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尚任（1648—1718），号东塘，自称云亭山人，是曲阜孔子的64代孙。他在清圣祖康熙三十八年（1699）完成的悲剧名著《桃花扇》，历来受到读者的好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文艺思潮的新生和演变，对《桃花扇》的“史识”和“艺识”新见迭出。到了60年代，对孔尚任《桃花扇》的评价众说纷纭，在极“左”思潮和政治风浪中，经历了波折，甚至一度遭厄。新时期以来，从否定之否定走上正常的学术争鸣，桃红柳绿，万象更新，从而使剧中侯方域和李香君两个艺术形象的评析也得以正本清源。再加有关孔尚任诗文和传记材料的新发现，促进了问题的深入探讨。现将近百年来这方面的学术概况，分期简述如下。
一、前半世纪评家的推崇
20世纪之初，王国维自1908年至1912年钻研中国戏曲，曾极口称赞元剧之文章，但却认为不及《桃花扇》。他在《文学小言》中说：“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物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王氏指出，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桃花扇》是中国戏曲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1915年，吴梅为刘世珩暖红室校订《桃花扇》后，写了一篇题识，并在所著《顾曲麈谈》中赞扬此剧“不独词曲之佳，即科白中诗词对偶，亦无一不美”。1918年7月，
他又写了《桃花扇传奇跋》，专论其艺术成就说：“东塘此作，阅十余年之久，凡三易稿而成。自是精心结撰，其中虽科诨亦有所本。观其自述本末，及历记考据各条，语语可作信史。自有传奇以来，能细按年月确考时地者，实自东塘为始，传奇之尊，遂得与诗文同其声价矣。”王国维和吴梅是20世纪中国戏曲史学科的开创者，他俩对《桃花扇》的艺术评价很高，但都没有触及孔尚任的身世和剧作的思想内容。在清末民初，能结合文艺思潮来探索孔尚任《桃花扇》主旨的学者，当推梁启超为第一人。1903年，他在《小说丛话》中首先揭示了《桃花扇》的民族主义实质，他说：
《桃花扇》于种族之戚，不敢十分明言，盖生于专制政体下，不得不尔也。然书中固往往不能自制，一读之使人生故国之感。……读此而不油然生民族主义之思想者，必其无人心者也。（注：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14页。）
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提出“文界革命”，强调小说戏剧能开发民智，促进变革。早在1902年，他自己就着手创作了具有革命精神的《劫灰梦传奇》和《新罗马传奇》两个剧本，宣示其创作主旨是“振国民精神”。从这种思想基础出发，梁启超特别张扬《桃花扇》的民族意识。他的论点，影响深远。他偏爱此剧，手不释卷，即使航海出国，也必带此书，“偶有所触，缀笔记十余条”，最终在1925年8 月完成了对《桃花扇》的校订注释工作（注：梁启超：《桃花扇注》，上海中华书局于1936年辑入《饮冰室合集》，列为专集第九十五种。1940年用《合集》纸型出版单行本，分上下二册。1941年在昆明再印。1954年文学古籍刊印社据中华书局纸版重印。），梁氏在书首附有《著者略历及其他著作》一文，考述了孔尚任的生平和经历，指出剧中老赞礼就是“云亭自己写照”，“眉批是云亭经月写定的”，又考出孔尚任“性情恬逸”，“夙精音律”，“生成有好古之癖”，是一位“历史戏剧家”，“专好把历史上实人实事加以点染穿插，令人解颐”。梁启超原本就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史学家，他对《桃花扇》的注释，主要的便是勾稽史实，对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人物侯方域、李香君、史可法、左良玉和马士英、阮大铖等作了十分详尽的史料考释和辨正。梁氏对《桃花扇》中许多与史实不符的描写，均在注中一一揭示。他以治史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剧，忽视了文学与历史的区别，对孔尚任的笔法苛求太甚。特别对于《沉江》一出，他认为与史可法殉难于扬州的史实完全不合，于是便进行了一番辨析订正的工作。梁氏也知道历史剧不等于历史教科书，承认“剧场搬演，勿作事实观也”（第四十出注二），“既非作史，原不必刻舟求剑也”（第七出注一）。但总的说来，梁启超之注《桃花扇》，史识多而艺识少，这是他的局限。
受梁氏影响而以史识来研究《桃花扇》的论文，有萨孟武的《由〈桃花扇〉观察明季的政治现象》和《由〈桃花扇〉谈到明代没落的原因》（注：载于1933年《中央时事周报》2卷25、27期及29期。），
