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最大的比较优势。我国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出现了劳动成本上升和劳动效率下降的趋势，这是产业分工的低端劳动力资源数量过剩和产业分工的高端劳动力资源数量不足的具体表现。在产业分工的低端，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资源的规模优势上；而在产业分工的高端，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资源的素质优势上。劳动力资源在产业分工低端的规模供给，无法替代产业升级中的产业高端的素质需求。我国面对产业分工水平提升的要求，劳动成本优势的发挥应该依靠高效率克服高成本。产业分工知识含量的提高，要求提高产业工人的知识素养。
「关键词」劳动成本/产业分工/劳动效率
一、中国劳动力资源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
我国参与国际分工主要利用了发展中大国的双重优势，即劳动成本优势和市场潜力优势。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劳动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目前，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平均每小时为16美元，而我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平均每小时为61美分。我国工人的劳动成本只有美国工人的劳动成本的3.8％。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成为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最大竞争优势。根据联合国《2002年贸易和发展报告》，1998年美国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47.8倍，日本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29.9倍，韩国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12.9倍。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显示了巨大的市场潜力。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2000年全世界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占GDP 的比重分别为69％，62％和62％；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家庭最终消费支出的比重为56％。而我国作为刚刚进入下中等收入的国家，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占GDP 的比重只有49％。我国城乡居民的家庭消费水平严重偏低，2002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仅为3791元。在这么低的消费水平上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1999年以来我国城乡消费水平比长期处在3.5∶1的水平上。[1]我国劳动力消费水平的严重偏低，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市场需求潜力受到严重压抑。随着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逐步缩小，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将得到明显的释放。因此，从理论上分析，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只有在国际分工中从事市场容量较大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才能既发挥劳动成本优势，又获得市场潜力优势。
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是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前提。当前国际分工由传统产业间的垂直分工向产业内的水平分工转变，国际产业分工的深化呈现出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并存的趋势。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比较优势不仅体现在所从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而且体现在所有产业的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上。在国际分工中，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往往处于增值能力有限的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而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往往处于增值能力较大的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我国如果为了保持目前在国际分工领域中的成本优势而长期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的话，那么，在国际分工领域就会长期徘徊于低技术和低价值的产业端。
在传统国际产业分工领域，发展中国家实现从轻纺工业到重化工业、机电工业的产业升级，目的就是为了使生产活动从增值能力有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增值能力较大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样，在当代国际产业分工领域，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内分工由技术层次较低的最终产品的加工组装向技术层次较高的零部件生产、中间产品生产的升级，再到自主品牌生产的产业环节的递升，目的是为了提升自身的经济活动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增值能力。事实上，我国引进的外资大多集中在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项目，主要利用了符合本地市场的适用技术和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我国依靠目前的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只能处在产业低端的弱势地位。
