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把1793年政府的行为仅仅归咎于于外部环境或者革命话语的发展。奥古斯丹·柯香（Augustin Cochin）认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逻辑必然导致德性的平等统治，通过告密、虚假审判和嫉妒的制度化等强行确立德性的支配。这位社会学家以此解释了一个渐进排斥的系统：纯粹的部分不断清理掉不纯粹的，使温和派激进化，使他们在道德上成为恐怖派。启蒙运动是他们野蛮行为的源头。这种对极权民主的惯常描述遭到了帕特里斯·依格奈的质疑。他认为，资产阶级领袖的政治地位以及同人民运动的关系决定了其意识形态的不稳定性，导致1791年后他们多次望风溃逃。在这样的背景下，把资产阶级和民众团结到大革命周围成了恐怖派的愿望。恐怖统治的始作俑者不是不同寻常的人物，而是一些普通的法学家。恐怖统治试图把启蒙遗产中同时体现个人和集体主义的各种诉求整合起来，因为那个处在政治学徒期的阶级无法很好地掌握这些诉求。法国的资产阶级既有其特殊主义，也有普世主义，让他们体会到自己骨子里的自由主义的只是在那个暂时背叛过自由主义的恐怖统治时期之后。目标的宏大和手段的匮乏之间的鸿沟导致了这样的经历，他们从中领悟到古人的自由同现世界完全无关。
我们无法忽视当时席卷法国的巨大危机。法国人绝不是空谈理论的机器，他们关心的问题更加现实。就像约翰·塔尔蒙（John Talmon）所说的，雅各宾派创造的意识形态暴力完全是“即兴发挥”。我们有必要研究其摸索过程，因为无论是对“贵族阴谋”的理解还是应对之道，无套裤汉和山岳派都没有达成共识。
恐怖派是什么人，计划是什么，如何实施的？
无套裤汉更希望直接行使人民主权而非采用代议制，一些重要的恐怖派就来自该群体。各区的活跃分子反对以人民立法提案权、公投、召回代表和携带武器权等要求反对代议制。他们的请愿和示威只是为了把他们的愿望强加给他们的委托人，而主张由人民掌握审判和惩罚权完全是出于现实需要。经验告诉他们，他们的领袖不可信，必须用起义消灭叛徒。他们知道自己可能会被欺骗，明白教育的必要性。他们的反教会主张源于这样的观点，即教士们数百年来一直在灌输服从贵族和富人的思想。权利意识的觉醒和行使权利的意愿让他们开始反抗压迫。他们对大革命的理解首先是道德上的。不过他们的平等主义首先反映了小业主们的要求。他们希望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并且过上体面的日子。这种理想为强行征缴粮食运往城市、向富人征收革命税等行为开了绿灯，而组织公共援助体系、减少不公平、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则成了追求的目标。不过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经过持久的抗争。
有这种理想的不仅仅是体力工人。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眼中的一份典型的里昂无套裤汉宣言其实是由文人、法律工作者、前教士或前行政官员起草的。虽然无套裤汉主要是手工业者（就像在图卢兹那样），但他们同小业主的关系极为密切。和四分之三的地方雅各宾派领袖一样，这些业主大多生活无忧。蒙布里松（Montbrison）的恐怖派属于中产阶级，领导他们的是该群体中最富有的成员。1792年之后，雅各宾派承担的税负仍然要超过其他群体，随着他们社会地位的上升，这个比例更高了。巴黎等地的无套裤汉大多是城市工人，有三分之二的革命委员会是由他们组成的，不过从社会关系上看，他们的运动包含了多种成分，甚至经常是资产阶级的。其识字率要高于法国人口的平均水平。在各自的街区和行业，这个异质化的群体属于精英阶层。在巴黎，继续有1791年的积极公民加入该群体。外省的情况类似，那里的平民成员比例更高，但指挥权完全掌握在拥有较高社会地位者的手中。这其中，共和二年的恐怖派早在数年前便已是活跃的政客。
