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战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中央政府举行了胜大的阅兵，借以提振民族自信，提升民族凝聚力，牢记历史教训，展示和平愿望，谋求国内和谐，世界和平，人类共同发展。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当引以为豪，额手称快，然就事论事，关于抗战的是是非非尚待明辨和深思，尤其是对历史反思的态度和方式需要尽量理性、客观，否则，耗费巨资热闹之后，纪念的初衷和反省的价值就大打折扣，徒助涨了民族的虚骄之气、暴戾之气，让狭隘的爱国情绪、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偏激的民粹主义社会心理成为中国面向未来，面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严重障碍。

二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也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法西斯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毒瘤，以其偏狭和极端将自己，也将他人，卷进战争漩涡而不能自拔。法西斯主义者是以“民族优越论”自居，以思想控制为手段，以广泛的群众动员为基础，以严格纪律、整齐划一为特征，是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已被彻底抛弃在历史的垃圾堆，可谓人人唾弃，并时刻警醒不要重蹈覆辙。世界各国人民都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包括法西斯大本营——德国的绝大多数民众，也包括很多日本民众。在反思法西斯主义的发展逻辑后，很多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对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基础——民族主义提出批判，倡导人类共同体意识(习总书记的9·3讲话中也再次提到了人类共同体意识)。卡尔·波普尔就尖锐地指出，任何民族主义都是愚蠢和危险的，自认为自己优越于其他民族是愚蠢和短视的，醉心追求自己的超越地位、主导地位是危险的、得不偿失的。

日本侵华战争正是在以民族优越论为思想基础的军国主义分子穷兵黩武的结果，其给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人民所带来的创伤极其深重的，教训是极其惨痛，这段历史需要世代铭记。70年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庆祝胜利是表象，反思历史是实质。反思造成历史悲剧的根源，尤其是其背后的制度性根源。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自以为是，不可一世，利用其掌握的宣传机器，以民族优越论为触点，以民族危机论为激励，以大东亚共荣圈为幌子，将亿万民众裹挟到极端民族主义的漩涡中，走上了海外扩张和侵略的不归路，最终祸害他人，也自取灭亡。

习近平总书记在9·3讲话中，提到最多的一个词是“和平”，表达了纪念抗战胜利和反法西斯胜利最理性的方式是以对“和平”的珍视和不懈追求，而不是煽动仇恨，伺机报复。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大氛围中，一些网站上充斥了复仇情绪的视频和言语不时出现，似乎要鼓动崛起后的中国跟日本清算历史旧账，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这种复仇情绪是危险，是用很多人所不愿见到的方式进行历史的反思。这一方面会激起周边和世界范围内更多的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及随之而来的遏制，不利于自身发展;另一方面，历史和现实已清楚表明，战争思维和零和游戏的结果多是自取灭亡，德国法西斯如此，日本军国主义如此，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等一切霸权政治莫不如此，何况在人类和平诉求已史无前例的高涨的21世纪。

三

这次阅兵中，西方主流世界的国家领导人集体缺席了，对很讲面子的中国人来说有点挂不住面子，这几天，关于这方面的帖子很多，表达的一个大概意思是：爱来不来，我不稀罕。其中有一篇帖子很广，帖子中说，“西方国家名曰文明，其实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是野蛮，除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毫无是非观念，按西方文化和理念走下去，世界将会走向灾难和毁灭。中国举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阅兵式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所彰显的是人类正义的力量。你来与不来，强大的中国就在那里!你来与不来，人类正义的力量就在那里。”这篇帖子义正言辞，在朋友圈里流传甚广，好像在挂不住面子后又迅速通过自我调适挽回了面子和尊严，这种心理和做法使我很容易想到一个小说人物。

稍一推敲就可发现这些似是而非的话中的一些逻辑混乱。“西方文化和理念好走下去，世界会走向灾难和毁灭”不知这个断言有什么历史根据。既然如此我们有干嘛要对外开放，且主要是对西方开放呢。我们一再强调要汲取人类发展的文明成果，就当前的发展水平而言，是不是西方更能代表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和态势。我们除了向历史汲取智慧外，不是更应向西方汲取文明进步的成果，既然西方文化的前途是万劫不复，那是不是意味着与西方隔绝为妙呢?西方集体缺席，有地缘政治的考量，有自身利益的权衡，这是显然的，我们没法像在国内一样，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也不排除其对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些不认同和发展前途不确定的担忧。如果我们真有自信，代表的是人类正义力量，大可不必对人家来与不来大诉不满，醋意十足。世界不来的国家有那么多，非洲的很多国家也没有来，但我们不计较非洲国家的来不来，倒是对西方的国家的来与不来很在意。什么“来与不来，强大的中国就在这里”，其背后心理是不是很在意?只不过嘴头上发点“硬话”而已。

我们在意西方的来与不来没有错，因为我们心底明白，西方文明是当下最先进的文明。近代以来，我们在诸多方面收益于西方的文明进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也得益于与西方世界的全面接轨。不管网上一些言论对西方文明如何抵触，看看我们日益增加的留学潮和移民潮，就可以看到人们如何用行动进行了选择。目前的西方没法代表人类的正义，中国也没法代表人类的正义。人类发展的正义方向取决于人类智慧，主要是东西方文明和智慧的融会贯通，而不是自我设界，各是其是。未来人类的正义方向是对和平的追求，对自由民主的呵护，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对大自然的尊重。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一个较长的和平发展时期，于中国则是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与世界文明的全面沟通中，中华民族可以为人类文明贡献自己的力量，争取以自己示范性的文明赢得世界的尊重，而不是以传统国际政治思维谋取地域性或世界性霸权地位，向世界输出中华文明。西方主流世界的领导人集体缺席中国的抗战胜利庆典，要么真正的毫不在意，不置可否，要么是内省式的在意，反思自己的不足，拓宽文明对话的渠道，辨清世界发展的潮流。

