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有删减。
七十年前，1945年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向同盟国家正式递交投降书，在美国超级战舰密苏里号上亲睹这激动人心一幕的《大公报》特派员朱启平写下了传世通讯《落日》，他在为中华民族洗净自甲午(1894年)以来的奇耻大辱而无比欣喜同时，想到了八年抗战期间，“百万将士流血成仁，千万民众流血牺牲，胜利虽最后到来，代价却十分重大。”
经历过甲午战争以来一系列变革、战争和动荡的张元济先生有一句诗，“铁骑踏碎芦沟月”。由1937年7月7日突发事件所引发的这场战争却不是偶然的，它连接着甲午以来甚至更早自1870年以来中日之间一系列纠葛、矛盾与冲突，王芸生于“九一八”之后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将中日近代以来的问题呈现在世人面前。1887年出生的蒋介石是留日学生，对日本近代以来国策的演变及其国民性也非一无所知，“九一八”之后他的消极退让和积极备战，既是知己也是知彼的慎重选择，不幸在西安事变之后被一步步逼上全面战争之路，这当然是日本军人的跋扈嚣张，对武力的超级自信所致，也与苏联背后的推动有相当大的关系，苏联在意的只是自身的国家安全，把中日拖进大战当中，避免日本北进之策的实施。这些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导致了卢沟桥事变之后一发不可收拾的全面抗战局面。在忍让近七年之后，由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后给宋哲元的复电可见，他的忍耐已近极限，一方面他要宋固守宛平城不退，并作全体动员以备战事扩大，另一方面表示随时准备增援。在双方谈判达成之际，也正是中央军北上调动，使日本军部撕毁协议。
战争一打就是八年，东部、中部山河几乎破碎，牺牲极为惨重，千千万万无名的士兵献出了生命和青春，无数的家庭为这个国族支付了巨大的代价。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创伤，某种意义上，流血的伤口迄今尚未愈合，因为真相还未还原，整个民族为此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尤其是投身第一线抗战的青年。幸运的是最终日本投降了。生于1930年的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亲历过那个血与火的大时代，当他暮年回首往事时说：“日本曾经赢过不少战役，却终于输掉了战争。”但他不主张对日本报仇，以牙还牙、以暴易暴，这与蒋介石在胜利后选择的国策一致，东亚持久的和平、人类长期的福祉都需要饶恕和赦免，但真相必须还原，整个抗战的来龙去脉，背后的复杂关系都需要厘清，牺牲者的英魂要得到安息。这是宽恕的前提。
朱启平在《落日》中还有一句话：“我们的国势犹弱，问题仍多，需要真正的民主团结，才能保持和发扬这个胜利成果。否则，我们将无面目对子孙后辈讲述这一段光荣历史了。”如今七十年过去了，“真正的民主团结”在哪里?与这段“光荣历史”接踵而至的是怎样一幕?国共内战的结果是清一色的红色大陆，民主成了民之主，而不是民为主。早在抗战胜利之前，彭德怀的民主观就遭到毛泽东的清算。1943年4月，身居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副总司令高位的彭德怀将军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谈话。毛泽东读后，写了一封颇为严厉的信指责他：
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它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给彭德怀的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这封信已将毛和他所代表的这个“打天下集团”骨子里的民主观和盘托出，彭德怀只有检讨、屈服的份。当《百团大战》电影隆重上映之时，有多少人清楚，当年他为百团大战却曾遭到毛泽东和中共高层的批判和斗争。1945年2月1日到7月25日，在延安断续召开的所谓华北地方与军队座谈会，四十三天中开会四十多次，彭德怀不仅要为他的民主观检讨和挨批，而且康生公开指责他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战”，“暴露我军力量，导致华北根据地遭到日军的巨大压力，根据地大大缩小”。其实，这一指控不是康生的发明，此前1943年底，毛泽东在与八路军主要将领的谈话中就指责他搞“百团大战”，“暴露我们的力量，引起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当时在场的聂荣臻、薄一波等都曾回忆及此。
反思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比战还是和更值得关切的是个人人权的保障和人类政治文明的保障。没有这样的反思，不过是在民族主义的狭隘视野里打转。对此，许倬云先生提供了一个精辟的论断。他说，“七七事变时，我这一代还在童年，现在同辈都已垂垂老矣。我在五十岁以后，逐渐认识国族意识乃是近三百年来发展的产物，我也尽力鼓吹，人的价值，只有在全人类的集体意识，和个人人权两个层次，才是真实不虚，国族，只是人类组织为集体的若干选择之一。”(许倬云《抗战是为了树立能够抬头见人的国格》，《我们生命里的七七》，台湾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21—22页)
诚哉斯言，许先生以其学养和他的生命体验，最终有了如此宝贵的灼见。国族意识的暂时性和有限性，是毋庸置疑的，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它不是长久的价值，但是我们并不因此否定为国族存亡而战的意义，我们仍将尊重千千万万为国族献出过青春和生命的战士们，他们当初的选择无愧于他们栖身的国族。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日，更值得追念的还是人的价值与尊严。没有这一认识，他们当年的血就算白流了，他们的青春就算白废了，记者在1945年9月2日写下《落日》时的忧虑仍将是忧虑。
2015年9月3日中午写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