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不仅形成了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而且还形成了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是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保证。我国所具有的劳动成本和市场潜力的双重优势，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发挥了独特的互动作用。显然，数量巨大的劳动力资源是我国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最大竞争优势。国外的跨国公司一方面利用我国劳动成本优势生产物美价廉的中低端产品，积极扩展中低端产品在我国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又利用中低端产品在我国市场的影响，积极扩大高端产品在我国市场的份额。这既利用了我国的劳动成本优势，又利用了我国的市场潜力优势。
从产业角度观察，进入我国的外国资本，一方面利用了产业低端对劳动力知识技能要求相对较低的特点，通过产业投资，实现对产业低端技术的转移，从而以我国的劳动成本优势打开我国产业的低端产品市场。因此，跨国公司是以产业的低端技术廉价地获取我国的劳动力资源，直接享受了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外国资本充分利用产业高端对劳动力知识技能要求相对较高的特点，通过产业贸易，实现了对产业高端技术的控制，从而以自身的技术垄断优势左右我国产业的高端产品市场。所以，跨国公司是以产业的高端技术高价输出本国市场上的劳动力资源，间接发挥了该国劳动力资源的竞争优势。
我国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分别从产业高端和低端存在的商机中，充分利用了我国劳动力资源在产业分工中形成的巨大的市场潜力。在产业低端，跨国公司以产业投资形式开拓了我国消费品市场；而在产业高端，跨国公司以产业贸易形式开拓了我国的投资品市场。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中，不仅增大了产业的消费需求，形成了巨大的消费品市场，而且增大了产业的投资需求，形成了庞大的投资品市场。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深刻地揭示了当代国际产业分工的内涵。我国汽车工业发展所需的关键零部件和高排挡的现代轿车技术，我国只能通过产业贸易才能获得；而一般零部件和中低排挡的现代轿车是由国外零部件厂商和整装厂商在我国建厂提供。因此，发达国家从我国的消费品市场和投资品市场获得了双重收益，即产业低端的巨大投资收益和产业高端的巨大贸易收益。而我国以劳动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只是在产品上获得了很少的一部分劳动附加值。
我国劳动力资源充裕，而资本要素相对稀缺，劳动力和资本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要素组合上，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发挥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确实可以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不一定能实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产业结构的优化。
二、中国劳动成本优势在产业升级中的变化
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发挥劳动成本优势的前提是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优势。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劳动成本呈现明显的梯度差异。劳动成本的区位比较显示，西部的劳动成本比中部和东部更具有比较优势。然而，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情况表明，处在劳动成本高位的东部地区却比处在劳动成本低位的中西部地区更具有竞争优势。显然，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劳动成本优势不仅来源于劳动力资源的规模优势，而且来源于劳动力资源的素质优势。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劳动成本优势主要取决于劳动力资源的规模，从而成为产业低端产品的低成本优势的来源；而在国际产业分工的高端，劳动成本优势主要取决于劳动力资源的素质，从而成为产业高端产品的高品质优势的来源。
一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劳动成本，不仅包括生存资料的价值，而且包括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价值。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分工活动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相对较低，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者生存资料的价值上，因而劳动力资源参与产业分工主要依靠的是人力劳动。而在国际产业分工的高端，分工活动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相对较高，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者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价值上，因而劳动力资源参与产业分工主要依靠的是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成本可以吸引较高素质的劳动力，从而形成更大潜力的市场容量。东部比中西部具有更高的劳动成本，不仅从人员规模和素质上吸引劳动力资源向东部集聚，提高了消费规模和消费水平，使东部比中西部更具有市场潜力，而且在更大的规模上和更高的素质上培养了人力资本，提高了劳动力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知识技能，从而使我国东部比中西部具有更高的产业层次。
目前我国处在工业化的中期，制造业的劳动成本具有指标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产业分工的水平。2002年全国制造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报酬为11152元，而位于东部的上海、北京、广东和天津相应的劳动报酬分别为21957元、18157元、14958元和14781元，明显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位于中西部的山西、河南、内蒙古和江西的制造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报酬分别为7892元、7795元、8135元和8261元，明显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1]在劳动力资源参与产业分工的过程中，劳动力的成本水平与劳动力的技能素质呈现相互对应的关系，进而决定了各个区域产业分工的水平。
