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曹雪芹《红楼梦》研究密切相关的江宁织造府博物馆落成了，这引起了广大红学爱好者的密切关注。为便于大家了解有关的文化学术背景，现将南京江宁织造府的历史情况做一简要的考述。

一、江宁织造府的来历和界址

江宁织造府，又称江宁织造署，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族在南京居留期的重要史迹。[1]这里曾是曹玺、曹寅、曹颙与曹祖孙三代四人干办公务的衙门。它正是周汝昌先生早就确认的“与北方曹家关系密切的金陵老宅”。[2]

织造，顾名思义，职在供奉上用缎匹及应用缎匹。也就是负责供应皇室所用的衣料及祭祀、封诰、赏赐的丝织品。主要产品为织锦、贡缎、龙衣、云锦。早在明代就设有织染局。清代更名为“织造局”（一称织造尚衣局）。织造局与后起的织造府，虽仅一字之差，其职能却各不相同，且由来久矣。局者，操作场所之谓，织造局就是操作织染的工场，遗址在今南京市汉府街到汉府新村之间，太平天国时毁于战火。据乾隆元年（1736）刻《江南通志》卷一○五《职官志》载：“织染局系明汉王高煦旧第，故相沿称为汉府。”至“汉府”的来历，乃源于元末群雄割据，陈友谅称帝，国号“汉”。1364年为朱元璋攻灭，其太子陈理归降。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陈理被封为汉王，并于皇城西华门外建府安置。洪武五年（1372），陈理“出怨望语”，被废，徙往高丽。到了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四月，朱棣册封次子高煦为汉王，即以原汉府赐之。其地在今汉府街地段。西邻督院（督院内之煦国，即取名于朱高煦之“煦”字）。清顺治二年（1645），以明汉府织染局旧址设江宁织造局，局内有机房、染坊和理事厅，拥有缎机335张，部机203张，理事厅则是内务府指派官员临时验缴产品的场所。清初顺治年间，织造官每三年一更替，因是临时性差遣就不必专建织造府这样的督理机构。至康熙二年（1663），康熙帝特派曹玺到南京督理江宁织造，专差久任，子孙世袭。于是，曹玺的家眷包括两个儿子曹寅、曹宣随父至任。又有笔帖式二员、库使三名随任。不能居无定所，遂于上元县地界原操江衙门旧址营建了江宁织造府，开府干办公务。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江南通志》卷二十七《公署志》载：

督理江宁织造府，在城内上元县地方，原系操江衙门。

南京城区，清代以运渎为界，北部是上元县，南部为江宁县。江宁府统辖七县，而以上元县居首。

操江衙门，其建置始于明代。《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志》载：“提督操江一人，以副佥都衙史为之，领上下江防之事。”明末由诚意伯刘孔昭充任，《明史》本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3783页）说他“荣勋时出督南京操江”。清承明制，操江衙门一直保留到康熙元年方被裁撤。[3]恰好曹玺于次年初奉命到南京出任江宁织造，于是因其旧址，改建成“专差久任”“永远居住”的江宁织造府。它位于督院之前，织造局之西。

