四十游京师”之前，具体成行的时间在开元十四年夏秋之际，在越滞留近三年。
2.首次在开元十三年秋，第二次在开元十六年春。主是说者为谭优学《考实》。谭文认为，孟浩然的“自洛之越”始程于开元十三年秋，“以开元十五年冬回到荆襄，历时三年。时间绝不可能更后”。其主要证据是，孟浩然开元十六年入京后所写《宿终南翠微寺》诗中，有“缅怀赤城标，更忆临海峤”二句，表明孟在入京前是已到过剡越的。谭文“自洛之越”的依据同陈贻?{《考辨》。谭文又认为，孟此行归家未久，即于翌年春三月再次东游，这就是李白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中所述的“烟花三月下扬州”的那一次。此次“以是年秋冬回襄阳”，旋“赴长安”。文章还认为：“浩然之游广陵，绝非一次，早在?开元初或更前。最后一次，李白作诗送之，当在开元十六年。”
3.首次时间同谭文，第二次在开元二十三年。持此说者为王达津《孟浩然生平续考》。王文提出的“自洛之越”为首次且时间同谭文，认为“谭优学同志认为开元十三年自洛之越是对的”。而对于孟浩然开元二十三年的这一次吴越之游，主要是将孟浩然与王昌龄、李白、崔国辅三人的交游联系起来考察的结果。作者认为：孟浩然有《送王大校书》，为王昌龄自汜水尉迁江宁丞途经襄阳时的产物；而李白开元二十二年在襄阳有《上韩荆州书》、《赠孟浩然》诗，又有《送孟浩然之广陵》，“似王昌龄行后，孟浩然也即东逝”。又孟集中有《宿永嘉寄山阴崔少府国辅》、《江上寄崔少府国辅》，合勘而知，孟此行即在开元二十二年夏。其“此次去的时间最长”，于开元二十四年始返襄。
4.首次在开元十五年春，第二次在开元十七年夏。持此说者为徐鹏《系年》。作者认为，孟浩然的第一次江东之游，仅到吴地的扬州即“自广陵溯江而上，似因急于入京应试，故未经汉水，而改由陆路经唐城、蔡阳回乡”。第二次即“自洛之越”，乃在开元十七年春从长安还襄后而由襄至洛始成行。此次的吴越之游，历时五年，于开元二十一年的仲夏才归，路线则是“自乐城经永嘉、会稽、广陵、寻阳并入湘吊屈原后回乡”。
（二）三次说。
三次说只有两种具体情况。
1.首次在开元元年，第二次在开元十四年，第三次在开元二十五年。李嘉言《略稿》持此说。作者认为，孟浩然的第一次吴越之游，主要是“由襄阳赴乐城访子容”，约在开元六年前回家。第二次为“自洛之越”，成行于开元十四年，即孟浩然是年“自京之洛，复自洛之越”。孟此次至越，再次与张子容相逢于永嘉，“旋由永嘉返襄阳”。第三次仅东下广陵，时间在开元二十五年，“李白有诗送之”。
2.首次在开元十三年夏，第二次在开元二十一年秋，第三次在开元二十三年。王辉斌“年谱”持此说。《王谱》认为；据孟集中的《宿终南翠微寺》诗中的“缅怀赤城标，更忆临海峤”两句，是表明孟浩然在他开元十六年前必到过吴越的。而第二次的吴越之游，即为“自洛之越”，其始程地为长安，然后自京之洛，再由洛至越。王文立论的基点，主要认为孟浩然开元十六年入京后直到开元二十一年离京之时，这中间孟浩然并没有回过襄阳，《南阳北阻雪》中的“十上耻还家”五字，表明孟此行至南阳后即去洛阳而未归襄阳。王文的第三次说，主要是通过孟浩然与崔国辅的过从关系所致。此前，作者曾在《崔国辅考略》（载《鞍山大学学报》1986年2期）一文中，就孟浩然此次的“烟花三月下扬州”进行了详考。
六、滞留洛阳
洛阳在唐因其地理位置与政治条件的双重关系，故为当时的求仕者所必至之地。孟浩然的旅洛，其原因亦在于此。孟浩然何时至洛？其又到过洛阳几次？研究者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据陈贻?{《考辨》，知孟浩然一生游洛凡三次：第一次为开元十六年底的入京途经；第二次为离京返襄所至，时间为开元十七年冬；第三次为开元十八年春的“自洛之越”。
陈铁民《关于孟浩然事迹的几个问题》、徐鹏《系年》则认为，孟浩然在入京之前，曾到过一次洛阳，但二者在时间上又略有所别。陈文认为在开元十二年至十四年之间，徐文将始程的时间订在开元十三年。徐文又认为：“孟浩然入洛，一生似有三次：第一次当在本年（开元十三年）春季或去年冬季；第二次为十五年冬赴京应试时途经洛阳；第三次为去越之游时又经洛阳。”
持两入长安说者认为孟浩然至少有四次或者五次至洛。其中，谭优学认为孟的首次至洛在开元十三年，旋“自洛之越”，开元十六年、开元十八年、开元二十年三次均为入京时途经，唯第四次即开元二十二年自京还襄阳途经时，曾在洛阳客居“年余”，“是以二十二年秋到洛，二十三年冬南还荆襄”。
李嘉言《略稿》因主孟浩然一入长安说，又认为孟的入京离长安后，乃“自京之洛，复自洛之越”，而其后孟再不曾有洛阳之行，故只为两次。王达津《孟浩然生平续考》因倡三入长安说，故认为孟浩然曾六次至洛。在此六次中，唯开元十一年二入长安前，“曾留住东都约两年之久”。王辉斌《年谱》认为至洛四次，其中开元十一年因首次入京往返两次，二入长安时的开元十六年亦为途经，唯是次在长安与洛阳共滞留达五年之久，其中“多半是在洛阳度过的”（见《孟浩然入京新考》）。
屈光在《孟浩然首次入京考》、《孟浩然二次入京考》二文中，亦对孟浩然的“客洛”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孟浩然一生两入长安，计为四次至洛。第一次入京经洛在开元八年，离京后，乃取水路返洛，旋“自洛之越”；第二次入京的来回途经洛阳，均为陆路，且这一次的由京返洛，在洛阳“滞留”了一年有余的时间。