还有絮因的《〈桃花扇〉里的民族魂》（注：载于1934年8 月《民族文艺》1卷5期。）。至于进一步研究孔尚任生平的，则有容肇祖发表在1934年4月《岭南学报》3卷2期上的《孔尚任年谱》。
容氏以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七十七的《孔尚任传》为基础，排比了孔尚任一生的历程，优点是对孔尚任的诗文作品进行了编年，但在事迹考述方面失于简略。
这期间，在各家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中，孔尚任《桃花扇》是必定列举的文学名著，而且公认它是“写亡国哀感的历史剧”。如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1918年）、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1928年）、胡怀琛《中国文学史概要》（1931 年）、
贺凯《中国文学史纲要》（1933年）、林之棠《中国文学史》（1934年）、张长弓《中国文学史新编》（1935年）、陈子展《中国文学史讲话》（1937年）、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1940年）等等，对《桃花扇》都一致推崇。
从30年代初到抗日战争爆发，《桃花扇》“成为使大家激励奋发的古典作品”，《桃花扇•余韵》中的《哀江南》套曲成了中学国文课本中的必读篇目，形成了“《桃花扇》热”（注：见黄裳：“杨龙友”，（《读书》1980年第11期）。）。抗战期间，中华书局在昆明重印梁启超的《桃花扇注》，剧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又引起了读者的共鸣。1943年4月，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主办的《国文月刊》第21期上，
发表了方霞光的《校点桃花扇新序》，道出了当时国难当头、民族救亡者的识见。方霞光认为“《桃花扇》是明亡痛史”，文中说：
侯李的恋爱，不过是宾，是衬托；桃花扇一词乃出于杜撰，或别有寓意（方氏认为是针对权奸阮大铖的《燕子笺》而发的）。而所称扇上所系的南朝兴亡治乱，却倒是作者所要认真评述的。他对于这亡国之原，忠奸之辨，看得很痛心，很透彻，所以才用一种历史的态度来撰作这一部传奇，微言大义，有所寄托，我们不可不用心去领略。……其中人物，各具个性，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成仁取义，廉节自守的英雄义士烈女；一类是求名骛利、卑诈下流的奸佞小人。前一类人奋斗、吃苦，不屈；后一类人偷安，享乐，投降。刻画深微，活灵活现。
方霞光特别欣赏《桃花扇》第三十出对史可法沉江的描写，认为“那是一篇最好的文章，读之令人泪下。虽说他是在南京未陷之前死守扬州，城破之时，被多铎杀了的，沉江之说，与事实不符。但史公死事之烈，却是众人承认的。”方氏分析孔尚任不写史可法死于扬州而虚构沉江殉国的原因，除了“要造成戏剧的气氛”以外，更主要的是为了“避免直接描述清兵的罪行”。因为清代的“文字狱多极了，作者是只能如此”。如果按事实写史可法在扬州殉难，则势必触及清兵在扬州屠城的惨祸。“我们得体谅作者那时的政治环境。试想作者写的事情与清人关系极多，而却避免，一字不及，那可想而知作者怨恨之极，只能作无言之斥责了。”这种论述，可说是方氏独到的见解。
综上所述，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中，《桃花扇》作为古典文学名著，获得了读者的广泛传诵。至于专家的研究工作，也已初步展开，但发表的学术论文不多；由于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学者偏于历史的研究，而艺术的研究少了些。学术界对孔尚任的传记材料挖掘不够，对其生平、思想尚未深究。
二、新风气、新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者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来评介古典文学遗产，在学术界形成了良好的新风气。据初步统计，50年代发表在各地报刊上有关孔尚任和《桃花扇》的研究论文，就有25篇之多，超过了前半世纪之总和。1951年11月10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范宁的《〈桃花扇〉作者孔尚任》，文中考述了孔尚任隐居石门山以及为康熙皇帝识拔而出仕的经历，又论述了他“倦于为吏”而创作《桃花扇》的夙愿。1954年5月24日，
《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第7期发表了马雍的《孔尚任及其〈桃花扇〉》，
