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欧阳玄《罗舜美诗序》称：“南渡后，杨廷秀好为新体诗，学者亦宗之。”①严羽《沧浪诗话》所列南宋“以人而论”的两家诗风仅有陈与义的“简斋体”和杨万里的“诚斋体”，而二人的诗在当时都被称为“新体诗”。我们知道，“简斋体”之“新”，在于得时代风云之助，诗人因靖康之难而深刻领悟了杜甫诗歌的精神，以反映家国变乱的苍凉沉郁之作成为“南渡诗人之冠”；那么，生活于南宋“中兴”时代的杨万里，其“诚斋体”之“新”，又缘何形成、“新”在何处呢？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杨万里尽焚旧作，被认为是与笼罩诗坛的江西诗风的彻底告别。而其“诚斋体”的风趣、幽默、活泼、自然的特色，似乎也与当时普遍影响于整个社会的严肃端毅的理学之风相去甚远。那么，“诚斋体”之“新”，是由于悖反于理学之思、江西之风才得以形成的吗？笔者以为，并非如此。
一、“以学人而入诗派”
杨万里在立身行事上“脊梁如铁心如石，不曾屈膝不皱眉”(葛天民《寄杨诚斋》)，而他所创立的“诚斋体”诗则如此风趣活泼。“文如其人”的标准在他身上似乎全不适合，原因何在？有研究者认为，杨万里是“秉刚直而幽默之性气，以道德至上之志，挟相反相成之理，出入于理学与文学之间”②。这一观点既谈到杨万里性情的多侧面特征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更指出了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即“诚斋体”的形成实与理学有极密切的关系③。
杨万里以诗名世，但同时理学亦造诣颇深，是“以学人而入诗派”(全祖望《宝甈集序》)者，《宋元学案》将其归入《赵张诸儒学案》和《武夷学案》。他作有《诚斋易传》、《心学论》、《杨子庸言》等理学著作。杨万里又曾师事理学名家如胡铨、张浚、刘廷直、王庭珪等，拜见过张九成，并与张栻、朱熹、林光朝等讲学论道，过往甚密。其中张浚、张栻父子都对杨万里的理学乃至诗歌创作影响很大。张浚以“正心诚意”之学勉励杨万里，杨氏之号“诚斋”即从此而来；张栻对杨万里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张栻之学出自胡宏，为湖湘学派的代表。虽然在本源上与朱熹都是二程传人，但朱熹主要承接程颐性理之学，胡宏、张栻一脉则有较明显的程颢之学的痕迹，即强调“心”的超越性力量。张栻最后并没有发展成陆九渊式的心学，但重视“心”之超越功能，对于杨万里在文学创作上跳出前人束缚、自写本心、形成活泼自由的诗风并一直影响到明清“性灵派”，当有启发作用。另外，张栻治学反对“只靠言语上苦思”、“只靠言语上求解”，主张“平心易气，优游玩味”，“涵泳其间”，求圣人之道于“言意之表”④。《送杨廷秀》诗说：“昔人忘言处，可到不可会。还须心眼清，未许一理盖。辞章特其余，君已得其最。当知邹鲁传，有在文字外。”告诫杨万里要领会圣人之意于语言文字之外。后来杨万里在《习斋论语讲义序》中说：“读书必知味外之味，不知味外之味，而曰我能读书者，否也。”⑤其《庸言》又批评汉儒注经的句读之学：“说字无字外之句，说句无句外之意，说意无意外之味。故说经弥亲，去经弥疏。”⑥正是受到了张栻的影响。
据罗大经《鹤林玉露》：“杨诚斋初欲习宏词科，南轩曰：‘此何足习，盍相与趋圣门德行科乎？’诚斋大悟，不复习，作《千虑策》，论词科可罢……”⑦张栻对辞章的轻视不难看出是理学家重道轻文一贯态度的体现。而杨万里身兼学人与文人，他对张栻的认同是否意味着废去辞采，从此作理学家之文呢？并非如此。他所获得的启示是从对雕章琢句的追求中摆脱出来，以“道”的涵养作底蕴，寻求一种襟怀朗澈的透脱境界。杨万里在《题唐德明建一斋》诗中说：“……平生刺头钻故纸，晚知此道无多子。从渠散漫汉牛书，笑倚江枫弄江水。”⑧最后两句正是朱熹“书册埋头无了日，不如抛却去寻春”(《出山道中口占》)之意，体现的是读书学道不再沾滞于言意，而能真正有得于心的一种境界。