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开始的卢沟桥战争，一直打了八年，到1945年结束。战争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不断沉沦的走向，由受害者成为战胜国，洗刷了百年外敌入侵的耻辱；战争也改变了日本的命运，由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一变而为战败国--受到国际法庭的正义审判。当前，日本安倍政权虽极力掩盖其战争罪行，但无非欲盖弥彰。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今天，站于新的历史起点，重温这一段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日本再次宣称要亡华
卢沟桥战争开始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就发出要征服中国之狂言，宣称："今日日本唯一之途径，为痛击中国使之屈服而不再有主战之精神。兹据自中国战场上返回之军官所言，此次中日战争将属长期，大约将展至明春，或竟至明年之秋。日本为克服中国抵抗起见，已决定调动大军赴华，故已定退休之大将20员现已奉令复职，而军队之力量今已增至二倍，后将增至三倍。并据目前之情状，山东及广州即将成为日本军用飞机之目的地。"[1]
日本侵略者幻想再像甲午战争那样，夺取中国台湾，还得到大量赔款；像"九一八事变"及肢解华北那样，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了大部分土地。根据日本关东军特务松室少将情报："帝国可以欣愉者，乃中国官吏普遍的慑于恐日病而不敢稍行违抗帝国也，现在全华北约十分之七不能精诚团结联合应付，大都原自保主义维护自身之存在，在不违反帝国之原则下，苟延图存。此等个个孤立的小势力，其所关切者只此小集团之目前利益耳，当然虽抗帝国之攻击，故彼等自私的心理，实予帝国以非常的便利，竟可不战而胜，一言而获。日本内阁于7月18日所召开的五相会议，杀气腾腾，决定动员兵力，派兵侵华，可以一举而获大胜。"[2](P320-338)日本天皇裕仁批准了战争的爆发，还每日听取战争进行的状况。
但是，日本这次的估计和判断完全与中日两国历史命运错位，致使日本走向了灭亡的不归之路。
二、中国人民的抗日呼声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将中国推向生死存亡的抗战年代。南京政府每日都接到海内外华人拥护抗战、请缨杀敌的函电。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发表时局宣言，主要为三点内容：一是揭露了日本亡华的野心。"中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抗战则生，妥协则亡，从7月7日'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敌人的铁蹄已经践踏了北平，敌人的炮火已经毁坏了天津。我们北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事业，已经沦为敌人进一步灭亡我中华的新根据地了。敌人的野心，是无止境的，他们要灭亡我地大物博的中国，毁灭我几千年来光荣卓绝的古国文化。现在我们全国上下，都已认定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二是中国人民的团结坚如磐石。"在敌人猛烈侵略之前，我中华民族精诚团结、上下一致的精神，也发挥的最为透彻，最为坚实。今日政府当局要抗敌救国，全国国民也要抗敌救国。政府当局已决心牺牲，全国国民也已决心成仁。政府与人民到今天已经是吻合无间，融为一体"。三是定能灭此朝食。"中华民族已将熔炼像一团白热的火球，他将把敌人一切无耻的阴谋和残酷的进攻烧个精光。"[3]这些言论如实地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心声。抗争的思想已成为全民议论之主题，各地均弥漫着抗战精神。从后方几个省份的抗战情景就可看出卢沟桥的烽火，实为复兴中华民族之烽火。据《申报》记者讲："'卢沟桥事变'刚爆发，一经当地报纸号外披露，辗转相传，不到多少时候，整个的昆明市便被悲愤激昂的空气笼罩了。第二天募捐劳军，自动贡献一日所得，加紧公务员及学生军训，焚烧抵制仇货。有的青年在街头演讲。滇商李恒升立即捐款百万元家产，李正堂输出三十万元，报效国家。"[4]在成都，绅民自动在公园宣传，唤醒民众，督促政府，发动全民抗战。四川省主席刘湘表示："今日华北情势，险达了极点，敌已全线动员，我亦决心抗战，川省虽在后方，各项准备工作万不可缓。总之四川所有人力、财力均可贡献于国家，军队必开赴前敌。民众在后方策应，内外一致，以期尽四川人应尽之责。义之所在，赴汤蹈火，所不敢辞。"[5]