曹玺之所以被特简督理江宁织造，毋庸讳言，缘于他归属皇太后直接掌管的正白旗包衣。曹玺还有过“补侍卫之秩，随王师征山右建绩。世祖章皇帝拔入内廷二等侍卫，管銮仪事”的经历[4]，是顺治皇帝的贴身侍从。其夫人孙氏又当过玄烨幼年的保姆。玄烨则以避痘故，不居宫内，常年随乳保居于紫禁城以西稍北的福佑寺。孙氏将其抚养成人，关系自然十分切近。西曹家又是书香门第。曹玺的父亲曹振彦早在后金时期就当过官学教官，从龙入关，以文理优长的“贡士”，出知吉州。曹玺则“承其家学，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5]，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诗人吴之振（1640—1717）《题曹子清工部楝亭图》诗，就盛情称赞曹玺“深杯絮语蔼春云”，“文章重见波澜阔，行空更不群”。[6]足征曹玺凭借其超凡的功力，行文有如天马行空，波澜迭起。到南京履任之后，他在织府西园书房外特意手栽楝树，盖了楝亭为课子读书、以文会友之所。曹玺周围时有一些著名文人学士。如著名学者周亮工于康熙六年至九年（1667—1671）在南京督理江安十府粮储道时，就与曹玺结为通家之好。据曹寅回忆，他“与司空交最善，以余通家子，常抱置膝上，命背诵古文，为之指摘其句读”[7]。就连昆山顾炎武（以屡次严拒清廷征召而知名当世）的两个外甥徐乾学（1631—1694）和徐元文（1634—1691）兄弟也都成了与曹玺互通声气的座上客。正是受到如此浓郁的文化熏陶和教育，曹寅课业突飞猛进，成了“束发即以诗词经艺惊动长者”的“神童”。这，恰恰又为他继承父业，更广泛地交结社会名流，弥合满汉之间民族隔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曹玺忠于职守，原先“织局繁剧。玺至，积弊一清，干略为上所重”[8]。与曹玺同时派遣的苏州织造一职，自康熙二年至五年（1663—1666），四年之间人凡四易。相比之下，像曹玺那样的能臣干吏，实属不可多得。正因为如此，曹玺得以连任二十二年，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夏四月以劳瘁卒于府署。

江宁织造府的遗址在今南京市大行宫地区，东起利济巷，南临吉祥街（今太平南路），西至碑亭巷，北对长江路两江总督府旧址。按照乾隆朝《钦定南巡盛典》所载就江宁织造府扩建后的南京行宫图看，江宁织造府大致有三个部分。东路是干办公务的衙署，深六进；中路为内宅，五进；西路则为花园。内有西堂、楝亭、戏台、射圃、西池等景观。今中山东路和太平北路交会的十字路口，就是织造府的中心位置。原建筑于太平天国时毁于兵火，荡然无存。康熙出于对内务府包衣老奴的信赖和行动方便考虑，南巡时驻跸织造府，习以为常。《康熙上元县志》卷二有明确记载：“南巡至于上元，以织造府为行宫。”曹寅在任期间就连续接驾四次，规格日趋豪奢，声势煊赫，在《红楼梦》中有所反映。如第十六回赵嬷嬷对王熙凤说：“哎哟哟，好势派！独他们家接驾四次，要不是亲眼看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皆顾不得了。”诚然，接驾为曹家带来了“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不过，正是这种瞬息的荣华、一时的欢乐，给曹家带来了经济上无穷的亏空赔累，成了“盛筵必散”的前奏，直接导致“树倒猢狲散”的悲惨结局。痛定思痛，曹雪芹才以生花妙笔展示了元妃省亲的“虚热闹”场面。脂批慨乎言之：“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树倒猢猴散’之语今犹在耳，屈指三十五年，哀哉，伤哉，宁不痛杀！”

二、织造府里的御书“敬慎”匾额

康熙二十三年（1684）稿本《江宁府志·曹玺传》记载：

丁巳（康熙十六年，1677）、戊午（康熙十七年，1678）两督运。陛见，陈江南吏治，备极详剀。赐蟒服，加正一品；御书“敬慎”匾额。

据《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广储司册》卷二“解送缎匹”条记载：“初，织造处运送上用缎匹，三处轮派织造官一员，笔帖式、库使各一员，动用驿马，由陆路运送进京。”本该由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轮流将御用产品解送进京，而曹玺得到天恩，连续两年都由他独得这项美差重任，可见康熙对他情有独钟。不仅如此，他还可以直面圣躬。其时，三藩之乱业已荡平，大一统局面基本形成，清王朝开始转而致力文治。江南人文荟萃，曹玺夤缘时会，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交社会名流的优势，召见时从容应对，自然也就博得了康熙的恩宠，御书“敬慎”匾额，以示嘉奖，勉励有加。曹玺得此殊荣，喜不自胜。他将此事告知翰林院掌院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教习庶吉士徐元文，徐即赋诗致贺，题为《织造曹君示所赐御书敬赋》。这是新近发现的材料，特录全诗如下：