杨万里著名的诗歌《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其一)之所以广受好评，也正在于它写出了作者胸襟的透脱。诗曰：“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据周密《浩然斋雅谈》：“……诚斋亦自语人曰：‘工夫只在一捉字上。’”⑨称杨万里得意于字句的精彩。诚然，“捉”字很是传神，但它并非诚斋首创。据叶寘《爱日斋丛钞》：“‘谁能更学孩童戏，寻逐春风捉柳花’，乐天放柳枝答刘梦得诗也。诚斋杨氏乃有‘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之句，得非默阅世变，中有感伤，此静中见动意。”⑩以杨万里对白居易、刘禹锡的喜爱，当不可能不知这一出处，所以这首诗的成功之处并不在于他又像乐天那样表现孩童的天真，而正如叶寘所言有“默阅世变”之意。所谓“默阅世变”，在理学家来说也就是于静观宇宙天地运化中涵咏悟道。程颢的《偶成》诗便更明白地昭示了这一点：“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同样是在观花赏景，作者却说并非“偷闲学少年”，而是别有所“乐”，言外之意即在于所“乐”者“道”也。杨万里之诗同样在“闲看”中体现着静观悟道之意，所不同的是程颢终为体现求“道”之意的理学家之诗，杨万里则把这一层意思隐藏在极具文学色彩的表达之后，既体现着理学家的底蕴、襟怀，又无丝毫理学家的枯燥酸腐之气。
杨万里曾有《雨霁幽兴寄张钦夫》：“大官有重荷，丰廪无薄忧。草茹我岂腴？饱亦与彼侔。积雨久自霁，曙光清以幽。欣然出荆扉，不出旬已周。初意欲看竹，信步偶临流。北惊失故岸，东见生新洲。怀哉古与今，与此岂不犹？归来翻不乐，隐儿到昔游。平生忘年友，草草相应酬。暂梦不多款，唤人苦鸣鸠。山林本无事，亦复扰扰休。”诗歌正可谓形象地展示了杨万里与张栻(钦夫)的关系：作者无论是写自己安贫乐道、欣然自得的怀抱，还是表现在观物中思索世事变迁、宇宙运化，以及整首作品清新自然的风格，都可看出张栻的影响；诗歌最后结束于作者对挚友的深切思念之中，余音袅袅，使人不断回味这一段文学与理学结缘的佳话。
二、“活法”论诗与“晚唐异味”
一般认为，杨万里诗之所以能自成一家，在于他从江西诗派入而不从江西诗派出。杨万里曾作《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似乎不仅要抛却江西诗风，就连一切的诗歌传统也都可以弃之不理，而事实上，这更多的只是表明杨万里对自成一家的独立意识的强调。这种强调不唯他有，可以说正是宋人一以贯之的传统。杨万里与江西诗派的关系，并非如他自己所说“始学江西诸君子”后又“辞谢江西诸君子”，以及将江西体诗尽皆焚毁，便能从此了无瓜葛、自创新体，甚至也不仅仅是钱钟书先生所说“江西派的习气也始终不曾除根，有机会就要发作”(《宋诗选注》)。而是在成熟的“诚斋体”的诗风当中，始终有着江西诗学精神的底蕴，只不过这种诗学精神，更多的是来自于对江西诗风有过改造的“活法”精神。
杨万里所撰《诚斋诗话》定稿于晚年，是其一生诗学思想的体现和总结，而其中随处可见江西诗派的深刻影响。例如杨万里喜欢谈论用典的出处，又喜欢探讨具体的诗法：“初学诗者，须学古人好语，或两字、或三字。”“要诵诗之多，择字之精，始乎摘用，久而自出肺腑，纵横出没，用亦可，不用亦可。”在谈到七言歌行时又说：“学诗者于李、杜、苏、黄诗中求此等类，诵读沉酣，深得其意味，则落笔自绝矣。”(11)其《书王右丞诗后》曰：“晚因子厚识渊明，早学苏州得右丞。忽梦少陵谈句法，劝参庾信谒阴铿。”讲求具体诗法自然不同于苏轼的“无法可依”，而颇近于黄庭坚江西诗派的作法。但杨万里又显然不同于江西末流的死守诗法、不知变通，而是要求广泛学习前人诗歌，最后能达到“纵横出没”的自由境界，这就明显有了吕本中“活法”的特色。