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抗敌会、战时服务团，积极开展救亡工作。一些地区组成了妇女救护队，幼童义勇队。例如，"康藏地区，当地土著，迫于爱国心的驱逐，关怀着战事的发展。一般青年壮丁，均自动奋起，组织义勇队，以备随时效忠国家。"[6]同时，国民救亡歌咏协会成立后，教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义勇军进行曲》，到处都可以听得见高亢的歌声。募金扑灭汉奸，训练民众等等活动，都增加了抗战力量。
在西安古城，以"西安事变"到卢沟桥战争开始这一段时间最活跃，被称为后方的前方，抗战气氛特别浓厚。西安几份著名报刊，如《解放日报》、《西北文化日报》、《文化周刊》、《老百姓报》等一直宣称结束内战、一致抗日，抗战口号宣传单贴满全市大街小巷。革命歌曲如《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不绝于耳。笔者那时在西安师范附属小学读书，音乐老师带领学生到南院门西京电台演唱《黄河大合唱》，班主任带领学生到西安南郊村落宣传抗战思想。西安剧团公演《保卫卢沟桥》。更引人注目的是，许多文化人士、教授、艺术家和青年学生及海外进步人士，都是获得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北上延安抗日的。因为日军不断轰炸西安，家家店铺门前都有水缸和沙袋，马路中心挖了十余尺的防空洞。西安古城墙很厚，也改成防空避难所。西安接近前线，更显示了这座古老城市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力量。
上海华侨青年以敌寇深入，困难急迫，爱国情绪异常热烈，特组织华侨青年抗敌后缓会，以备从事战地各项实际工作，分向海外各地宣传，加紧华侨救国运动。上海艺术界人士发表声明："此次暴日侵犯华北，举国痛愤。中央既具抗战决心，均产生有无中途妥协之严重表示，我民族存亡，系于此举，沪上艺术界同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做政府后盾，共赴国难，以争取我民族之人格，保全我历史光荣。"[7]
这种情景，正如《申报》时评《抗战的前途》所言："卢沟桥的炮声一声响，抗战的呼声立即响彻了全国。我们不怕暴敌的威胁，我们不怕暴敌的进攻，敌人一切的凶横残暴的手段，只有使我全国同胞的团结精神与抗战决心愈益巩固而加强。"[7]
三、迟到的觉悟与三个战场的形成
卢沟桥战争爆发十天后，蒋介石方于1937年7月17日发表抗战宣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之责任。"但仍声称："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以和平外交的方法，求得'卢沟桥事变'的解决。"那么，国民政府的最后底线是什么呢?按照蒋介石的说法就是平津沦陷。蒋介石讲："平津之存亡，就是中国最后的关头，因为平津一被占领，则华北全局必至瓦解。我们以后就没有一处可为华北国防锁匙的地区，更无时间以从事国防的建设了。日本如果决心占平津，则中国必全力对日本作战。"[8](P330)然而，事情并未如蒋介石所预期的那样发展，而是战事不断恶化。面对不断被动的局势，蒋介石认为，以武力抗日是唯一可选择的途径。他在1937年9月《巴黎晚报》的访谈中称："目前的中日战争，乃日本蓄意侵略中国之结果……如日本在中国境内从事武力侵略一日不止，则中国抗倭之战争，一日不止。虽留一枪一弹，亦须坚持奋斗，直至日本根本放弃其侵略政策，并撤回其侵略之武力之日为止。"[9]。
