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开卷第一回是从苏州写起的，“金陵十二钗”中的黛玉和妙玉本是姑苏人氏，而大观园里十二个女伶组成的昆曲戏班，也是从苏州来的。由此可见，作者曹雪芹对苏州的社会风貌有相当的了解。事实上的确如此，曹家在江苏的生活经历中，除了南京、扬州等地外，苏州的历程也是十分重要的。
曹家和苏州结缘，实始于雪芹的曾祖曹玺，他在康熙二年任江宁织造以后，曾多次到苏州活动，结交社会名流。据《宋诗钞》的编者吴之振写给曹寅的《题曹子清工部楝亭图》诗注说：“两晤尊公于胥关，谈饮甚畅。”“尊公”就是指寅父曹玺，“胥关”指苏州胥门的驿馆，是专门接待宾客的地方。[1]吴之振诗中描绘两次交游的情况是：“画舫听歌记夜分，深杯絮语蔼春云。”形象地反映了曹玺和江南文人诗酒相会、赏曲畅叙的可亲风度。
跟苏州的关系更为密切的，是雪芹的祖父曹寅和舅祖李煦。曹寅于康熙二十九年六月由内务府广储司郎中出任苏州织造，在苏州三年，后调南京，接着是曹寅的妻兄李煦继任苏州织造，长达三十年之久（康熙三十二年至六十一年）。他们两家均为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人，曹寅的母亲孙氏和李煦的母亲文氏，都曾做过康熙的保姆，所以他俩同时成了皇帝的亲信。康熙后四次南巡，经南京时住在江宁织造府曹家，经苏州时住在苏州织造府李家，他俩共同担当了“接驾”的重任。曹寅死后，雪芹的父辈曹颙、曹继承江宁织造之职，都是由李煦提携照应的，南京与苏州的亲眷也时有往来。关于曹、李在苏州的事迹，周汝昌同志的《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有详细的考述，徐恭时同志的《那无一个解思君——李煦史料新探》又对李煦的史料作了新探。[2]1981年11月，我到苏州参加“昆曲传习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活动时，曾在周、徐两位同志的研究著作启发下做了两件事，一是探讨了苏州织造府掌管戏班供奉内廷的情况，二是考察了苏州织造府和南局北局等附属机构的遗址。目的是想从这两方面入手，寻访曹雪芹及其家庭在江南的史迹。当然，雪芹本人的材料仍无消息，结果是查到了一些家世资料的线索，这里把有关曹寅、李煦的部分写出来，不当之处，还请大家指正。
苏州织造府掌管戏班的情况
苏州自明代以来，一直是昆曲的大本营，不仅社会上演习成风，而且士大夫往往蓄有“家乐”（家庭戏班）[3]；不仅演员是苏州人，而且还出现了一批苏州派戏曲作家[4]。清代康、乾年间，是昆曲的极盛时期，康熙三十年编纂的《苏州府志》卷三十《风俗志》说：“吴人善讴，其习已久。”“世传昆腔，昆山人魏良辅创为曼声，梁伯龙制为艳曲，传习日益工耳。”沈朝初《忆江南》词也说：“苏州好，戏曲协宫商，院本爱看新乐府，舞衣不数旧霓裳，昆调出吴阊。”随着戏剧事业的繁荣，在苏州又产生了艺人的行会组织和管理机构，据清代吴县人顾禄的《清嘉录》卷七记载：
老郎庙，梨园总局也，凡隶乐籍者，必先署名于老郎庙，庙属织造府所辖，以南府供奉需人，必由织造府选取故也。
这确切地说明了苏州织造府掌管戏曲事务的原因和史实。原来，清宫“南府”的戏班戏衣等，规定是由苏州织造府承应的。所以历届苏州织造有一项特别任务，必须为皇家选取演剧人才，培养、进献。因此，这就不能不把梨园子弟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以便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苏州织造府所属的戏曲行会，其外在形式叫做“老郎庙”，内在形式称为“梨园公所”，实际上就是戏曲艺人聚会的地方。它的地点原在“府城隍庙”旁边（武状元坊），雍正末乾隆初移至镇抚司前扩建。乾隆四十八年，织造员外郎四德把昆曲比为天乐，而天乐总司的星象属二十八宿中的翼宿，于是便把老郎庙改名为“翼宿神祠”。1956年，江苏省博物馆在祠内查到雍正十二年和乾隆元年以后的碑刻十五块。这些碑文都记载了苏州织造府管理戏曲事务的情况。可惜没有发现康熙年间的碑刻，原因是康熙朝的老郎庙在城隍庙边上，已无遗迹可寻。据《吴县志》卷三十三“吴县坛庙祠宇”项下著录：