这一点在《和李天麟二首》中表现得更为显著。诗曰：“学诗须透脱，信手自孤高。衣钵无千古，丘山只一毛。句中池有草，字外目俱蒿。可口端何似？霜螯略带糟。”(其一)“句法天难秘，工夫子但加。参时且柏树，悟罢岂桃花？……”(其二)研究者常以杨万里提出的“透脱”二字指其脱离了江西藩篱，其实这除了体现杨万里因理学修养而来的胸次圆成、襟怀朗澈的境界，就具体诗歌创作而言更多的还是继承吕本中的“活法”精神。其二提到的“句法”、“工夫”、“参”、“悟”等都显然是吕本中“活法”观念的体现。“活法”的特色之一在于以禅喻诗，杨万里也一再说道：“要知诗客参江西，政如禅客参曹溪。不到南华与修水，于何传法更传衣。”(《送分宁主簿罗宏材秩满入京》)“参透江西社，无灯眼亦明。”(《和周仲容春日》)用参禅历程比喻学诗过程，这正是南渡以后诗坛的普遍特色，至于杨万里所谈到的要自得“句法”，须先下“工夫”，由“参”而“悟”，由“悟入”而达“透脱”，更是明显来自于吕本中的“活法”论。吕本中“活法”的核心是引苏入黄，一方面以苏轼的自由创作精神救江西末流雕章镂句之弊，另一方面重新整合和强调苏、黄所代表的元祐诗学精神，(12)杨万里58岁时所作《江西宗派诗序》，正体现了综合苏、黄诗学精神之意。他把李、杜、苏、黄分为两家：李、苏和杜、黄，杜、黄是“有待”于成法、但又不受法的束缚的“圣于诗者”，李、苏是“无待”于法的“神于诗者”，杨万里对二者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希望能把二者结合起来，“合神与圣”(13)。显而易见，杨万里正是继承了吕本中的“活法”论。
但杨万里的观点又不限于此，还有他自己的补充。首先是对“自然”的强调：“句中池有草”——这与其师王庭珪数次化用“池塘生春草”之句可谓一脉相承，都体现着以自然纠雕镂之弊的意图，如果说这体现了杨万里对江西诗风的不满而要开辟新途的话，这种努力在南渡之后的绍兴诗坛已经开始了，杨万里只不过是进一步加以强调和发扬。他在诗中所说“字外目俱蒿”同样体现这一特点。“目蒿”之语出自《庄子•骈拇》：“蒿目而忧世之患”，指出诗歌当寄寓作者关怀世事之心。
体现杨万里独特诗学追求的则是第三点补充：“可口端何似？霜螯略带糟。”他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强调诗歌当有言外之“味”。以“味”论诗，自是中国古典诗学之重要传统，杨万里亦数次以此表达他的审美追求，如在《江西宗派诗序》中指出：“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不过此处之“味”主要强调一种共同的诗学追求，而与他在《诚斋诗话》中所推崇的“诗已尽而味方永”有所不同，后者强调的是一种言意之外的悠远韵味，也就是他一再称赏的“晚唐异味”(14)。杨万里对晚唐诗的褒扬，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是反对江西诗风的必然归途，但事实上，正如同样称赏晚唐的王安石在创作上并没有真正复归唐风，杨万里更多的也是借此表明一种诗学追求。晚唐诗风向以李商隐、韩偓等人华丽幽艳的特色最具代表性，但这却并非杨万里所称道的，他强调的“晚唐异味”大体有两点：一是如陆龟蒙、罗隐、皮日休、杜荀鹤等人的关怀现实之作。同样推崇陆龟蒙的还有杨万里的同时代诗人姜夔，不过姜夔所称赏的是陆龟蒙萧散的风神和诗歌的蕴藉之味，故其创作也确实颇有晚唐诗的悠远韵味。而诚斋诗始终并不以远韵悠然为特色。杨万里强调的第二点“晚唐异味”，则是如李商隐等人之诗有委婉蕴藉之美。李商隐以隐晦难解的无题诗著称于世，杨万里除了称道他字句上的工巧外，所欣赏的并非这类晦涩不可解之作，而是“微婉显晦，尽而不污”的委婉深刻之作，如《诚斋诗话》所举“侍宴归来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这与他在《唐李推官批沙集序》中所强调的“国风之遗音，江左之异曲”，都说明他的“晚唐异味”是与其作为理学家的儒家诗教理想结合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从文学审美理想来说，杨万里所赞赏的委婉蕴藉是外在平淡而内里深隽。