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工业既担负着突破欧美技术封锁的重任，又要面对促进经济增长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之向往的期待。
本文作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和他的团队忧心忡忡地认为，无论是新世纪初以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产生的去工业化，还是过去十年间以减碳为目的的去产能，都对中国传统工业的根基造成了伤害，这也成为中国过去十年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其背后暴露的割裂工业体系的“二分法”政策思维，以新旧产能划分中国工业，是一种自我设限的跟随范式世界观，而非新时代的伟大复兴世界观。
作者认为，这种“二分法”政策思维和舆论思潮在当前发展中仍然存在，使我们对理解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等执政新理念产生了认识误区。作者认为“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必要条件就是要彻底埋葬“二分法”思维，而使中国经济发展真正光明起来的充分条件，则是在政策上重新把工业体系当作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中国“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关键是什么？就提供必要条件而言，我们完全同意余永定老师关于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议。我们的立场来自于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视角，更加重视工业体系的长期运动和经济的长期增长。因此，我们认为实施扩张性宏观政策的效果不仅是扩大目前的总需求，更重要的是帮助解除绑在中国工业体系身上的“绳索”，使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增长轨道。
我们厘清问题的切入点是经济增长与工业（第二产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2000-2013年期间，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10.88%）高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平均增长速度（9.95%）；在经济下行的2014-2023年期间，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5.42%）低于GDP的平均增长速度（5.96%）。
此外，虽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14-2023年期间有大幅上升（从48.3%上升到54.6%），但并没有抵消工业增长速度下行对于整个经济下行的影响。这个简单的分析告诉我们，近年来导致中国经济下行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工业增长速度的大幅下降。
2000-2023年间三次产业增长数据。最后一栏红色字体部分，表示工业增加值增速慢于服务业的年份。
这就引出本文的主要论点：中国近年来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是工业体系的增长动力受到“二分法”政策思维的压制。大约10多年前，中国社会出现一股由自由派经济学家所主导的强大“舆论”，它把中国经济在21世纪最初十几年的高增长说成是“粗放发展”、“投资驱动”和“产能过剩”的，并因此而导致中国经济的“失衡”。于是，为高增长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国工业体系被从负面看作是问题的来源。
这股舆论促成了“二分法”的政策思维，它把中国经济一分为二：一方面是被认为已经丧失经济增长潜力的“旧动能”，即占工业体系主体的传统工业（约占工业产值的80%），另一方面是被想象出来的“新动能”，即高技术工业或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如“互联网+”所代表的内容，当时半导体工业并没有得到关注）。更进一步地说，“二分法”思维认为中国经济的中心问题不再是增长，而是以“新动能”代替“旧动能”的转型。
以历史的视野看，“二分法”思维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自我设限。对这种设限的理论包装就是像某些经济学家经常随口讲的那样：“传统实体经济已经大量过剩了，再多生产未必有市场需求和竞争力”。但他们自己也讲不清应该发展什么，所以经常拿那些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相结合或数智技术的新产业以及金融业或高端服务业来搪塞。
实际上，自我设限的根源是对于中国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恐惧。在模仿和跟随阶段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并获得权力地位的“精英”们，没有勇气和能力来面对中国继续发展壮大所必然带来的不确定性，于是宁可追逐眼前的权力和利益，也要回避为迎接重大挑战所必须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中国连年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就是“二分法”思维借口“产能过剩”而压制工业体系的增长动力。
正是在这个历史关头，政治领导人所表达出来的“伟大复兴世界观”具有无比重要的历史作用，因为这个世界观解除了中国的发展必须以不能改变世界战略结构为前提的自我设限，并以从全球观点思考国家命运的思维方式打开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视野。沿着这个方向，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发展没有“天花板”，包括高技术工业和传统工业在内的所有工业需要经受的唯一考验是，它们能不能具有国际竞争力。
因此，如果这个“世界观”最终能够转化为新的经济政策范式，就会打破束缚中国社会能力进一步发展的“魔咒”。中国在这个关键阶段最需要的关键决策是以“伟大复兴的世界观”重塑国家抱负，并通过新型举国体制使支撑了国家长期发展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因素走上互相强化的正循环。
重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是重新把工业体系放在经济增长主动力的位置上。无论是否有人又会跳出来冠之以“放水”或“刺激”的污名，中国需要实施一次重大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其关键作用是使被流动性紧缩和运动式去产能所压制已久的工业体系重新“动”起来。一旦工业体系走上增长的道路，技术进步和创新就会加速，新兴产业才会崛起。
从长期的角度看，总需求取决于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取决于生产发展，所以经济增长才是解决需求和消费不足等短期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要保证资金流入生产领域，中国生产体系的增长就会创造出比弥补信用扩张造成的财政赤字更大价值的收益。因此，以抛弃“二分法”的思想解放为前提，目前果断地实施扩张性宏观政策是必要的。
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旨在从理论上讲清楚工业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作用机制，第二部分则追究“二分法”思维的“世界观”根源，并阐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观”的历史意义。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必要条件是彻底埋葬“二分法”思维，而使中国经济发展真正光明起来的充分条件，则是在政策上重新把工业体系当作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一、工业体系如何持续影响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本特征是人均产出或生产率的持续提高，而这个特征在本质上取决于工业体系——即越来越依靠现代科学知识的生产体系——的作用【1】。为帮助理解工业体系如何影响持续的经济增长，我们集中分析三个方面：
工业体系具有各个工业相互依存的整体性；
工业体系的整体性是产生新工业的必要条件；
工业体系是科学技术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主要“通道”。
这三个机制可以充分解释，为什么看上去似乎无比重视科学技术的“二分法”政策思维一定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
1.1 口罩：一个理解工业体系的例子
由于读者可能对“工业体系”的概念一下子感到抽象，所以我们先举一个有“带入感”的例子。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开始蔓延时，中国市场出现严重的口罩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处于不同工业的中国企业开始迅速转产口罩，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从极度短缺到大量出口的“逆转”。
我们都亲身经历过的这个事件，足以帮助读者理解“工业体系”的涵义。以下我们扼要回顾一下“口罩故事”的要点，除了单独注明的之外，其中所有的事件都发生在2020年2-4月之间（口罩故事的所有信息都来自当时的媒体报道）。
第一幕，在突发的供应短缺下，一大批业外企业进入口罩生产。服装、家纺类企业因其原有的生产线优势走在转产的前列，如七匹狼、梦洁股份、水星家纺、罗莱家纺、爹地宝贝（婴儿纸尿布）等，但令人意外的是诸如比亚迪、上汽通用五菱、中石化、中石油、中国船舶旗下的大船集团、深圳地铁集团等企业也在第一时间开始生产口罩。
在区域层次，福建莆田市的制鞋企业在市政府的组织下转产口罩，而在安徽桐城及邻县怀宁、浙江温州等地则自发地出现口罩企业集群。2021年2月24日，《日本经济新闻》公布日本的“2020年新发售商品销量排行榜”，其中口罩类别的销量冠军是中国汽车企业比亚迪生产的平面口罩。
第二幕，许多人以为口罩不过是个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其实符合标准的口罩是在洁净间的流水线上生产的，而且大量使用自动化设备。大批企业转产口罩需要专用生产设备，但市场一时无法提供。
在国资委的紧急部署下，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船舶集团、兵器工业集团、中国电子、国机集团和通用技术集团6家中央企业开展口罩机、压条机等联合研制攻关，在一个月内就实现大量供货（各企业各显神通，出货包括平面口罩机、立体口罩机、“1出1型”、“1出2型”等），还解决了超声波焊机的短板问题。转产口罩设备的企业不止央企，除比亚迪是自己开发全部设备之外，总部位于长沙的工程机械企业山河智能集团也向市场供应全自动口罩生产线。
第三幕，大量生产口罩也立刻引起原材料的短缺。制造口罩的主要材料是无纺布和熔喷布，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无纺布生产国，供应不是问题，但技术含量较高的熔喷布却产能不足，市场价格暴涨。熔喷布的主要原料是聚丙烯，而聚丙烯的主要原料是石油和煤，于是中石油、中石化、国家能源集团和中煤集团都紧急扩产医卫用聚丙烯。当时聚丙烯的供应不成问题，问题卡在从聚丙烯到熔喷布之间一个不可逾越的环节——熔喷布专用料，它是增加熔喷布产能的主要制约因素。
也是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接到中石化集团公司指令的燕山石化成功建成熔喷布专用料的生产装置。与此同时，中石化决定与国机恒天集团合作，在燕山石化和仪征化纤筹建10条熔喷布生产线。此外，中石油下属石化院兰州中心也自主开发出聚丙烯熔喷专用料，中石油还在兰州石化和辽阳石化安排了4条熔喷布生产线。
第四幕，建设熔喷布专用料和熔喷布生产线也需要设备。除了早期救急时从国外购买了一些设备，“两桶油”大批量建设的熔喷布生产线都是依靠国产设备。例如，中石化项目的主设备及外协设备涉及全国各地80多家设备供应厂家（包括国有和民营企业）。
这时，“中国在核心技术上被卡脖子”的论调又出现在这个领域。3月22日，某权威媒体刊登的一篇文章称，虽然国内提供熔喷布成套生产设备的厂家不少，但核心部件熔喷模头、熔喷丝板依然依赖进口。于是，“与其他很多制造产业一样，高端装备和关键部件是制约熔喷布产业发展的一个掣肘。”那怎么办呢？该文说：“如何整合联动力量，攻克高端核心设备，构建标准与拓宽下游市场，形成产业集群，是打破熔喷布产业瓶颈的关键所在，但这不会一蹴而就，依然充满诸多挑战。”
文章作者显然低估了中国工业的创造能力。话音刚落，浙江台州市精诚时代集团和江苏常州纺兴精密机械公司，以破纪录的速度设计制造出3.2米规格的熔喷模头、熔喷丝板（通常是1.6米），到4月上旬就向中石化的熔喷布生产线供货，而它们是在3月上旬才接到发改委、国资委的询问函的。
2020年3月12日，香港的英文媒体《南华早报》刊登了一篇报道，题为“中国的‘口罩霸权’一开动，让人对过度依赖‘世界工厂’感到恐惧”。该报道称，疫情发生后，原本就占据世界一半口罩产能的中国，更是把原来一天2000万个单位的产量，提高到了1.16亿个单位。不过，这篇当时有点“耸人听闻”的报道还是大大低估了中国工业转产口罩的能力。
4月26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根据海关统计数据，仅4月24日一天，中国出口口罩的数量就达10.6亿只。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在2021年1月14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的介绍，2020年全年（3-12月）全国海关共验放出口主要疫情防控物资价值4385亿元，其中口罩出口了2242亿只，价值3400亿元，相当于为中国以外的全球每个人提供了近40个口罩。
即使对于看似技术简单的产品，一个国家能不能具有以合理的成本进行生产的能力仍然是一件复杂和困难的事情。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初期，美国曾一度以不符合美国标准为由拒绝批准进口中国标准的KN95口罩。但权力是需要有能力来支撑的，到了3月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豁免了27家美国企业总计100多项进口中国医疗相关产品的关税，其中包括口罩和手套。
当时美国政府的确鼓励美国企业在本土建设口罩厂，美国企业也的确做出了努力，但市场后来还是被中国口罩所主导。原因很简单，中国口罩的生产成本是美国口罩的十分之一。2022年1月，美国疾控中心终于承认KN95口罩的有效防护性，数百名美国联邦众议员提前收到国会医生提供的KN95口罩。不过，口罩上都印着醒目的“中国制造”。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口罩产能从日产2000万只猛增到10亿只，不是依靠已有口罩企业的增产，而是依靠中国工业体系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创造出来的一个崭新的口罩工业——其产能规模是原有口罩工业的50倍。