翼宿星君庙在镇抚司前，俗名老郎庙，梨园弟子祀之，相传神为唐明皇。向在郡庙旁，清乾隆初移建今所。（1933年苏州文新公司排印本卷三三，第23页）
可见老郎庙并非乾隆时才有，康、雍时期早已有之，只是地点不同罢了。从现存的碑文中，我们仍可看出苏州织造府供奉戏班的一些情况，如乾隆元年的《梨园公所永名碑记》就载有康、雍间“内廷供奉”的三十九位艺人的姓名，嘉庆三年的《苏州织造府禁止演唱淫靡戏曲碑》和《翼宿神祠碑》记载：“向来苏郡止有昆、弋两腔”，“其乱弹戏，俱系外来之班所演”，“嗣后除昆、弋两腔，仍照旧准其演唱，其外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概不准再行唱演”[5]。这反映出苏州织造府提倡的是昆腔，其次是弋阳腔，此外各种地方戏均在排斥之列。而这种态度，实出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偏见，最终是跟皇帝的习尚有关。康熙南巡，苏州织造府接驾演戏，欣赏的是昆、弋两腔，而“南府”的设立，也是从康熙王朝开始的。
“南府”是清宫内廷管理戏曲艺术的专职机构，雍正七年曾改名和声署，乾隆初恢复南府，道光七年又改称昇平署。近几年来，故宫博物院整理懋勤殿旧藏的《圣祖谕旨》，发现其中有南府的材料。例如有一件谕旨说：“问南府教习朱四美，琵琶内共有几调，每调名色原是怎么起的？”“倘你们问不上来，叫四阿哥（即后来的雍正帝）问了写出来。”这证实了“南府”始设于清圣祖康熙朝。[6]这批档案中还反映出康熙本人崇尚昆、弋两腔，有一件“谕旨”说：
魏珠传旨：尔等向之所习者，昆弋丝竹，各有职掌……昆山腔，当勉声依咏，律和声察，板眼明出，调分南北……可称梨园之美何如也。
又弋阳佳传，其来久矣，自唐霓裳失传之后，唯《元人百种》世所共喜，渐至有明，有院本北调不下数十种，今皆废弃不问，只剩弋阳腔而已。近来弋阳亦被外边俗曲乱道，所存十中无一二矣。独大内因旧教习，口传心授，故未失真。尔等益加温习，朝夕诵读；细察平上去入，因字而得腔，因腔而得理。
这表明康熙帝爱好的是昆、弋两腔，而且非常内行。所以李煦自畅春苑总管任苏州织造后，赶紧物色昆曲女伶，接着又急忙地培养弋阳腔的戏班，而且康熙还特派弋腔教习来苏州帮忙，这一事实见于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的李煦奏折：
念臣叨蒙豢养，并无报效出力之处，今寻得几个女孩子，要教一班戏送进，以博皇上一笑。切想昆腔颇多，正要寻个弋腔好教习，学成送去，无奈遍处求访，总再没有好的。今蒙皇恩，特着叶国桢前来教导，此等事都是力量做不来的，如此高厚洪恩，真竭顶踵未足尽犬马报答之心。
据故宫博物院所藏《南府花名册》记录，内廷承应的演员分两类，一类是太监学戏，称为“内学”；另一类便是由苏州织造府选送的优秀人才，有教习，有学生，称为“外学”。南府的地点在景山观德殿后，与景山官学邻近。清代吴长元《宸垣识略》卷十六记载：“景山南垣北隅，有连房百余间，为苏州梨园供奉所居，俗称苏州巷。”“南花园今改名南府，为梨园子弟所据，称南府学生。”这些资料都说明了苏州织造府与南府的关系。由于南北交流，相互影响，苏州除盛行昆腔外，也引进了弋阳腔，所以老郎庙成了昆弋班的梨园公所。
曹寅在苏州三年，对昆曲甚为熟习，不仅自备家庭戏班，而且还从事戏曲编剧。现存曹寅创作的《北红拂记》《表忠记》《续琵琶》和《太平乐事》四个剧本，其中《北红拂记》就是任苏州织造时写成的，当时苏州的戏曲家尤侗曾为此剧写了“题记”，而曹家的戏班则在拙政园内演出尤侗编的《李白登科记》，一时传为佳话。《太平乐事》共十出，卷首有《长生殿》作者洪昇在康熙四十二年十二月写的序文，第九出《卖痴呆》有一段批语：“宾白半出曲师王景文，景文侍柳山先生（曹寅号柳山）十年，后搦笔能古文辞，年未五十以病殒。”可见曹家不但有优伶，而且有曲师，还能直接帮助曹寅创作剧本。