《诚斋诗话》推崇陶渊明、柳宗元的“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与他在《习斋论语讲义序》中谈到的“所谓淡而不淡者”同出一旨，都体现出宋人对“平淡”审美精神的普遍追求。这一诗学追求在宋代始自梅尧臣，而杨万里对于“味”的追求也正与梅尧臣提倡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诗学思想暗合——强调内容上的深层意蕴。可见杨万里对于“晚唐异味”的推崇，表面是为纠江西末流之弊而复归唐风，实际上却是对北宋庆历、元祐诗学精神的重新倡导。也正因如此，杨万里一方面以独具特色的“诚斋体”诗风自成一家，另一方面则始终是“宋调”的典型代表。
三、诚斋“新体”
杨万里所焚去的江西体旧作中，“露窠蛛恤纬，风语燕怀春”、“立岸风大壮，还舟灯小明”、“疏星煜煜沙贯月，绿云扰扰水舞苔”、“坐忘日月三杯酒，卧护江湖一钓船”之类的创作，确实有着明显摹仿黄、陈瘦硬风格的特色，但多以形近之，并未得江西体之精髓，杨万里要想自创一家，摆脱这种表面的摹仿是必然之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诗歌从此与江西体绝无关系，事实上，自成风格以后，我们仍能从其作品中感受到山谷体的特色。只不过杨万里已经脱略形似，将其融汇到“诚斋体”的整体风貌之中，既活泼自然，又有高格，如《烛下和雪折梅》：“梅兄冲雪来相见，雪片满须仍满面。一生梅瘦今却肥，是雪是梅浑不辨。唤来灯下细看渠，不知真个有雪无。只见玉颜流汗珠，汗珠满面滴到须。”有研究者认为，梅虽是前人常写的题材，但多为女性化的比拟，杨万里却将梅比为男子，正可见其别出心裁之处。诚然，杨万里在诗中多次将梅呼为“梅兄”(15)，一改以往梅花诗女性化的柔婉，赋予了梅雅洁的君子气质。不过这并非杨万里的首创，而明显是借鉴自黄庭坚。《诚斋诗话》曾谈到：“山谷《酴醾》云：‘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此以美丈夫比花也。山谷此诗出奇，古人所未有。”杨万里又有一首咏水仙诗，其中写道：“银台金盏谈何俗，礬弟梅兄品未公。”(《省前见卖花担上有瑞香水仙兰花同一瓦斛者买置舟中各赋七字》)下句所指即黄庭坚咏水仙诗：“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礬是弟梅是兄。”(《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杨万里从黄庭坚诗获得启示，进一步推动了梅在宋代被塑造成高雅君子形象的历程。而《烛下和雪折梅》诗又有着杨万里特有的谐趣，使“梅兄”这个有着美髯须的男子因为灯光的照射而遭遇了“汗珠满面”的狼狈，这样的梅的形象可谓独具一格。杨万里不仅学黄庭坚的新奇构思并越加出奇，在句意的跌宕转折上也往往受益于山谷诗。如《夏夜追凉》：“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诗歌题材并不新鲜，写夏夜在竹深树密处因静谧而感受到的微微凉意，最为精彩和关键的是最后一句，据陈衍《宋诗精华录》：“若将末三字掩了，必猜是说甚么风矣，岂知其不是哉？”(16)正是通过这种句意的跌宕，作者将因静生凉的意思简约地表达了出来。在一句之中体现主语的转换、意思的转折，这是山谷体常见的特色，不过杨万里并不学其语言的瘦硬、音节的拗折，而是将句意的跌宕隐藏在平易流畅的表达之中。