马文评论此剧“不仅在写作方法和文字技巧方面，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且在对于历史事件、人物的看法和处理上，也有许多地方，是难能可贵而值得我们提出来表扬的。”文中指出：“《桃花扇》在内容方面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民族意识的特别浓厚”，“尚任借着对故国的追怀，对民族烈士的凭吊和对时政的讥讽来发抒他的民族意识。”同年8 月29日《文学遗产》第18期，又发表了陈志宪的《关于〈桃花扇〉的一些问题》，陈文分二节，第一节论历史题材，认为“《桃花扇》所选的题材，几乎是句句可作信史”，“但是史剧家在他所处理的题材范围内，往往还是有他创造的地方。”文中以香君却奁、四镇争位、史可法沉江、左良玉殉忠四出戏为例，按之史实，均大有出入，“但这虚构是以史实为根基的”，“不是作者随意擅变史实，而是着意经营的地方”，是文学作品所允许的艺术创造。第二节论主题的积极性，认为“它是企图以历史教训、民族气节来警惕人心，激励后代的”，“从这一点说，《桃花扇》真是中国民族戏剧中具有极丰富的现实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内容的杰出作品。”与陈志宪的观点相呼应，宋汉濯在《西北大学学报》1955年第4期发表了《〈桃花扇〉的爱国主义精神》，赵俪生在同年 10月号《文史哲》上发表了《论孔尚任爱国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赵文首先肯定“《桃花扇》含蕴着充沛的爱国主义思想”，但接着提出问题：孔尚任是康熙帝“破格赏识”的，荣宠之极，怎么能写出《桃花扇》这样的作品来，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根源何在？赵文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追寻到三方面的社会根源：一是明末满兵入侵，大掠山东诸府州县，“当地人民曾受到严重的焚杀淫掠，因而对以后的清朝统治者很早就埋藏下仇恨的种子。”这种“民族仇恨的普遍心理”，孔尚任“绝不会感染不到的”。二是孔尚任曾于康熙二十五年奉命到淮、扬治河，接触到冒襄、龚贤等明末遗民，“这些交游往还的事迹，在孔尚任为了写作《桃花扇》而积蓄史实资料、而引发爱国情操的过程上，都是有着极重大的意义的”。三是“顾炎武、颜元的学风对孔尚任也不无启发”。所以“他的爱国主义思想虽然从外形看是越来越潜藏，但在实质上是更牢固、更深广了”。
在此期间，王季思带着苏寰中和杨德平二位弟子，开始校注《桃花扇》的新读本。王季思在1956年6 月写出了《〈桃花扇〉校注前言》，先发表在1957年第1期《文学研究》上，《前言》共分九节，
对《桃花扇》的思想与艺术作了全面的评析。其中论证了《桃花扇》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精神，简要地介绍了孔尚任的生平事迹，阐述他是“怎样借传奇中男女主角侯方域、李香君的离合之情，写南明一代兴亡之感的？”对正反两方面的人物形象以及曲词宾白和结构艺术也都作了深入的分析。校注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于1958年5月，
卷首序目经过调整后又于1959年4月重新出版，嗣后多次重印，
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时的学者和新编的多种《中国文学史》中，有关《桃花扇》的论述，基本上都追步王注本《前言》的思路。
从1958年到60年代初，各地报刊发表的评《桃》论文已开始注重艺术分析，并着重讨论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关系问题，大家在“历史剧是艺术品而不是历史书”的论题上取得了共识。对于《桃》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编剧技巧，也是这一时期大家讨论的重点，如黄天骥《略论〈桃花扇〉艺术特征》（注：见《中山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
），聂石樵《略谈〈桃花扇〉》（注：见《文学遗产增刊》第六辑（1958年5月。），戴不凡《〈桃花扇〉笔法杂书》（注：见《剧本》1959年9月号。），段熙仲《柳敬亭——〈桃花扇〉里民间艺人的辉煌形象》（注：见《雨花》1961年8月号。），
曹振祥《孔尚任和〈桃花扇〉》（注：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之一。），王毅《由历史人物到戏剧人物——从〈桃花扇〉中的杨龙友说起》（注：见《光明日报》1961年9月8日。），高哲《试谈〈桃花扇〉情节的提炼》（注：见《文学遗产增刊》第12辑（1963年2月中华书局出版）。），