奎壁天奇藻，河山地宝章。典彝探窔奥，道秘协羹墙。圣以多能作，文将庶品昌。丝言垂训诰，瑶札焕琳琅。柏殿常趋侍，枫庭屡拜扬。擘窠惊卧虎，飞白动仪凤。睿制光轩颉，恩施感庙廊。披怀逢缟带，盥手启缃囊。千斗芒千丈，萦河锦七襄。金题严款识，玉躞细装潢。皇矣清宁篆（卷用小玺“清宁之宝”），休哉敬慎堂（所赐“敬慎”二大字为堂额）。钟声挥古句（又赐唐人绝句一幅），麦气咏微凉（御书绝句云：“郊原浮麦气，池沼漾清萍；夏日临桥望，薰风处处新。”乃圣制也）。笺并澄心贵，烟应易水良。凤毛腾九采，龙甲发千光。游艺雪前喆，昭回契彼苍。冲情留染翰，余暇寄垂裳。笔谏谁能继，书证讵敢量。观澜真浩浩，测海但茫茫。制作追畴画，规模越汉唐。臣文恭赞颂，臣玺慎珍藏。[9]

“敬慎”二字，屡见于儒家经典之中。《诗经·大雅·民劳》云：“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大雅·抑》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诗·鲁颂·泮水》亦云：“敬慎威仪，维民之则。”意谓：依法办事，态度要恭敬，说话要小心，保持端庄的仪表，才有德者靠近，成为老百姓的榜样。康熙赐以“敬慎”二字，意在督励。而曹玺制成匾额，悬于堂上，自有其深邃的意蕴。

从徐元文这首诗中透露出来，康熙除了御书“敬慎”手卷以外，还同时御书唐人绝句和御制诗两件墨宝赏赐给曹玺，可见皇上对曹玺是何等的眷顾，关系亲密，非同一般！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此诗文反映了曹玺与朝中大臣的交游状况，说明朝廷内外对曹玺是十分推崇的。

三、织造府西园中的楝亭、西堂和萱瑞堂

楝亭、西堂，乃曹玺读书课子、接待文人雅士之地。纳兰成德《曹司空手植楝树记》有云：“余友曹君子清，风流儒雅，彬彬乎兼文学政事之长，叩其渊源，盖得之庭训者居多。子清为余言：其先人司空公当日奉命督江宁织造，清操惠政，久著东南；于是尚方资黼黻之华，闾阎鲜杼轴之叹；衙斋萧寂，携子清兄弟以从，方佩觿佩之年，温经课业，靡门塞暑。其分室外，司空亲栽楝树一株，今尚在无恙；当春葩未扬，秋实不落，冠剑廷立，俨如式凭。嗟乎！曾几何时。而昔日之树，已非拱把之树；昔日之人，已非童稚之人矣！语毕，子清愀然念其先人。”足征楝亭是曹寅接受其父言传身教培育成才之所。为了永志不忘其父养育之恩，爱屋及乌，曹寅自号曰“楝亭”，并将自己的诗文创作，编辑成集，题名为《楝亭集》。

曹玺病殁后五月，即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康熙首次南巡，巡幸至宁，亲临其署，抚慰诸孤。曹寅在京任职时结为挚友的纳兰成德适在扈从之列。于是，曹寅以此为契机，精心制作楝亭诗画册，广泛征集图作，这一工作持续了十年以上。首倡者为纳兰成德（文词兼茂），紧随其后依倡韵酬应者有顾梁汾、顾彩、袁瑝、邵陵、许孙蒥诸人。康熙二十九年（1690）曹寅自内务府广储司朗中出任苏州织造以后，更形活跃，士大夫中传为盛事。参与题写诗文词赋者还有驰名诗坛文苑的邓汉仪、吴之振、陈恭尹、尤侗、姜宸英、毛奇龄、王士禛、宋荦、叶燮、高士奇、王鸿绪等，近五十人。绘图则前后有程义、戴本孝、陆漻、严绳孙、禹之鼎、沈宗敬、恽寿平，也都是知名画家。可惜这本诗画册流传至今的仅四卷十图。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康熙三十四年（1695）秋，张见阳造访江宁织造府，与曹寅、施世纶在楝亭夜话，谈笑甚欢。后画家张见阳绘制《楝亭夜话图》以志一时之盛。卷首画家手题“楝亭夜话”四字，卷后附以曹寅与施世纶唱和诗。手卷现由吉林省图书馆珍藏。由此看来，楝亭又成了曹寅广交社会名流的纽带和彼此唱酬的活动中心。