李煦在苏州三十年，他的戏剧排场更为豪奢。《圣驾五幸江南恭录》记他为康熙四十四年第五次南巡安排的演剧活动是：“三月十七日午刻，进苏州阊门，泊舟。织造李奏准，沿途河边一带数里，设戏台演戏恭迎。过街五彩天篷，张灯结彩，由大街至苏州织造府内，备行宫驻跸。”“四月十二日，自杭州回，午刻抵苏州……未时进葑门，抵达新建行宫驻跸，又织造府李进宴演戏。”（见《振绮堂丛书》初集）李煦还选拔寒香班著名的净角演员陈明智供奉内廷。据王载扬《书陈优事》说：“时郡城之优部以千计，最著者惟寒香、凝碧、妙观、雅存诸部，衣冠宴集，非此诸部勿观。”“圣祖南巡，江苏织造以寒香、妙观诸部承应行宫，甚见嘉奖。每部各选二三人，供奉内廷，命其教习上林法部，陈特充首选。”（见焦循《剧说》卷六）正因为生活在这种歌吹沸天的环境里，曹、李两家都长年养着优伶曲师，李煦的儿子更是沉溺迷恋，不仅亲自参加演出，还花费巨额资金添置服装行头，此事见于顾公燮的《顾丹五笔记》：
织造李煦莅苏三十余年，管理浒墅关税务，兼司扬州鹾政，恭逢圣祖南巡四次，克己办公，工匠经纪，均沾其惠，称为李佛。公子性奢华，好串戏，延名师以教习梨园，演《长生殿》传奇，衣装费至数万，以致亏空若干万。吴民深感公之德，惜其子之不类也（见《道光苏州府志》卷一四八“杂记四”）。
像这样的戏迷，对曹、李两家的子弟和亲戚都有影响。己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十八回龄官拒演《游园惊梦》的脂批说：“余历梨园子弟广矣，各各皆然，亦曾与惯养梨园诸世家兄弟谈议及此，皆知其事而皆不能言。”“与余三十年前目睹身亲之人现形于纸上，使言石头记之为书，情之至极，言之至恰，然非领略过乃事，迷陷过乃情，即观此茫然嚼蜡，亦不知其神妙也。”我们知道，脂砚斋对曹家旧事十分熟悉，跟雪芹的关系极为密切。从这几段批语看来，他对戏班梨园有丰富的阅历和切身的体会，很可能就是曹、李家族中的人物。曹雪芹跟这些亲朋友好在一起，生活在这样的家族环境中，所以他耳濡目染，对戏曲之道是很熟悉的。据善因楼刊本《批评新大奇书红楼梦》的批语记载，曹雪芹本人也曾“放浪形骸，杂优伶中，时演剧以为乐”。正因为这样，《红楼梦》在描写家备童伶女班和演出剧目等情况时，都能出色当行，事事贴切。如十六回写贾蔷“下姑苏请聘教习，采买女孩子，置办乐器行头等事”，二十二回写“贾母内院搭了家常小巧戏台，定了一班新出的小戏，昆、弋两腔都有”。书中写到的戏曲演出，确是昆、弋的剧目。特别是第五十四回还通过贾母之口说道：“他爷爷有一班小戏，偏有一个弹琴的，凑了《西厢记》的《听琴》，《玉簪记》的《琴挑》，《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其中《续琵琶》曲本，就是曹寅的作品。由此可见，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绝非凭空结撰，而是有现实生活的深厚基础并富有时代感的。曹、李两家在苏州的梨园经历，可能就是他汲取素材的源泉之一。
苏州织造府有关遗迹的考察
查《乾隆苏州府志》卷首的府城图和沿革表，确知清初的苏州城区分治为两县。自阊门、胥门至盘门以内的西半部属吴县，自齐门、娄门至葑门以内的东半部属长洲县。清世宗雍正二年，又将葑门内一带从长洲辖区划出，分置元和县。这样按图索骥，便明确了曹寅、李煦当时的苏州织造府是在长洲县，但雍正二年以后又属于元和县了。《同治重修苏州府志》卷二十二《公署志》记载：
织造府在元和县葑门内带城桥东，明时以内监兼理苏、杭，于天心桥东、局中为馆舍，往来无常。国朝顺治三年，命内工部侍郎陈有明总理其事，即明嘉定伯周奎故宅改建，康熙十三年始专为苏州织造衙门。左为行宫、六飞南巡驻跸之所。其总局改于孔副使巷。咸丰十年毁于兵，同治十年，织造德寿重建。