这个少数派群体的分布非常不均，平均每10个市镇有大约1个他们的俱乐部。在东南部、平原地区和沿海地区，俱乐部的数量要比在山区和笃信宗教的地区多得多。即使在大城市，每个俱乐部的成员也很少超过100人。1793年，超过四分之三的巴黎人没有为新宪法投票。1726月，只有9000人投票批准（同时有6000人反对）革命者昂立奥（Henriot）出任国民卫队司令。温和派被消灭后，参加各区活动的人更少了，很少超过10%。
活跃分子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动员其他人。就像在圣安托万区那样，起义由一小群老成的手工业者指挥，他们在财富上已跨入中产阶级行列，早就在首都站稳了脚跟，而且与所在街区的其他工人关系密切。平等主义理念使其本能地仇恨“大人物”，反对任何人拥有“过度的”财富，并严厉谴责投机者。社会期望决定了其在政治上缺乏远见。他们的权力来自左邻右舍的同行组成的等级系统，所以仅限于所在地区，无法像雅克·鲁那样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除了市政府，巴黎的无套裤汉们没有任何协调机构，并且总是受制于国民公会的权威。
我们要感谢理查德·柯布（Richard Cobb）及其学生对阿尔贝·索布尔的观点做出了上述有用的修正，他们坚持认为民众运动的少数派特征，其道德态度有时会危害大革命。资产阶级领袖反对全盘实施无套裤汉的方案，但在一个处于战火中的农业国家，他们必须向现实低头。柯布认为，“中产阶级”恐怖派的特点是幽默感差，由于对现实极度无知，在政治上又非常容易轻信。无套裤汉把告密变成公民的头号美德，为了确保国家复兴，他们将镇压行动神圣化了。这些爱国者渴望统一而且大多排外，为身为法国人感到极度自豪。他们总是天真地等待着从马德里到圣彼得堡的被奴役人民也参与到大革命中来。梦想的破灭让许多人灰心丧气。这些崇拜小业主的手工业者把自己的革命理念看作一种非常“民族主义式”的热情。他们的慷慨气度是在斗争和危机背景下诞生的，如果没有了那种压力就无法维持下去。随着时间流逝，他们暂时的极端激进主义不可避免地流于平淡。
1970年，柯布在研究大革命期间民众的抗议时再次使用了上述图景。抗议为奉行正统精神和宗教裁判所手段的恐怖派带来了胜利，不过它首先表达了在入侵的威胁以及更加迫在眉睫的“家中没有面包”的困境面前，一小群纯粹出于意外而登上权力巅峰的人诉诸暴力的绝望。这些人制定的战略和法规完全为生计问题和由之引发的“对明天的恐惧”所左右。对食品短缺由来已久的担忧、连年不断且愈发严重的灾害、内战、因百万人被动员而突然产生的需求——这些因素的叠加造就了共和二年的政局。同时，去基督教化运动加深了城乡间的鸿沟，它把征缴粮食和军需工作变成了对农村世界的直接攻击。由于农村世界墨守成规且没有无套裤汉的推动，穷困的农村人们把恐怖统治看成是城市里的妄想。那些严刑峻法仿佛只是为了配合物资配给，唯一的目标是满足每日的粮食供应。生计问题完全左右了人们的心理，让旧制度下的各种恐惧和解决方法重新浮出水面。