西堂，是曹家的书房，兼为藏书、休憩之所，曹寅曾自号“西堂扫花行者”。据《楝亭书目》记载，曹家的藏书极为丰富，共收书三千两百多种，计两万余册。经史子集兼而有之，不少唐诗总集、别集、选注本以及宋元旧椠，为曹寅校刊《全唐诗》提供了方便。数以百计的稗官野史以及不被世重的通俗小说，更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弥足珍视的文化遗产，成了曹雪芹取之不尽、用之不尽的渊薮。

堂前缀以花草，附近又有戏台设置，造就了修身养性，以文会友，诗酒唱和，驰骋才华的活动空间。经曹寅亲自编选的《楝亭集》里就有《西堂新种牡丹》《集西堂看菊》等可资参考的书证。《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脂批有云：“大海饮酒，西堂产九台灵芝日也。批书至此，宁不悲乎！”足见作者曹雪芹曾从南京曹家的生活故事中汲取了创作素材。西堂给批书者勾起了多深的伤痛！

康熙三十八年（1699），圣驾第三次南巡。回驭途中，止跸江宁织造府。其时，曹寅绍承父业，任职在署。作为包衣老奴、世受国恩的亲臣世臣理当奉其寿母——封一品夫人孙氏朝谒，叩颡墀下，兼候皇太后起居。康熙一见自己的保姆喜逐颜开。问其年，答以六十有八，宸衷盖为欣惊，亲切地称之“此吾家老人也”[10]。庭中萱花盛开，即景挥毫，御书“萱瑞堂”三字以赐，赏赉丰厚。据史书所载，大臣母高年召见者，但给扶称老福而已。亲赐宸翰，前所未闻。古制，北堂为主妇居室。因以萱堂指母亲居室，并用以借指母亲。这对曹家而言，真是“隆恩异教，荣光无匹”。随后制成匾额，并请两位大手笔冯景和毛际可分别撰写《御书萱瑞堂记》和《萱瑞堂记》。从《楝亭集》中可以考知，西园有池，除楝亭、西堂外还有戏台等景点。曹寅《东皋草堂记》文末，署“记于萱瑞堂之西轩”。西轩、西堂均在园中，那么，萱瑞堂可能就在西园之内吧。

曹寅文化素养深厚，精通诗词曲赋、琴棋书画，尤擅长戏曲创作，曾编写《北红拂记》《表忠记》《太平乐事》和《续琵琶》等剧本。曹家养有戏班，建了戏台，专演昆剧。据金埴《巾箱说》记载，康熙四十三年（1704）春，曹寅招集南北名士，举办了大规模的《长生殿》全本五十出的演出，连演三天三夜，还特邀剧作家洪昇亲临指导，一时传为艺林佳话。

曹雪芹生活在这样一个戏迷的家庭，耳濡目染，自然地养成了对戏曲的爱好。据善因楼刊本《批评新大奇书红楼梦》的批语载，曹雪芹也曾“放浪形骸，杂优伶中，时演剧以为乐”[11]。正因为如此，《红楼梦》在描写家班童伶女乐和演出剧目等情节，都能出色当行，事事贴切。如第十六回写贾蔷“下姑苏请聘教司，采买女孩子，置办乐器行头”；第二十二回写“贾母内院搭了家常小巧戏台，定了一班新出的小戏，昆、弋两腔俱有”。书中反映的戏曲演出，也确是昆弋班的流行剧目。特别是第五十四回还通过贾母之口说道：“他爷爷有一班小戏，偏有一个弹琴的凑了来，即如《西厢记》的《听琴》，《玉记》的《琴挑》，《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其中《续琵琶》曲本，恰恰就是雪芹爷爷曹寅的杰作。曹雪芹将家事融入小说中的蛛丝马迹就显得分明可见了。

