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存留的一个问题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决定》，提出了建设我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崭新课题，同时也保留了一个尖锐问题。我们既然强调商品经济，为何前面偏偏又要加上一个“有计划的”限制词呢？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对旧的计划经济的妥协；或者说，商品经济就是商品经济，加上有“计划的”是自相矛盾；更有甚者认为，这是“汽车打着左灯向右拐”。
三中全会的《决定》之所以在“商品经济”的前面要加上“有计划的”四个字，文件是有解释的，理由是“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它的广泛发展也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必须有计划的指导，调节和行政的管理。”但难就难在计划是怎么做出来的，如果计划严重脱离经济生活的客观现实，又当如何改革？
须知，计划是主观的产物。主观要符合客观的全貌，要追踪运动的事物，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遑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死官僚主义了，任何鲜活的信息都很难刺激这些老爷们麻木的神经。小至一个工厂，大至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甚至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问题上，都不可能没有一个计划、规划的设想或预案。问题不在于有无计划，而在于一定要分清楚计划和计划经济制度的区别在何处。
究竟怎么做计划，也是耀邦同志格外关注和烦恼的一个心病。说到计划经济体制，在他的工作经历中，起码在“文革”前，他就主张广大农村应发展多种经营，生产出来的即是可以买卖的商品。商品怎么流通？哪里价高就应该往哪里走。但政府对计划外的生产活动没有兴趣，更不可能根据这种信息，给予诸方面的支持；国有企业也是为生产而生产，为完成计划任务而生产。违反经济规律的错误也在遮蔽着许多真实的信息，以至年末工业报喜，商业报忧。实行计划经济政策的国家，无一不是短缺经济。总之，统购统销、统购统配、统收统支的经济政策，天然地压抑着广大消费者一切正常、健康、旺盛的商品需求。
建国以后，在首次举办的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基于以上这些考虑，耀邦同志在1983年1月20日为大会做了题为《四化建设与改革问题》的重要演讲，他说：“改革势必能触动上层经济领导部门特别是中央各经济部门和省市进行领导方法的改革。”各经济部门、各省市领导机关应如何进行领导方法的改革呢？他认为“要多做：全局性的规划工作；思想和政策的指导工作；经济信息的传播工作；以及深入的调查研究、督促检查和先进典型的推广工作。”这些工作都是深受广大干部、群众拥护的服务工作，非常生动地体现了领导工作就是服务工作，就要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其中提到的“经济信息的传播工作”尤其令人耳目一新。
战争时期对信息技术的关注
说到耀邦同志重视信息工作，不妨说远一点。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耀邦同志因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长的职务，所以还兼任过中央军委直属机关政治部主任一职。
军委一局、二局、三局都是军委直属单位。军委一局负责作战，需要前线大量的作战信息；军委二局负责情报，更是需要日军、国统区方方面面的信息；军委三局负责通讯，同样要及时反映中央和各根据地的通信联络，这是中央和中央军委不可或缺的耳目核心部门。耀邦同志由于担任军委直属政治部的工作，所以和这些机关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和各届局长既是一起工作的同志，也是亲密的朋友。如任一局局长的同志分别是郭天民、李涛、郭化若、边章玉、伍修权；任二局局长的同志分别是曾希圣、李涛、曹祥仁、戴镜元；三局局长是王峥同志。
这些革命同志，既是政治坚定的领导者，又是业务奇才。红军时期，曹祥仁在一次电台侦听中，竟同时监听了敌人五部电台，瞬间认准一个电台是发送重要情报的电台，即迅速抄录了电文的截听内容上报，从而使我军转危为安，赢得战场上的胜利。解放战争时期，在保卫张家口的战役中，傅作义骑兵部队的电台突然白天静默，曹祥仁敏锐判定敌人要从北部草原奔袭张家口，但未引起军区的注意，结果被敌偷袭成功。耀邦同志当时在野战军纵队工作，信息的重要性对他刺激很大。他曾对我说过，如果在张家口之北某处放上一个团，敌军也不会偷袭成功。这个地方就是张北和张家口之间的野狐岺、黑风口、狼窝沟。