这就是雅各宾派激进分子活动的背景。就像玛丽-泰雷兹·拉伽斯基耶（Marie Thérèse Lagasquié）在分析图卢兹的情况时所指出的那样，几乎没有人关心那些“真正一无所有的社会阶层”，虽然后者为生计所做的斗争帮助这些人登上了权力的舞台。图卢兹有记录的293名“嗜血者”（buveurs de sang）中有55人来自大资产阶级，其中21人是批发商。虽然还有133人是手工业者，但都不是穷人。领导这些南方恐怖派的是显贵，他们关心的是利用大革命为自己谋得更大利益。在这座过去高等法院所在的城市，各派活跃分子都把清算旧账当作了首要任务，导致80多人被处死（在图卢兹或巴黎）和800多人被捕。马丁·莱恩斯（Martyn Lyons）试图找到一条能把这场镇压行动和它的执行者们联系起来的线索。他的结论是，屠杀体现了某些人提高社会地位的欲望，他们往往是外来者，准备在新的城市大干一场。政治动荡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处境，使其有能力一雪在旧制度下遭受的羞辱。在地方层面上，里尔（Lille）的军卒、凡尔赛的仆役、波尔多的商人等曾经被排斥的群体或个人成了恐怖统治的拥护者。
这些活跃分子的想法和行动不同于无产者，而是与新旧大小资产阶级一致。在里昂，面临破产的丝织业小老板们曾经热切盼望革命政府夺回城市的控制权。他们不正是联邦主义者起义的主要受害者吗？这些人被新制度欺骗了，代表们对其自主诉求不屑一顾，将之视作被殖民者，并拒绝实行他们提出的没收富人财产和救济穷人的方案。里昂的雅各宾派中手工业者的比例特别高，他们试图在革命政府中谋得一席之地。但政府一直无法拿出重振丝织业的计划，一位里昂工人运动的领袖反而在恐怖统治期间被处决。镇压行动在让无套裤汉受益的同时也对其造成了伤害，他们长期失业，不得不从事拆除危旧房屋和看守嫌疑分子居所这样的工作。参与恐怖统治的行动为其带来的只有恶名。他们是经济危机的受害者，没有在大革命的起起伏伏中找到解决自己问题的办法。
不合拍同样体现在当局实施的经济政策上，它与满足活跃分子的要求相去甚远，并受制于农业社会的现实。虽然限价只是临时举措，形势还是迫使国民公会走上了经济管制的道路。这项法令会使各省反目，并招致作为国之根本的农村地区不满，所以实施效果一度并不理想。内战的爆发也没有带来什么转机。直到7月26日，当局终于采取措施对付投机者。不过新设立的“惩治囤积专员”（commissaires aux accaparements）无法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形势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各地不得不先于政府自行应对危机，比如1792年8月起，图卢兹就成立了“供给局”以满足最困难人群的需要。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波尔多，联邦主义者和山岳派先后使用了征缴和管制手段。1793年9月，当局实施全面限价，该法令终结了供应难题，受到包括马赛在内的焦头烂额的各市镇当局热烈欢迎。
该法令体现了自诩深谙平等与共和理念的民众心底对市场逻辑的敌意。除了城市消费者，最贫穷的农民同样仇视富农。由此产生的经济联邦主义理念的威胁并不亚于政治联邦主义。巴黎大街小巷上的示威人群迫使政府走上经济管制的道路。6月25日，鲁在国民公会上要求严惩囤积者的讲话把示威活动推向了高潮。粮食供应困难和通胀问题在首都引发了骚乱。绝大多数的革命领袖并不喜欢鲁，却无法对他提出的问题视而不见。由于预计收成不佳，当局不得不分发配给券。各区和俱乐部的活跃分子纷纷要求控制价格和征缴粮食。这些要求是对从1790年以来局势的具体回应。在恐惧和压力下，国民公会屈服了。事实上，人民运动代表们的首要诉求不是限价而是打击投机者，真正推动经济国有化的是战争的需要。这年夏天，持续不断的战事失利引发了新一波的激进化浪潮，矛头指向的是吉伦特派、联邦主义者、旺代军和保王党。不过立法议会并没有答应所有制裁右派代表、贵族、教士和富人的要求，而是按照无套裤汉喜欢的方式发起了一场总动员。