都提出了创见和新见。其中王毅论述“史与戏的统一”的文章，还博得了茅盾的赞赏，茅盾在《历史和历史剧》一书中说：“我觉得此文虽然只是从杨龙友说起，可实在是对于历史人物如何塑造的细致精致分析，同时也对《桃花扇》的艺术性作了公正的评价。”茅盾本人对《桃》剧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书中说：
它在古典历史剧中的卓越地位，差不多已有公论了，无论从运用史实方面看，或者从塑造人物方面看，《桃花扇》比《鸣凤记》高出一筹。……如果说，《桃花扇》是我国古典历史剧中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方面取得最大成果的作品，怕也不算过分吧。（注：茅盾：《历史和历史剧》，作家出版社，1962年出版。）
这一见解，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关于孔尚任的研究，60年代初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代表性的成果是袁世硕在1961年写出了《孔尚任年谱》，1962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初版。此谱详考传主的生平事迹，有史以来第一次理清了孔尚任传记的端绪。袁氏纠正了容肇祖旧谱的缺失和舛误，考证了石门山隐居、出山异数、湖海生涯、仕途经历、罢官归里等问题，材料丰富。书后附有《交游考》，考述了与《桃花扇》创作有关的人物，信而有征。
在孔尚任诗文的辑集方面，汪蔚林继1958年编辑《孔尚任诗》（科学出版社出版）以后，又于1962年编出了《孔尚任诗文集》（中华书局出版），其中包括孔氏的《湖海集》（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曾排印出版。）、《岸堂稿》、《长留集》、《石门山集》，并将散见于各种文籍中的孔氏诗文词曲收录一起，共分七卷，为研究孔尚任生平经历和思想风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三、否定之否定
自1962年9月至“文革”，
意识形态领域里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左倾思潮泛滥，学术界批判成风。哲学上批判“合二而一”和“时代精神汇合论”，政治上批判清官和“有鬼无害论”，史学界因忠王李秀成的评价问题声讨叛徒，文艺界是批判被江青和康生点名的戏剧电影。流风所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也出现了“越是精华越要批判”的怪论。在这样的形势下，《桃花扇》在劫难逃，不仅遭到批判，而且在“文革”中被彻底否定了。
具有代表性的闯将式的发难文章，是1962年12月29日载于《光明日报》的穆欣《不应当替投降变节行为辩护——评刘知渐〈也谈侯方域的“出家”问题〉》。穆文认为侯方域是降清变节分子，《桃花扇》美化叛徒”，而刘知渐等学者为侯方域辩护，也就列为被批判的对象。刘知渐那篇论文根据史料考证，侯方域在明亡后“并未甘心降清”，他在顺治八年参加河南乡试是被迫的，中了副榜举人后并未出仕。刘知渐认为孔尚任很了解侯方域，在《桃花扇》结尾写侯方域修真学道，是“符合侯方域的精神状态，也符合历史真实的一个方面”。刘氏的文章发表在1962年8月23日的《光明日报》上，
本意是参与有关《桃花扇》结尾问题的学术讨论，却不料招来了一场是非口舌之灾。
问题起因于1961年底至1962年初，中央实验话剧院重新排演欧阳予倩的话剧《桃花扇》。此剧早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即由欧阳予倩首先改编为十一场的京剧，他从抗日的政治需要出发，“借题发挥”、“影射时事”，把侯方域处理为叛徒汉奸，而突出表彰李香君的民族气节，这在那个时期，是有现实的作用的。1946年12月，他又将京剧本改为三幕九场的话剧本。解放后经过整理，多次演出，结尾的侯方域形象是“身上穿的是清制的行装，箭衣马褂，脑后拖着辫子”。但到60年代初，中央实验话剧院重演此剧，却引起了行家的一些议论。先是张毕来在1962年6月28 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从“煞风景”的侯方域说起》，文中指出：“两朝应举”是事实，但孔尚任“却写他入道”，是一个不煞风景的侯方域，与李香君一生一旦，都是正面人物。“从头到尾，侯方域就政治品质而论，是干净的。现在，他着清代衣冠而出，辜负了李香君‘守楼’、‘寄扇’一片忠贞，当然就觉得大煞风景了。”接着是勉仲在同年8月10 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钱牧斋与侯方域》一文，认为话剧中“侯方域的顶戴新装，无疑是有些煞风景的”。然后便是刘知渐出来说话，刘氏不赞成话剧的结尾，因为读了张毕来的文章，“如骨鲠在喉，很想一吐为快”，便写了《也谈侯方域“出家”问题》，这就是穆欣撰写批判文章的来由。穆文开头说：“前些日子首都公演欧阳予倩的话剧《桃花扇》，颇引起了几位知识界人士的愤懑不平，深为在结尾时穿着‘清装’上场大出丑相的侯公子抱屈”，“其中以刘知渐最为慷慨激昂”，所以穆文要对他进行重点批判。穆文第一节小标题是“有关侯方域的‘历史真实’”，认定侯方域是“出卖民族利益”的投降变节分子；第二节小标题是“孔尚任的难言之隐”，认为孔尚任为侯方域掩饰是“封建地主阶级立场的表现”；第三节小标题是“刘知渐的‘骨鲠’所在”，声色俱厉地指责刘氏为投降变节行为辩解，把刘氏有关话剧结尾的不同意见上纲为政治问题。这一记闷棍打下来，真是令人咋舌！在一片批判声中，学者们只能在既定的框架中写作否定孔尚任《桃花扇》的论文，如《应当正确评价孔尚任的〈桃花扇〉》（注：见《光明日报》1964年10月8日。）、