几乎所有创造这个新工业的企业此前都与口罩无关，但它们却几乎在“一夜之间”创造出从原材料到设备再到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它与疫情之前存在的口罩产业链没有关系。当然，当紧迫的巨大需求逐渐消退后，许多企业就会退出口罩产业链，但这并不会影响再次扩大或创造这种产业链的工业能力。
口罩的故事足以反映出工业体系的基本特征：第一，它必须具有众多的工业部门。这里的“众多”具有深刻的经济涵义：由于所有的部门之间都具有直接或潜在的需求和供应联系，所以部门越多，则该工业经济体的市场越大。第二，它必须具有能够为消费品部门提供生产设备和材料的资本品部门，这是一个工业经济体的增长可以自我持续的条件。
口罩产业链在中国可以被“召之即来”的情况证明，工业不仅具有纵向供应关系的产业链，而且还具有更根本性的横向关系，即所有的工业之间都具有潜在的联系，只不过在通常情况下，有些联系明显，而有些联系不明显。但是，一旦出现新的需求（无论需求变化是由紧急情况还是由技术变化所引起），潜在的联系就会围绕着新需求迅速显现出来，变成纵向供应关系。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形成一个庞大的口罩产业链，其前提条件就是所有相关的工业都已经存在，尽管此前人们意识不到它们之间的潜在联系。大量生产口罩直接涉及到口罩制造、机械设备、专用合成材料、石油和煤炭化工、重大装备等工业（真正令人意外的是口罩还可以与汽车工业直接有关），还不用说也涉及到电子（电脑、芯片、软件如控制系统、显示屏和通信网络等）、能源、物流等工业。
因此，口罩的故事反映出来的是中国的工业能力，而这种能力只能从工业体系的整体上去理解。
上面的初步讨论为我们以下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基础。不过，我们在结束口罩故事之际，留下一道有助于读者从工业体系视角看问题的思考题：口罩是低技术产品还是高技术产品？
1.2 高技术工业与传统工业不可分割
工业体系是一个分工体系，其中每一个工业的发展都有赖于其他工业的发展。例如，生产任何工业产品都需要供应链，而任何供应链或产业链都包括不同的工业（如口罩的例子）。现代工业发展呈现出产业链不断延长或复杂化的趋势，反映出工业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生产中间品的部门越来越多、中间品占总产值的比重越来越大。
这个趋势说明：工业的劳动分工深化是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例如，我们前辈的饮水方式是直接喝河水和井水，但现在人们大量喝的是瓶装的矿泉水或纯净水。今天与那时相比，饮用水同样是满足生命的基本需要，同样要从自然界获取水源，但已经变成被“迂回生产”出来的，其过程被插入若干不同的工业。因此，各个工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需求和供应联系。
上述分析也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澄清“传统工业”的概念。许多人以为“传统工业”的根本特征是“旧”（存在时间已久），但这是一个想当然的错误看法。传统工业的根本特征是它们的产品形式稳定。造成这个特点的原因很简单，工业是围绕着人类的吃穿住行用发展起来的，一旦找到适用的产品形式，也就不会轻易改变，如纺织品、钢材、轮胎、汽车、飞机等产品的基本形式都保持未变。但是，产品形式稳定并不代表产品的技术内涵不变。【2】
事实上，传统工业一直在市场竞争和创新的驱动下发生变化——今天的纺织品和轮胎与几十年前的产品有着实质性的不同，或者是材料变了，或者是生产工艺变了，而且经常是两者都变了。这些变化当然包含对新技术的吸收或融合（如今天生产纺织品和轮胎都会使用电子技术），但原有的工业基础和基本产品形式始终是诞生新产品或新系统的条件，如中国的高速列车是传统铁路装备工业生产的，燃气轮机是传统发电设备工业生产的，等等。当然，传统工业也经常因为生产出新产品而改变了自己的面貌。
虽然各工业之间的联系非常复杂，但这些联系的主要方向是有顺序的。例如，中国有一个“基础工业”的概念，它指的是能源、交通和材料三大领域的工业。当然，其中每一个领域又都包括多个工业，如能源领域包括从煤炭、石油天然气到电力等工业，而新能源的发展又增加了光伏、风电和核电等；材料领域包括金属材料（如钢铁、有色金属等）、非金属材料（如水泥、玻璃等）和化工产品等；交通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和制造交通设备的工业。
此外，中国还有一个“重大装备”的概念。也许有人以为这个概念就是指“重”和“大”的设备，但其实只有使用于基础工业的某些设备才能列入“重大装备”。总之，基础工业之所以被称为基础工业，是因为它处于整个工业体系的“上游”，成为工业体系运转和增长的基础条件。
基础工业在中国曾经得到特别的重视，因为从计划经济年代到改革开放后的最初二十年里，基础工业的产能不足始终是限制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例如，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每一次通货膨胀都与基础工业的供应瓶颈有关。这个瓶颈是在21世纪最初十几年的高增长过程中被完全打破的（如粗钢产量从2000年的1.2亿吨增长到2014年的8亿多吨所代表的那种突破）。
我们有理由预计，基础工业占整个工业体系的价值比重会逐渐下降，但原因不是对其绝对产量的需求下降，而是工业体系其他部分的价值量可能增长得更快。
从整体看，任何一个工业体系都包括高耗能和低耗能的部分，而基础工业的确是耗能最高的部分，但其作用是向包括高技术工业在内的所有其他工业供应能源和材料。因此，以局部的附加值低、耗能高为理由去砍掉基础工业的产能，其结果必然对整个工业体系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计算机、半导体、软件、化学和生物制药、新型医疗诊断设备等工业的发展，出现了“高技术工业”的概念。这些工业的特点是技术变化速度非常快，但“高技术”是以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之比来定义的，并非真的是按技术的复杂程度来划分。按照这个分类方法，汽车和机床被划分为中等技术工业。但实际上，汽车和机床的技术是非常复杂的，它们的研发费用比之所以没有那么高，是因为它们大量的研发活动是通过与生产过程密切相连的现场改进。
这个问题提醒我们，使用高技术工业和传统工业的分类是需要小心的。例如，化工在中国被普遍认为是传统工业，而两位研究创新的美国著名学者指出，化学工业是“公众了解最少的高技术工业”。【3】实际上，对工业的所有分类，如重工业与轻工业之分、资本密集型工业与劳动密集型工业之分，都只是侧重于工业某个特征的大致分类，并不能反映工业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和模糊地带。
近年来，中国生产出许多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设备，如石油化学工业所必需的加氢反应器、压缩机、汽轮机、空气分离设备。中国还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发电设备（火力、水力和核电）、最好的石油天然气钻机等等，其技术复杂度都只能用“高”来描述，只不过这些成就被掩盖在贬低传统工业的负面态度之下。
分析至此，一个需要明确的主题是：高技术工业与传统工业是共生关系，彼此之间互相依存，不存在可以互相替代的可能性。
从供给方面讲，任何新技术的产业化或新工业的发展都必须得到现有工业的支持，否则连基本的工具和设备都无从得到（下面会有更具体的例子）。第二，从需求方面讲，传统工业是高技术工业的最大客户。
例如，山东邹平县的一个民营特钢厂被政府以环保规划的理由关闭，尽管这个钢厂最近几年对环保设备投资20多亿元，并成为符合国家标准的超低排放企业。该钢厂拥有一个先进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这个系统的合同金额达8000多万元（由一家专做冶金行业的软件公司承包），还不算后续的改进。可见，关闭钢厂使信息技术的市场需求随之缩小（实际情况更糟，关闭钢厂导致周围100多家配套企业倒闭，也使旁边镇上的服务业陷入萧条）。
从工业体系的总体看，各工业部门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累积性发展起来的传统工业之所以是工业体系的主体，就是因为其产品形式的稳定反映出社会需求的稳定。【4】举一个例子说明，2021年，全球集成电路的销售总额为5559亿美元；【5】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并经过作者换算，2021年中国化学工业的营业收入为12949亿美元、钢铁工业为14987亿美元、有色金属工业为10889亿美元、汽车工业为13597亿美元。其市场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即使将来中国半导体所代表的高技术工业得到长足的发展，传统工业构成工业体系主体的格局也不会改变。传统工业自身也同样存在比例关系。例如，设备工业的经济规模永远比它们所支撑的生产工业要小——冶金设备工业的经济规模小于冶金工业，石化设备工业小于石化工业，等等。因此，不谈生产工业只谈“高端装备”就会误入歧途。比例关系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工业之间没有替代关系。
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是由经济的客观规律决定，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
2016年11月发布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规定，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5%，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生物、绿色低碳、数字创意等5个产值规模10万亿元级的新支柱。”这个规划目标没有完成。根据2023年7月的媒体报道，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年，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13%（没有达到15%）。【6】
实际上，这个数据已经是被改过“口径”的，因为新能源汽车并没有被2016年的规划列入“战略新兴产业”，可见新能源车的突飞猛进是在政府的预料之外的。不过，规划目标没有完成的原因不是部门不努力，而恐怕是这些规划违反了产业的比例关系规律。
“战略新兴产业”的经济比例并非越高越好，因为工业之间不存在可以互相替代的关系。试问：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来说，无论“数字创意”到底算什么产业，它还能比纺织品、水泥、能源更重要吗？即使“数字创意”有了发展，社会还不是照样需要纺织品和水泥。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只有从工业体系的整体性上才能予以充分理解。如果从负面看待规模庞大而且必不可少的传统工业，并在政策上将其撇在一边，即使中国在高技术工业领域取得突破性的发展，也不足以抵消压制传统工业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
实际上，结果只会更糟，因为传统工业的衰退必将会导致高技术工业的衰退，这已经被近几年的实践所证明。因此，从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从保持国际竞争力等各种角度讲，中国的产业升级都应该是基础广泛的升级，绝不是以“一小撮儿”高新技术工业去代替构成经济活动主体的现有工业。
1.3 任何“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都不能脱离现有工业体系
把新兴产业当作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是没有错的，因为新工业在成熟之前往往会有较高的增长率，所以它们可以抵消其他一些工业在成熟后逐渐下降的增长率。不过，新工业对于经济增长的更大作用是，可以为其他工业部门提供新的技术来源或者产品市场，促进占经济比重更大的传统工业的技术进步和市场扩大。
例如，电子和化学工业的创新影响了从消费品到资本品的一系列工业；一些工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对其他工业高端产品的需求，如汽车和航空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汽油、航空燃油和合成材料的发展；传统工业通过吸收新技术可以开发出全新的产品（如数控机床）【7】。
我们不能把新产品逐渐代替老产品的普遍现象，错误地混同于新工业代替传统工业，因为后者也在不断推出新产品并更新自己。因此，新技术在不同工业部门间的扩散，而不是某些部门代替另一些部门，才是一个国家可以保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高新技术工业不能代替传统工业的理由，尤其体现在对于“新兴产业”从何而来的“灵魂之问”上。最新流行的一个政策思维是以布局前沿技术的研发来推动“未来产业”的发展。实际上，这个逻辑的前提仍然是认为传统工业不行了，需要以“新兴产业”或“未来产业”来代替传统工业，而且认为只要抓技术研发，新产业就会被计划出来。
如果这个逻辑是正确的，那么由政府部门来布局科研项目就是一个好办法，只要国家在看得见的时间里舍得赔钱。但是，这个逻辑经不起实际证据的证明，因为任何新兴工业的产生和发展都从来不会发生在工业体系之外。
历史首先证明，大多数新兴工业源自现有工业的在位企业所发动的创新活动。仅就技术进步而言，工业史上的许多重要技术特别是那些导致新工业诞生的技术，如半导体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合成纤维、光纤、液晶显示器等等，是由现有工业中的在位企业发明或创造的。【8】
当新技术引发新工业的出现和兴起时，往往会吸引大量的新进入者，但这些“新进入者”又往往是其他工业领域的在位者，而新创业的“新进入者”又往往是在位企业的离职者。在位企业之所以在创造新技术和新工业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是因为在产业活动的背后存在一个知识和经验的体系，即使是新企业也只能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上被创建出来，否则就没有能够在市场上竞争的能力。【9】
因此，产业升级的实质是一个经济体的知识和能力体系的升级。
其次，科学和基础研究的突破当然会创造出诞生新技术甚至新工业的可能性，而且政府在紧急情况下的介入也会推动这些突破。但是，任何产生于工业之外的新技术，都不可能不经过工业企业的产品开发过程而进入市场。
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出现的电子数字计算机是一项划时代的伟大发明，伴随着伟大科学家的名字，也受益于美国政府为赢得战争而产生的紧迫需求和慷慨资助。但如果将这个事件置于历史的脉络，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出现同时伴随着产品的商业化过程。
远在电子计算机出现之前，美国从19世纪70年代就出现致力于信息和数据处理的“商用机器”工业，它所提供的制表机、机械计算机、模拟电控控制系统成为发明科学计算的基础（工具和手段）和灵感的来源。在电子数字计算机被发明出来之后，它进入应用市场的过程恰恰是被这个商用机器工业所塑造的。
尽管这个工业的起源不同于科学计算，而且追求了完全不同的技术轨道，但它们后来不仅定义了电子数字计算机的技术架构，而且定义了它的社会文化内涵。【10】