8月16日，巴黎各区接受了以彻底消灭敌人为名的总动员，救国委员会又改用同样气势昂扬但更富军事色彩的“人民战争”来称呼它。14日，卡尔诺（Carnot）出任军事行动的负责人，并于23日被选为总指挥。总动员大大提高了政府的权威，也迫使其建立限价机制。事实上，外派代表一直在抱怨农民对限价和征缴不够配合，导致物资供应困难。在高通胀的背景下恢复自由市场将严重影响城市和军队的供应，对大革命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为了避免破产和赢得战争，人民更希望加强控制，这同时也是无套裤汉的要求。上述形势让国民公会在 9月29日做出了全面限价的决定。除了为39种必需品确定最高价格，限价令同时对工资做了限制，但后者直到十个月后才开始在巴黎实行。
与其说这些降低生活成本的举措是迫于底层压力，不如说是出于战事需要。在雄心勃勃的军事行动背后是一盘散沙的经济和行政手段的匮乏。由于多种权力各行其是，冲突变得不可避免。10月22日创立的“生活物资委员会”（la Commission des subsistances）起到了协调各方行动和平息冲突的作用。它拥有500多名办事人员，负责调查实际产量并鼓励生产。委员会完善了旧制度下的做法，首要目的仍然是满足战事需要。人们对此不乏怨声，但除了产品质量下降以及造假现象多令民众不满外，委员会运行良好。出于对饥荒的恐惧，各地都加强了管控措施。大多数城市引入了配给制和公共面包房，活跃分子则参与了对投机者的威慑行动。不过这样一来，城市居民的生计毕竟有了保证。
为这一切买单的是农村，即使当地并不属于战区。官方限定的农产品价格低于实际生产成本，而从1月起，纸币也开始贬值。由于供应者收入过低，限价令的执行遭到了阻力。另一方面，征兵导致农村劳动力减少，经常出现无视法律提高工资的情况。在外派代表眼中，这是一种新的经济犯罪形式，但政府无力阻止。2月，为了安抚生产者，政府被迫提高物价。无套裤汉们希望用“强硬手段”来对付农村，不过无力付诸实践。法国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政府不得不听任富农的摆布，因为后者提供的粮食对政权存亡不可或缺。按照各自的专长，他们经常出任市镇顾问、收税人、税监或配送人。恐怖统治的领袖们本来就不愿干涉个人财产，为了维护自己标榜的平等主义，他们选择向最富有的农民妥协。这种“农民权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反映出粮食短缺问题在城市普通民众眼中的首要地位。
不过，引发政客和人民运动冲突的并非生计问题，而是去基督教化行动。这场行动最初只是在物质和经济层面上压榨教会以满足战争机器需要。该过程从1792年就开始了，在1793年秋以更大的规模卷土重来，不过这一次还伴有毁坏圣像和反教会行为。如果说把教堂改成兵营或弹药库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仪式上公开破坏崇拜物就超出了军事需要。运动的高潮是用强迫或非强迫手段让教士辞职，要求他们还俗或结婚。在打击旧有宗教秩序的同时，人们还试图建立新的秩序，它包含了各种革命崇拜，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带有强烈的去神圣化色彩。街道和城市名、人名、日历都切断了同基督教传统的联系。周日和节日被旬日（décadi）取代，人们每月的休息日因此少了一到两天。