《〈桃花扇〉的出现适应了清初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注：见《光明日报》1965年1月17日。
）、《〈桃花扇〉是伟大的爱国主义作品吗？》（注：见《新建设》1965年4月号。
）《关于〈桃花扇〉的思想评价问题》（注：见《光明日报》1965年10月17日。）等等。这些论文批判了过去学术界推崇《桃花扇》的各种论点，认为孔尚任“站在与人民水火不相容的反动立场上”，其剧作“为康熙的统治服务”，毫无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可言。“孔尚任的敌视农民起义依附清朝统治者的反动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使他对于当时社会的本质矛盾作了反动的解释。”指斥《桃花扇》的思想倾向是“掩盖民族矛盾，美化清朝统治者”，“宣传消极退隐，取消斗争”。1965年7月4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试谈孔尚任罢官问题》，文中“根据对间接资料的分析，孔尚任的罢官和他在监铸任上的表现有关，即牵连在贪污一类的案件之内，这有着较大的可能性”。——以上就是“文革”之前批判孔尚任和《桃花扇》的论文简况，基本上还是限于学者之间相互讨论的范畴。但到“文革”开始后，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文革”之初，江青点名批判电影《桃花扇》，她的主攻目标不是“叛徒”侯方域，而是“坚持反革命气节”的李香君，这是穆欣始料所不及的。
这个事件之由来仍需回顾到1962年，因为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重演欧阳本《桃花扇》引发了论争，成了热门话题，西安电影制片厂便想顺着话剧结尾的路子把它搬上银幕，请梅阡和孙敬根据欧阳的本子在1962年下半年完成电影文学剧本，1963年摄制，影片的结尾是：侯方域身穿清装拖着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遭到坚持民族气节的李香君的唾弃，香君为此气绝而逝。这部影片送审时就未获通过，“文革”开始后便被拿出来作为“大毒草”批判，江青给它扣上了一大堆骇人听闻的政治帽子，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揭批。1966年7月12日，
《人民日报》在第三版发表了《电影〈桃花扇〉是号召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编者按》说：电影《桃花扇》“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剥开《桃花扇》的所谓历史题材的画皮，暴露出它宣扬反革命‘气节’，号召反革命复辟的罪恶的政治目的。”全文三节的小标题是“宣扬至死效忠于被推翻的旧王朝的反革命‘气节’”、“含沙射影，恶毒咒骂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狂热歌颂‘东林精神’，鼓吹反革命暴乱”。文中严词斥责说：“电影中李香君的形象是作者借来表现‘东林精神’的工具。她是一条披着桃花似的画皮的大毒蛇。我们一定要拦头打死这条毒蛇！”在这样的号召下，全国工农兵群众一齐上阵，写大字报搞大批判，给电影《桃花扇》判处了死刑，连带孔尚任的原著和欧阳的改本，全都被彻底否定了，有关演员和研究工作者也都池鱼遭殃，受到批斗和迫害，“有的同志曾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注：见王季思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洪柏昭所著《孔尚任与桃花扇》写的序言。）。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在各个方面拨乱反正，百废俱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孔尚任和《桃花扇》的研究得以回到正常的学术轨道上来，学者们撰文呼吁，为孔尚任《桃花扇》“恢复名誉”。如傅继馥的《桃花扇底看左倾》（注：见《江淮论坛》1979 年第1期。），揭示了左倾思潮的危害性，驳斥了各种奇谈怪论。又如王季思《〈桃花扇〉校注本再版后记》（注：见《光明日报》1979年8月7日。），批评了《桃》剧研究中形“左”实右的一些表现，认为《桃花扇》仍应予以肯定，“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也还有一定的爱国主义教育意义”。再如蔡毅的《应该恢复〈桃花扇〉的本来面目——论侯方域的“出家”结局》（注：见《文学评论丛刊》第五辑（1980年3月）。），
