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汉元帝何以导致西汉衰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38 次 更新时间:2015-10-30 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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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良  


史家大都认为:“汉室盛衰,当以宣、元为界。”(吕思勉语)也就是说,宣帝在位及以前,朝政运行较好,处于兴盛状态;自元帝以后,宦官外戚竞相专权,纲纪紊乱,国势衰微。

汉元帝刘奭为西汉第八任皇帝,系汉宣帝刘询与嫡妻许平君所生之子,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十月即位,在位16年,享年42岁。在人们印象中,导致王朝走向衰败的君主绝非良善,要么昏庸,要么残暴。然而,汉元帝既不是昏君,也不是暴君。《汉书·元帝纪》结尾处有一段赞语:“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性情柔弱缺乏主见


客观地说,汉元帝不失为一位多才多艺、品行不错的好人。但是,好人不一定成为好君。作为君主,汉元帝谈不上优秀,主要是性格与能力问题。史书说他:“柔仁好儒。”其实,这并非弱点,一个君主胸怀宽弘柔软,主张行仁政,偏好重用儒臣,应该是天下人福分。问题是,汉元帝的宽柔最终表现为优柔寡断、软弱可欺,不能驾驭局势,听任宦官专权,败坏纲纪,危害社稷。

宣帝临终前,已为元帝安排“三驾马车”辅政,以乐陵侯史高领衔,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为副。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与史高关系密切。重用外戚是西汉的政治传统,宣帝也不例外。萧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老师,一代名儒。元帝即位后,对两位恩师格外倚重,多次宴见两人,探讨治国方略。萧望之随后双引荐宗室大儒刘更生(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参与朝政,四位儒臣“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资治通鉴·汉纪二十》)

元帝的信任与支持,似乎让萧望之等儒臣看到改弦更张推行仁政的希望。然而,元帝与儒臣相得益彰的好景只是昙花一现。元帝对两位师傅特别信任,儒臣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致使被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与萧望之产生嫌隙,权力斗争的阴影随即笼罩着朝廷。史高与宦官里外呼应,议论常坚持遵从故事或惯例,反对萧望之的改革主张。萧望之忧虑外戚放纵、宦官擅权,于是向元帝建议:中书是国家政事之本,应由贤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优游饮宴于后庭,任用宦官掌管中书,不合乎国家旧制,且违反“古不近刑人之义”,必须予以纠正。元帝初即位,由于谦让,不敢做出调整,议论久而不决。萧望之提出此动议,却招致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等人嫉恨,于是他们与史、许两姓外戚联手,共同对付萧望之。

碰巧有一个叫郑朋的“墙头草”,起初依附并吹捧萧望之,萧望之发现他行为不端,断绝与他来往;郑朋转而投靠外戚许章,扬言萧望之有过失五条、大罪一桩。石显认为时机到了,趁萧望之休假之际让人向元帝上奏,元帝将此事交给弘恭处理。面对弘恭询问,萧望之坦言,外戚当权多有不法之处,之所以弹劾他们,意在匡正朝纲,并非阴谋与离间。为此,弘恭、石显向元帝报告说,萧望之结党营私,多次攻击朝中大臣,企图独揽大权,建议“谒者召致廷尉”(即逮捕入狱)。元帝初即位,不明白召致廷尉为下狱,当即批准了。后来元帝发现不对劲,敦促将萧望之释放并复职。石显从中作梗,萧望之被释放,但革职为民。数月以后,元帝觉得过意不去,下诏封萧望之为关内侯并准备起用他为丞相。萧望之儿子萧伋听说元帝要起用父亲,就上书为父亲之前入狱鸣冤,弘恭、石显便在元帝面前竭力诋毁萧望之,并唆使元帝下达拘捕令。萧望之性情刚直,不能忍受再入狱的羞辱,在家饮鸩自杀。,只用两个回合,就将萧望之逼死。

萧望之饮鸩自杀,元帝非常震惊,为之痛哭流涕,责怪弘恭、石显等人害死自己的贤傅。师傅含冤身亡,让元帝终生难以释怀,追念不已。此后每年忌日,他都派使者前往萧望之墓地祠祭。尽管他们师生感情颇深,但元帝对萧望之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个事件上,元帝的性格缺点暴露无遗。如果他坚信萧望之贤良忠诚,完全可以使萧免遭小人陷害。可是他耳根软,缺乏主见,容易被宦官左右。两次让萧望之下狱,都是听信小人谗言而草率下诏。第一次是他不知“招致廷尉为下狱”,轻易被官宦忽悠;第二次是在他明知道师傅性情刚烈,仍被宦官牵着鼻子走,让师傅再次蒙受下狱羞辱。再者,他已然知晓师傅清白无辜,却没有惩治逼死师傅的幕后推手,只是口头责问弘恭、石显等人,使其“免冠谢”而已,事后对他们宠信如故。如此宽仁,实则是非不分,赏罚不明,使得宦官有恃无恐,日后更为放纵。