为何会出现上述情况呢，要知道仅仅三年前教会和新制度间仍然关系密切？《教士公民组织法》和各种爱国者弥撒是这种关系的最好象征。天主教会的传统观点把矛头指向了启蒙主义者，但后者也不曾预料到如此规模的破坏行动。我们无法将任何旧制度下的所谓“去基督教化”活动视作共和二年事件的前兆。人们日益增长的对宗教的冷淡态度并没有抹掉革命崇拜中的天主教印记。世俗化遗嘱的缔造者们生活无忧，完全不同于原先笃守教规，但在大革命中被转变成反基督教活动支持者的民众。只能说，他们仇视女性的观念可能源于不满教士对妇女施加的影响。此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现出丰富的宗教特征，无论是其神秘主义的词汇、各种象征还是传道式的热情。这一切与宪政教会并不矛盾。直到1793年，参加宪政教会的活动仍被视作拥有革命情感的佐证。但它毕竟是基督教会，反对教皇不足以使其摆脱天主教的影响。宪政教会的尴尬处境最终导致了它在去基督教化运动中被抛弃。作为国家的教会，它必须为当局服务，这被许多堂区神甫积极地执行了，而在其同反革命民众运动的交锋中，他们也得到了当局的支持。不过随着民众运动不断取得胜利，特别是在1793年夏天的西部地区，宪政教会遭到越来越多的诟病。1792年，未来的去基督教化运动领袖约瑟夫·福歇（Joseph Fouché）还在强调宗教情感的“必要性”。但第二年3月被派往南特参与镇压旺代军的行动后，他开始向整个教会开炮，指责它鼓励无知和狂热，方便了贵族们进攻城市。下卢瓦尔省（Loire?Inférieure）也表示应该发展革命精神的教育，以便消除“宗教可憎的影响”。卢梭主义者库通（Couthon）是个反教会的自然神论者，在目睹到了许多宪政派教士参与里昂的反叛活动后，他也开始支持去基督教化运动。宗教被认为是贵族们用来操纵轻信民众的工具，这成为了去基督教化的借口。各种形式的天主教都可能引发反革命活动，因此必须全部消灭。去基督教化运动接过了迫害和遣送拒绝宣誓教士的政治接力棒。
该运动还体现了平等主义。福歇就曾对涅夫勒省（Nièvre）和阿列省（Allier）一视同仁，实行了相同的原则。别的代表也是这样做的，当然土地法仍然是禁区。他们把去基督教化工作同培养不受宗教毒害、拥有完美道德的共和国新人联系起来。这项运动由外派代表们牵头，在他们离开后，当地政府对其支持力度会大大下降。不过，革命联盟的各派别经常会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去基督教化运动。11月初，随着巴黎发出信号，活跃分子们在代表的领导下迫使大量教士辞职。其中一些教士立即转而开始狂热地反对他们长久以来效力的教会。在确信宗教与大革命密不可分后，他们把热情从前者转移到了后者，有的摇身一变成了称职的官僚。在前往里昂的途中，巴黎的革命军也为摧毁教会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外省的军队同样介入了这场运动，有些地方是新征的民兵，在旺代则是正规军。俱乐部的参与和各类公民节庆活动的举办表明去基督教化运动大受欢迎。虽然巴黎并非始作俑者甚至是被迫参加，各区民众还是积极地展开了行动。11月7日，戈贝尔（Gobel）主教辞职。三天后，在改称“理性之殿”（Temple de la Raison）的巴黎圣母院上演的歌剧中，一位演员以自由女神的形象出现。与天主教彻底决裂无疑受到了热烈欢迎，大多数恐怖派都参与了这场运动。在一些村镇，无神论者受此鼓励大胆地公开了自己的倾向，而形形色色的激进分子则上演了光怪陆离的巡游。在内战地区，罢黜教士的现象尤为常见，特派员鼓励这样做，比如里昂周围的几个省，或者旺代军入侵前的诺曼底。所以，去基督教化运动具有很多恐怖统治的特点，同后者一样是对反革命恐惧的产物。