总之，孟浩然的旅洛，与他的入京之行踪大相关联，他在洛阳“年年白社客”的生活，当是导致他“滞洛”的主要原因。
七、孟李交游问题
孟、李交游，既是孟浩然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也成为李白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导致这两个热点的形成，乃对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的系年所引起。
最早对孟浩然与李白的交游进行较为全面研究者，乃首推郁贤皓《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考》一文。此前，研究者仅就《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系年进行了讨论，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开元十六年以前。詹瑛《李白诗文系年》首倡此说。故陈贻?{《考辨》、徐鹏《系年》等，皆据以订孟浩然下扬州在开元十六年之前。
（二）开元二十五年。此说为黄锡珪《李太白年谱》所倡。李嘉言《略稿》订孟浩然下扬州在开元二十五年，亦与黄氏之说颇有关联。
郁文考订是诗的作年在开元十六年的暮春三月。此外，郁文还就李白与孟浩然的交游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李、孟初识当不得早于开元十五年，开元二十二年二人再会于襄阳，开元二十七年李白“往山东途中经过襄阳，与孟浩然交游”而作《赠孟浩然》诗。
郁文发表后，即引起了李白研究者的关注，其结论不仅为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等所接受，而且谭优学《考实》等系《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亦当与其不无关系。
与郁文看法相左者有王达津《孟浩然生平续考》、刘武璋《李白与孟浩然的交游》、王辉斌《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考异》三文。如前所述，《续考》一文仅就《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作年进行了新的考察，认为在开元二十二年。刘文则分别就孟浩然的吴越远游、“孟浩然的长安之游”、“再会李白及其他”三个方面进行了考察。文章认为：(1)孟浩然的“自洛之越”始于开元十三年，于秋初识李白；(2)孟浩然一生只入长安一次，时间在开元十六年冬至开元二十二年春正月；(3)《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作于开元二十二年三月。
王文则针对李白与孟浩然的交游作了新的考察。文章认为，李白与孟浩然一生共四次相会。初次相会在开元十四年的春夏于扬州。孟浩然初次游吴越在开元十四年前后。第二次相会时间约在开元二十一年，地点在终南山。从孟浩然《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诗知他在长安至少呆了五年。孟又有《初出关旅亭夜坐怀王大校书》一诗，这正与王昌龄开元二十一年在秘书省任校书郎相符，证知孟浩然是年尚在长安。李白自开元十八年入长安后，亦曾在终南山暂居一时，有《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诗可证。文章认为，开元二十一年李、孟均在长安，并推断李白《赠孟浩然》诗当写于二人终南山重聚之际。第三次相聚时间在开元二十三年，地点在襄阳。是年孟已回襄阳，而李白于是年初春亦由江东返安陆，旋在白兆山写《春日归山寄孟浩然》诗，孟便去信邀李白到襄阳相聚，李白即应邀而去。李白谒见韩朝宗即在此时。第四次相会是在第三次稍后，地点江夏。李白在襄阳上韩朝宗书无果，即至江夏，而届时孟浩然因应山阴尉崔国辅之约下江东，因之，二人再会于江夏，李白赋《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替孟浩然饯行。
总括以上的简要述略，我们从中可以获悉这样几点：
（一）仅从孟浩然的行踪看来，前人所谓的“隐逸诗人”之说是不可靠的。
（二）存在于孟浩然生平中的问题之复杂，研究者的分岐之大与论争之激烈，均可与李白的同类问题“媲美”。
（三）众说纷呈的现象，虽有碍于对孟浩然的“知人论世”，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充分体现了研究者思想的活跃。
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研究者的继续努力，对孟浩然生平研究的飞跃与重大突破，将是为时并不遥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