在红军时期，王峥、刘寅同志是中央军委通讯电台最早的负责人。他们的驻地和少共国际的驻地相距很近，他们的无线电通信业务引起少共国际机关的青少年朋友极大的兴趣，耀邦同志就是其中最好奇的一个。他见过电话通话，没见过电台传达信息。他问过刘寅其中的秘密为何，刘寅告诉他：电话是有电线的通话，电台是没有电话线的无线电通话。似懂非懂的父亲对这种神奇的科学技术惊讶得无以复加。谁都知道，革命军队之所以屡战屡胜，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是革命军队英勇无畏，二是指挥艺术水平大大高于敌人，三是技术专业，信息灵通。父亲告诉过我，我军可以破译敌人的密码，敌人很难破译我军的密码，因为我们有一套特殊的方法。
延安审干期间，父亲曾随叶剑英同志到二局参加审干运动，运动最过分的时候，也清理出若干“特务”。此事引起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极大震惊，军委直属机关，严格保密单位，中央的耳目心腹部门都有这么多特务，那还怎么得了，而且电台中的业务骨干已开始上访。为此，毛泽东找了一些人了解情况，其中也找了耀邦同志，毛问胡答，边问边答，同时毛主席也陆续说出了以后“审干九条”规定的基本思路框架。
军委二局的审干，怎么说呢？开始运动很左，一经毛泽东提醒，改得也较快，即便如此，一些未了问题还是遗留到改革开放时期才最后解决。“文革”中，父亲对这段历史写出了交待回忆材料，我看了以后，很受教育，也很感动。
观看“五笔字型”汉字输入法
时光再倒回到1984年，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政通人和、劲头十足的一年。当时中国人已经看到了计算机，开始接触了计算机。计算机也对开放的中国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计算机面前，中国古老的方块文字半可表音，半可表意，很难依照汉字字形编码输入计算机。而按照汉字读音使用拉丁化字母输入计算机，当时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无怪乎当时国内外许多专家断言“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是拼音文字的助产士”。中国人要保留汉字，或者要开创汉字操作系统输入之路，或者要走汉字拼音化输入之路。因为计算机只有26个字母键，而通用的汉字就有3500多个，如果算上《康熙字典》的字就有47035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严援朝第一个设计开发完成了汉字操作系统，但使用起来很复杂，以后的仓颉码效率有提高，但也不理想。
1984年4月，耀邦同志去河南视察，乔石、胡锦涛、刘杰等同志随行。4月4日来到平顶山市，省委安排耀邦同志一行观看了王永民同志发明的“五笔字型”汉字输入计算机的演示。耀邦同志一行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一个个的汉字飞快地输进计算机，计算机的功能又集电话、电台、电视、打印、索引、资料库于一身，这种神奇的现代技术，使他也情不自禁地坐下来，试着敲打键盘，输入了“河南平顶山”五个汉字。他还请教发明人王永民：“汉字输入速度和英文输入速度谁快？”“今后，汉字还要拼音化吗？”“汉字改革还有必要吗？”发明人王永民说使用“五笔字型法”每分钟可以轻松打出100多汉字。这种方法打出的字，带唯一性，而拼音法打出的汉字则是一音多字，还要拼音找字。汉字拼音是汉语的音标，英国人总不能用音标写文章吧。汉字还有一个特点，集形音义于一体，每个字几乎都有一个小故事。最后王永民还说：“如果汉字拼音化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完了。”
2001年，我国95位院士联名推选出“建国以来我国最大的科技成就”中，第一项是“两弹一星”，第二项就是汉字的印刷技术革命与汉字输入技术的重大突破。当时，很少有人想到，世界正快步进入一个全新的信息技术时代。
建立中办系统的办公信息自动化
耀邦同志回到北京后，热情宣扬计算机这一新技术，经过研究，中央做出明确决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业务工作进行转向，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耀邦同志主张全面改革，但在汉字上，他不主张所谓的改革。同时在中央办公厅系统，大力推动办公自动化的工作。当四通推出了驰名的中英文打字机后，中央办公厅带头购买，并参加了中办举办的计算机的辅导和培训工作，耀邦同志也走到中南海的西门接待室，请四通的专业人士教他计算机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方法。
中办负责办公自动化的任务由当时的中办主任王兆国同志主抓，中办副主任康一民专管负责完成中办的办公自动化的“进海工程”。具体业务工作抽调了国家有关部门的专业人员，并调王永民同志负责中办、国办系统的培训工作。他在统战部的安排下，在部地下室招待所，住了两年之久。同时在中办秘书局下面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办公自动化技术室”，其中一位负责人为喻小林同志。