在法国，去基督教化运动一直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最近的研究似乎证实了唐纳德·萨瑟兰的上述结论。研究显示，有大量革命活跃分子（同时包括资产阶级精英和平民阶层）参与了这场运动。在多姆山省和贡比涅（Compiègne）地区，爱国者们早就表明了反教会甚至反基督教的立场。从1793年到共和二年牧月，西部各省共375次呼吁国民公会铲除基督教。为了驱逐教士，图卢兹的雅各宾派在临近市镇展开了堪比龙骑兵计划（dragonnades）的行动。米歇尔·伏维尔预计，欣然辞职的红色堂区神甫占总数的10%。他们加入外省的各级行政机构，完全融入了世俗社会，反而把炮口转向其他教士。
去基督教化的成功只是表面现象，作为替代品的新崇拜和新仪式很快风光不再。这场运动的最大受害者是宪政教会。虽然绝大多数的辞职教士都是被迫的，但从1792年年末开始，其中的十分之一选择了结婚。他们中的四分之三在局势平息后也没有回归教会。反而是决绝宣誓者因为流亡或地下活动而幸免于难，可以说去基督教化运动的结果完全背离了其目标。当然它导致了法国教士的某种衰落，有些数字看上去非常惊人。从1791年开始的超过十五年时间里，法国的许多地方都没有了自己的教士。
不过，运动并非全无阻力，围绕着《教士公民组织法》的斗争也扩展到了这里。在巴黎周边的农村，人们纷纷反对挪走大钟，并根据1793年12月16日的法律要求重新开放教堂，虽然它仅仅是一纸空文。在作为运动中心和未来保王派摇篮的涅夫勒省同样可以看到这种态度。它还出现在卢瓦尔河谷（Val de Loire）、芒什省（Manche）和布列塔尼省。1794年6月，芒什的信众在夜间集会，参加了神迹弥撒。而在布列塔尼，据说有人看到了神灵显形，宣布世界末日和上帝审判的到来。有人长途跋涉回到家乡的圣所。有人恢复了自己从前的信仰，就像5月在埃罗省（Hérault）发生的那样。有时，世俗人士不得不承担起教士的职责，这种现象甚至出现在最缺乏宗教热情的地区。与此同时，拒绝宣誓的教士们在恐怖统治的高潮阶段仍继续开展活动，其中一些为此付出了生命。
受去基督教化运动影响最大的是法国民众。实际上，许多人并没有受到镇压行动、经济管制甚至征兵的影响。但去基督教化运动却把所有人牵扯进来，许多人还因此遭受了巨大的痛苦。民众宗教的目的是控制一个危险而又无处不在的超自然世界，它的突然消失将造成严重后果。勃艮第的农民们就把葡萄受灾归咎于教士和圣像的消失。
萨瑟兰的上述观点也出现在法国历史学家们正在进行的关于去基督教化运动的讨论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难点在于，去基督教化这个概念非常模糊，它更像是一场运动而非状态，更像是心理状况的集合而非一系列行为。在产生于底层人民的暴力和迫害狂热中，曾经受革命政府保护的教会轰然倒塌，这一切并不能完全用对反革命势力的恐惧来解释。运动的发起者试图用一种对社会和文化的全新构想来代替过去的宗教。热拉尔·肖尔维（Gérard Cholvy）注意到，人们对运动成果的描述有夸大之嫌，低估了民众对传统信仰的依恋程度。他给出的许多例子证明，这场由恐怖统治发起的风暴中不乏抵制者的身影。那些普通信徒的例子比教士辞职更有说服力。肖尔维的例子还推翻了去基督教化运动是启蒙运动延续的说法。相反，我们看到了18世纪末宗教法国的牢固。出于经济原因和政治动机，大革命需要破坏这种牢固。去基督教化运动是一部分激进分子违背政府意愿进行的冒险。就像理查德·柯布在1964年所说，这场运动是“不公平”和“脆弱”的。
发起这场不幸运动的人在各方面都很像皮埃尔·瓦斯泰（Pierre Vastey），他是下塞纳河省（Seine Inférieure）的国家代理人（agent national），当时刚刚研究了菲利普·古亚尔（Phillipe Goujard）的理论。虽然运动的发起者在名义上自诩为民众的代言人，两者实际上却是貌合神离。他们在文化上对农村平民的不屑导致了自己的失败。