2002年我国非农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为84.6％和50.0％，而东部的上海、北京、广东和天津相应的比重为98.4％和88.7％，97.0％和91.5％，91.2％和60.4％，95.9％和79.8％，东部的产业层次明显高于全国的结构水平；而中西部的河南、内蒙古和江西相应的比重为79.1％和38.4％，78.4％和44.2％，78.1％和48.7％，中西部的产业层次明显低于全国的结构水平。山西相应的比重虽为90.2％和53.2％，[1]产业层次略高于全国水平，但这种结构水平是建立在非农产业的劳动效率明显低于东部地区而冗员人数明显高于东部地区的基础之上的，山西非农产业水平的虚高明显是由严重的低效率、高冗员所导致的。因此，劳动成本优势不仅来源于劳动力的规模优势，而且来源于劳动力的素质优势。我国的劳动成本优势，应是建立在劳动力素质优势基础上的劳动力规模优势。否则，我们无法说明：东部地区的劳动成本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情况下，东部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比中西部的劳动力资源更具有优势，从而清晰地观察到东部地区明显处于产业分工的高端，而中西部地区处于产业分工的低端。
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应是劳动力的成本和效率的综合体现。我国的劳动成本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不仅出现了低成本+低效率的现象，[2]而且劳动成本还在上升，劳动效率还在下降，劳动力资源表现出成本不低、效率不高的趋势。劳动成本优势来源于劳动力的规模优势和劳动力的素质优势，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劳动成本优势主要表现为劳动力的规模优势，劳动力的规模优势可以用来替代劳动力的素质优势；但在国际产业分工的高端，劳动成本优势明显表现为劳动力的素质优势，劳动力的规模优势无法用来替代劳动力的素质优势。因而，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从低端提升到高端，劳动成本优势的发挥应从劳动力的规模优势转向劳动力的素质优势。根据联合国《2002年贸易和发展报告》，虽然在1998年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单个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分别是中国的47.8倍、29.9倍和12.9倍，但是，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只有中国的1.3倍、1.2倍和0.8倍。我国劳动力的低工资掩盖了低效率，从而削弱了劳动成本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比较优势。
以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最深的制造业为例，2002年全国制造业就业人员中有52.9％来自农业人口，同时，全国制造业就业人员中有69.1％只有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水平。[1]因此，产业分工水平的提升，同样需要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劳动力在产业分工的低端源源不断地供给，无法替代产业提升过程中分工高端对劳动力素质的需求。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成本上升和效率下降，正是对产业分工低端劳动力数量过剩和产业分工高端劳动力数量不足的具体体现。在产业低端，素质程度不等的劳动力资源难于区别劳动效率的高低；而在产业高端，劳动力资源的素质优劣可以明显表现出劳动效率的差异。素质较低的劳动力资源在产业低端升级到产业高端的过程中，劳动效率因受制于劳动力素质而明显下降，名义人力劳动成本优势在产业升级中受到明显削弱，因而单位产品的实际劳动成本会有大幅度提高。而素质较高的劳动力资源在产业低端升级到产业高端的过程中，劳动效率因得益于劳动素质而有所上升，实际人力资本价值在产业升级中有所体现，因而单位产品的实际劳动成本反而提升缓慢。因此，产业分工水平提升的过程，同样是劳动效率提升的过程。在产业水平较高的东部，上海、北京、广东和天津工业全部就业人员劳动生产率分别为84315元/人年、55082元/人年、65647元/人年和68674元/人年；而在产业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山西、河南、内蒙古和江西，全部就业人员工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为33872元/人年、38447元/人年、48916元/人年和31944元/人年。[1]产业分工高端的高工资水平，吸引高素质劳动力从事高效率的劳动。我国面对提升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水平的需要，劳动成本优势的发挥应该更加依靠高效率来克服高成本。
三、中国发挥劳动成本优势的就业政策选择
我国在提升产业分工水平的过程中，劳动成本不可避免地趋于上升。劳动成本优势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构升级中的就业取向。劳动成本优势依赖于结构升级中的就业广度和深度。
就就业广度而言，就是要在结构升级中拓展产业部门和产业环节，以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因而，拓展就业广度，从产业部门而言，就是要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从产业环节而言，就是要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制造环节；从企业规模而言，就是要大力支持对劳动力资源吸纳较强的中小企业；从体制创新而言，就是要消除民营经济从事经济活动的体制壁垒。然而，提升产业分工水平，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关键是要提高结构升级中的就业深度。
就就业深度而言，就是要在结构升级中提升劳动力素质，以适应产业部门和产业环节的升级。产业升级要求就业深化。这不仅要求劳动者具备一技之长，在专业化产品生产的过程中具备更多的知识，以专业的技能做好本职工作，而且要求劳动者能够一技多能，在社会化分工深化的过程中掌握更宽的知识，以多种技能适应不同的岗位。显然，结构升级中的劳动就业规模是建立在劳动者就业素质提高的基础上的。