从萧望之之死,也能看出元帝政治上短视与低能,空怀匡正理想,而缺乏战略眼光与政治谋略。毫无疑问,元帝若要推行新政有所作为,必须将儒臣作为主要依靠力量。毕竟萧望之等儒臣不仅胸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且具有较高的治理能力与道德修养。而宦官、外戚往往注重自身的权势与利益,既缺乏对天下的担当,又缺乏做人的操守,只要满足一己私欲,哪管死后洪水滔天。元帝居然让宦官逼死萧望之,放逐其他儒臣,无异于自废武功,自断臂膀。尽管他后来起用了不少儒臣,但只有依附宦官的儒臣才得以保全,他们或者与宦官沆瀣一气,或者明哲保身、尸位素餐;而那些不依附宦官的儒臣,不是被坑害致死,就是被挤出朝廷。所以,综观元帝一生,其“好儒”如同叶公好龙,并没有组建以儒臣为枢纽的领导班底,自身虽然躬行恭俭,却让宦官主导朝政,故不能推出一系列善政,更谈不上实行善治。


倚重宦官威权旁落


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角逐,宦官终究成为大赢家。萧望之死后不久,中书令弘恭当年病死,石显继任中书令。此后,中枢权力急剧失衡,向石显一方倾斜。出于对石显的信任及自身健康原因,元帝将朝政全部委托他处理,事无大小,都由他汇报决断。于是石显威权日盛,贵幸倾朝,公卿以下无不畏惧他。石显俨然一言九鼎,“重足一迹”。元帝虽为天子,权柄却握在石显手中,一切听任石显说了算。

元帝特别宠信宦官,主要基于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宦官没有家室,不会缔结“外党”。但这是一种错觉,石显之流其实颇擅长“结党”,他不仅与宫廷太监结为“内党”,而且勾结史丹、许嘉等外戚,并拉拢那些见风使舵的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儒臣,结为“外党”;内外呼应,兴风作浪,党同伐异。易学大师京房曾提醒元帝不要宠信佞臣,元帝却执迷不悟,依然听任石显专权;京房触怒石显,很快被逐出朝廷,随后又因“非谤政治”而被处死。

当然,石显能得到元帝信赖,必然有他过人之处。“(石)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汉书·佞幸传》)可见,此人颇有能力,聪慧灵巧,熟稔事务,精通法典,善于探知皇上心意。但是,他心理阴暗,狡诈毒辣,报复性强,故而掌权之后,他把心力都用于巩固权势,结党营私,排斥异己。

元帝“好儒”,石显乐于投其所好。萧望之含冤而死,朝廷内外议论纷纷,石显为了逃避责任,转而向儒士示好,极力向元帝推荐大儒贡禹,让他担任御史大夫。此举,收到一箭三雕的效果,一则迎合元帝意趣,二则讨好天下儒士,三则博得举贤任能的好名声。此后,凡是依附石显的儒士,都会得到重用,官运亨通。如匡衡、五鹿充宗,分别官拜丞相、尚书令。如果不依附或反对石显,即使是元帝亲自选用的,也要被他排除。元帝重新起用周堪,并提拔其学生张猛,石显不是在元帝面前谮毁,就是暗中捣鬼,使元帝无所适从,逐渐疏远两人。周堪后来疾喑,不能言而卒,张猛被逼迫自杀。

石显不仅报复性强,而且很有手段。凡得罪过他的,他绝不放过,并且善于走法律程序惩治他人,让人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有冤无法诉。他总能在不动声色中置人于死地,既能获得儒士的好感,又能得到皇帝的信任。许多事情,一经他插手,就会弄得真假难辨,似是而非,以致连当事人也摸不着头脑。元帝常被他糊弄,无法明辨是非。石显心知肚明,自己只是狐假虎威,借元帝宠信才得以弄权,如果哪一天失宠,也就失去一切。为此,他不时在元帝面前表现出忠诚,以巩固元帝对自己的信任。有一次,石显借奉命到各官府协调事宜之际,请求元帝说:“臣恐怕回来晚了,宫门已关闭,请准许我以奉诏命为由叫开宫门。”元帝同意了。石显于是故意到半夜才回宫,然后以诏命叫开宫门。后来果然有人上书弹劾石显“矫诏开宫门”。元帝看了奏章,笑着拿给石显看,石显趁机痛哭流涕,说自己承蒙天子厚爱,担当重任,不免引起诸多大臣嫉妒,招致无端陷害,为了保全性命,情愿在后宫做扫除杂役。元帝眼看他受了委屈,给予安慰与赏赐,依然对他宠信有加。就这样,石显略施小技,就把宽厚的元帝搞定。

尽管石显熟悉法典,精于权术,但缺乏治国理政才能。如此心术不正的人,虽然不能造福于国家与民众,却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成为贪腐的“大老虎”。据史料记载,石显接受赏赐与贿赂的钱财总共超过一万万,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更可怕的是,在这个“大老虎”擅权期间,纲纪紊乱,吏治腐败,欺上罔下,贿赂公行,奸佞得势,正气不畅。王昭君因为不愿出钱行贿,画师便将她丑化,不得不出塞远嫁匈奴;当元帝发现她貌若天仙时,已然悔之晚矣,纵使处死画师,却永远失去第一美人。