同经济政策一样，教士的消失也削弱了恐怖派的统治，他们只有通过更加严厉的镇压来使自己走出危机。军事胜利并非镇压行动的结果，而是先于后者实现的。联邦派从1793年夏天便开始溃败了，里昂和土伦则要稍晚一些。9月到10月间以及年底，北部和东部边境的包围分别被解除。11月中旬，旺代军在格朗维尔（Granville）遭遇惨败，12月23日在萨维内（Savenay）彻底崩溃。与此同时，恐怖统治开始进入高潮。在大革命的历史上，恐怖并非新鲜事物，面对敌人时的恐惧感和惩罚对方的意愿贯穿了大革命始终，其影响力断断续续地一直延伸到执政府（Consulat）时期开始。恐怖统治依靠的是特别法庭，它们扮演了负责自发性镇压行动的角色。直到1794年6月10日，共和二年设立的革命法庭在运行上非常接近常设法庭。军事和民事委员会对法官们的要求是按照旧制度下的程序做出判决。而大多数的死刑判决（特别是在旺代处死的数千人）则是根据1793年3月19日的特别法令做出的，针对的是反革命集会和武装。该法令的发起人是吉伦特派的朗热奈（Lanjuinais），此人在路易十八时期成了法兰西贵族院议员。
当然，革命法庭的实际活动超出了法律赋予它们的权力。设立法庭的目的是威慑敌人和为政治司法体系服务，后者负责引导民意支持政府。无论是否名人，所有的受害者在上法庭前就被定罪了，法官们在援引特别法令时几乎不考虑证据。当然也有例外，甚至在卢瓦尔省和马赛这样的内战区，一些职业法官会站出来阻止运动过度蔓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位于13个省的处决人数占到全部的90%，它们主要位于西部、南部和巴黎。前两者同时也是官方镇压行动最血腥的地方，杜罗（Turreau）的“地狱纵队”（colonnes infernales）对旺代进行了扫荡，而在昂热和土伦，许多人未经审判便被处决。里昂和南特的案例表明，共和二年的恐怖统治只是持续不断的镇压和反镇压循环的一部分。在革命政府时期，这些行动不过是扩大化了。在里昂，两所特别法庭在12月1日前判处了200多人死刑。巴黎的领袖们对这个反革命温床还不放心，要求将其部分拆毁并改名。被派往当地的科洛·戴尔布瓦（Collot d’Herbois）和福歇首先举办了一场去基督教化典礼，当众上演了渎神行为。随后，一个完全由非里昂人组成的“临时委员会”以人民权力的名义在一百三十天内处死了近2000人。伴随着效率低下的社会手段，这种革命司法没有给当地活跃分子带来任何好处，却让反革命愈演愈烈。雅各宾派的专政统治在各方面都让无套裤汉失望了，上面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在南特，外派代表卡里耶（Carrier）被认为有组织地将2000人投入河中淹死，此外还有更多的人被枪决。这位代表似乎认为前者都是已经被判处死刑的旺代叛军囚徒，但事实上他的助手们在其中混入了包括教士或普通刑事犯在内的其他囚徒。当时的南特正遭到旺代军的猛攻，塞满监狱的被俘叛军士兵让市民们感到恐慌。叛军首领夏莱特（Charette）和英国人一直对该城虎视眈眈。就像1792年巴黎大屠杀前夕的情形，对阴谋的恐惧始终笼罩着这里。1794年2月，由于当地激进分子认为卡里耶过于软弱，这位代表被召回，受到首都雅各宾派英雄般的欢迎。
恐怖派创造的制度常常比他们本人走得更远。这年冬天，政府看上去失掉了对镇压行动的控制。恐怖统治的初衷是打击反革命，现在却似乎承担了净化社会的责任。虽说从比例上看，受害者中教士和贵族的数量较多，但对旺代等地的研究显示，某些区域的受害者组成和叛军的人员组成完全一致。所以，恐怖统治不再是一场阶级战争，而是变成了针对个人的行动。在西部，它是一场从大革命开始一直延续到1832年的长期冲突的最高潮。在里昂，虽然有一半的受害者来自旧时该城的统治集团，但与丝织业的工人相比，其他行业的工人受难者要多得多。里昂恐怖统治的这种有选择性反映了当地从18世纪中叶就开始的社会冲突。