在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劳动力的数量制约着就业的广度，而劳动力的知识技能制约着就业的深度。结构升级的就业取向不可避免地受到劳动成本持续上升和劳动效率提升缓慢的压力。因此，要形成产业升级中的劳动成本优势，就必须以劳动效率提升的动力来消除劳动成本上升的压力，这最终体现在产业工人的知识素质能创造多高的劳动生产率上，即劳动力素质的优势克服劳动成本劣势的程度。
产业结构提升的过程，就是产业素质提升的过程。在经济发展的结构升级过程中，不仅表现在产业之间，如机电工业比重化工业、重化工业比轻纺工业具有更高的知识含量，而且表现在各个产业内部，表现在轻纺工业、重化工业和机电工业知识含量的普遍提高上。产业分工活动的知识含量的提高，要求产业工人素质相应提升。产业结构的升级导致产业的总体工人中，从事产业高端的脑力型产业工人的比重上升，而从事产业低端的体力型产业工人的比重下降。观察发达国家的近况，一般专业技术人员就业人数的增长率是普通劳动者就业增长率的2倍，而较高级的脑力劳动者就业人数的增长率则是普通劳动者就业增长率的3倍，产业结构的优化提升了就业人员的素质。在产业内部的科研、设计、生产、营销各个环节中，利用先进技术手段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知识型劳动者不断增多。
目前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就业人数增长最快，从事信息工作的知识型劳动者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产业工人显然在利用先进的生产方式从事现代产业活动，这种先进生产方式体现在劳动者从事产业活动的知识含量上，因而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水平将决定从事该项产业活动的劳动生产率高低。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利用更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附加值。这要求产业升级不仅要扩展劳动力利用的规模，而且要提升劳动力利用的素质，从而推动我国从劳动力资源大国向劳动力资源强国的转变。
当代产业工人应当成为从事现代产业活动的知识型劳动者。劳动力资源作为结构升级中最活跃的要素，劳动者的知识素质将直接影响其参与产业活动的能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工人不仅要适应产业提升的需要，善于进行知识更新，成为本岗位合格的知识型劳动者，而且要适应产业转型的需要，努力实现知识更替，成为新岗位合格的知识型劳动者。随着知识技能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程度不断提高，产业工人的技术知识水平将成为决定其收入高低和财产多寡的依据。知识拥有程度将关系到产业工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为此，应从提高产业升级中劳动力素质的角度，大力提升产业工人的知识素养。
（1）统筹规划人员素质提升的战略。产业工人由于从事的产业领域不同，在各自分工岗位从事知识的创造和知识的应用。国家应该放眼国际竞争大格局，统筹考虑就业人员知识创造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的提升。统筹产业工人素质提升的战略，应是对区域开放政策和产业开放政策的统一。这不仅要立足本地区和本产业的人才资源开发，而且要促进地区间和产业间人才资源的流动，从而通过人才资源的开发和流动，实现产业升级中的人员素质的提升。因此，产业工人素质提升战略既是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统一，也是宏观人才管理体制与具体单位措施的统一。
（2）形成终身开放学习的社会。产业结构的提升依赖于劳动者知识技能的提升。产业工人作为知识型的劳动者，应以兼顾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学习为己任，在从事产业活动过程中不断丰富自己理论和实践经验，实现“学中学”和“干中学”的统一。产业工人知识技能的学习，国家应给予制度保障，社会应给予平等机会，企业和单位应给予实际支持。国家、社会和单位应该全方位、全过程为产业工人营造提升自身知识技能的环境。全社会应把提高产业工人的知识素质作为重要的战略投资，统筹考虑产业工人理论素养和实践技能的提高。
（3）造就一支宏大的高级技工队伍。高级技工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相应理论水平的产业工人。高级技工兼有知识创造和知识应用的基本素养，是将理论创造转化为实践应用的中介。我国高级技工仅占技术工人的5％，而发达国家普遍占40％。高级技工的大量匮乏会阻碍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理论设计向实际产品的转化，这种情况的延续将会严重影响我国迎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竞争能力。因此，高级技工作为知识复合型的产业工人，其培养既需要技能又需要理论，这需要在人才培养机制上兼顾技能教育和理论教育，实现高级技工的产学研联合打造。
（4）努力改善弱势群体的知识技能素质。产业工人中的弱势群体往往处在产业分工的低端，迫切需要提高自身在产业活动中的知识技能素养。自身素质的弱势已经成为这部分群体参与产业活动的障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工人不仅要面对产业提升的需要进行岗位更新，而且要面对产业转型的需要实现岗位更替。企业有义务为就业的产业工人提供在岗知识技能培训，政府有义务为失业的产业工人提供上岗知识技能培训。提高弱势群体的知识技能，是解决产业工人再就业的治本之策。全社会应把对弱势群体关爱的重心，从失业救济保障转移到岗位技能培训，切实提高产业工人适应经济发展的知识技能素养。
（5）实施积极的工资收入政策。产业工人的知识素质将直接影响其参与产业活动的能力。随着知识技能在产业活动中的重要程度不断提高，产业工人收入将更多地体现在其从事产业活动的知识含量上。1990年以来，我国产业分工水平不断提升，产业活动的知识含量显著提高，产业工人的知识技能贡献在不断增强。随着产业工人知识技能的积累，人力资本价值应在工资收入中得到体现。1990—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3％，而同期城市和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了7.6％和4.3％。经济增长速度和收入增长速度的非同步，会导致产业工人知识技能的培养滞后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3]因此，实施积极的收入分配政策，可满足产业工人提升人力资本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2]徐佳宾。中国船舶工业发展的战略思考[J].中国工业经济，2002，（12）。
[3]陈惠雄。要素使用权交易的效率模式与积极工资政策效应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3，（12）。
徐佳宾，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北京100872）
来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