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全球化波动的应对与跨行业劳动力流动性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任何一个参与国的经济体都可能会受到外源性的经济扰动，比如国际市场对于某种商品的需求增加或减少会使生产此类商品的行业增加或者减少生产设备和工人的投入，而此行业所做的这种调整势必在经济体内部造成若干后续调整的连锁反应直到形成新的均衡。注意这样的调整在参与全球化之前是不会发生的。尤其对于参与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的劳动者而言，持续不断的由于全球化导致的调整使得收入在不同个体之间以及不同时期之间分配不均，于是就产生了再分配的需求。关于全球化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再分配，学界多有论著。因为公共部门的规模越大，就越能保护受全球化冲击的群体的利益。嵌入式自由主义妥协的概念由此提出，以描述很多西方民主制国家所处的境地：人们承受全球化带来的调整成本，同时接受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网，这种相互默许的妥协加强了经济全球化。这些社会保障网成为了公共经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帮助减少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又反过来增加了人们对于社会保障网的需要，从而也增加了对扩大化的公共经济的需求。

但是这些关于全球化的文献倾向于以一种线性的方式去观察补偿与人们对全球化的支持之间的关系。它们没能充分考虑在何种情况下，补偿才能产生预期中的对于全球化的影响。本文认为，存在着一种重要的机制，它能够很大程度上决定全球化过程中所进行的补偿是否有效。这一机制的核心，是普通劳动者为应对工资水平的变化而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的能力，即跨行业劳动力流动性（interindustry labormobility，ILM，以下简称为劳动力流动性或流动性）。

跨行业劳动力流动性是要素流动性（factor mobility）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对于要素流动性以及一系列与此概念相关的问题已有大量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许多经典文献。比如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社会联盟理论中，用不同的经济学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就会出现以阶级分化为基础和以行业/部门分化为基础的路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eckscher-Ohlin model）以及后续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模型（Stolper-Samuelson model）均假设国内的要素流动性足够高，因此这个国家的社会联盟将以阶级为基础分化；与此相对，李嘉图-维纳模型（Ricardo-Viner model）假设国内的要素流动性足够低，从而导致社会联盟按照行业分化来展开。

劳动力流动性与收入分配

学界的一般观点是，一个经济体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越深，其对公共部门的需求就越大，尤其是那些有助于稳定受全球经济一体化负面影响的群体的收入水平的公共部门项目。这些公共项目通过直接或间接对全球化过程中受损的群体提供补偿，从而提供了一张社会安全网，减缓了全球化给其参与者造成的负面冲击。而即便是那些当下在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的人也有可能支持这些社会安全网的项目。因为全球化中输家与赢家的身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此刻的赢家有可能是下一刻的输家。

但是相关文献通常认为，民众对开放经济政策的支持会与补偿政策的规模自动产生联系，补偿的规模越大，全球化政策所获得的支持就越多。而本文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补偿与全球化获得的支持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整体经济中跨行业劳动力流动性的水平。

跨行业劳动力流动性描述的是普通劳动者为了能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而转行的能力。因此，劳动力流动性高就意味着，给定技能水平，一位典型劳动者能够以低调整成本轻松地转行进入工资更高的行业。而转行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这位劳动者工资收入的提高。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这一过程将在经济体内持续不断地发生，直到最终形成均衡状态。

劳动力流动性对嵌入式自由主义补偿项目的调节作用

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受贸易与全球化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因此如果我们将国家分为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那么下文的讨论将会更加清晰。相关讨论可以用一个2乘2的表格来呈现，其中人均GDP为一个维度，而跨行业劳动力流动性水平则为另一个维度。

从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有趣的现象。首先，对比富裕和贫穷国家以及低和高劳动力流动性的情况，我们会发现，不论哪种情况，与没有补偿相比，有补偿总是能使得劳动者更加支持全球化。这与传统的补偿假说的预测是一致的，即政府补偿是有必要的，它能够说服人们继续支持全球化。第二点，也是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经济体劳动力流动性的高低对于政府补偿与全球化所获支持之间的联系会产生重大影响。不论在富裕还是在贫困国家，劳动力流动性越高的时候，补偿就会与对于全球化更多的支持相关联，尽管带来这一结果的机制对富裕和贫困国家来说并不相同。对富裕国家来说，这种支持主要是由于政府补偿弥补了工人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减少的收入，而对于贫困国家而言，这种支持从根本上讲是由要素禀赋带来的，以及在此基础上更高流动性的工人对全球化的积极态度。

从表1，我们可以对劳动力流动性能够如何调节补偿与开放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做出一个条件假说：随着跨行业劳动力流动性水平的提高，政府补偿会带来人们对于全球化的更高的支持度，以及相应政府更高的经济政策开放程度。