《宋史》将杨万里归入《儒林传》而非《文苑传》，不仅因其理学成就，也与他重视修身和立朝大节极有关系。这种品性操守不仅表现在其爱国歌咏与忧民之作中，也表现在他对自我道德修为的砥砺与追求之中。而体现在诗歌中的这一特性同样可追溯到黄庭坚和江西诗派。黄庭坚虽不属理学派，但有着与理学家颇多相通之处的儒学修为，又极重修身与内省，使诗歌也时时表现出完善品德的精神追求。杨万里的不同之处则在于他并不像黄庭坚那样总要把这种追求在作品中明白表达出来，而是更加委婉含蓄。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杨万里《钓雪舟中霜夜望月》一类诗，就能感受到作者并非单纯咏物，而是有所寄寓。诗歌说：“溪边小立苦待月，月知人意偏迟出。归来闭户闷不看，忽然飞上千峰端。却登钓雪聊一望，冰轮正挂松梢上。诗人爱月爱中秋，有人问侬侬掉头。一年月色只腊里，雪汁揩磨霜水洗。八荒万里一青天，碧潭浮出白玉盘。更约梅花作渠伴，中秋不是欠此段。”咏月为诗中极常见的题材，不过不同于一般诗人喜咏中秋之月，杨万里明白表示自己别有所爱：他所爱的，是在隆冬腊月经过雪汁霜水洗磨之月。在作者的描述中，我们宛然可见八荒万里的青天之上，孤悬着碧潭浮出的白玉盘，天地之间，没有共看“海上生明月”的有情之人，也没有“月照花林皆似霰”的温婉景色，与清冷孤高的霜月为伴的，只有同样冷气逼人的寒梅。正如人们总要在中秋月上寄寓相思团圆之意，作者着意塑造的这远离人间烟火的清寒、孤傲、雅洁的境界中，在冷峭的梅花映衬下，冰魂玉魄的霜夜之月无疑寄托着作者对于高洁人品的追求。正像在万千欣赏牡丹的人中独爱莲花的周敦颐，杨万里的不爱中秋之月而独爱霜夜之月，也在于他有着对君子品性的不懈追求。
如前所论，杨万里有着融合苏、黄的自觉的诗学追求，而其要义在于引苏入黄。杨万里有《次东坡先生用六一先生雪诗，律令龟字二十韵，旧禁“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等字，新添“访戴、映雪、高卧、啮毡”之类，一切禁之》，从诗题即可看出，杨万里学习和继承了苏轼“禁体物诗”的写作，这类诗歌实际强调的是脱去流俗、自出新意，体现出从欧阳修到苏轼所大力推崇的北宋诗学精神的重要内涵，也体现着吕本中“活法”所引苏轼诗学精神的要义。杨万里还进一步学习了苏轼诗歌流畅的节奏、连贯的气势以及平易自然的表达。他的不少作品便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色，如《峡中得风挂帆》：“楼船上水不寸步，两山惨惨愁将暮。一声霹雳天欲雨，隔江草树忽起舞。风从海南天外来，怒吹峡山山倒开。百夫绝叫椎大鼓，一夫飞上千尺桅。布帆挂了却袖手，坐看水上鹅毛走。”诗歌描写大风来时峡中惊心动魄的场景，作者利用步步押韵，使节奏如鼓点般密集，又韵随意转，张弛有度，将整个短暂而惊险的过程——从无风时的船行缓慢到大风忽至时的天地变色以及大风之中船夫的豪迈气概和矫健身手表现得极为生动。不由得令我们想起苏轼笔下“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有美堂暴雨》)的壮观，以及“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百步洪》)的惊险。
杨万里不仅继承了苏轼诗的流畅节奏和连贯气势，更在抓住和表现转瞬即逝和不断变换的景象方面胜过苏轼一筹，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活法”特色，如《雪晓舟中生火》：“乌银见火生绿雾，便当水沉一浓炷。却因断续更氤氲，散作霏微暖袍袴。须臾雾霁吐红光，烟如云表升扶桑。阳春和日曛满室，苍颜渥丹疑醉乡。忽然火冷雾亦灭，只见红炉堆白雪。窗外雪深三尺强，窗里雪深一寸香。”作者细细观察、多方描摹，将点火生烟、烟雾氤氲、炭火吐红、火冷雾灭的过程写得波澜迭起、兴味盎然。又如《夜宿东渚放歌》，更是将晚霞的快速变幻描写得如在目前：“天公要饱诗人眼，生愁秋山太枯淡。旋裁蜀锦展吴霞，低低抹在秋山半。须臾红锦作翠纱，机头织出暮归鸦。暮鸦翠纱忽不见，只见澄江浄如练。”如果说《雪晓舟中生火》还只是见出杨万里绘声绘色的描写功力，此诗就突出地体现了他擅长抓住短暂瞬间并用诗笔形象描绘出来的特色。陈与义“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春日》)的感慨和困惑在杨万里这里似已不成其为问题，在他用“旋”、“须臾”、“忽”等词所连贯起来的快速变幻的画面前，读者既感受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的精彩，又于其轻松灵巧的语言表达中体会到“圆转如弹丸”的活法特色。