认为《桃花扇》的思想内容是进步的，作者是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来写侯方域入道的，其结尾处理“完全是合适的”，“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任何否定它的企图和议论，都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还有赵景深、李平、江巨荣合作的《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尚任与〈桃花扇〉》（注：见《文学评论丛刊》第七辑（1980年10月）。），指出孔尚任写侯方域上山入道，与悲剧气氛“显得和谐”，绝不是为了美化叛徒或鼓吹投降主义。孔尚任敌视农民起义是他的严重缺点，但“《桃花扇》在表现激烈的民族矛盾时，作者反对清朝贵族的立场是鲜明的，民族意识有时相当强烈”。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这一类重新评价孔尚任和《桃花扇》的文章都反思了过去，突破了禁区，特别是对剧中正面形象侯方域和李香君的评析，廓清并否定了“文革”之际的极“左”观点，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四、欣欣向荣的新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思想活跃，学者们从哲学史、宗教史或思想史的新视角着眼，多方位多层面地来探讨孔尚任的《桃花扇》，研究工作获得了可喜的进展。从80年代至90年代，国内各报刊已发表这方面的文章130多篇，数量和质量都超越前代。大家本着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各抒己见。讨论的主要问题涉及孔尚任罢官疑案，《桃花扇》的主旨、结构、人物塑造和情节提炼，剧中是否借用了徐旭旦的套曲？孔尚任的政治态度是“拥清”还是“反清”？孔尚任的曲论和戏剧观，“权奸亡国论”的是非，侯方域形象及剧作的结局等等。由于面广量大，本文限于篇幅，未及全面介绍，好在1990年第12期《文史知识》已发表朱万曙写的《近十年孔尚任及〈桃花扇〉研究综述》，读者可从中了解到一些讨论情况（注：又可参见戴胜兰：“孔尚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齐鲁学刊》1989年增刊。）。
令人欣喜的是，这个时期连续发现了一系列新材料。1981年第4 期《社会科学战线》发表了黄立振的《孔尚任信札墨迹》， 公布了他于1957年在曲阜旧书摊上觅得的孔氏写给西园老人孔贞灿的四封信，由此可以探讨孔氏早年思想及交友情况。 1981 年出版的《文献》第9 辑和1982年出版的《文史》第15辑，分别发表了顾国瑞与刘辉从《尺牍偶存》和《友声》中辑得的孔尚任佚简，这批书信共计20封，写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四十四年（1705）之间，对了解、研究孔氏生平、交游、思想和创作，提供了新的线索。1983年《文献》第16辑发表了张羽新的《关于新发现的孔尚任〈寄青沟和尚〉及佚诗》，得知孔氏曾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八、九月间到盘山（在今天津市蓟县境内）访晤青沟禅院僧人智朴。1984年《文献》第21辑发表了刘辉的《孔尚任与〈会心录〉》，由此得以探讨孔氏隐居石门山的心路历程。1985年改版后的《文献》第一辑（总23辑）发表了刘辉的《所见孔尚任诗文二题》，一是从《后圃编年稿》中辑得孔氏所作《焚余稿序》和一首七言古诗，可由此了解孔尚任的交游；二是在中央党校图书馆善本室发现了孔尚任纂修的《莱州府志》康熙刻本，对了解孔氏晚年的思想行踪和诗文著述提供了珍贵的材料。1993年第3 期《文学遗产》发表了丘良任的《孔尚任著作的重要发现——论〈续古宫词〉与〈拟古宫词〉》，同年第5 期《东南文化》发表了海众的《孔尚任一篇佚文（〈晓唐律诗序〉）》，均为探究孔氏在扬州时期的心态提供了新材料。此外，宫衍兴和徐振贵在收集史料方面孜孜兀兀，用力甚勤。宫衍兴在1985年《戏曲研究》第14辑上曾发表《新发现的孔尚任遗著及其他》，后来他又连续发现了一批资料，在1994年9月自费印行了《孔尚任佚文遗墨》，