四、关于“府、署之争”的学术论辩

在江宁织造府博物馆的筹建过程中，曾引起了“府、署之争”。这是不同见解的学术争议，情况复杂曲折。

按照常理，以清代不同时代的《江南通志》《江宁府志》《上元县志》和各家文籍的记载为依据，确知江宁织造府或称江宁织造署，织造府与织造署同义通称，是同一概念、同一实体。这本来是不成其为问题的，称府、称署都是可以的，不料《南京日报》的记者严中先生提出了逆向思维的相反意见。2002年7月14日，南京市古都学会和玄武区政府联合召开《建造江宁织造府三位一体项目专家座谈会》，他发言说，这地方只能称为江宁织造署，坚决反对称为江宁织造府。他又在2003年3月17日的《金陵晚报》上发表谈话说：府和署不一样，织造府不在大行宫。接着，2003年第3辑《红楼梦学刊》和第3期《红楼》杂志同时刊载了他写的《南京大行宫前身考》，正式提出了“府署分开”的见解，硬说府、署是两码事，不是一码事，强调“南京大行宫是江宁织造署遗址所在而非江宁织造府遗址所在”。由此引起了这个项目主持方玄武区政府和投资方广厦公司的疑惑，希望江苏省红楼梦学会能举办一次研讨会，对严中先生的意见进行答辩。因此，江苏省红楼梦学会在2003年12月10日召开了“学术年会暨江宁织造府项目研讨会”，玄武区区长陆冰（现已升任南京市副市长）和广厦公司董事长刘估成在会场听取意见。严中先生在会上重申了他的主见，但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他的说法。12月11日的《现代快报》对此做了报道，标题是“曹雪芹故居惹出‘府署之争’”，12月12日《南京日报》报道的标题是“坚持‘织造署’非‘织造府’，红学家严中一怒拂袖而去”。会议期间，项目主持人指出，严中先生的见解已在各种报刊上多次广为发布，这次会上虽有唇枪舌剑的交锋，但只是停留在口头上面，正规的驳议文章却一篇也没有，令人无所适从。因此要求江苏省红楼梦学会能落实任务，撰写有针对性的论文，以便明辨是非。结果任务落实到吴新雷头上，写了一篇《关于江宁织造府、织造署的称谓问题——以康熙本“省城图”和南巡文书驳斥“府署分开说”》，载于2004年第2辑《红楼梦学刊》。

自2003年以来，严中先生接二连三地把他的意见写信邮寄给江宁织造府项目的总设计师、清华大学建筑系吴良镛教授，他建议中的合理部分是好的，但他硬要改“府”为“署”的意见没有得到良镛先生的认同。因为良镛先生自己就是南京人，听父老乡亲讲过“江宁织造府”这个通俗的名称，而且项目中并没有重建织造衙署，只是在西园遗址的弹丸之地建筑博物馆，称“府”是不错的，用不着把“府”字改成“署”字，否定了严中的意见。

其实，陈梦雷《盛京通志·公署志序》昭示：“国家分职授官，设公署以为临民报政之地。”（《松鹤山房文集》卷九）按《康熙字典》或《辞海》之释义，在古汉语中，署者廨署也，乃衙门之泛称；府者，官署也，府与署可以通用。不信，请看文献记载：

乾隆十六年（1751）刻本《上元县志》卷首《圣祖南巡恩记》：“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南巡至于上元，以织造府为行宫。”卷三《疆域》：“碑亭巷在织造府西。”《廨署》：“江宁织造署，在督院前街内，有圣祖行宫。”嘉庆十六年（1811）刻本《新修江宁府志》卷五《纪年事表》载：“（康熙）四十四年，南巡至于上元，以织造府为行宫。”卷十二《建置》：“行宫在江宁府治利济巷大街。向为织造廨署，圣祖南巡时即驻跸于此。”