四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关于谁是这场民族战争主导者的争论不绝于耳。我们一如既往地强调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中流砥柱作用，同时我们也开始认同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巨大作用。海峡对岸则一值主张是国民党领导了中国的抗战，马英九在9·2谈话中，更是强调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国民党都是领导力量，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与国民党不可同日而语，并言之凿凿的说这才是历史的真相。其所举的一个佐证数据是抗战中有267位将军英勇就义，其中中共仅一位(左权)。我们反驳的的理由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衔制度不健全，很多人虽不为将军，但俨然是是将军级别。关于战争主导权的争论由于夹杂着意识形态的因素，暂且存而不论。我们可从一些简单的历史事实中进行一些思考。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多数时候处于极端危急时刻，无论是抗战爆发之初辗转井冈山和其他根据地，还是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偏居延安，共产党的力量都处于国民党紧迫的围追堵截之中，应当说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政府军的国军首当其冲具有保家卫国的责任和义务，蒋介石纵有一百个不愿意，也不得不在民族危难之际，举起抗日的大旗。共产党是坚决主张抗日的，其内在逻辑非常合理，一则站在民族道义的立场上，符合民心，占据了民族道义的制高点;二则可以转移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压力。所以抗日口号喊得最响的可能是共产党的报纸，且效果明显，置国民党于不仁不义之中。传统教科书告诉我们，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一泻千里，毫不抵抗。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的揭示表明，不管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如何，诚意几许，很多国军将士还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民族义气余勇可贾。历史不容否认，不代表特定历史的叙事方式不容质疑，历史与历史叙事方式是两个概念。就现存的关于抗战战报的历史文献之中，所谓的一场战役取得多大的成果，这些材料当中的真实性有待历史研究者们严肃考证。在后来的一份发给前线的一份电报中毛泽东就指出来的这种“夸大战胜结果”应当适可而止。当然这种夸大也广泛存在于国民党的战争记录和战争宣传中。

国民党正面战场一溃千里的主客观原因有待进一步深入发掘，而敌战区所留下的权力真空，则给力共产党以历史发展的契机。开辟敌后战场，一方面是战争形势的需要，需要同时开辟两个战场，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另一方面也是策略的需要，可以避开日军的正面接触，并可以进行最基层的群众动员。抗日敌后根据地的开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也是中国共产党力量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毛泽东主席在随后的多次谈话之都提到要感谢日本，虽然其谈话的语境和说话的风格可以辩出此处的“感谢”不是通常意义的干系，然其中的历史逻辑却很清晰。最近看到一篇帖子，讨论谁是抗日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借机发展壮大后，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国民党也从这场战争中获益，且获益巨大。(这里有一个悖论，抗日战争显然是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绝无益处可言，而两个政党、两支军队却从中受益巨大，难道政党及其军队的利益与民族的大众的利益不一致?其中的逻辑关系有待有学识者辨析。)随着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国共之间战时达成的协议迅速瓦解，摩擦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了在民族战争的断瓦残垣上又延续了4年的国内战争。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有数千万军民不幸牺牲，在解放战争中，我们又有上千万同胞死于战火。在真正的和平的爱好者看来，任何战争都是一种罪恶。

五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来入侵的一场彻底胜利，充分表面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志和英勇顽强的精神。然后有这样一个历史细节不宜轻易回避，那就是庞大的伪军的存在。抗战期间，中国境内的伪军人数一度达二百万以上，超过了侵华日军人数，这在世界战争史上可谓奇葩。同仇敌忾之中，数以百万计的伪军存在，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一些民国先驱所主导的伪政府存在，与我们民族的历史叙事格调很不协调。我们往往简单地用“日伪军”一词一笔带过。日军是侵略者，伪军不能说是入侵者，是助纣为虐者。但不要忘了伪军也是中国人(少数朝鲜和其他地方的)，其投敌卖国的罪行径不能改变其中国人的身份，在这部分中国人看来，日本显然不是侵略者，而是主子和靠山。如果是一小撮，倒好理解，难免有所谓的民族败类，伪军的大量存在问题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气节可以解释的。不抛开和辨清伪军出现的历史土壤，寻找其内在的历史轨迹，则是另一方面的历史虚无主义。

我们熟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也开始渐渐接受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抗日贡献。就敌后抗战来说，国民党方面也有很多可著史册的历史业绩。抗战胜利日那天，与几个远道同学特地去了皖南歙县雄村看了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中美合作研究所及其忠义救国军，一个致力于敌后抗日的秘密组织。就抗战来说，这段历史毫不逊色于我们历史教科书上的抗战故事，其为国捐躯者也可堪称民族脊梁。忠义救国军的负责人是戴笠，一个我们历史视野中的反面人物，而民主名流章士钊对戴笠的挽联是：“功在国家，利在国家，平生读圣贤书，此外不求成就;谤满天下，誉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将来自有是非。”值得细细考究。

牢记历史，不是牢记仇恨，记住的是历史的前车之鉴，不能让军国主义借尸还魂，让狭隘的民族主义再次给人类的和平发展带来灾难，不能再让政治成为一帮政客的遮羞布，借民族主义情绪进行黑幕政治的危险勾当。牢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而不是让历史成为前行的包袱。如果反省历史成为激发民族复仇情绪，或者仅仅是通过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转移矛盾焦点，遮蔽自身困境的一种策略，则这样的反省不但不是深刻的，反而是不必要，甚至是危险的。要深刻领会习总书记9·3谈话的主旨——用和平代替仇恨和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