与蒋介石的认识同步，在中共和全国进步组织及人民的要求下，在日军疯狂的进攻屠杀中，各地实力派及军阀也逐渐认识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机的时候，于8月上旬，相继到南京，表示共赴国难。蒋介石宴请各路诸侯，中枢长官冯玉祥、何应钦、程潜作陪，马占山应邀出席，共商大计。在蒋介石宴请之前的两天，冯玉祥在中央广播电台演讲，题为《我们应如何抗敌救国》。他说："我们要知道侵略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凶横残暴是日本军阀。至于日本人民，我相信大都还是爱好和平。对抗战政策须认清，发扬民族抗战精神，实行坚强持久战争。"[10]这篇文章实际上代表国民政府宣布的抗战国策。
然而，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国共谈判成功，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9月22日，中共发表宣言，决心和中国国民党一道共赴国难，并号召"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黄帝子孙坚韧不拔的努力奋斗"，"精诚团结，一致抗战"，还愿"取消苏区现有政权，红军改编为国军，受军市委员会的统辖"[11]。9月24日，蒋介石亦发表谈话，号召国人放弃异见，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并感言："国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觉存则共存、亡则共亡之意义，咸以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也。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12]至此，国共合作，枪口一致对外，中国全民抗战的局面以三个战场的形式正式形成。
八年抗战中，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和东北战场。各个战场相互配合、相互影响，都是整个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东北战场
东北战场是由冯仲云、周保中、杨靖宇、李兆麟等领导的抗日联军展开的。1936年，他们发表了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战斗在兴安岭上、长白山下、松花江畔，扒铁路、炸桥梁、攻据点，重创日伪军。卢沟桥战争爆发后，北满义军乘日本关东军调往平津之际，分头发动攻势。驻北满维持日伪局面之日军，如哈尔滨冈村部队辖下之各地驻屯军，遭义军袭击，几无宁日。1937年7月17日，在方正县南天门西方约7公里之史家崴子附近，有义军首领明阳、吉奉、周任等联合部众300余名，与日军佐伯部浦山交战，计达四小时，日军损失甚众。佐伯部之中泽部队步兵一等兵远藤荣三郎等十五名被击毙，一等兵小林俊一等负伤者为数亦众。酒井部队于7月16日22时许，在宾县元宝河北方地区，与义军首领九洲等联合军交战三小时，双方均有伤亡。7月19日，藤林部队在巴彦达子营包围义军，义军奋勇突围，日军受创甚重。7月21日，义军炸毁满洲河铁桥，颠覆哈大线之列车。9月，义军在沈吉线破坏了海龙铁桥。日军在该地附近各村贴出标语，警告各乡民，勿为义军利用，否则一经发觉，全乡村皆受炸毁。但义军仍活动如常。据一般估计，在满之日军约有40万人，但皆不如义军之惯善于游击战，大有疲于奔命之苦[13]。1939年2月，据游击队领袖讲，热河境内已成立游击队第12军，属于抗日联军管辖，杨靖宇部且已扩至朝鲜境内[14]。
内蒙古境内之游击队在马占山、傅作义领导下，日益扩大，且有英勇的蒙古士兵协同作战。当地民众皆坚决拒绝替日军做走狗的伪政府一切法令。哈尔滨市的反日运动高涨，因反日嫌疑被捕者曾达千人，情况极度紧张。1938年底，日军自津浦路经由山海关古北路、热河铁路运往关外者已达万余人[15]。日伪军数万围剿讨伐，抗联部队转入深山老林中神出鬼没打击敌人，最困难时以树皮、草根、野兽来充饥，但从未停止战斗。
(二)正面战场