外派代表和特别法庭的正常工作离不开扮演更加温和角色的革命委员会和革命军。前者远非最高效的机构，1793年春天设立后，它们在当年夏天就变得死气沉沉。但9月17日通过的《嫌疑分子法》让它们恢复了生机。该法规定，保王党、联邦主义者和自由的敌人将被拘押或者由交由革命委员会监视。在斗志高昂的外派代表们的推动下，这种可怕的权力赋予了委员会新的生命。委员会还负责清理行政人员队伍、筹款、追查逃兵、审查信件、颁发护照、执行限价、签发出任公职必备的“爱国公民证”（certificat de civisme）、关闭教堂、监督旬日遵守情况、落实对地方警察的管理。它们是政府常设机构的补充，有时甚至取而代之。与俱乐部的关系让它们充满了革命热情，这对该制度的运行是必不可少的。不过，除了几个重要程度不一的中心地区，委员会的数量相对较少。它们在农村很不活跃，在城市间的分布也不平均，其热情很大程度上依赖外派代表们的热情。在委员会的运作期间一直有嫌疑分子被释放，所以很难估计他们的人数。最可能的嫌疑分子数字是7万人左右，不到总人口的0.5%。
委员会的独断专行和缺乏制衡是它们效率较高的首要原因。有时，它们的管辖范围可以辐射到所在省85%的市镇。作为雅各宾派专政以及城市控制农村的重要工具，它们也参与了去基督教化运动和限价令的实施。与过去国民卫队的角色一样，它们解决了监视农民的难题。不过，委员会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所在地。一些委员会提出为士兵提供告解神父或者驱逐犹太人。但它们最想做的是将本地的反革命代表一网打尽。图卢兹和第戎的嫌疑分子主要来自教士和贵族阶级，而在西部则大多是手工业者和农民。在远离内战区的地方，与拒誓派共谋成了嫌疑分子最主要的罪名。所以，与其说委员会是阶级之战的工具，不如说是在地方上延长的同反革命斗争的机构。这样看来，在整个大革命期间，《教士公民组织法》的反对者都是当局首要打击的目标。
在无套裤汉眼中，革命军的形象是传奇的，象征了他们最纯粹的憧憬，但事实并非如此。革命军由60多支小部队组成，吸引许多年轻人加入其中的是个人利益。他们大多是出身低微的小市民，完全谈不上有什么革命热情，仅仅满足于听从地方当局的调遣去干些追捕嫌疑分子之类的小差事。巴黎的革命军负责保障首都的物资供应，为此侵犯了当地农民的利益和诉求，导致1792年多次爆发农民起义。军队的政治委员很少来自平民阶级，并不传播真正的平等主义。而对军官们来说，这段经历只是军旅生涯的一个普通阶段罢了。
一些大多由英国人完成的最新研究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各地恐怖派镇压行动的多样性。虽然最血腥的场景未在法国大多数地区上演，恐怖统治仍然不失为革命政府最重要的武器之一。从上到下的革命政府缔造者们一边对付着反革命势力，一边准备好了迎接美德女神统治的到来。这是否意味着断头台将被神圣化，而无视法律的快速判决将成为常态呢？米歇尔·佩尔杜埃（Michel Pertué）认为，虽然后者在旧制度下有过先例，但在大革命期间仍然只限于特殊情况。为了实现重要目标，允许凭着革命法庭或地狱纵队“杀死……所有敌人”。这个统一梦想让他们缔造的国家既不同于近代共和国，也不同于被雅各宾派独裁者视为模板的古代城邦。我们的时代使我们也许无法很好地体会到这种远大雄心，现代人更关心的是不幸受害者的个体命运。除了谋反者和投机者，其中还包括了信奉天主教的农民、修女或者天真的反对者，他们一起被卷入了一场荒诞多于理智的风暴。虽然恐怖统治拯救了大革命，但从后续的影响上看，它是否为大革命赢得了更多信徒很值得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