南局在总局后孔副使巷，国朝顺治十年，织造侍郎周天成建，又于洞桥内设南新局，咸丰十年毁。
北局即旧织染局，在长洲县天心桥东，明洪武初建，为内监管理织染之所。洪熙中先后增饰，万历中益加整丽，撤停后渐圮。国朝顺治三年，织造侍郎陈有明重修，周天成设南局后改名北局，在天心桥——旧于顾家桥西设北新局，康熙中，李煦即此新局改建为侍郎孙岳颁赐第，移北局于今所——咸丰十年毁。
这简要地阐明了苏州织造府局的变迁概况。我们再参考康熙二十五年孙珮编的《苏州织造局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排印本），对它的历史情况便了解清楚了。早在明代，苏州就成了全国纺织业的中心，明王朝为了榨取民财，曾派遣太监常驻苏州，当时的机构称为“织染局”，地点是在天心桥东堍。清初统一江南后，改派内务府旗人管理织造事务。顺治三年，陈有明到任，一方面修理天心桥的旧织染局，继续用作机房工场；另一方面选定带城桥东边原周奎故宅，兴建了新的“苏州总织局”。顺治十年，周天成到任，把带城桥这边的总局称为“南局”，把天心桥那边的旧局称为“北局”；为适应织机的扩充发展，又在府城东南隅的洞桥地方设“南新局”，在府城东北隅的顾家桥地方设“北新局”。到了康熙十三年（1674），划定带城桥总局的南半部为苏州织造府（办事机构的衙门），北半部为织造局（工场），府与局之间以孔副使巷为界。康熙南巡时，辟织造府西花园为行宫。曹寅和李煦任苏州织造时，管理的就是这几个地方。
到了康熙四十年（1701），李煦奉旨给礼部右侍郎孙岳颁建造第宅，把顾家桥的北新局占用了。《李煦奏折》中说：“又奉旨赐与孙岳颁房屋，今将织造衙门无用旧局空地一块，现在备料兴工。”至于其他各局，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都毁坏了。南新局和北新局已荡然无存。天心桥地方则至今还保留了“北局”的历史名称，现有“北局”“北局一弄”和“北局二弄”三条街道，在今苏州市人民商场对面和开明影剧院附近。
再说带城桥的苏州织造府，因为同治十年至十一年曾加修复，所以至今遗迹尚存。1963年7月，苏州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孔副使巷北面的织局故址发现了一块《苏州总织局图》石碑[7]，是顺治四年（1647）陈有明建成总织局后刻制的，现存放在苏州博物馆展览厅内。
苏州织造府遗址的大门在今带城桥下塘街，前临葑溪。此地在辛亥革命以后曾办了振华女中，解放后改名为江苏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现为苏州市第十中学（中学的校门在前进巷6号）。遗迹可见者有：（一）南边大门外残损的石狮一对。（二）头门和仪门尚完整。头门三间，西壁有顺治四年（1647）陈有明立的《织造经制记碑》；东壁有顺治十年（1653）周天成立的《重修织造公署碑记》。（三）多祉堂，在仪门后西北侧，东壁有顺治九年（1652）为纪念陈有明而立的《钦命督理少司空灿翁陈公去思碑》，以及乾隆三十一年陈宏谋立的《多祉堂记》碑；西壁有同治十一年（1872）德寿立的《重建苏州织造署记》碑（何绍基书）。堂上高悬一匾，是1947年10月所制，大书“多祉轩”三字。题跋中称：“振华女学在清织署故址，树石幽秀，颇擅胜致。”（四）行宫花园遗址，在织造府西部，据张云章给李煦写的《御书修竹清风图记》，李煦在康熙四十二年曾为改筑行宫而大兴土木。所堆假山和园池尚存。池中矗立着著名的太湖石“瑞云峰”，是宋徽宗时“花石纲”的遗物，移置行宫则是在乾隆年间。
与苏州织造府有关的，还有一个相王庙。据《吴县志》卷三十五“元和县坛庙祠宇”项下记载：
赤阑相王庙在府治东南赤门内，相传王为吴阖闾筑城，死而为神。唐时建。清康熙四十四年，织造使者李煦重建，奏请加封护国忠显王。道光元年，织造使者嘉禄率绅民重建，并请编入祭册，为织造衙门香火。咸丰十年毁，同治四年重建（见1933年苏州文新公司排印本卷三五，第3页）。