耀邦同志为办公自动化工作还做了专题讲话。中办发了文件，对这项工作意义做了充分说明：办公自动化的意义是达到“三个服务，四项转变”的目的，即为中央服务，为党政部门服务，为地方服务。转变工作职能，要突出体现在广泛收集党政工作各方面信息和社会舆情上，提高工作效率，各种信息不是简单的材料上报，而是要向军队的参谋部门一样，对信息进行综合分类，随时追踪、监控，随机提出建议，起到参谋助手的作用。
耀邦同志在中央工作期间，曾会见过美国总统里根。他在1985年4月7日一次外事谈话中，提到：“里根回答问题时，总要有电子计算机的帮助。”可见耀邦同志对新科技对社会经济各方面乃至对办公自动化的关注程度是多么敏感。
办公自动化的工作，获得党政部门的热烈欢迎。1985年的一号文件首次注明了文件的主题词。中办继新华社之后，是全国第二家使用了激光照排技术的单位。中办的“办公自动化技术室”扩招了一批技术骨干，大量编制各种软件运用程序，使中办的会议、文秘，文件处理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真正起到了核心系统的枢密作用。一年之后，国务院办公厅也开始了这项工作，这对国务院及时了解国家的经济情况及经济运行起到了莫大的好处。尤其是对四化建设，培养党政军人才、公司人才、科研人才、专业人才等各方面的人材提供了一条崭新路径。
信息技术对国民经济发展有何意义
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它的广泛使用也会产生某种的盲目性。这一判断对不对呢？建设必须数量的商品住房无疑是对的，但因各种原因，最后使商品住房竟然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有之GDP就上扬，无之GDP就下降，这是不是盲目性呢？再如外贸的出口业，有一定的顺差，赢得多量的外汇，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如果严重影响了内需，以至许多国产商品在国外的价格远远低于国内价格。外汇占款最高峰时，竟占年货币发行量的80%~90%，是否也会产生盲目性呢？商品经济如此，市场经济在执行中是否也出现了问题呢？我想当下出现的生产过程过剩也说明了问题的存在，比如钢铁，水泥，各种建材……需知市场经济必然会出现生产过剩，长期的生产过剩，就会产生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解决生产过剩，必须有一套科学严密的防范措施，绝不是打一社会主义旗号就可以自动逢凶化吉了。
计算机的使用可以解决办公自动化的问题，这只是信息技术的一个低级平台。它和互联网结合起来，几乎就可以消灭世界空间上的任何距离，同时也几乎可以消灭世界时间上的任何时差，这又上了一个信息技术平台的等级。计算机、互联网如再加上大数据、云计算，这种信息技术就可以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进行无限量数据的采集，进行无限量数据的运算，这就是一个更高水平的信息技术平台。这种技术将根本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就拿经济领域来说，人们常说的人财物，产供销，信息技术完全可以将其数字化。不但可以全面记录它们的静态数据，而且完全可以将其转化成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动态数据。信息技术也完全可以把产供销的流程数据，化作为犹如江河上游、中游、下游的流水，把握住下游的销量、需求、市场的水量，这样就可以调节加工制造业中游、原材料开采上游的水量及流速，就大大减少产能过剩的危险。多么严密的计划经济都是在有限的经济样本中取样，然后再用这种局部的、有限的数据制定全局性、长远性的宏观计划，没有不出问题的。耀邦同志如果亲眼目睹当今的信息技术，他一定会把这种技术和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规划、计划联系起来进行思考。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比任何国家都关注当代信息技术对国计民生的革命性影响。我国的信息技术不要怕落后，实际上某些技术已走在世界的前列，尤其是我国利用此种技术的空间和市场，比任何国家都有优势。信息技术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应是：充分利用当代信息技术，始终为社会经济供求关系的平衡发展运行起引导、调节的作用，真正做到为人们的需求，为人类和自然界的和谐相处而生产。
现在不少民营企业正在这一领域中大显身手，纷纷提出了互联网+的经济诉求，那么政府的重要角色应是什么，又如何统筹信息系统中的操作系统和运用软件系统的继续开发和建设。过去计划经济的主体是政府，完全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当代信息技术参与的经济主体应是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者。有人讲，互联网+的经济就是共享经济，此说如果有理，那么共享经济就应是共产党更加格外关心、研究的一门政治经济学。
（《经济观察报》发表时标题为《父亲的现代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