失去王昭君,虽为一大憾事,倒让元帝顿时惊悟。然而,对于宦官危害国家,他始终未能悟察。司马光在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禁不住感叹:“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说白了,元帝太好糊弄,居然让石显玩弄于股掌之间。在帝制时代,大权旁落乃为君之大忌,尤其是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必须善用最高权力施展抱负。所以,意大利著名政论家马基雅弗里在《君主论》中指出,君主应懂得权谋,既要有狮子般勇敢,又要有狐狸般狡猾,不能被谄媚者蒙蔽或左右。其实,中国先秦时代法家早就提出类似的观点,可惜汉元帝不懂得为君之道,一味宠信宦官,甘愿大权旁落,自觉或不自觉在为西汉衰败埋下伏笔。


治乱兴衰何以难免


汉元帝去世之后,太子刘骜即位,是为汉成帝。进入成帝时代,石显被逐出朝廷,宦官势力急剧弱化。成帝荒淫奢侈,个人品德远不及元帝,而优柔寡断却过之而无不及。“汉治陵夷,始于元帝,而其大坏则自成帝。”(吕思勉语)究其原因,就是成帝过于倚重外戚,权柄被外戚掌控。太后王政君的八位兄弟(除王曼早逝外)无不位高权重,其中五人居然同日被封侯;王氏子弟分别为卿、大夫、侍中、诸曹,占据要职,遍布朝廷。外戚得势,专横跋扈,骄奢淫逸,政治日益腐败。西汉政权最终难以为继,以致外戚王莽取而代之。经过重新洗牌,政权又落入刘氏手中,东汉王朝得以建立。不过,东汉免不了重复西汉的故事,几位有为君主开创“中兴”局面之后,继任君主又开始重用外戚与宦官,到了桓、灵两帝时期,宦官、外戚两股势力已将国家折腾得千疮百孔,不可避免地土崩瓦解,从而进入战乱频仍的三国时代。

直观上看,西汉的衰败始于汉元帝,因为他在位时宦官专权。若要深入思考,就会发现病灶其实源于汉武帝,或者说是汉武帝埋下宦官专权的祸根。汉武帝后期为了强化皇权专制,同时兼顾个人享乐,特地建立中书尚书制度,任用宦官担任中书令,朝位在丞相之上,从而降低丞相地位,削弱丞相职权,进而形成“内廷”与“外朝”,重大事项由“内廷”决策,外朝只是奉旨行事。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不合理,但汉武帝是颇有雄才大略的强人,可以收放自如,宦官职权再大,只能牵制丞相,而不能动摇他的权威,如同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后来汉昭帝即位,有强势的霍光执政,也不会出问题;汉宣帝聪慧睿智,刚柔相济,也能掌握大局。而元帝优柔寡断,过于宽厚,重用宦官的问题就不免暴露出来。石显之所以“议论常持故事”,就是秉承武帝时故事或先例,为自己擅权寻找法理依据。同理,汉武帝重用外戚不出问题,宣帝重用外戚也不出问题,而成帝重用外戚就出问题,关键在于汉成帝只是元帝式的常人,而不是武帝式的强人。

综观历史,也不能过于责怪汉武帝做出那样的制度安排。毕竟被宦官祸害的王朝不只是西汉、东汉,除了宋朝,汉人所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几乎都葬送于宦官手里。秦朝急剧灭亡,宦官赵高无疑是罪魁祸首。大唐分崩离析,病根在于宦官与藩镇两股势力。明朝走向衰败,也与宦官专权分不开。有意思的是,太祖朱元璋明确立下“宦官不得干政”的禁令,告诫子孙必须遵循。而有明一代,宦官干政最为猖獗,为害最为剧烈。所以,从更深层次反思,宦官干政问题,并不在于宦官本身,而应从根本制度(帝制)找原因。毕竟宦官依附皇帝而存在,并倚仗皇帝而发挥作用。对于古代皇帝而言,稳固自身皇位是其核心利益,为此会有诸多顾忌。重用皇族宗室,担忧他们觊皇位;重用士大夫,害怕出现权臣;而宦官是自己身边人,他们没有家室,似乎值得信任。殊不知,宦官这种受过宫刑的特殊群体,人格与心理已然变态,重用他们势必带来更大危害。遗憾的是,这样的故事在帝制时代不断发生,明知前朝因此衰亡,后世君主却仍旧效仿,重蹈覆辙。

回头再看汉元帝,既然在他前后都出现过宦官为害问题,那么就不完全是他个人原因。如若国家兴亡仅维系于某一个人,说明这个制度安排有问题。毕竟好的制度安排,即便是常人,也能进行有效治理。而古代帝制,似乎只有明君或强人才能“治”,否则就会“乱”,这充分证明帝制本身有问题,毕竟明君或强人可遇而不可求,更多的是常人。所以,要使国家处于长治久安状态,关键在于根本制度的安排。只有构建科学合理的治理体系,并确保该体系有效运行,才能走出兴衰交替、治乱循环的怪圈。


——原载2015年第9期《文史天地》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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