查嘉禄写的《相王庙记》说：
赤阑相王，苏郡城东南隅之里社神也。织造驻扎其地，故官廨中亦奉之为香火神。……康熙四十四年，圣祖仁皇帝南巡，驻跸苏州，特允前织造李煦之请，加封为护国忠显王，颁赐龙袍御盖（见《道光苏州府志》卷三五）。
这说明相王庙从清初就成了苏州织造府的专用祠堂，按照历史时代来看，跟它有关的苏州织造，当然包括康熙年间的曹寅和李煦，而李煦重建相王庙并请康熙封神，更是有明文记载的。查《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中的《未收碑刻简目》，得知1956年时庙内尚有石碑四块：
（一）苏州织造署重修相王巷石塘闾里姓氏碑（康熙五十五年六月）。
（二）苏州新修相王行祠志（嘉庆二十四年二月）。
（三）苏州织造署相王庙建头皂班房记（光绪十四年八月）。
（四）重修苏州相王庙记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
此庙归苏州市第八中学，我去访问时获悉园中旧有戏台一座，已经拆掉。在殿宇中找到了嘉庆二十四年刻制的《新修相王行祠志》，兹摘录其中与苏州织造府有关的第一节文字如下：
赤阑相王行祠，坐治城南、东烧香桥……向有苏州织造笔帖式巴公、讳世武，为习射之圃，继因升任江宁织造司库，故将此隙地亩余舍捐庙内。……古名曰巴家园也。斯园共有官册田七亩九厘七毫，空地一分二厘。
按清朝前期八旗的祖训，要求子弟勤于骑射，我们从相王庙本是苏州织造笔帖式的“习射之圃”想起，曹寅是“好射”的人[8]，《楝亭诗集》卷二录有他在苏州时写的《射堂晨霁》等诗，可见曹家还是有“习射”之风的。《红楼梦》第二十六回写贾兰“拿着一张小弓”“演习骑射”，庚辰本的畸笏叟批语还说：“惜卫若兰射圃文字迷失无稿。”第七十五回写贾珍“以习射为由，请了几位世家弟兄及诸富贵亲友来较射”，连宝玉、贾兰等也“跟着贾珍习射一回”，把这些联系起来看，曹雪芹“习射”和“射圃”的描绘，也是那个时代现实生活的反映。
（《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4辑）
[1] 《乾隆吴县志》卷三十二《驿馆志》。
[2]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徐恭时：《那无一个解思君——李煦史料新探》，载《红楼梦研究集刊》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 参见徐扶明《〈红楼梦〉与家庭戏班》，载《红楼梦研究集刊》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 参见拙作《论苏州派戏曲家李玉》，《北方论丛》1981年第5期。按：《红楼梦》第十八回写元春点戏，其中《豪宴》就是李玉《一捧雪》传奇的折子戏。
[5] 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80、297、296页。
[6] 参见朱家溍《清代内廷演戏情况杂谈》，《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第19、20页。按：1934年王芷章编《清昇平署志略》（商务印书馆出版），在第二章第一节中曾推测“南府”之得名，约在乾隆五年至十九年之间，现经朱家溍据懋勤殿旧藏圣祖谕档案查考，否定了该项推断，证实南府创立于康熙朝（此谕旨未署年月，故具体日期不明）。
[7] 参见廖志豪《苏州发现清织造局图》，《文物》1964年第9期，第52页，但图版误题为“江南织造局图”。本文正名为“苏州总织局图”。
[8] 见清代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卷二十《曹寅小传》：“曹子清好射，以为读书射猎，自无两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