一个典型的代表性企业就是IBM，它本是一个商用机器的企业，但在二战后拥抱了电子数字计算机之后，它比任何其他组织都更加塑造了现代电子计算机的发展轨道：在大型机时代，IBM首创计算机的标准化和模块化（包括软件和外围设备的分离）；在个人电脑时代，IBM的开放架构定义了个人电脑市场的主导设计以及CPU和操作系统的发展轨道。
不仅如此，所有高技术工业或“新兴产业”的物质内容，从来就包括大量来自传统工业的各种材料、零部件和设备，它们无非是随着新工业的发展而沿着专门的方向进一步演进，否则任何新技术和新产品都成不了“工业”。【11】
以目前各地政府热衷的半导体芯片为例：芯片的基础材料——硅单晶——首先需要经过采矿、冶金和化工设备的一系列加工过程才能制备出来，制造这些设备本身同样需要大型铸锻件设备和机床加工的支持；在硅单晶上制造芯片的几项主要工艺——涂胶、光刻、刻蚀和离子注入——都来自于化工、光学和金属加工行业的技术积累和设备基础。【12】
在历史上，美国发展芯片大规模生产的关键需求来自于商业计算机的普及，而芯片和商业计算机的早期资助者和大用户之一则是非常“传统”的石油工业。【13】
同样的道理，核能、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发展的背后是冶金、金属材料和非金属材料、化工和重型机械等典型的传统工业的支撑。中国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建设核电站，有赖于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在2005年之后的一次重大升级，否则就无法提供核电站所需要的核岛压力壳以及发电设备等。
凡此种种都证明，一谈高技术工业、新能源、半导体就觉得光荣，一谈冶金、金属材料和非金属材料、化工和重型机械等工业就嫌弃，其实是一种“病态”心理。
对于“未来产业”可以设想，但不能把概念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按照语义和逻辑，“未来产业”是现在我们不知道的产业。那么，我们今天怎么可能用现有的知识、资源和手段去规划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第一位把创新概念引入经济学的熊彼特说过，“创造性反应（注：读者可以直接理解为创新）总是只能在事后被理解，从来不会在事前被理解”，因为创新“不可能按照从已经存在事实推论出来的普通规则预测出来”。但是，“创造性反应很重要，因为它塑造随后事件的全过程及其长期结果，它创造出来没有它就不会出现的情况，所以是历史的实质性要素。”【14】
创新的不确定性恰恰可以解释，为什么计划体制在创新的绩效方面不如市场经济。答案很简单：计划体制只能计划已知的产品，不能计划不知道的产品，否则物资平衡表就没法做。因此，虽然计划体制对于追赶已有目标具有动员资源的优势，但总是会把创造性活动排斥在资源分配过程之外。
“未来产业”是计划不出来的。即使我们坚信它们终将到来，也知道对新技术的投资终将得到回报，但我们既不可能知道它们到来的路径和时间，也不可能知道它们最终的实际形态和竞争规则。如果以“未来产业”为目标而投入研发，那将是一条费力不讨好之路。
举个例子。美国企业在上世纪60年代首先发明了液晶显示器，最初的动机是为了做出能够“挂在墙上的电视”。但是，最初的液晶显示技术太粗糙，根本用不到电视上，只是经过引进了这项技术的日本企业将其应用在电子手表、计算器上，才使它存活下来，并在笔记本电脑市场勃兴时才得到产业化。液晶电视真正替代显像管电视已经到了21世纪初。【15】
这些过程和意外的路径可以解释，为什么发明了液晶显示的美国企业最终丢掉了这项技术——一旦把新技术的目标盯死在未来电视上，就没有任何企业能够坚持40多年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研发。
中国工业体系的发展已经到了可以率先产生新工业的地步——消费级无人机（以深圳大疆为代表）和新能源汽车就是两个有力的证明。但我们永远不要忘记：
第一，这些新工业的产生虽然有赖于改变旧规则的创新思想，但它们能够发展起来的条件是中国工业体系的基础；
第二，它们发展起来的路径和时机是难以预计的，只能被理解为市场竞争的结果，即便政府可以提供方向和支持。正如我们今天能直接观察到的那样，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首先依赖于燃油汽车工业的存在，因为不仅二者之间在技术上和制造上存在着很强的连续性，而且它们的消费市场也是连续的。与燃油车相比，电动汽车的动力系统发生革命性变化，但这个新动力系统的基本技术此前就已经发展出来——如车用电池最初是从消费电子工业发展起来的，虽然这些技术应用在汽车上需要进一步的改进。
最后，尽管我们都知道中国为发展新能源汽车提供了方向和支持，但为什么中国新能源汽车是在新冠疫情期间“爆发”，以及为什么本非政府支持重点的比亚迪成为第一，至今都是无人能解之谜。
实际上，政府需要树立的正确政策思维是：坚信今天的工业就是产生未来产业的基础，不仅因为这个基础越大、越坚实就越可能产生新工业，而且因为今天所有的工业都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来自我更新。在产业发展上，“新”和“旧”从来不是截然分开、互相对立的。创新是改变现有的做事规则，但创新的动力来自克服现有规则的缺陷，而创新所需要的能力来自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经验。
因此，政府可以指导方向，可以鼓励前沿技术的研发，但必须重视现有工业的发展，同时必须把通向“未来产业”的过程留给现有工业的企业和市场。只有承认自己有所不知，才能坐收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意外之喜。正如生活的普通道理那样，一个知道自己知识和能力限度的人远比一个自认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更有力量。
1.4 技术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工业体系的互补性
只要推动前沿技术的研发就会产生未来产业的说法，在本质上是一个以技术代替产业的逻辑，但这个逻辑根本就不成立。不错，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但技术进步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和过程，却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要复杂得多。
从本文关注的问题看，有三点是必须指出的：
第一，技术进步如果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就必须采取产品形式，而产品是工业生产的，所以技术进步和创新只有通过产业发展才能作用于经济增长；
第二，无论新技术从长期看多么重要，它们对于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不是发生在其突破阶段，而是发生在它们被持续改进和扩散的阶段；
第三，对于那些被称为通用技术（如可以广泛应用的蒸汽机、电力应用、集成电路等等）的重大创新来说，它们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更是需要通过整个工业体系的应用和持续改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由于开发“下一代大飞机”也被列入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前沿技术，所以我们可以举一个人人都可以理解的例子，来说明“二分法”思维的缺陷。
当政府部门认为“下一代大飞机”是发展未来产业的前沿技术之一时，中国自主开发的C919已经于2022年12月正式投入商用。但是，C919迄今只交付了个位数的飞机，因为这个研发项目还需要一个产业化的阶段。在这个关头，假如国家现在有500亿元的投资资源，那么这笔钱是应该主要投入开发“下一代大飞机”还是主要投入C919的产业化？
如果完全按照“二分法”的逻辑来决策，那么就应该把500亿全部投入“下一代大飞机”的开发，因为它可以决定未来产业的发展。但是，假如“下一代大飞机”在10年后开发成功，它那时恰好也同样处于C919今天所处的阶段。那么，到那个时候，决策者是否应该继续把投资主要用于开发“下下一代大飞机”呢？显而易见，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决策，最后的结局不仅是大飞机对经济增长毫无作用，而且这个模式本身也不可持续。
由上述逻辑矛盾可见，认为只要推动前沿技术就会有未来产业发展的政策思维是存在缺陷的，因为它忽略前沿技术本身是需要经过在市场应用中的改进才能成熟、才能产生经济收益的。没有这个过程，任何技术都成不了产业，甚至连技术本身都难以存活。因此，决策者今天显然应该把假设的500亿投资的主要部分（如400亿）用于C919的产业化，而把100亿用于开发新飞机（以后可以追加）。
如果C919的交付量能够在今后两年扩大到100-200架并随时间而继续增加，那么中国自主开发的大飞机就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到带动作用，逐渐成熟的C919以及扩大的制造能力和产业链就会成为未来航空产业的基础，而这个产业化的过程恰恰也属于创新过程。
这种创新的艰难程度甚至高于再开发一款样机（特别当样机只能是样机的情况），因为它是创造工业的过程。继续开发新飞机是必要的，因为中国民用航空工业需要通过丰富产品线来扩大市场、需要技术进步来确保未来的市场，而且必须继续扩大产业规模。
但是，从产业竞争和发展视角看的新产品，恐怕不同于从“二分法”视角看的“下一代大飞机”，因为前一个视角的产品由市场决定成败，即用户是否认定新产品会带来更低的运营成本、更多更好的功能，而后一个视角的产品只要找一帮“专家”来鉴定就基本可以确保成功——中国的“科技体制”早已经把这一套玩儿得炉火纯青。
以技术代替产业的想法莫过于近年来得到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热捧的“产业数字化”概念，其逻辑是把“数字化”看成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而且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推广。实际上，在这个逻辑的背后还是隐藏着“二分法”的动机：既然产业升级可以通过从外部向“落后”的工业体系注入技术（如强迫企业“上云”），那么产业数字化就可以被用来代替传统产业。
但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置于技术和工业发展的历史脉络，就会发现那种想法不过是“二分法”思维的一厢情愿。
数字化的前提和基础是现代计算技术的发展，其历史顺序用最简单的语言讲大致如下：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带动了集成电路（芯片）和软件的发展，而芯片和软件的发展又使计算机和通信之间相互融合；互联网的出现标志着计算机和通信技术融为一个互动的系统，而低功耗芯片和无线通信的发展催生了移动互联网，使计算技术发生了“端”（智能终端）和“云”（数据中心）的分离，由此产生的大数据为人工智能铺平了道路。
在这个被称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现代计算生态系统的形成过程中，软件的发展起到特殊的作用，因为当计算机本身可以“沉浸”在自己的物理世界时，软件系统无可回避地要与一个更大的计算系统交织在一起，其中不仅包括机器，也包括人和过程。换句话说，软件是计算技术与社会关系和人的行为相互交叉的地方。【16】
这里特别要强调，上述顺序只能从事后理解，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人在任何阶段能够准确地预见到计算生态系统在下一个阶段的实际形态——技术史的逻辑是被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创造性反应所塑造的。
上面几句话所概括的过程其实至少持续80年了，它说明ICT一直在影响经济发展，只不过这种影响是渐进的。这种渐进性质的根本原因在于，ICT的发展及其经济效果不仅取决于ICT工业的技术创新，而且取决于使用ICT的其他工业和服务业的应用创新。
特别重要的是，应用市场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同时决定着ICT的技术创新速度，因为没人买单的技术研发是不可持续的。ICT的应用创新不仅仅是技术性的，而是涉及企业结构的变化，工作和激励结构的变化，甚至包括对用户服务方式的变化。
于是，最有价值的ICT应用既要求ICT的技术进步（一个领域的知识），也要求应用企业发明新的经营方式（另一个领域的知识），这就带来很难事先看到技术机会与商业价值之间相匹配的问题。【17】这种不确定性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互联网应用方面的创新（无论是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还是抖音的短视频）能够超过在ICT技术上领先的美国。
从技术观点看，现代计算生态系统展示的产业数字化前景是：来自真实工业世界的数据一旦成为数字模式，就可以通过数字化生态系统的网络和装置来获取、储存、通讯、分析和转换这些数据。数字化数据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它可以被结合进由电子计算机上的软件所代表的数字模型，而数字数据和数字化模型的相结合允许以数字来模拟原来的物理系统，从而通过操作数据使物理系统实现人类依靠传统方法做不到的功能。【18】
数字化使计算机的作用产生如此的革命性，在科学研究上，实验室的新知识不是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和试验，而是通过在可视环境中仿真自然界；在工业发展上，如果产品开发和生产过程能够被数字化，那么就可以通过数字数据和数字化模型来仿真和操作这些过程，并通过虚拟的手段来改变产品开发和制造的过程。
但是，产业数字化仍然必须经过现有工业的改进和应用创新，因为它受到两个条件的限制：
第一，对于数字化来说，数据虽然可以被处理成为虚拟世界，但必须来自真实的工业世界（不真实的数据没有用）。如果没有现有的工业，就没有真实的产业数据，也就没有产业数字化的可能性。
第二，数字化必须对工业发展产生经济效益——如帮助提供更好的或成本更低的产品和服务，否则就没有企业愿意为数字化付钱，要不把搞数字化的专业人士饿死，要不就得忽悠政府提供无底线的投资。因此，数字化始终是“赋能”的手段，而不是工业能量本身，它逃不脱生产率提高必须遵循以机器代替人力劳动的规律。
这些限制条件还提出另一个重要问题：产业数字化的主力军是谁？大约10年前，曾经风靡一时的“互联网+”企图用互联网改造工业，如果不是代替的话。最后，没有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能够改造任何一家工业企业。原因在于，每个工业都有自己长期积累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不是互联网公司或任何ICT企业所能掌握的。
例如，如果想实现轧钢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就必须开发以智能轧钢机为中心的智能轧钢生产线，而开发智能轧钢机的先决条件是有能力设计建造轧钢机和轧钢生产线。更一般地讲，以数字化方式把工业生产与现代计算生态系统连接起来的关键是工业生产设备的智能化，而设备智能化的关键是把设备的控制系统与计算网络系统连接起来。
由于不同工业甚至不同企业的设备控制系统都需要不同的工业知识和经验，所以开发能与计算系统相连接的设备控制系统只能依靠工业企业，尽管需要它们做出新的努力（如有能力开发软件）。因此，无论ICT发展到什么样的水平，产业数字化的实际进展也只能取决于现有工业企业的创新。这个过程不存在以ICT来代替传统工业的可能性——“二分法”的逻辑不成立。