关于补偿何时能换来对全球化的支持的实证分析

本文实证数据所涵盖的时间段为二战以后的1960到2004年。实证分析将聚焦于补偿与跨行业劳动力流动性交互之后对经济政策的结果所带来的影响。

（一）变量测量与数据来源

有许多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经济事实是单一政府所无法控制的，国际霸权主义，共享的国际规范，科技的进步以及众多能够导致经济国际一体化程度发生外生性简化的因素，都能够推动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学者们的研究也显示，单一政府可以依照自己的实际需要来操控本经济体参与全球化的程度。比如，一个政府可以选择将自己隔离于全球贸易之外，承受由此带来的行政成本并放弃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又比如，该政府可以选择部分地参与国际贸易，但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来控制自己的参与程度。本文研究中理想的因变量应当能够反映出开放经济政策是政府做出的选择，并且这一选择是基于对国内情况的算计而形成的。因此本文倾向于第二种观点，那就是，尽管众所周知全球经济一体化能带来诸多好处，但鉴于全球化对经济也会产生实际性的破坏作用，因此政府或许会希望将国际化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来使其负面影响最小化。

由阿克塞尔?德雷埃尔（Axel Dreher）提出的KOF全球化指数与本文理想的因变量十分接近。这一全球化指数由三个分指数构成：经济全球化、社会全球化与政治全球化。每一个分指数又都是利用统计方法对文献中的关键变量进行叠加计算而推导出来的。比如经济全球化分指数就是由两个更小的子指数，实际流动及限制，叠加得出。实际流动指数的计算包括了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组合投资和给外国人的工资以及所利用的资本。而限制指数测量的是对贸易和资本的限制，比如隐性进口壁垒，平均关税率，国际贸易税以及资本账户限制系数。

在这里，KOF限制指数是本文最理想的因变量。它所测量的正是政府在经济全球化重点领域所做出的政策选择。此外，这一指数有跨时间跨国家的数据，因此它能提供更多政府是如何因应国内情况的变化而调整政策的信息。

进行实证分析的一个关键步骤就是测量本文的核心自变量，跨行业劳动力流动性。由于文献没有在应当使用哪种测量方法上达成一致，本文决定使用多种劳动力流动性的测量方法，以冀这样做能够涵盖到劳动力流动性这个概念的大部分内涵。具体来说，本文使用了两种测量。第一种是弹性系数测量法。这一方法紧扣劳动力流动性在标准的国际贸易文献中的定义，将劳动力流动性定义为劳动力供给对于行业间工资差异的反应敏感度。将劳动力流动性定义为一种弹性系数的做法遵循了贸易模型构建的长期的传统，这种做法还被应用于对税收政策或劳动力周期性升级等问题的研究。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数据库中关于各国各年各行业的工资与就业相关数据，我们可以使用如下等式计算出每个国家每年的劳动力流动性弹性系数。

第二个跨行业劳动力流动性的测量是使用行业间工资的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Variation 或COV）。变异系数测量是建立在“一价定律”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在这个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假设中，工资间存在的差异可以通过劳动力的流动进行消除。调整过程的迅速程度可以用收益的变化范围来衡量，变化范围大就意味着劳动力流动性水平低，因为工人无法迅速从一个行业跳槽到另一个行业来消除工资差异。相反，变化范围小就意味着劳动力流动性水平高。因此变异系数与弹性系数这两个劳动力流动性的测量是负相关关系。图1 以可视化的形式展示了一些国家用两种指标测量出的劳动力流动性水平。

在测量另一个自变量“补偿”的规模时，现有的文献大多使用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为了尽量体现补偿政策在本质上是对随全球化而来的波动的风险保障手段，并同时有尽可能多的观察值，我将军事开支占GDP的比重从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中减掉，由此得到非军事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

实证分析中的第一组控制变量包含了罗德里克在研究开放程度与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时用到的基准回归方程中所使用的变量。这些控制变量包括实际人均GDP的对数（以控制瓦格纳法则），抚养率的对数，城市化率的对数，表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身份与社会主义国家身份的虚拟变量以及表明来自拉丁美洲、东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区域身份的虚拟变量。

阿尔伯托?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与罗曼?瓦克奇亚格（Romain Wacziarg）认为，国家的规模是政府补偿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因此本文用总人口的对数来控制人口的规模。第二，阿德赛拉（Adsera）和鲍什（Boix）（2002）认为，政体类型能够预测一个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实施的补偿的规模。这是因为威权政府通常选择压制，而民主政府通常选择再分配。因此本文控制了政体类型。这个变量的数据来自于POLITY4数据库，并通过三分法进行重新编码，最后的取值，“-1”代表威权政体，“0”代表既非威权也非民主政体，“1”代表民主政体。

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家的实力和利益决定了它会支持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作为战后世界的霸权主义国家，美国会使用其影响力以促进更大规模的全球化。因此本文也控制了美国霸权这一变量。遵循米尔纳（Milner）和贾金斯（Judkins）的做法，我将美国的霸权测量为它在年份的市场实力，用在年份美国的进出口占世界总贸易额的百分比作为指标。当美国的霸权力量更强的时候，其他国家采取开放经济政策的动机或许会越大。相反，当美国的霸权力量开始减弱时，其他国家扩大开放程度的动机也会随之降低。