由此可见，“府、署、廨、廨署”，尽管称谓不同，其实体则一，江宁织造衙门即织府、织署，其地亦一，方志文献所记，习以为常，府、署通用，乃常识也。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新证》中根据《江南通志》《江宁府志》和《上江两县志》等地方文献考实，指出织造府与织造局有别，但没有说府和署是两码事。书中还考述了曹家的萱瑞堂、楝亭、西池、西堂、西池等园景，使读者大开眼界。吴新雷受到《红楼梦新证》的启示，为研究曹雪芹家世于1979年走访了南京市大行宫的居民父老，并结合文献记载做了脚踏实地的考察研究，得知当时大行宫小学的操场原先就是织造府西园遗址。他曾陪同国内外红学名家吴恩裕、端木蕻良、冯其庸、赵冈、周策纵先后到场参观留影。1983年11月，中国红楼梦学会和江苏省红楼梦学会在南京联办“纪念曹雪芹逝世220周年学术研讨会”，特邀周汝昌先生出席，吴新雷曾陪同一百多位与会同人（包括周先生在内）到大行宫实地参观。周老第一次目验现场，倍感兴奋。1984年，南京市妇女联合会出资六万元购得大行宫小学东南角那块三百平方米的地基，筹建幼儿教育中心楼。准于8月中旬破土动工。玄武区文管会闻讯，先期贴出通告，动员群众“寻报”有关曹府的文物资料。开挖伊始，施工者就发现了假山石基，旋即上报南京市、玄武区文管会。两会闻风而至，委派季士家招集韩吕峥、潘谷西、吴新雷亲临现场，并于21日召开专题座谈会。南京工学院古建筑专家潘谷西应邀参与技术指导。依据潘先生的提议继续发掘，发现假山石基北侧下层有多种条石垫底，还有木桩残迹。由此则知此为水陆假山，位于河池南侧，西池面积不小，曹寅《西池》诗有“几日不来春水阔，满河苇叶两萧萧”“晓风吹动木兰桡，两岸无人过板桥”之句，可以为证。参照《南巡盛典·南京行宫图》所示，西园规模更为可观，当涵盖大行宫小学周边地区。当时发掘所得就有零星太湖石、石础，瓦铛、滴水、砖雕、瓷器残片，桥梁石基、木桩洞眼和黄蜡、色染原料等等[12]，均有录像、照片存档。同年11月，江苏省红楼梦学会年会召开，名誉会长匡亚明（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倡谈，吁请中央、地方拨款，集资在西园遗址为曹雪芹塑像，进而建立曹雪芹纪念馆。于是，由江苏省红楼梦学会发出倡议，由匡亚明领衔，得到吴组缃、吴世昌、冯其庸、周汝昌、李希凡等二十多位《红楼梦》研究专家、学者签名联署。但若干资金难以筹集，一时梦难以成真。

直至本世纪初，广厦公司投标，慷慨解囊，愿意斥资七亿元，兴建江宁织造府博物馆，敦请清华大学资深古建筑家吴良镛（两院院士）主持设计。为历史文化名城南京弘扬传统文化增添一大亮色。