人工智能是数字化技术的最新成就，它的目的是使机器能够对目标对象的变化做出像人一样的瞬时反应。以目前流行的大语言模型为例，它通过对海量文本数据进行运算，用Transformer这样的深度学习架构来理解词语之间的联系和关系。目前大模型已经从文本领域拓展到做多模态处理，开始处理图像、音视频这些不同形态的数据。不过，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刚刚开始影响“白领”工作领域的生产率，而对人工智能影响生产率的厚望还是被寄托在它能够进入生产领域。【19】
如果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进入工业，它所带来的机器自主学习可能创造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马克思划分的以手工造机器→以机器造机器阶段之后，【20】再加上一个让机器自主造机器的阶段，那将使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摆脱劳动力数量的限制（亦即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但是，实现这个前景恐怕不仅需要比想象的更长时间，而且更加依赖于工业体系的互补性。
人工智能技术仍然属于数字化性质，所以它在工业上的应用面临着类似的障碍：首先，需要获取真实和准确的海量工业数据；其次，则需要在把数字网络与生产连接起来的智能机器或机器人方面，取得新的重要进展，以及工业组织相应的变化。
因此，人工智能应用于工业的可能性，仍然有赖于工业企业的应用创新（因而通用大模型不一定是工业人工智能的最优技术路线），而工业应用计算技术的累积性过程——从机器的控制系统、运营的信息化到产品开发和生产过程的数字化，仍然是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即使人工智能可以对生产率提高产生明显的影响，它仍然是“赋能”技术，不可能代替现有的工业，反而有赖于工业的应用创新才能继续发展。
为了继续推销“二分法”思维，一位经济学家在2023年说，“我们面对的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实体经济：一种是传统的竞争力下降、过剩严重的实体经济，另一种是数字化赋能、生产率大幅提升的实体经济。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加快实现由传统实体经济向数字化实体经济的转型。”
不过，这段话存在一个重大的自我矛盾：如果传统的实体经济是产能过剩的，那为什么“生产率大幅提升”（意味着生产得更多）的数字实体经济就不过剩？当然，他们不得不说“实体经济”是因为有政治正确的约束。但是，数字技术只是赋能技术，本身并不生产任何东西，他们怎么就能相信数字化可以代替工业化？“二分法”思维可以让人忘记常识。
强调工业体系的互补性并非贬低发展高技术工业的作用，而是强调这种互补关系是技术进步影响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关键机制，即一个工业部门的创新会导致其他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而新技术在众多工业部门的扩散和持续改进才会使其经济效果得以充分发挥。正是从工业体系的整体性视角看，中国发展高技术工业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这是工业体系技术进步和升级的主要动力。
正是从这个视角看，我们对于中国半导体工业一定能够发展起来的前景也充满信心：世界最大的单一半导体市场提供的需求条件，加上世界最大工业体系提供的供给条件，使中国半导体工业的崛起只是时间问题。也正是从工业体系的这种互补性和整体性来看，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企图以高新技术工业来代替传统工业的“二分法”政策思维会导致经济下行。
二、“二分法”思维的终极根源
工业体系受到“二分法”政策的压制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主要原因，而“二分法”思维的根源则是中国的发展只能跟随西方的“世界观”。正是在这个历史关头，党的领导人提出伟大复兴的“世界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可以直接促成新的、强烈的民族抱负——为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敢于在世界范围内竞争的抱负。
因此，重振经济增长的关键是以伟大复兴的“世界观”重塑经济政策范式，破除对经济发展的自我设限，并重新把中国工业体系当作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源泉。
2.1 新旧“二分法”思维的背后是“跟随”思维范式
读完本文第一部分，相信读者很容易理解各个工业之间存在着联系和互补性，很容易理解工业体系的整体性。因此，读者结合他们的生活直观感受也很容易明白，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只依靠少数的“新兴产业”，更遑论还见不到的“未来产业”。
那么，为什么“二分法”的逻辑能够如此严重地影响政策思维？如果我们层层追问原因，那么就会发现，“二分法”思维的终极根源是对中国道路的不自信。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相差很大。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学术界和政策界形成了一种“跟随”的思维范式（以下简称“跟随范式”），其基本特征就是：其根深蒂固的思想潜意识认为，中国只有通过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并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才能发展起来。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想法是部分符合事实的，如果忽略掉其他一些事实的话。但是，当这些最初是实用和朴素的想法变成“信仰”——即变成思维范式——之后，它就成了限制人们继续实事求是的思想“框子”。例如，人们在跟随范式下怀有发展的意愿，但永远不会、不敢想到中国有发展到与“榜样”国家并驾齐驱甚至超越它的可能性，也想不到“榜样”会反过手来给中国的发展“下绊儿”。
因此，跟随范式必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之间产生越来越大的矛盾。当中国经济在21世纪初开始进入高增长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中国经济规模在随后仅仅10年间（2001-2010）就连续超过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
跟随范式的思维显然无法解释高增长的原因：第一，它过分强调引进外资和“国际产业转移”的作用，但忽略了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内生力量是在“前30年”奠定基础并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扩大的“中国特色”工业体系；第二，它认为中国的技术进步只能依靠引进，但忽略了从引进中受益的充分必要条件是自主创新；第三，它虽然强调了市场化的作用，但忽略了市场化的本质是为人民广泛参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也忽略了中国经济得以长期发展的政治-社会条件。
但是，面对他们无法理解的现象，某些中国经济学家给出另一种解释：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高增长，那一定是依靠工业体系扩张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缺陷，即粗放发展、投资驱动和产能过剩；因此，中国的增长模式应该转向以研发、信息化和服务业为主（因为经历过“去工业化”的美国“先进的”经济结构就是这样的）。
2011年之后，中国第二产业的增加值以及狭义上不含建筑业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均出现持续下滑趋势，截至2018年已经分别较之于2011年下降了5.8和6.1个百分点。
对于部分在跟随范式下成长起来并获得地位的人来说，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是一个“意外”，而且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挑战：中国经济如果继续增长就必然引起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的问题。这个前景令西方发达国家和国内的某些“精英”阶层同时感到害怕，前者害怕自己的国际权力地位被颠覆，而后者害怕的是要突然面对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知世界。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成就的指责下，跟随范式下的“精英”阶层也开始“反省”怀疑中国过去的发展道路，加之对崭新世界的恐惧，使得他们“反思病”发作，在某些领域选择走上“自废武功”的道路：自己给自己找毛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放弃继续壮大自己而转向“内卷”。
2.2 自我设限的三个行业案例：钢铁、造船、炼油
我们可以用经验证据来验证一下，看看“二分法”思维的本质是不是自我设限。
对于中国工业来说，过去10年影响最大的政策莫过于“去产能”。2013年10月印发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21】指出，“我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产能严重过剩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
该文件特别列举了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但也规定该文件“同时指导其他产能过剩行业化解工作”。当时受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影响，刚刚经历了高增长的中国工业确实出现需求不足的问题。政策文件就是针对因需求不足而产生的产能过剩现象，而且对当时存在的“地条钢”等违规产能确实应该治理，这也没错。
但是，更关键的问题是关于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中国工业的“产能过剩”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如果是周期性的，产能过剩就是一个短期问题；如果是结构性的，那就是一个绝对的、长期的问题。从后来的政策实际走向看，它被当成了结构性问题，恰恰证明“去产能”政策是被“二分法”思维所主导的。限于篇幅，我们只举钢铁、造船和石油化工的例子。
2013年，中国的粗钢产量达到将近7.8亿吨（第二年就超过8亿吨）。要知道，在中国之前，从来没有任何国家的粗钢产量能够接近过2亿吨。美国粗钢产量达到峰值（1.36亿吨多）是1973年，苏联达到峰值（1.63亿吨）是1988年，而日本的峰值（1.2亿吨）是2007年（世界钢铁协会数据）。
更惊人的是，2000年的中国粗钢产量还是1.2亿多吨，到2014年就增长到令人目眩的8.2亿多吨，看上去实在是太多了。尤其令跟随范式不解的是，2014年，美国的粗钢产量只有8800多万吨，而中国居然生产了8.2亿多吨——这不是中国落后的标志又是什么？因此，有中国经济学家说，中国工业的产能已经达到“物理极限”。
不过，如果换掉跟随范式的“滤镜”，我们就可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在历史上，美国和日本的钢产量都曾经达到过人均一吨钢（按总人口计算）的水平，而日本从1973年至今一直保持着1亿吨上下的产量水平，只是最近几年有点绷不住。
以历史为鉴，既然中国的人口是14亿，那么中国钢铁工业的空前规模只不过是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必须达到的“台阶”或基础，它并不妨碍中国在高技术和新兴工业领域的继续发展。
2023年，韩国人口为5132.53万，而粗钢产量为6670万吨，人均约1.3吨钢（同年中国人均约0.72吨）——这个水平影响韩国发展半导体工业了吗？面对世界工业史，我们真正需要理解的是：如果中国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那将会以怎样的工业规模来进入这个行列？
2013年判定产能过剩的标志是产能利用率。实际上，这是个实物指标（实际产量与产能之比），它可以帮助判断某个时点的经济形势，但不能被用来判断长期性的产能过剩。但是，“二分法”思维断定产能过剩是结构性的。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2016年10月28日发布的《钢铁工业调整升级规划（2016-2020年）》中说，“今后几年，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的格局难以出现根本改变，经济增长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一旦回升就会持续上行并接连实现几年高增长，产能过剩已不可能通过历史上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来消化。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结构性的，不是周期性的，是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是环境资源等发展条件的变化决定的，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或U型反弹，将经历一个L型发展阶段”。
根据这个指导方针，这份文件有这样一段今天看起来大大低估了中国发展势头的预测：“从国内看，‘十三五’我国钢材消费强度和消费总量将呈双下降走势……国内粗钢消费量在2013年达到7.6亿吨峰值基础上，预计2020年将下降至6.5亿-7亿吨，粗钢产量7.5亿-8亿吨。”【22】
事实与此完全相反。钢价从2015年年底开始周期性回升，订单增长迅速，钢铁行业也在2016年扭亏为盈（同年4月的产能利用率高达88.93%，大幅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其他被列为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但政府部门不承认前几年的生产过剩是周期性的，反而继续推行“运动式”的去产能。
由于需求顽强存在，中国粗钢产量仍在缓慢增长：2018年突破9亿吨，2020年突破10亿吨（10.6亿吨）。主管部门要求压减产能，2021年砍掉3000万吨产量，2022年继续实施压减，又砍掉1200万吨的产量（至10.18亿吨）。环保部门和统计部门也加入进来，把压减重点放在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2023年，由于中央和国务院越来越关心经济形势，加上重点钢铁企业的利润大幅下跌，这些部门没有继续大刀阔斧地去产能，改为产能平控（不增不减）。于是，当年的钢铁产量涨回到10.3亿吨，而且钢铁的直接和间接出口非常强劲。
无论如何，“二分法”思维经不起一个“灵魂拷问”：为什么中国就不可以达到人均一吨钢的水平？
造船工业的例子也有力地证明“产能过剩”的周期性。