内中附有考证和注释。徐振贵曾在1984年第3期《文教资料简报》和1987年12 月《古籍整理》上分别发表《孔尚任佚文两篇（墓志铭）及其评论》，后来他把收辑所得编著了一本《孔尚任佚文笺注》（尚未出版），分门别类地进行考订笺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专著方面，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主要的有：（一）中州书画社在1982年出版了刘叶秋的《孔尚任诗和〈桃花扇〉》。书中论述了孔氏生平及其诗歌作品，选释其有代表性的古今体诗作，重点是评析《桃花扇》的艺术成就（包括情节与人物），后附《桃花扇》全剧校注。（二）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84年出版了董每戡的《五大名剧论》，其中《桃花扇论》分四章。第一章“定正鹄”，考史论剧，重申“《桃花扇》传奇是部亡明的痛史，是一个民族的大悲剧”，“它那爱国主义的主题思想是异常明确的”。在论及孔氏生平时，书中认为孔氏罢官仍源于《桃花扇》及其诗作等文字根由，反对“有贪污嫌疑”的猜测。第二章“论虚实”，对1964年和1965年《光明日报》所发几篇论《桃》文章进行了驳议。第三章“谈情节”，对剧情结构作了全面分析，肯定《栖真》、《入道》和《余韵》的收场，不赞成让侯方域“穿清装上场把李香君气死”的结尾。第四章“论形象”，评析了侯方域、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阮大铖、杨龙友等人物形象。（三）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了胡雪冈的《孔尚任和〈桃花扇〉》，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对作家作品进行了通俗性的评介。（四）齐鲁书社在1987年出版了袁世硕的修订本《孔尚任年谱》，充实了不少新材料，在篇幅上较原本增加了一倍。（五）广东人民出版社在1988年出版了洪柏昭的《孔尚任与〈桃花扇〉》。作者以优美的文笔详述了孔尚任一生的事迹，专章评论了《桃花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六）山东大学出版社在1991年出版了徐振贵的《孔尚任评传》：第一章“孔尚任传略”，第二章“孔尚任著述考”，第三章“论〈桃花扇〉”，第四章“论孔尚任其他著述”（包括《大忽雷》、《小忽雷》传奇和诗文）。此书系统全面地考述了孔尚任和《桃花扇》的有关问题，颇多新见。（七）海峡文艺出版社在1996年出版了施祖毓的《〈桃花扇〉新视野》，作者以诙谐幽默的笔调，对孔尚任和《桃花扇》评论中的有关问题表述了个人的看法。
在90年代发表的众多论文中，何法周和谢桂荣的《侯方域生平思想考辨——论侯方域的“变节”问题》（注：见《文学遗产》1992 年第1期。），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侯氏入清后的表现，否定了“变节”之说。199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陆键东著），书中述及陈寅恪生前爱看《桃花扇》，陈氏认为“侯朝宗之应试，以父在，不得已而敷衍耳”（引见《柳如是别传》和《吴宓日记》）。1997年第3 期《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吴新雷的《论孔尚任〈桃花扇〉的创作思想》，文中第四节考述了孔氏的道家思想，以此论证《桃花扇》中把侯方域处理成上山入道，目的是为了保持其艺术形象的完整和人格的独立，以便充分肯定复社文人反权奸的爱国志节；侯、李之情是在与阉党余孽的共同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一生一旦，互为表里；侯、李并重，是孔尚任原著的基调。1998年11月，应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之约，徐振贵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完成了重新撰著的《孔尚任评传》。徐氏是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他在曲阜就近觅得有关孔尚任的不少新材料，所以他的研究工作得天时地利之便，甚为深入。例如他从孔府档案中找到康熙年间孔府自办家庭昆班的史料，证见孔尚任受到昆班演出的影响，激起了他创作《桃花扇》、《小忽雷》等昆曲剧本的热情。即此一端，就是发前人所未发的真知灼见。书中对学术界争论的各点如罢官疑案和侯方域形象等问题，都作了新的探讨，此书可望在2000年出版，我们期望能看到本世纪内这一最新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