在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与日军展开浴血奋战，重要战役有太原会战、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长沙第三次会战、滇缅路作战、浙赣会战、缅西滇西作战、常德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鄂西会战、豫西鄂北会战、湘西会战、桂柳反攻等，并派兵赴缅甸作战。每次会战，敌我伤亡都很巨大。中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生存而战，也是为世界和平与安全而战。在这场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较量中，中国军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和努力，日军则是人类刽子手，其兽性暴露淋漓。以上海抗战而言，日本动员的兵力约30万人，中国先后投入兵力70万人。中央军参战人员占其总数的3/5，还有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等省军队参战，战争历时三个月。据著名战将第17师师长王敬久讲："我为自卫之战，数十年来自甲午以迄今日，对敌人之忿怒，至目前始有发挥之机会，故全体官兵皆以必死之心，壮烈抗战。"[16]又据李宗仁讲，此役毙敌6万多，我军"每小时死伤辙以千计，牺牲之壮烈，在中华民族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17](P659)。
徐州会战，也称"鲁南会战"，进行了五个月，日军先后投入兵力约40万，中国参战兵力约60万，由李宗仁负责指挥，从1938年3月中旬开始先后在临沂、滕县、邳县、郯县、峄县等十余处展开。为了指导这次战役，蒋介石令白崇禧赴徐州协助李宗仁对日作战。白崇禧行前曾在武汉同周恩来、叶剑英商量战略思想。鉴于当时土肥原师团分布于津浦线及临(城)台(儿庄)线，板垣师团分布于临沂县及台儿庄，矶谷师团扼守邹城县，周恩来主张应结合运用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集中优势兵力，将日军歼灭在台儿庄一带。白崇禧将周恩来的这一战略构想转告李宗仁[18](P152)。其后不久，周恩来、叶剑英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名义去见李宗仁，劝李宗仁先攻占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台儿庄、张庄一带山丘，利用有利地形与日军打一个大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在以上战略思想指导下，李宗仁作了周密部署，积极应战。
1938年3月14日，张自忠、庞炳勋与板垣师团展开搏战，"我军以一当十，毙敌四五千名，并阵亡敌将数人，大批敌军狼狈溃窜，实为我抗战史上增无限之光荣"[19]。战局中心在台儿庄，在临台线上敌我双方都布置重兵。此役日本从平汉、平绥、关外青岛、上海等地急调其驻军赶赴台儿庄，还从日本神户调来两队化学兵。中国调孙连仲、汤恩伯、关麟征、孙震、王铭章师等参战。蒋介石亲到前线视察，对在津浦线上不战而退的韩复榘判处死刑。孙连仲到台儿庄内督战，命令池峰城师长要以士兵打完了要把自己填进去的精神率部死守，并表示："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勇猛的池师将士一律手执大刀，腰中满插炸弹，与敌肉血相搏，在不到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往返厮杀，逐村争夺，即使伤亡官兵高达70％，士气仍丝毫不减。一位亲眼目睹战争实况的外国记者写道："华军与日军板垣部队现正在鲁南前线做拉锯式之战争，昨晚(1938年5月3日)华军由屋内爬出，在墙上挖若干小孔，然后由孔内用火棒掷入日军占领之房屋，激战至今晨，华军卒将日军击退，遗下血迹遍身之尸首甚多。记者目睹华军奋勇闯向日军阵地进攻，并用燃烧之高粱，掷入日军居所。日军亦以燃烧弹反攻，华军房屋亦着火燃烧，华军因此受伤多人。至于日军之伤病，大都皆由麦田中用绳拖至后方。余又目睹华军进攻郯城与邳县间之捷庄，日军虽以猛烈之机枪扫射守军，然今晨华军卒冲入庄内，与日军激战。最近五日来之战事，已较台儿庄之战争为猛烈，日军伤亡者已在三千人以上。"[20]这一身临其境的战争记录，为鲁南战事的片段。