中国造船工业也是在高增长阶段迅猛成长起来。2010年，中国三大造船指标跃居世界第一（首次超过韩国），新接订单量、在手订单量和造船完工量在全球市场占比均超过四成。但是，全球船舶市场那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入下行周期，中国企业普遍遭遇订单不足。
2013年，造船工业被列入产能过剩名单。2016年，中国的造船完工量被韩国反超；2018年和2019年，中国在在新船订单方面又被韩国反超。“反复争夺”无非说明造船工业的根本问题是竞争力和技术进步。
在大约10年间，中国造船工业经历了惨烈的“去产能”、破产重组等等，也受到一系列政策的限制。但即使在困难阶段，中国造船工业仍然在进步，如2017年和2022年分别造出航空母舰“山东号”和“福建号”，从2020年起实现批量建造LNG（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以及2023年造出超豪华邮轮等。
随着疫情后世界航运市场的复苏和技术进步，中国造船工业从2020年起再度超过韩国。到2023年，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以载重吨计分别都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大幅度拉开与名列第二的韩国的距离。
这当然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成就，但据2023年9月的媒体报道，从2013年以来，造船工业就被银行列为“谨慎类”行业并在“金融机构授信额度”等方面受限。该报道称，“金融危机过后，十几年来，船企盈利了，产业升级了，落后产能淘汰了，市场洗牌且复苏了，政策上也多次发布金融服务的指导性文件。但是，落实到贷款上，造船民营企业的困境还是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23】
造船业是一个高杠杆化的行业，因为造船所需的材料、设备和劳动力报酬需要由造船企业提前支付，而造船企业高度依赖银行的融资。在受到贷款限制的条件下，一些民营造船厂面对旺盛的需求只能放弃部分订单。可见，在“二分法”政策思维的主导下，任何工业一旦被戴上“产能过剩”的帽子就再也摘不下来，所以中国造船工业在生机勃勃的情况下仍然受到压制。
毫无疑问，“去产能”政策实际上延缓了中国造船工业的发展，但这个工业凭借自身发展出来的能力，照样敢于吃下全球一半以上的订单量——这恰恰是主张“去产能”的人所永远无法理解的工业力量。
最新的例子是以石油为原料来生产成品油和化工产品的炼油工业。2022年，中国的炼油产能（9.24亿吨/年）正式超过美国（9.07亿吨/年），达到占世界总产量的近17%。无论从石油化学工业本身看，还是从世界地缘政治看，这都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
但刚取得这项成就，发改委、能源局、工信部和生态环境部就于2023年10月联合发文，规定“到2025年，国内原油一次加工能力控制在10亿吨以内”。【24】
为探讨限制炼油工业产能的原因，我们从历史的视角回顾一下该工业的发展。人类社会利用石油的时代起始于19世纪中叶。从1860年左右起到2021年，美国的炼油产能一直保持为世界第一，时间超过160年。在早期阶段，石油产品主要用于照明（煤油灯的煤油），如美国历史上的第一家工业托拉斯就是卖煤油起家的洛克菲勒集团。自从内燃机在19世纪末被发明出来后，石油的主要产品随着汽车和飞机等工业的发展而转向燃油（汽油、柴油、润滑油等）。
此外，当现代化学工业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后，以煤炭为原料的德国化工一直领先世界。但是，随着在石油工业取得霸主地位，美国在以石油为原料的化工方面成为创新者和主导者。在二战后，石油化工成为一个对经济增长极为重要的工业，也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中国从建国起就非常重视石油工业，但炼油工业的真正发展还是在开发大庆油田之后。1972年中国打开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之后，经毛主席批准，为解决人民的吃穿问题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引进（以化纤、化肥成套设备为主，大部分项目是在改革开放后建成投产的），史称“四三方案”。
中国成规模生产乙烯（石油化工最重要的产品）还是从引进西方技术开始的。石化工业在改革开放后得到很大的发展，但直到“十三五”期间，中国的乙烯需求量一半靠进口。因此，政府批准了如浙江石化、恒力石化、盛虹炼化、中石油广东石化等几个千万吨级的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使中国炼化工业出现迅猛增长。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设备工业为实现石化重大设备的国产化曾经坚持了几十年可歌可泣的奋斗。到浙江石化上马时，这个当时世界最大炼化项目（4000万吨/年）的绝大多数设备，包括加氢反应器、压缩机、汽轮机、冷箱（气体分离）等重大装备，都被中国企业中标。2020年11月，彭博社的一篇报道称，中国的炼油能力即将超过美国，语气间充满了酸楚感。【25】
那么，政府部门为什么要在这个历史关头决定限制炼化工业的发展？2023年10月的四部门联合文件没有直接给出解释，虽然从行文上也可看出减碳和产能过剩是主要考虑。不过，还是有几个问题值得追问：
第一，中国炼油工业的增长速度受经济下行的影响已经放缓，而目前中东和非洲产油国正在大举增加炼化产能，【26】未来中国的产能份额能否提高还是个悬案。
第二，虽然全球都在提倡能源转型，但石化工业本来就可以朝减少成品油、增加化工产品的方向发展。中国近年来建成的都是炼化一体化项目，本身就具有生产的灵活性。
第三，石油化工还是个高技术工业，其技术进步影响其他工业的发展。例如，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国内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上，中石化在过去10年里一直名列前茅，2015年名列第一，2022年第三，而与中石化争夺排名的主要是华为、中兴通讯、腾讯、OPPO这些IT领域的大企业。
第四，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为什么炼油能力刚刚相当于美国就不能再发展了？这些疑问不得不令人猜测，政府部门对产能的判断是在遵循一条“潜规则”：哪个工业赶超美国，哪个工业就是“产能过剩”。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曾经占全世界的一半，远高于中国目前的比重。但是，美国人从来没有为此“内疚”过，反而是利用这种优势建立起超级大国地位。当美国于1971年实施美元与黄金脱钩时，许多人以为美元霸权将受到重创，没想到反而得到强化。后来证明，美元霸权有了新的支柱——全世界的石油贸易是以美元结算的。
为什么必须这样？因为美国石油工业（包括炼化）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27】1974年，美国炼油产能占全世界产能的比重是将近22%（1965年是几乎30%）【28】。实际上，由于那时炼油能力也很大的苏联东欧集团与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是隔绝的，所以美国的实际影响力远超这个比例所表达的程度。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一个没有工业的产油国（如中东国家）不在石油开采、炼化、运输和销售方面依靠美国的工业能力，大概是无法利用石油财富的。于是，世界石油贸易也就逃不掉以美元结算。
事实上，美国石油工业从诞生之日起就没有把目光局限在自己国内，如清末民初的中国煤油市场就是被洛克菲勒主导的。如果美国石油化学工业只盯着国内市场，它的产能早就过剩了。
2.3 “二分法”思维误读了高质量发展的理念
以上不过是举了几个主要工业的例子。实际上，“二分法”思维必然导致对高质量发展的理念的扭曲，它给中国工业体系戴上“产能过剩”的帽子，造成对工业投资的持续紧缩。尤为甚者，它以行政手段推行的“去产能”变成运动式的，波及到所有的传统工业。
在地方，金属制品、建材、轮胎、陶瓷、纺织、造纸、制鞋甚至连家具制造都成了“官官喊打”的“过街老鼠”：全世界技术最先进的电解铝生产线，刚建成就因“违规产能”被关，只是因为被扣上“旧动能”的帽子。与此同时，“二分法”思维使得对“新旧动能转换”理解产生偏差，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在执行过程中追逐少数时髦的“高技术”产业，全国将近三千个县都想发展生物制药、新能源和半导体（2018年之后），大量同质化的招商泛滥和投机活动反而瓦解了当地传统优势产业的根基。
不得不指出，“二分法”之所以深得一些部门之心，并非是它的理论逻辑多么有说服力，而是背后的权力逻辑在作祟。我们从2019年11月5日北方某省冶金行业协会根据企业座谈会报给该省工信厅的函里，摘取一些只言片语，以帮助理解一些“涉事”企业当时对政府部门做法的不满：
“目前一些地区将停产、限产常态化，不符合法律规定”；“对于连续化生产的设备（如高炉），频繁启、停操作，某些地区还要求停炉时扒炉”，造成单位的资源消耗增高和污染排放增加，而“事故主要发生在生产设备启动、停止时”；“排放标准和环保设施要求变化时间间隔过短、幅度过大”；“生态环境部门要求车间、原料场全封闭，安全（部门）要求留有通风口，双方总有一方（可以）处罚企业，尤以生态环境部门，经常顶格处罚”；“环保检查没有统一规划，没有计划，省、市、县、区、乡镇多层检查，不同部门多头检查，检查过于频繁，企业一天要接待多批不同检查人员，疲于应付”；“检查标准不一，检查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前一个检查组提出的要求企业执行了，又被后一个检查组要求整改”。
正是因为一些政府部门可以用环保、能耗、质量、标准、安全、市场监督等名义随意关停企业（民营企业首当其冲），才造成所谓“市场缺乏信心”的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的要害问题在于，中国要想产业升级、要想发展高新技术工业，就必须保持经济增长，而保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是以传统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传统工业占整个工业体系80%左右）。
很显然，本文列举的钢铁、造船和石油化工三大工业都远没有达到工业化本身的“极限”——中国钢铁工业能够轧制汽车板是在1998年之后，中国造船工业能够建造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是在2008年之后，中国石化工业自主掌握乙烯生产的成套工艺是在2012年之后，等等。
就在这些工业还处于技术突破和升级的过程中，它们却被扣上“产能过剩”的帽子，随之受到压制。“二分法”思维及其政策的根本特征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自我设限，而自我设限的根源在于不敢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去创造新世界，于是国家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一些受此思维影响的施政者所俘获，他们选择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强行摁回到跟随范式的旧世界里。
对中国工业体系的压制当然会产生经济下行的后果，只不过这个后果是自我预言的实现——如果在政策思维上认定中国经济增长必将是“L型”，那么实际的增长就早晚会真的变成“L型”。因此，“二分法”思维是跟随“世界观”的产物。
三、 破除自我设限要靠伟大复兴的世界观
面对同样的历史关头，党的领导人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做出与跟随范式不同的选择，即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抱负。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观”，它以中华文明的历史地位为参照系，为中国的发展定义了一个以实现自我价值为抱负、只受制于自己能力但不受制于外人意愿的目标。因此，国家经济发展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就“顺理成章”地以党中央决议的形式，被定义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样的抱负没有颠覆现行国际秩序的意图，也没有从已经融入的世界经济中退回来的打算，相反，改革开放被进一步强调和实践。但新的“世界观”并不承认现有的世界战略结构具有永恒的合理性，也不相信它会固定不变——“这个星球上，不能富国永远是富国，穷国永远是穷国”。【29】
3.1 强国范式与跟随范式的根本区别：中国发展没有“天花板”
在经受住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和技术战的冲击后，这个新的“世界观”进一步表达了对中国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现代化的信念，并在2020年10月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一个更具体的“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
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至此，“伟大复兴的世界观”不仅已经清晰可见，而且定义了党的政治任务，证明中国政治领导层在这个历史关头选择了进取而不是退缩。但是，如果“伟大复兴的世界观”能够以逻辑一致的方式落实在理论探索和经济政策上，那么就需要在它的指引下形成一个新的经济政策范式——我们姑且将其称为“强国范式”。
为帮助理解这句话的涵义，我们从经济政策范式所必然包括的三个方面——经济发展任务和目标、发展途径以及本国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关系，来说明伟大复兴世界观之下的强国范式应该具有什么特征。
在经济发展任务和目标方面，我们以回答一个关键问题来区别“强国范式”与“跟随范式”的根本不同：中国经济发展是不是应该有“天花板”？
从伟大复兴的世界观看，中国的发展不可能存在“天花板”——不管是自己所设还是外人所设或“内外联手”所设，否则何谈“伟大复兴”？如果中国的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的入门级水平，就必须再增加一倍，而那就必然要求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仅仅因为中国的人口规模）。
按照同一个逻辑，中国工业体系的发展也没有“天花板”，因为它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如果回想十几年来那些声称“经济增长不重要”、“应该永久性取消经济增长目标”以及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主要问题的言论，人们就很容易理解“强国范式”与自我设限的跟随范式之间的根本区别。
强国范式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终极目标，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政治要求，必然要求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任务定义为力争全面进入发达状态，也就要求把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当作经济政策的中心任务。