自称二十多年来“拜在解味道人周汝昌门下”的严中先生，不知何以连周先生的代表作《红楼梦新证》都没有认真拜读，竟贸贸然别出心裁抛出“府署分开”的吊诡之说，为了壮大声势，又以“解味道人门人”的头衔拉着周老合著《江宁织造与曹家》，陷周老于助阵战线中，使周老成了“府署分开说”的支持者和合作者。他不按学术规范来做学问，想当然地把府、署分开的原因说成是曹家接驾时不准下人住在“织造署”里，所以另找地方新建了“织造府”给下人分开居住。本来，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江南通志》记载：“督理江宁织造府，在城内上元县地方，原系操江衙门。”这意思正如江宁织造局之地原来是汉王府一样，是指江宁织造之地原来是操江衙门。明明是“原”字而不是“迁”字，但严中先生竟颠倒地名沿革的前后顺序，发挥逆向思维的想象力，硬说织造府搬离了大行宫，“另辟操江衙门为织造府别住”[13]，并将总督部院西边的“提督军门”曲解为“操江衙门”，说是织造府搬到“提督军门”那边去了。更有甚者，周、严在合著的《江宁织造与曹家》中还随意把两江总督于成龙也拉了出来，毫无根据地捏造于成龙跟曹玺合谋兴建了新的织造府。书中说：“康熙二十三年（1684），皇帝第一次南巡，为预备接驾，两江总督于成龙和江宁织造曹玺，考虑到府署合一的‘织造府’的下人等不得住此，故将‘操江衙门’改建为新的‘织造府’别住。”[14]这简直越说越离奇，成了信口开河的天方夜谭，与求真求实的科学考证完全不合，完全脱离了学术规范。据熊赐履《曹公崇祀名宦序》所说，曹玺病逝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六月，康熙第一次南巡在十一月中才到南京，曹玺根本没有接驾之事[曹寅接驾始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怎么可能在死前拉着于成龙合谋另建新的织造府呢？为此，吴新雷重新写了《驳斥“府署分开”“另辟操江衙门为织造府别住”之臆说》（收录于《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修订版中），指出其考证“匪夷所思，荒唐之极”“是红学失范、红学滑坡的典型事例”。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周汝昌先生在《江宁织造与曹家》的序言中竟声称：“对于江宁织造署与府的曲折关系，严中的考证是最为出色的。”周先生在卷首还提示读者：“自1984年以来，我一直是在好友严中的协助下不懈努力，终于在南京复建江宁织造署遗址工程进程中，完成了《江宁织造与曹家》这部近二十万字的图文并茂的专著，从而真正填补了江宁织造与曹家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因此，此书将在‘曹学’和‘红学’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实，由严中先生挑起，鼓噪一时的所谓“府署分开说”，绝非言之有据的学术考论，纯属无聊的炒作扬名。这场闹剧得力于严中先生拜门之师，充分利用名人效应在中华书局合作出书。[15]如今终于排除干扰，企盼已久的江宁织造府博物馆竣工了。作为与周老早结墨缘的晚辈后进，我们谨录《诗经·大雅·民劳》里的名句：“敬慎威仪，以近有德。”《诗·鲁颂·泮云》：“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大雅·抑》：“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愿与周老及红学爱好者共勉之！

（《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3辑）

[1] 参见吴新雷《南京曹家史迹考察记》，原载《红学文丛·我读〈红楼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后收入与黄进德合著的《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初版，2009年再版。

[2]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62页。

[3] 《道光上元县志》卷七《官守志》：“康熙元年裁操江都衙史，归并兼管（由两江总督兼管）。”

[4] 康熙二十三年稿本《江宁府志·曹玺传》。

[5] 同上。

[6] 《黄州村庄诗集》卷七。

[7] 《楝亭文抄·重修周栎园先生祠堂记》。

[8] 康熙六十年（1721）刻本《上元县志》卷十六《曹玺传》。

[9] 《含经堂集》卷五，括号内文字系作者徐元文原注。御制绝句题为《桥望》，见《圣祖仁圣帝御制文集》卷三一（“清萍”作者“青”）。按“徐元文景公肃，号立斋，昆山人，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第一（状元），授修熙。康熙初升任国子监祭酒，充经筵讲官，主修《清太宗实录》和《平定三逆才略》等。著有《含经堂集》30卷别集2卷和《含经堂书目》4卷。其事迹见载于《清史稿》卷二五○及韩菼《文华殿大学士户部尚书徐公行状》。《含经堂集》，清康熙间刻本（现有《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续修四库全书》，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含经堂集》收在《续修四库全书》第1413册，《含经堂集》卷五的徐诗见1413册第549页。

[10] 冯景《御书萱瑞堂记》云：“康熙己卯（三十八年）夏四月，皇帝南巡回驭，止跸于江宁织造臣曹寅之府。寅绍父官，实维亲臣世臣，故奉其寿母孙氏朝谒，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

[11] 引自徐恭时《那无一个解思君》，见《红楼梦研究集刊》第5辑。

[12] 参见吴新雷《江宁织造府西园遗址的新发现》，见《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

[13] 严中：《破解大行宫之谜》，《南京日报》2004年1月2日。

[14] 周汝昌、严中：《江宁织造与曹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页。

[15] 奇怪的是周汝昌在2006年出版的《江宁织造与曹家》中竭力支持严中称“署”不称“府”，但周老自己在2007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曹雪芹新传》第十一章中标目为“老宅——金陵织造府”，这种自相矛盾的怪事，不知何以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