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行抵运河前线亲自督战，指挥部队在临城台儿庄与韩庄之三角形内大举向日军进攻，收复了台儿庄一带村落。他做事果断，严令汤恩伯部至台儿庄附近，而汤部在姑婆山地区逡巡不前，他立刻下令：如再不听军令，贻误戎机，致使孙连仲覆灭而台儿庄失陷，当照韩复榘之前例照办。4月6日，汤部抵达台儿庄地区，日军撤退不及，被我20余万军队包围，我军发动全面进攻，日军退至峄县、枣庄一带。5月，日军又从各地调兵包抄徐州。5月18日，有大雾和狂风大作，李宗仁、白崇禧、汤恩伯等率部数十万人退出徐州，日军企图消灭第五战区主力部队的计划破产。指导徐州会战，是李宗仁一生中最为光荣的一页。
以后正面战场的对日会战，有胜利，但多数是失败。虽有失败，但抗日战争表现了中华民族为了生存而抗敌到底的精神。因为人们笃信，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正义的中国。
(三)敌后战场
敌后战场，是由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等开辟的，开始时也有部分国民党军参加。
1.八路军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战。最先由陕西开赴山西作战的是朱德、彭德怀率领的八路军三个师：林彪、聂荣臻领导的115师，贺龙、萧克领导的120师，刘伯承、徐向前领导的129师。为了更好地领导敌后抗战，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作为中共在华北敌后最高领导机构，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为委员。1937年9月，八路军总部进抵太原。11月，周恩来和阎锡山商定成立战地动委会，续范亭为主任委员，南汉宸为组织部长，程子华任武装部长。
八路军开赴抗战前线后，迅即根据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发动对日作战，并旗开得胜，取得平型关大捷，赢得了国人的信任和赞扬。随着游击战争的开展，中共很快创建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根据地。据一位英国人考察平汉津浦后讲："日军虽占华北，但河北省之一半，山西之大部，及察哈尔之一部，仍在华军手中，该地中国当局已组织地方政府，每日与汉口用无线电通消息，政府之所在地为山西，在战前之地方官吏仍照旧行使职权。该区内之农民，仍耕种如昔。除无线外，区内设有电话与各地联络电话线，距日军占领之铁路线仅5英里。邮局仍然照常工作，自印青天白日之邮票。区内四周之公路，皆被破坏，以阻日军之进攻。区内之交通线则极坏，汽车每小时之速度不能过十英里。当局对于教育仍极注意。区内虽无中学，但小学确有数所，各校学生均颇多。北平之商人亦时至区内贸易，均能安全出入，所携大宗款项亦无被劫之虞。该区之组织系以军事为主干，每周皆须受数小时之军事训练。"[21]
游击队的抗战声势很大。自1938年5月5日起，平津一带游击队分袭北平西部南郊，与日伪军激战，在天津南郊八里台及海河沿岸不时出没，打击日伪军。平津道上，日伪军用车屡屡倾覆。津东一带游击队常常夜袭日伪军海河沿岸各地据点等，使得自津至大沽间的日军运输船舶及所有小轮夜航完全停顿。"敌军尸体源源由津浦线运津，官员尸体在津海光寺焚化，士兵尸体运塘沽焚化，装轮运回。"[22]各地抗日游击队频频出击。在冀东，游击队在玉田、丰润等地活动，敌伪派往之人员逃避一空，伪县长不敢就职。在冀中，游击队克复河间、献县后，保定附近各县日伪军之联络曾断绝。有感于八路军的威胁，日军从1940年起采用"各处分散和蚕食战术"，并在占领区内建立据点网，配备堡垒和铁刺网。日军虽然在华北建立了一个个堡垒森林，但八路军仍在日军堡垒森林穿梭活动。
1944年，中外记者经过艰难呼喊和要求，终于在重庆国民政府准许下赴延安和晋察冀地区考察，并撰写了一系列考察论著。哈里逊·福尔曼即在《中国解放区印象记》一书中记述了抗日根据地的很多情况。其中，在谈到晋察冀边区时还特别记述了聂荣臻讲八路军是怎样战胜日军的："日本人好像很快地就完成了肥沃的华北平原的占领。于是我们决定要唤醒人民，组织他们，武装他们，帮他们能自助，这永远是一个游击队司令必须做到的一点。我们教他们如何制造地雷和手榴弹。我们教他们如何射击，如何破坏敌人交通线，如何保卫自己的家庭和田园。我们教他们新的技术--隧道战略、地雷战略、壕沟战略、麻雀战略，以及其他各种对付深居于坚强据点及堡垒内的敌人的作战方法。我们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成功。"[23](P118)在国民党和日本双重封锁的压迫下，八路军紧紧依靠抗日根据地人民，不断发展壮大，华北抗日力量是日军根本无法加以阻止和消灭的。