在发展途径方面，如果中国的发展没有“天花板”，实现现代化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涵义。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处于落后状态时，出现跟随或模仿的行为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中国不可能跟随任何其他国家而发达起来。中国有14亿人口，超过所有发达经济体（38个OECD成员国）的总和。【30】
一个如此人口规模的国家的工业化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非西方国家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事件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当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遭到霸权的压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事件。因此，中国只有走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道路，无惧霸权的打压，才能继续发展，否则就会在压力下倒退。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就是“强国范式”，而“科技自立自强”方针的一般意义就是它代表了强国范式的发展途径。
与国际经济体系和秩序的关系。“强国范式”要求中国继续参与国际经济体系和秩序，但绝不被动服从，而是积极主动地塑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这方面的内容很多，本文仅集中于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的战略意义。
3.2 工业生产能力是中国最大的战略性资产
在“强国范式”下，道路自信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为中国经济高增长立下汗马功劳的工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不会也不可能再退回到出发之前的状态。但是，如果中国不愿意按照霸权的意志退回到国际经济体系的边缘位置，那什么是中国能够在世界经济中保持一席之地所依赖的战略性资产？很显然，如同美国有美元霸权、俄罗斯有石油和天然气那样，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就是其最大的战略性资产。
“制造业”不是可以移动的物品（如厂房、设备和生产线），而是有组织的“能力”，既包括单个企业和工业的能力，也包括“体系”的能力。与自然资源在不用时也不会“贬值”不同，工业生产能力只有在不断的生产经营中才能被保持和发展。
同时，由于各个工业的企业还存在以彼此之间的需求和供应关系为纽带的共生关系，所以一个工业的消失会导致其他工业的消失。能力的发展是累积性的——昨天的能力塑造了今天的能力，而今天的能力决定一个组织明天能干什么。
因此，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去工业化过程一旦持续一段时间，一个经济体就会失去对工业的社会“记忆”，其间发生的社会变化会成为“再工业化”的障碍。正是从能力视角可以看出“二分法”政策思维的破坏性。
无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还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正确的战略就是要把现有的每一个工业都做到竞争力十足，同时依托整个工业体系的力量把暂时落后的工业发展起来。
欧美对中国的打压——从芯片到纺织（新疆棉）、起重机、新能源汽车等——都是从产业下手。有人担心欧美以各种壁垒阻止中国工业进入它们的市场会导致“脱钩”，但世界上没有人能够违反经济规律。只要中国工业不断保持进步并进入一切可以进入的市场，欧美的保护主义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例如，它们只能保护出来高成本的钢铁工业或其他工业，使它们自己的产品无法进入世界市场，从而抬高它们自己所有其他工业的成本。
就像口罩的例子那样，当中国工业能够以美国十分之一的成本无限制供应口罩时，什么关税和标准壁垒以及美国议员的政治喧嚣都归于无用。因此，中国工业体系虽大虽全，但没有一个工业是多余的——你要不想用稻草或芯片去接孩子的屙物，那纸尿布工业就是重要的。
今天的中国工业体系及其生产能力就是中国屹立于世界经济而不可能被排挤出去的最大保证。这项战略性资产越强大，世界经济就越不可能与中国“脱钩”。
3.3 二分法思维对新执政理念的误读
因此，对于伟大复兴“世界观”下的经济政策范式来说，经济增长目标本来就应该占据经济政策的中心位置，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本来就是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为帮助继续深入理解这个逻辑，我们在伟大复兴世界观的语境下，重新解读受到热议的几个有关发展的方针、原则和概念，以避免“二分法”思维对它们的误读或曲解。
关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党中央确立的方针，但在“二分法”思维下也存在诸多误读甚至曲解。最大的曲解就是以“高质量”为名，把工业分成三六九等，然后要求以“高端”工业和服务业来代替传统工业。如此一来，“高质量”与“发展”就成为对立的关系，因为其中把对工业体系的限制发展或不发展变成了这个方针的主要内容。
这种对立关系的扩大还把高质量发展与增长速度对立起来，谎称重视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不利于结构调整。只要破除掉“二分法”的思想钢印，我们就可以明确，高质量发展与增长速度没有矛盾，反而要求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例如，日本确实是一个发达国家，但谁会认为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状态是“高质量”的？为结构调整而必需牺牲经济增长速度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经济增长失速或衰退必定阻碍和压抑结构性变化，而创造性的结构重组在经济上升阶段发生得更多且更具革命性。正如两位长期研究这个问题的美国经济学家所说，“结构性变化在经济收缩时会下降而不是上升”。【31】因此，如果增长速度过低，其实就没有质量可言。
关于“先立后破”
“先立后破”的原则，是党中央针对2021年9月下旬波及全国的限电限产风波【12】提出的。那场风波的原因就是运动式“减碳”和强化煤炭“去产能”的后果。“先立后破”的原则一举扭转了供电危机，证明了党中央站在人民一边的鲜明立场。
实际上，这个原则还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它直指“二分法”思维违反客观规律的要害：世界上的任何新事物都是在现有事物的基础上产生的，不管是通过创造或灾变，而新旧事物的转化需要一个过程。因此，这个原则完全可以用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
中国需要保持经济增长，以解决任何“结构性”问题；中国需要保持传统工业的发展和升级，以支持高技术工业的突破。因此，如果“高质量发展”是目标，那么“先立后破”就是方法论。
关于“现代产业体系”、“新型工业化”和“新质生产力”
“现代产业体系”、“新型工业化”和“新质生产力”是中央提出的三个概念，互相联系。由于这三个概念比较新颖，所以引起热议。但只要撇开“二分法”思维的误读，我们就很容易看出这三个概念在政策逻辑上，是与伟大复兴“世界观”和强国范式相一致的。
现代产业体系的标志不是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代替传统工业，正如本文所分析的那样，累积性发展起来的传统工业不可替代。
事实上，钢铁工业可以是现代化的，造船工业可以是现代化的，石油化工可以是现代化的，纺织、建材、粮食加工等等工业都可以是现代化的。判定它们是否“现代化”的标准也很容易理解，就是任何一个工业在技术水平、生产率、成本、环保水平和竞争力方面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因此，就工业来说，现代产业体系的标志不可能是以某些工业代替另一些工业的问题，而应该是所有的工业——即工业体系——都成为现代化的。
现代产业体系指的是由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划分的产业所组成的体系，其关键在于“体系”：它要求三次产业之间和每个产业的各个部门之间要协调发展，还要求产业的门类完整，而产业体系的整体现代化就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根本任务。
新型工业化是以新的或创新的方式完成中国发展的历史任务——工业化。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的任务。2022年，中国乡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4.8%，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24.1%，更重要的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非农产业的四分之一。
中国人口超过所有发达经济体的总和，而且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如此人口规模的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和共同富裕，不仅历史空前，而且必然遇到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如资源瓶颈）。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中国能不能以新的、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完成工业化，就成为一个时代的问题。
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和共同富裕，就不能在劳动收入（亦即劳动成本）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失去工业，包括那些被称为劳动密集型的工业。这就是中国遇到的挑战，如果中国传统工业能够通过融合新技术来提高自身的技术密集度，就完全可能以生产率的提高来抵消劳动成本的上升。
新型工业化的任务同时说明，如果不像“二分法”那样人为地干预经济规律，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在三大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趋近之前就增速放缓。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和推进新型工业化要靠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表述在逻辑上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什么是“新质生产力”的根本标志？
最近一个带有流行性的解读是从构成生产力的四个要素看，即新质生产力表现为新型劳动力、新型劳动对象、新型劳动工具以及新型的基础设施。这又是一个类“二分法”式的解读。如果把新质生产力的要素之一说成是新型劳动者，也就把今天所有在岗的劳动者（包括如此解读这个概念的经济学家们）排除在新质生产力之外。那么，新型劳动者从何而来？其他的要素——新型劳动对象、新型劳动工具和新型基础设施也都面临这个逻辑矛盾。
如果从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看，改革开放后在发展方面的最大教训就是没有坚持自主创新，这是今天出现“短板”和“粗放”现象的主要原因。针对这样的问题，今天提倡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以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方式使中国工业在任何领域做大做强，包括通过自主创新进入任何高附加值领域，也包括敢于创造新的领域。这与把生产力的物质内容分为“新的”和“旧的”毫无关系。
动态地看，在“伟大复兴世界观”或跟随范式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下，某个时点上相同的物质生产力会产生出非常不同的结果，前一种能够超越而成为“高端”，后一种则甘于跟随而陷入“低端”。因此，生产力的“质变”恰恰发生在伟大复兴世界观和强国范式所倡导的行为准则上：当中国的产业发展彻底摆脱曾经的跟随模式，当大多数的企业都敢于以自立自强来创造前无古人的业绩时，中国的生产力就是新质的。
伟大复兴的“世界观”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今天，重振经济增长需要以这个“世界观”重塑中国的经济政策范式。新的范式要求把经济增长目标重新拉回到经济政策的中心位置，破除“二分法”思维对中国发展的自我设限。重振增长的途径是从中国现有的产业基础出发，推动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因为脚踏实地才能实事求是。
中国的发展要靠党对发展方向的指引和人民的创造，让市场和企业发挥作用的实质就是让人民的创造性可以充分发挥。因此，应该改变过去由政府部门天天计算产能、天天管制市场的做法，使每一个政府部门的工作方向与“伟大复兴”相一致。
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是毋庸置疑的，但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首先要改变“二分法”思维对中国经济的“自限”紧箍咒。
3.4 新型举国体制的意义是党领导人民创造新的奇迹
以伟大复兴的“世界观”重塑经济政策范式，必然伴随着相应的体制变化。新型举国体制的概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的。在本文最后一节，我们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和科技自立自强的两个侧面，来讨论新型举国体制面临的任务。虽然这个体制的具体形态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但它的实质是以党领导人民的方式，破除任何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束缚”。
金融体制问题：党管金融一大障碍还是“二分法”思维
中国经济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出现脱节趋势。如果金融体系陷入自我循环，那么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为政策当局将无法保证资金流入工业。我们需要简要理解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能够集聚和配置社会资金的“金融中介”只有财政部和人民银行，且有“大财政、小银行”之说。由于计划体制几乎取消了信用的作用，所以财政和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工业企业的利润上缴和居民的储蓄，资金的投资方向也比较单一（主要是工业建设）。