如果说在融合苏、黄这一点上杨万里继承和体现了吕本中的“活法”精神，而杨万里之所以能自创被人赞为“新体”的“诚斋体”，还在于他有对“活法”的超越之处。吕本中所提出的“活法”说，本质上还是对江西末流的纠偏救弊，并没有脱离江西诗风。所以其“饱参”、“悟入”之说也往往局限于对前人诗歌传统和书本知识的学习和领悟，而杨万里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了自己全新的开拓，大量地将自然景象和日常生活场景捕捉到笔底来表现，从而形成“诚斋体”鲜明的取材特征。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题材的自然化与生活化并非杨万里的独创，而其实是对北宋诗学精神的继承。从庆历诗歌开始，梅尧臣等诗人就从白体诗中获得启发，形成了宋诗题材琐细化、生活化的特征。到了元祐时期，苏轼所提出的“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送参寥师》)又强调了不能局限于书本知识、而应当从广阔的自然和生活实践中获得诗思的观点。杨万里在《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四首》(其一)中说：“山思江情不负伊，雨姿晴态总成奇。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表达的正是这一意思。所以“诚斋体”的取材特征，实际上是对北宋诗学传统的继承，而其独特之处在于，杨万里不仅在创作实践中对此类题材大加发扬，又融入了理学的“观物”特征，并以活泼、风趣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显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如《过招贤渡》诗：“一江故作两江分，立杀呼船隔岸人。柳上青虫宁许劣，垂丝到地却回身。”作者在等船的无聊之中发现了新鲜的意趣：柳树上青虫的活动。青虫，这在高雅文人不屑入诗的“俗物”，当然并非在杨万里的笔下才首次出现。梅尧臣曾写道：“悬虫低复上，斗雀堕还飞。”(《秋日家居》)秦观也说：“风定小轩无落叶，青虫相对吐秋丝。”(《秋日》)(17)在他们细腻的诗人之眼中，青虫吐丝体现着秋日的宁静、衬托着作者闲雅的家居心情，于是“俗物”也变得高雅起来，这正是宋诗“以俗为雅”特征的体现。到了杨万里诗中，却又另有新意，他笔下的青虫更多了几分活泼泼的色彩：在诗人眼里，它们是顽皮的小动物，沿着长长的丝坠落到地又缩回树上，似乎在玩着有趣的游戏。从杨万里与前辈诗人的对照中，正可看出“诚斋体”之特色：体现宋诗的日常化、琐细化、生活化特征的创作，在杨万里笔下大量出现。但他并不着意于“以俗为雅”，而是凸显出其独特的观照方式：或是以诗人之眼见出自然界的活泼灵动，或是以理学家之“观物”感受宇宙的生机化育。在杨万里眼中，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充满活泼意趣与灵动生机的，即使如苍蝇、乌鸦这类不招人喜爱之物，也被他写得别有趣味，如《冻蝇》：“隔窗偶见负暄蝇，双脚挼挲弄晓晴。日影欲移先会得，忽然飞落别窗声。”《鸦》：“稚子相看只笑渠，老夫亦复小卢胡。一鸦飞立钩栏角，子细看来还有须。”蝇、鸦一类的动物在梅尧臣等诗人的笔下也有表现，但他们更多的是抱着题材实验的态度来表现这些丑的物象，而并未像杨万里那样以万物皆有可观、可爱之处的心态，写出苍蝇的灵活机敏与乌鸦的其态可掬，从而使人获得审美的愉悦。