2.新四军领导的华中敌后抗战。全面抗战开始后，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旗帜下，散布于鄂、豫、皖、浙、赣、湘、闽7省和40多个县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和项英任正、副军长，军部下设四个支队(每支队相当一个师)，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俊亭分任支队司令。新四军成立之初共万余人，后不断发展增至十余万人。其作战地区主要限于长江南岸苏皖地区的南陵、繁昌、芜湖、当涂、南京、江宁、句容、镇江、丹阳九个县市。在这一窄狭地区，日军设置了大量的城防、据点和碉堡，并布置一定兵力。
在抗战险境中，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队于1938年5月19日，即徐州沦陷之日，率先进入江南战场。其后，新四军主力相继开进南京、镇江、丹阳、句容、金坛、武进、溧水、高淳、芜湖一带，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展开对日作战。1938年6月6日，新四军在镇江与句容间的卫岗地方展开首次战斗，击毙日军士井少佐等数十人，毁坏日军汽车，缴获大量枪支，取得胜利。其后，新四军将士不断整编各地自发组织的抗日游击队，恢复各地行政机构，把日军的后方变成前方，摧毁伪组织，破坏交通线，与日军展开各种规模的作战。据1939年1月10日《新华日报(华北版)》报道，在新四军领导下，江南游击战展开，"京沪杭线游击队数十万人，沪杭线游击队两三万人，上海以西十余县中，游击队有五万多，日本只龟缩在高高城墙保卫着的县城里，城外均属中国游击队之势力范围。浦东、浦南的中国游击队，声势更为浩大。日军曾于最近二日内，派遣有轻重轰炸机配合之部队五千向浦东大举进攻，但结果日军伤亡达三分之二。"从1938年5月起，新四军与日军作战达百次，击毙日军2500名[24]。此外，新四军开展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的斗争，江南解放区各阶层人民团结在新四军的周围，同甘苦、共患难，一致抗日。如盐城士绅宋泽夫、韩国钧绝不为日军服务，还到敌占区征收救国公粮，并劝说要事敌的原国民政府区长保持民族气节。在反"清乡"斗争中，华中各根据地发展民兵60余万，各地民兵常在敌据点附近监视其行动，有时自己作战，有时配合主力共同作战。
新四军的不断发展壮大，竟然引起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嫉恨，制造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受到巨大损失，叶挺和700多个新四军官兵被捕，4300多人牺牲在国民党的子弹之下。中共中央痛心疾首，并立即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鼎丞、粟裕、叶飞、谭震林等为支队长，继续率兵活跃在大江南北战场上，一直坚持抗战到底。
3.抗日纵队领导的华南敌后抗战。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其后，各种游击队相继出现，活跃于"珠三角"一带，展开对日游击战，收复了一些县城，袭击日军岗哨、巡逻队和海上敌船。当时，这支抗日力量还不完全为人所知。1944年7月，美国《美亚杂志》刊登了斯诺写的《东江纵队与盟国在东太平洋上的战略》一文，其中讲到："东江纵队是由两个主要支队组成的--第五营与第三营，在香港附近的宝安县和广九路上的东莞县，及在东江地区作战。他们得到本地居民们的信任与支持，使他们足以挡住日本的'扫荡'，与中央军方面根绝他们的不断进攻。他们对其横跨广九路上的战略据点防御得这样好，以致虽然日军已控制了铁路两头两年多，但他们还不能使一列火车畅行全线。"[25](P79)这里所讲的同曾生撰写的回忆东江纵队的战斗历程是一致的。东江纵队是华南抗战的一面旗帜，第5营是1938年组织起来的地方自卫军，第3营由曾生领导。1940年，两营合并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军团。