改革开放后，国家针对计划体制对金融活动统得过死的问题，逐步放开金融中介机构参与市场活动的限制，但对金融机构的背景保持严格的审查（如主要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信托都是国家控股）。当时的金融改革方案与国有企业改革高度相关，主要目的是以资金的有偿使用代替无偿拨款。
围绕着改革国家资金管理体制的主线，央行从财政部中独立出来，各类金融中介机构快速成长，信用的作用大大加强。但是，国家保持对这些金融机构的控制，没有贸然让市场占主导地位。
相比之下，国家对于金融机构的投资行为则放松很多。从那时起，国家就将越来越多的社会投资职能交给资本市场，资本市场逐渐成为连接企业和社会资金的通道。
直到中国经济在21世纪初进入高增长后，中国金融体系的运转都主要围绕着工业体系的发展。第一，国家保留了对工业直接投资的渠道，如成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就是为了承接原来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成立国家开发银行是为了给国家重大项目提供长期贷款。此外，从“五五”期间就开始实施的设备更新改造贷款的政策也是由国家预算引导、银行信贷支持的工业投资。
第二，资本市场的发展其实是相对缓慢的，早期各种金融产品和市场上发行的股票不多，居民对于银行储蓄以外的金融投资也很陌生，这是金融资本主要流向工业体系的一个客观原因。尽管资本市场的闸门刚一打开，金融的投机性就随之显现，但金融机构的丰富和信用的恢复对中国工业体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如对市场主体贷款限制的放开使得计划外的经济主体可以参与到经济建设当中，而国有企业在拨款减少的情况下仍可以申请到贷款以求发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金融体系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独立性”。例如，当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反思自己的金融体系的缺陷时，中国金融部门却认为自己开放程度还不够，需要继续往金融自由化的方向推进，央行独立、开放资本账户等呼声也越来越强大。
2013年是一个转折点，“二分法”思维的舆论通过把中国工业体系“污名化”，也把国家控制的投资“妖魔化”。既然“投资驱动”、“粗放发展”的工业体系已经“产能过剩”，于是被“二分法”思维俘获的政策思路就以“不刺激”为名，转向实施紧缩政策，以消化“四万亿”货币“大水漫灌”的影响。
同时，对于全社会融资和投资的需要，政策转向通过市场化改革（包括取消行政审批和国有企业、金融、财政等方面的改革）来盘活货币信贷存量，由市场的资源配置引导资金流向效率最高的经济活动。
“二分法”思维影响了新一轮的金融改革。从2013年起，相关政策出台的节奏明显加快，其内容包括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进一步丰富市场选择，放松监管力度、鼓励混业经营，利率市场化，民营银行放开审批，发展互联网金融（包括后来变得臭名昭著的P2P平台），以及金融国际化（陆续成立10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这些被民间称为“金融自由化”的措施改变了1997年以来国家定下的“分业经营”的金融政策基调，在最后一块让历任国家领导都犹疑是否放开的金融领域启动了改革。在金融机构方面国家退出的更多，并且逐步放开了外资持股的限制，能够在中国国内社会上融资的金融中介机构数量更多、背景更加复杂，甚至有建议向国外金融机构开放中国的居民储蓄。
社会投资方面，在政府监管放松和金融机构投机性的驱使下，金融产品的增长非常迅速，各类金融衍生品更是得到蓬勃发展，成为金融投资追逐的热点。这些变化终于使日益膨胀的中国金融体系不必再“被迫”向实体经济投资，只是依靠买卖自己的金融产品就可以完成商业闭环。于是，金融体系开始俘获宏观经济政策，无论是社会资金还是政府投资都越来越难以进入实体经济。
今天，中国重振经济增长的关键是重振工业，而重振工业需要保证资金能够流入工业。但是，国家对金融中介机构的控制和金融产品的衍生监管已经放松到可以讨论谁在掌握调配社会财富权力的程度，而受控于国家政策的工业投资渠道也已经逐渐消失。
这里需要指出，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运行逻辑之间是有矛盾的。金融资本永远要赚快钱、赚大钱并具有高流动性，而工业资本的增值则需要长期累积性的改进和研发，而且一旦以固定资本的形式投入就基本上变成“沉没”资本。因此，一旦金融彻底自由化，经济运行就会朝着不利于工业发展的方向演变。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与制造业的衰落其实是同一个过程的两面，为什么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波音飞机公司也会在最近几年出现产品质量问题。
2023年3月，中央金融委员会的成立。如果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那就需要国家在金融体系和工业体系之上进行协调。守住金融风险的底线不仅在于被动的防御（加强监管），更意味着国家需要主动出击，一是国家坚持主导调配社会财富和信用的权力，二是国家有意识和能力抵消金融资本市场的投机性，保证生产体系能够获得足够的投资。
在现实世界中，上文所指的“国家”是分层的，包括中央、部门和地方。在金融体系和工业体系之间的“顶端”协调，政府部门是无法做到的，因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是一个跨部门、跨领域的任务。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党中央居于国家的最高政治决策层，于是产生了党管金融的必要性。
“党管金融”的最大障碍还是“二分法”思维。如果继续沿袭这个思维，那么占中国实体经济80%以上的工业领域就被排除在投资对象之外。如果排斥掉大部分投资对象，那么管住金融体系又有何用？
事实上，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原则比金融体系自身强不强更重要。因此，中央提出推动设备更新的政策是重要的，但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扩大需求，而更为关键的是在借鉴过去技改投资体制的基础上，重新恢复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的银行贷款和专项债，建立起向工业体系和实体经济提供产业投资的渠道。
一旦破除“二分法”，投资的对象就应该包括所有的工业企业，不分所有制，没有行业限制；只要产品有市场需求、可以提高生产率、可以降低污染和能耗等，就符合贷款条件；同时要强调自主创新，优先支持补上“短板”、突破核心技术、提升产业链的项目。
总之，实施“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就可以打开投资需求的大门，而抓住创新和技术进步机会的工业体系将产生更大的经济盈余，推动经济的发展。创造这种循环应该是新型举国体制在金融问题上最大的任务。
科技体制问题：“成果转化”难在科技体制与工业发展割裂
科技体制也同样存在一个“脱节”的问题。举个例子。当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使中国遭到被“卡脖子”的威胁时，现行“科技体制”流行起一个主张，即解决“卡脖子”问题要靠加强基础研究。但是，这个主张不符合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
在问题的起点上，中国所有被“卡脖子”的地方都体现为可用的产品，如芯片、软件、设备等等；那么，解决问题的终点一定是中国能够自主供应这些产品。因此，无论基础研究多么重要，它都处于解决“卡脖子”问题的中间环节，都不可能绕过工业去直接解决问题。实际上，这个主张本身就说明科技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脱节”的问题。
中国的“科技体制”是在1950年代伴随着工业化和计划体制的建立而形成的，它包括从中央政府到地方的主管机构及其所属的科研机构。从事后看，计划经济年代科技体制的最大缺陷是研发与生产的脱节，如研发机构与企业是分立的，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是通过计划。但无论存在什么样的缺点，计划经济年代的“科技体制”却具有很强的任务导向特征。
例如，在科学院工作过的吴明瑜有一个总的评价：“当时科学院主要的力量跟军工紧密集合……其实中国科学院从来没有把理论研究放在最主要的位置。在‘文革’之前，有几次那么强调搞基础研究的时候，也没有把它放在最主要的位置，而是把军工放在前面嘛。”【33】
1956-1967年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张劲夫回忆说，“参加‘两弹一星’研制任务的科学研究人员占全院科研人员的2／3。”【34】如果连中国科学院都具有如此明显的任务导向型特征，那么工业部门的科研院所就更是如此。
从总体上说，虽然那时的科研任务完全由行政部门以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形式下达，但任务导向却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计划体制的缺陷。不过，在后来对计划体制的否定中，任务导向型科研的积极作用既没有被从理论上识别和概括出来，也没有得到承认，而是被一并抛弃。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曾经大幅度削减国防经费并大量取消国防科研项目，同时中国工业走上主要依靠引进来实现技术进步的道路。这些变化使那些曾经主导了中国科技发展的国家任务迅速消失，而任务的消失则使科研受到忽视。这种情况引起科学界的忧虑和呼吁。
1986年2月，在中国科学院89位院士的建议下，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1986年3月，四位著名科学家的建议得到邓小平的重视和同意，促成中国政府推出了“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863”计划）。
“863”计划对中国的“科技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历史上第一次采取了“专家决策管理制”和不再按行政系统下达经费的拨款制，在计划的各个领域设立首席科学家职位和专家委员会；科研项目由专家评审决定，经费跟着项目走。后来这种“专家决策管理制”逐渐扩散，成为其他所有国家科技计划的基本模式。这些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尤其对于保住科研而言），但也留下科研系统可以转向“自我服务”的漏洞。
在市场化改革中，绝大多数地方所属的科研院所都实行了转制。从1999年起，最后242家原来属于各工业主管部门的科研机构实行转制，或转变为科技型企业，或整体或部分进入企业，或转为技术服务和中介机构等。至此，计划经济年代建立的工业科研院所基本被撤销。
这个变化使“科技体制”的组织管理范围大大缩减，而大学的地位则得到很大提高。不过，从21世纪初年开始，中国越来越多地出现企业内设研发机构的现象。那时，华为和中兴通讯的生产人员就已经不到总员工的10%，而研发人员的比重数倍于此——这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企业形态。当汽车工业出现自主开发企业后，它们中的每一家都必须建立起数千人的研发中心，否则无以自主开发车型。这种情况逐渐成为工业的主流。
“科技体制”的基本特征也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即从“任务导向型”转变为“成果转化型”。
随着经济情况越来越好，国家设立越来越多的科技计划，包括发改委和工信部等政府部门分管的专项计划。但是，所有这些计划都遵循“线性模式”的假设：技术进步的过程就是从先进研究产生“成果”，然后把“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于是，“成果转化”就成为中国政策语汇中的高频率关键词。为了促进“成果转化”，国家不仅于1996年专门立法，而且采取了多种政策手段促进“转化”，但“成果转化难”或“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效率低”成为一直绵延至今的现象。
“成果转化”的逻辑其实并不成立，即使基础研究是重要的。如果能够有一项细致的研究去分析国家科技计划的项目，那么它一定能够证明决定这些项目能否有用的条件：
（1）如果项目是由已经具有足够强大基础的工业或工业研发机构来执行，那么就可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但它们也就不属于“成果转化”模式了。
（2）如果项目是尚无工业基础的原理性突破，那么就需要等待工业去解决所有为产业化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这也不是“成果转化”模式，因为工业此时不是被动接受者，而是使这些研究能够有用所不可或缺的创造者。
（3）如果国家科技计划的项目只是从科学家的想象或认知开始，但工业既没有基础也没有介入的意愿，那么这些项目就会成为无用的，而这样的项目恰恰是遵循了最纯粹的“成果转化”逻辑。
事实上，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的突破主要是中国工业崛起的结果，而不是“科技成果转化”的结果。从早期突破的电信程控交换机到后来的智能手机、半导体显示器、互联网应用技术、消费级无人机、光伏、锂电池，和能够大规模使用的新冠病毒疫苗等等都与国家科技计划无关，亦即与“成果转化”无关。
今天，中国在集成电路上的顽强成长也是由工业所驱动，没有“成果转化”什么事。基础研究当然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做出贡献，但其最大也是最无可替代的作用，是为工业培养了受过科学训练的大学毕业生。因此，理工科高等教育是重要的，为理解技术的科学原理并发现新原理的基础研究是重要的，但声称单方面加强基础研究就能够解决“卡脖子”问题显然是有误导性的。
到中国遇到“卡脖子”问题时，“科技体制”已经变成一种自我服务式的科研模式：
（1）跟随国外的研究议程选题，然后申报国家资助的项目，并由同样是跟随国外研究议程的专家评审项目申请。
（2）只要拿到钱，就总能做出“成果”，不管是以论文、样品还是专利的形式，因为课题形式的项目总可以通过专家评审而结题。
（3）由于这样的“成果”很难用成败来衡量，所以就形成了按“中间状态”而不是按结果的评价和奖励方式，特别典型地表现在“帽子”横飞的现象上。例如，在国家层次上，科技人员有“院士、千人、长江、杰青、青千、青江、优青、青尖”八大“铁帽子”，其他各类人才称号（省市级）堪称全世界最复杂和最丰富的。这种在中间过程就把科技人员分为三六九等的评价方式，反而证明“成果转化难”的实质问题是，国家科技计划在大量支持与解决实际问题无关的研究项目。
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和技术战冲击了中国社会，也冲击了中国工业和科技界，而提出“科技自立自强”则是政治领导层对这个冲击的回应。如果中国能够经受住这种冲击，就必须改变把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割裂为两个主题的政策思维和体制，从中国发展的全局来把握科技进步的问题。
从全局看，完成有关发展的重大任务是高于任何局部议程的，而完成这些任务的途径要靠工业和基础研究的紧密结合。因此，在科技方面实施新型举国体制的意义，也同样是在完成重大任务的导向下，把原来的“脱节”重新联系起来。这大概是中央科技委员会的最大任务。