正因能“别眼看天工”(《芗林五十咏•文杏坞》)，即使是已被人写得很多的题材，杨万里也总能以独特的视角写出新鲜的诗意，如《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泉水、树阴、荷花、蜻蜓，无不是诗人笔下常见之物，而诚斋诗的特色在于，不仅微小的动物都有着灵动生机，就连无生命、无情感之物也无不有着人一般的情感举止，它们共同组成一幅和谐美丽的画面，同时也组成了自然当中宁静温馨的一方小世界。又如《过百家渡四绝句》(其二)：“园花落尽路花开，白白红红各自媒。莫问早行奇绝处，四方八面野香来。”写花的开放与芳香同样是诗中最普通不过的题材，但诚斋不写花朵如何美丽、花香如何沁人心脾，而是着意于花与人的情感沟通。在他的眼中，开得白白红红一片热烈的花朵，仿佛是在争先地向人介绍自己或展示自己的美丽，而四方八面扑鼻而来的花香，也似乎是花在热情地与人亲近。杨万里笔下的自然世界，往往便是这样充满了意趣与情感，它不是王维式的物化的自然，也不是王安石“凌轹春物”的主观视野中的自然，而仿佛是自足地具有灵性与知觉、意愿和情感的自然世界，这正是杨万里用他的诗人之笔重新建构起来的崭新的自然世界。
相比心系收复的陆游、关注田园的范成大，同为“中兴”诗人的杨万里，虽亦忧念家国，创作上却秉承北宋以来强烈的自立意识，另辟蹊径，在题材和表现方式上都着意出新，终于以诚斋“新体”自成一家。“诚斋体”的形成，在于杨万里能以理学家的透脱胸襟与诗人的敏锐眼光，观自然万物之造化生机，并巧妙捕捉于笔底；也在于杨万里能深谙“活法”之三昧，继承苏、黄所代表的北宋诗学精神，又以“不听陈言只听天”(《读张文潜诗》)的自信与自觉，终于形成活泼流转而又有着深厚底蕴的“诚斋新体”。
注释：
①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11页。
③张鸣：《诚斋体与理学》，《文学遗产》1987年第3期。
④张栻：《南轩文集》卷十九，清道光刻本。
⑤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七十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76页(本文所引杨万里诗皆出自该书)。
⑥《杨万里集笺校》卷九十三《庸言十四》，第3613页。
⑦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7页。
⑧《杨万里集笺校》卷一，第56页。
⑨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叶寘：《爱日斋丛钞》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
(11)《杨万里集笺校》卷一百一十四，第4352页。
(12)马东瑶：《走向中兴：南宋绍兴诗歌论》，《浙江学刊》2008年第2期。
(13)《杨万里集笺校》卷七十九，第3230页。
(14)杨万里《读笠泽丛书》：“笠泽诗名千载香，一回一读断人肠。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杨万里集笺校》卷二十七，第1377页。
(15)如：“酒兵半已卧长瓶，更看梅兄巧尽情”(《昌英知县叔作岁赋瓶里梅花时坐上九人七首》)，“翁欲还家即明发，更为梅兄留一月”(《郡治燕堂庭中梅花》)，“道是梅兄不解琴，南枝风雪自成音”(《和张功父梅花十绝句》)，“行从江北别梅兄，归到江南见竹君”(《过京口以南见竹林》)。
(16)陈衍：《宋诗精华录》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页。
(17)更早的则有杜甫《秋日闲居》：“青虫悬就日，朱果落封泥。”杜诗正是宋人最为推崇的诗歌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