由于抗日游击战遍于敌后地区，所以史诺发表于1944年6月10日美国《星期六晚报》上的文章讲："抗战时期的中国分为三部分，一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这个政权以蒋介石为首；另一部分是在日本统治之下，日本掌握南京政府；还有一部分是游击队中国，这个游击队中国包括许多根据地。"[25](P59)正是基于抗日根据地的日益壮大，日军提出"'扫荡'重于进攻"的主张。当然，"扫荡"抗日根据地并非是停止对国统区的进攻，而是集中兵力"扫荡"敌后，对正面战场则相机进攻，故出现了间歇的大战。
需要说明的是，"游击队中国"--抗日根据地遭到日军封杀，这是必然的，而遭到国民政府的围剿，则是中国历史的悲剧。
四、胜利属于正义的中国
在长期抗战中，有进有退，是自然现象，不可以一城之得失来论断胜负。战争的最终结果是，中国终因其广大之地区，雄厚之人力物力资源，坚毅之全国抗战精神，将日军打败，赢得了这场正义对非正义战争的胜利。其实，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在日军咄咄进逼，以及双方战事胜负未果的情况下，国际上的一些知名人士即曾对中日之战作过精辟预判：
巴黎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居肯在《资本周刊》撰文称："目下远东方面之斗争非可以中日两国之武力优劣为评定，中国拥有四万万人口之众，苟能充分发挥其民族意识，纵使目下不能获得胜利，其前途实以未可限量。中国最近所获有之进步业已甚巨，经铁与火之锻炼以后，若其民族意识愈益发扬而坚强，则纵令日本占着北平、张家口以及上海一部分领土，并在华北各省及内蒙古建立缓冲国，与其在满洲所为者相同，然其最后结果，必非日本吸收中国，而将中国吸收日本。"[26]
法国诗人外交家克劳德曾在驻华公使馆任职多年。他在《裴伽罗报》发表评论中日战争时称，日本对华乃"武力与政治手段"并用，"务欲攮夺中国北部而后已。吾人倘在亚洲大陆划一直线，自天津取道蒙古，而达西伯利亚……至北平地方，以政治官，原系中国首都，以地利言，则又偏处一隅，其为中国政治中心，为时甚久。过去虽曾迁移数次，终能恢复首都地位。彼侵略国用意所在，乃欲利用此种地位，以便私图。抑知称霸于中国者必遭莫大之障碍，尤其是中国文化与精神，力量整体划一，实无法予以击破。日本定必遭受无形之抵抗，而欲克复此种抵抗，则非以极厚之兵力，极大之战争不为功。日本欲凭借军事优势，冀在经济上独霸中国，必为英、美、苏三国以及全世界各国所反对欤。要之，任何人凡曾与中国相经过者，无不谂知中国人性之明敏，及其消极抵抗力之巨大，他日全世界各国，若果一致声援，其抵抗侵略力之大，自更不言而喻矣。"[27]
美国龚斯德博士致函忠告日本国民："我晓得你们对于中国之态度，不出于欺辱与畏惧二途，中国数年来之长足进步，是无可讳言的，你们素来是欺侮他们过甚，及见其进步，乃由转而为畏惧，惟此畏惧之一念，遂发生此次之用兵，你们以为此时若不忽起而制服中国，过了一时，中国太强，那就不可制服了，你们所提以上许多理由，皆是空泛之谈，惟此乃为真实之理由，你们要制服中国是很难的。我们以为你们欲制服中国，原有两条路径，一种是武力，一种是友好。现在你们已运用第一种了，这就是替你们自己结下一种永远不解之大仇。你们或说打到中国使之无力抵抗，虽有深仇亦何足虑，但我对于你们此说，实未敢相信，你们果然征服此四万万之大民族吗?"[28]
美国《孟却斯特导报》称："苟日本继续侵略，则中国抵抗何时可止，唯中国能言之耳。""将来胜利终属弱者，纵日本北抵黄河，南据上海，然仍须继续作战，与初开战时无异，磐石上山，终将自坠，日本其将为其自己胜利所打到欤。"[29]一位欧洲医生曾问斯诺中日战争的结局如何，斯诺稍想后回答："在这个战争中，中国虽然一切战事都打了败仗，但他都站在赢的一边，你要我用一句话答复你，这就是它的答案。打败仗的将来是赢者，而获得最后胜利的将是输者。"[30](P44)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人类文明的公敌，在中、美、英、苏的合力打击下，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上述抗日战争初期中外人士所发表的预言成为现实--胜利属于中国人民，正义战胜强盗，侵略者是无法避免自身灭亡命运的，这就是历史的无情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