新型举国体制的意义：将“二分法”割裂的各种“脱节”联系起来
我们以金融和科技两个领域的例子说明，新型举国体制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把被部门分割造成的各种“脱节”重新联系起来。这些“脱节”有其历史原因，但因“二分法”思维而加剧。工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但政府一些部门却离工业本身越来越远，反而借压制工业来扩张权力。
例如，对传统工业的抛弃与金融自我服务的取向具有一致性，解除金融对工业投资的责任更符合金融自由化的底层逻辑；“科技体制”要求把大部分资源拨给它并由专家们来决定用途，其理由是他们的高精尖研究项目决定经济发展，虽然这些项目的议题大多是跟随美国，而且大部分不产生什么实际效果。
局部利益当然不只是金融和科技，如环保部门不断要求以牺牲工业发展来提高空气质量指标，哪怕是极端气候造成的指标下降也要以工业减排来“对冲”，原因很可能是，这些由它自己定的指标可以为其官员赢得升迁的“政绩”；而权势更大的部门则是在限制本国工业产能的同时，力促对外资的彻底开放，虽然人们不明白，为什么受到限制的传统工业一旦换成外资所有就变成“先进”的、就不过剩了，等等。
部门利益是老问题，但由于行政体制变化等客观原因，工业逐渐失去与政治领导层的直接联系，导致一些部门的权力扩张抑制了工业发展，但问题却难被重视。
虽然把各种“脱节”重新联系起来会触及到既有的利益结构，但这也恰恰说明，新型举国体制应当发挥的核心作用是重申经济发展的人民性，以党直接联系人民和工业，而非诉诸部门体制的方式去完成重大任务——重振增长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建立新型举国体制的根本意义是以党领导人民的方式“解除”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任何“束缚”，放眼全球、放开市场、放开增长，使整个社会发展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之抱负的能力。
结语
从支持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立场出发，本文兜了一个大圈子，目的是讲清楚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中国迫切需要实施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因为就像余永定老师讲的那样，增长是最重要的。反对这个立场的人经常把讨论拉入在给定生产结构下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平衡的问题，拿纸上算出来的“潜在增长速度”来说事。
但是，重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完全不是在现有结构下的平衡，而是解放被“二分法”思维压制的生产体系，从而释放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的增长动力（经济增长就是这两个方面通过彼此互动而共同增长）。通过扩张性宏观政策来恢复和增加对于工业的投资，不仅可以扩大眼前的需求，而更重要的是促进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和持续的技术进步，使中国经济再上台阶。
因此，以伟大复兴的“世界观”打破自我设限才是推动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关键。
注释：
【1】[ Simon Kuznets, “The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Growth,” in Barry E. Supple, ed., The Experience of Economic Growth: Case Studies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Book, 1963, p. 53.]
【2】 例如，从19世纪末汽车工业诞生以来，汽车的基本产品形式迄今没有出现过重大变化，但经历过大规模流水线生产的应用、内燃机的持续改进和电子元器件的普遍使用，直至今天的新能源汽车发展。这些变化降低了汽车的生产成本，扩大了生产规模，把汽车从最初的贵族奢侈品变成了今天的大众消费品。
【3】 Ralph Landau and Nathan Rosenberg, “Successful commercialization in the chemical process industry,” in Nathan Rosenberg, Ralph Landau and David Mowery, eds., Technology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73.
【4】 官方自己也承认，“石化化工、钢铁、有色、建材、机械、汽车、轻工、纺织等传统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的比重近80%，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和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重要基础”。见：《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规〔2023〕258号，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12/content_6923270.htm。
【5】 数据来源：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
【6】“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13%”，《人民日报》，2023年7月6日 第1 版，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3/0706/c1004-40028852.html。
【7】 David Mowery and Nathan Rosenberg, Paths of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20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5
【8】晶体管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贝尔实验室发明的，集成电路是德州仪器公司发明的；合成纤维是原来生产炸药的杜邦公司发明的；光纤是生产玻璃的康宁公司发明的；液晶显示器的样机是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发明的，但产业化是日本消费电子企业所实现的。这些发明后来都发展成为独立的工业，即当时的“战略新兴产业”，但它们都出身于传统工业。
【9】 Constance E. Helfat and Marvin B. Lieberman, “The birth of capabilities: market entry and the importance of pre-history, ”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 11, no. 4 (2002), pp. 725-760.
【10】 【美】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詹姆斯·W·科塔达，编：《信息改变了美国：驱动国家转型的力量》，万岩、邱艳娟，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
【11】W. Brian Arthur, “The Structure of Invention,” Research Policy, vol. 36 (2007), pp. 274-287.
【12】例如，光刻工艺最早来自于相机的聚焦和曝光工艺，最初的光刻镜头也是用相机镜头改装而来。时至今日，在光刻镜头领域领先全球的德国蔡司、日本佳能和尼康同样也是相机镜头领域的主导企业。
【13】 Cyrus C. M. Mody, “Spillovers from Oil Firms to U.S. Computing an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Smudging State–Industry Distinctions and Retelling Conventional Narratives.” Enterprise & Society, vol. 24, no. 3 (2023), pp. 676–701.
【14】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creative response in economic histo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7, no. 2 (Nov., 1947), pp. 149-159
【15】这段历史详见路风：《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第三章。
【16】 Thomas Haigh, “Inventing information systems: the systems men and the computer, 1950-1968, ”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75, No. 1 (Spring, 2001), pp. 15-61
【17】Timothy F. Bresnahan,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ICT in light of ideas first learned about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 ”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 28, No. 2 (2019), pp. 331–349.
【18】 Nathan Ensmenger,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Computers in Society, ”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53, no. 4 (October 2012), pp. 753-776
【19】 James Manyika and Michael Spence, “The coming AI economic revolution: c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verse the productivity slowdown? ” Foreign Affairs, vol. 102,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23), pp. 70-86.]
【2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2008年第3次印刷），第439-441页。
【21】《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号，2013年10月18日，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3-10/18/content_4854.htm?ivk_sa=1023197a#。
【22】全文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钢铁工业调整升级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工信部规〔2016〕358号，2016年10月28日，发改委网站（原文已从工信部网站删除）：https://www.ndrc.gov.cn/fggz/fzzlgh/gjjzxgh/201706/t20170621_1196816.html。
【23】 陈雯：“订单饱满被列入产能过剩行业，造船企业贷款‘无门’”，中国战略新兴产业，2023年9月1日，https://mp.weixin.qq.com/s/MLOnKeLkFOeVC4GoKoAnsQ。
【24】《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促进炼油行业绿色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2023〕1364号，2023年10月10日，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10/content_6911599.htm。
【25】 “美媒报道：中国或很快超美成最大炼油国”，《参考消息网》2020年11月24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finance/20201124/2425414.shtml。
【26】 王林：“全球炼化产能将持续增长，成品油或将‘不敌’石化产品”，《中国能源报》2023年12月25日，第11版。
【27】李晨阳：“为什么脱钩黄金的美元仍然是世界货币：企业组织能力与国家结构性权力”，待发表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23。
【28】 数据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Energy Institute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9】 引号内的话见：“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就出访南太岛国接受中央媒体采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2年6月5日，https://www.fmprc.gov.cn/wjbzhd/202206/t20220605_10698766.shtml。
【30】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2年，OECD（经合组织）国家总人口为13.8亿人，而中国为14.1亿人。
【31】 Muriel Dal Pont Legrand and Harald Hagemann, “Do productive recessions show the recuperative powers of Capitalism? Schumpeter’s analysis of the cleansing effec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31, no. 1 (2017), p. 253.
【32】到2021年9月下旬，限电停产的情况已经席卷到十几个省；到9月26日，东北三省毫无预警地对居民拉闸限电，致使各地“限电停产”的消息迅速成为全国压倒性的舆论话题。
【33】吴明瑜口述、杨小林访问整理：《科技政策三十年——吴明瑜口述自传》，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第43页。
【34】张劲夫：“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人民日报》1999年5月6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