本文还控制了一个国家是否是关贸总协定及世贸组织（GATT/WTO）成员国，这个身份可能对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开放程度有重要影响。

（二）实证发现

表3 （略）所显示的是验证条件假说的回归结果。前四列采用劳动力流动性的弹性系数测量作为自变量，后四列用工资收入的变异系数作为劳动力流动性的测量。快速观察各列可以看到，交互项都有预期的符号，并且除了模型4，交互项都是显著的。模型1到模型4中交互项的系数为正，这表明当劳动力流动性水平更高时，更多的政府补偿将会与更开放的经济政策相联系。而模型5到模型8中交互项为负的系数再次强烈肯定了这个联系，因为变异系数越高就意味着劳动力流动性越低。因此这一结果就支持了本文的条件假说，即劳动力流动性水平越高，越多的政府补偿会使得一国的经济政策更加开放。

为了进一步明晰劳动力流动性对政府补偿和经济政策开放度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根据布兰博尔（Brambor）, 克拉克（Clark）和戈尔德（Golder）所提出的方法用图形的形式对这种调节作用进行展示。下图所显示的内容是由表 3 的回归结果而来的。

图 2 展示的是当给定跨行业劳动力流动性水平时，补偿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经济政策开放程度的边际效果。在此图中劳动力流动性是由弹性系数法测量。图2 中的小图（1）到小图（4）与表 3 中的前四个模型对应。从图2 中得到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所有的小图都显示出劳动力流动性对政府补偿和经济政策开放程度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所有的小图都呈现向上趋势，即劳动力流动性水平越高，补偿就会带来更加开放的经济政策。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尽管高劳动力流动性可能并不能确保补偿能够使人们更加支持开放的经济政策（正如小图2和小图4所显示的那样，即便劳动力流动性水平处于高位，也就是各小图横轴上大于零的部分，补偿也可能无法显著地提升经济政策开放程度，也就是在纵轴上相应的实线部分小于零或者上下虚线间包含零），低劳动力流动性则起到了抑制作用，从而使得补偿无法带来开放的经济政策（所有小图都显示，当劳动力流动性水平处于低位时，也就是各小图横轴上小于零的部分，补偿将反而与更低的经济政策开放程度相关联，也就是在纵轴上各小图相应的实线部分均小于零；而且当劳动力流动性低于一定程度时，更多补偿将显著地降低经济政策开放度，也就是上下虚线均低于零线）。因此在劳动力流动性处于低位的情况下，补偿策略通常会失败。

图 3 展示的是以行业间工资变异系数为劳动力流动性的测量时的图，这些小图与表 3 中的后四个模型相对应。所有的小图都显示出向下的趋势，而因为更高的变异系数代表着更低的劳动力流动性水平，向下的趋势也再一次确认了当劳动力流动性更高的时候，补偿通常会带来更加开放的经济政策这样一个条件关系。与上文的论述类似，图3 还显示，当劳动力流动性处于较低水平时，也就是在每个小图的右端，补偿无法带来更加开放的经济政策。

结论

本文提出跨行业劳动力流动性对政府补偿和一个经济体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本文的理论对这一调节作用的产生机制做了解释并推导出可以验证这种调节作用的条件假说。本文认为当跨行业劳动力流动性处于低位时，补偿不太可能带来更加开放的经济政策，而嵌入式自由主义妥协只有当劳动力流动性处于高位时才更有可能发挥作用。本文用一系列实证分析检验了这种来自劳动力流动性的调节作用，在分析过程中使用了多种指标测量政府补偿，用多种方法测量跨行业劳动力流动性，以及是否假设劳动力流动性为外生等。补偿与劳动力流动性的交互作用在各种组合的实证检验的情况下都是可观而且显著的。

本文的发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些可以促进或者阻碍一个国家参与全球化的力量。在今天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我们已经可以经常看到昔日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如欧美的多国，反而越来越多做出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的举动。大多数曾经长期观察这些国家的人士都会知道这些当今逆全球化的波澜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经历了长期的矛盾的积累，可能反映出其经济结构深层的问题，例如近年来在西方社会产生强烈反响的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就在试图剖析西方国家不平等问题的根源。解决全球化事业目前面临危机的钥匙可能不在国际，而在每一个国家内部。然而，遵循这样思路的嵌入式自由主义方案却很有可能落入了线性思维方式的陷阱，忽视了当预期结果出现时需要具备的国内社会条件。于是本文向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们敲响了警钟。包括补偿政策在内的一些公共政策原本的目的是要鼓励人们更加支持开放的经济政策，但如果它们没能充分考虑关键性的社会经济因素如本国的跨行业劳动力流动性水平的话，它们可能无法取得理想的效果。因为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劳动力流动性水平过低的话，补偿政策或许根本就是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