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笔者参加了韩国成均馆大学的科研项目“当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这个项目由该著名大学的东洋哲学科承办，资助方是韩国教育部。课题的目录基本上是韩方提出的，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非常有趣。一直致力于中国思想研究、并在德国留学十年之久的朴商焕教授设定了四个主题，由中韩双方各选定一位学者撰写并在书中并置起来，这四个主题分别是――“文革大革命”，“实践标准及白猫黑猫论”，“南巡讲话”和“三个代表思想”。[1]
这种“以点带面”的选择，也大致呈现出了当自中国思想嬗变的基本脉络。在与这些韩国的多所大学教授的交往当中，让我深感国内外对“文革”研究的态度的差异，而今这种对“文革”的研究已经出现了两种“基本范式”，亦需要加以解析。
一种是传统的研究范式，可以称之为“政治中心主义”的解释。中国国内至今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还有海外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文化大革命研究，基本都承袭了这种套路，他们更多地将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政治斗争”的过程及其结果的统一。可以说，这种研究一直是文化大革命研究的“主流”，采取的更多的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并常常采取了一种社会批判的极端态度。
另一种是新近出现的研究范式，可以称之为“生产中心主义”的解释，关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动态关系。这种观念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矛盾主要是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的矛盾，毛泽东认定只有先解决“生产关系”进而“生产力”就自动发展了，[2]而刘少奇、邓小平则认为发展“生产力”具有优先地位。这才是双方斗争的焦点。无疑，这种观点注重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恰恰是“政治中心主义”研究的盲区。
在我看来，这两种解释尽管都具有某种合理性，但似乎都不够全面。的确，那种将文化大革命只看作是政治权力斗争的传统视角，或者说“政治中心主义”的视角只能窥豹一斑，而特别忽视了经济路线问题在其中占据的重要地位。而“生产中心主义”的视角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但是这种“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张力结构，只适合于对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之间矛盾问题的阐释。然而，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周恩来与四人帮之间的矛盾却只能从政治权力争夺的角度来看待，而且，刘少奇与毛泽东的矛盾也包含重要的政治因素在其中。
况且，邓小平的思想也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的。其实，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局部“小型”改革，似乎还达不到“生产力中心”的高度，因为在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为纲”的局势下，邓小平在当时也是没有达到其后他所表现的那样的“思想解放”――直接指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程度。如此说来，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当经济建设再度成为中心任务的时候，邓小平才能被认定为是一位比较彻底的“生产力中心主义”者。
所以，按照笔者所见，应当从“现代化”(modernization)与“现代性”(modernity)的张力结构出发，从历史哲学的整体高度上来看待整个的文化大革命。因为，这种观点既照顾到了“政治中心主义”的解释，也看到了“生产中心主义”的解释方面，并将它们都纳入到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框架当中来考量，这也许是一个全新的阐释视角。
一方面，20世纪的中国要图存和发展，就必须走一条追随工业文明的“现代化”道路，其特殊性在于，这种道路是“后发式”的。[3]但另一方面，与“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同步，需要一种启蒙的“现代性”来与之相匹配。
“现代化”这一过程就西欧而言，“开始于16世纪和17世纪的科学革命，17世纪英国和18世纪法国的政治革命，以及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的工业革命，由这些引起的变化影响(或冲击)了整个世界，形成了世界性的转变，影响了全人类的相互关系，而且变化的速度愈来愈加强”。[4]这意味着，西方现代化之发轫，经历了以现代科学技术为目标的“科学革命”、以民主政治为旨归的“市民革命”、以产业工业化为核心的“工业革命”的三大步骤，而且，这三方面亦构成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同时，现代化又以工业化为核心动能，以市场经济为交往纽带，成为深及社会各个层面、覆盖世界各个角落的普遍化的发展趋势，非西方的后发国家几乎都不能逃脱这种全球化的浪潮。
在西方这种原发型国家，现代化是社会内部自发地生长过程;而在中国这类后发型的国家中，现代化完全是由西方舶来的，它们并非是自觉地而是被动地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这就是所谓欧洲“先发的”、“内源式”、“扩张型”现代化，与中国“后发的”、“外源式”、“防卫型”现代化的根本差异。
按照毛泽东的单纯理解，所谓“现代化”就仅仅等同于“工业化”。因为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国早就从历史经验中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意味着失去生存条件，这几乎是所有谋求发展的人之共识。因而，至少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在其他国家不可能放弃现代化的条件下，现代化不仅是一种值得选择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是一种必然的、强制性的生存方式。传统的农业治国的道路显然不能迅速强国，只有发展工业才能富国强民(也包括国防方面)。所以，毛泽东才会以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唯一标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包括“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这四个方面，其实，所讲的基本上仍是将各个领域都要纳入到“工业化”的进程当中。
随着欧美社会的“先发性”发展，现代化就与市场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对现代化的理解都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他们还是要在计划经济的传统体制下，来谋求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因此，也就只看到了现代化中的“工业化”内涵，而没有看到现代化还有“市场化”的另一面。
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毛泽东与刘少奇、毛泽东与邓小平在如何走经济路线上都存在分歧，但是他们对现代化的理解确是惊人的一致，而且，都是要在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下来实现现代化。真正实现突破的，还是思想彻底转变后的邓小平。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意识到“市场化”其实应该是现代化中的应有之义，坚持的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可行，历史上的“一大二公”、轻视集体经济、消灭个体经济的教训是沉痛的，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道路就此转轨。
如果说，“现代化”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之前的中国基本上形成了共识的话，那么，对“现代性”的探索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却是艰难的。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性”的基本诉求主要是资产阶级取向的;20世纪下半叶则试图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来建构“现代性”，并试图走一条中国自己的具有民族性(nationality)的道路。这两种“现代性”的冲突，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虚拟”(而并不符合事实)地演绎出来，从而演绎出一番“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严酷的“阶级斗争”。
从狭义上说，作为西方范畴的“现代性”就是指“启蒙现代性”，亦即17世纪启蒙时代以欧洲文化为主流的基本特性。在欧洲的历史进程中，这种现代性是伴随着现代化的兴起而“同时性”产生的，作为一种现代社会文化的“新时代”精神的现代性，也是同现代化相互匹配的。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具有深厚民族传统的东方国度而言，这样的后发现代化的国家而言，现代化尽可直接去接受和拿来，尽可纳入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中去;但是，现代性的舶来和重建问题却更为复杂，这在20世纪“中西文化论争”中足可以看到。[5]
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那种资产阶级取向的“启蒙现代性”是占据主流的，但是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在1949年取得中国的统治地位后，这种“启蒙现代性”就一直成为批判乃至消灭的对象。显然，就经济基础而言，20世纪50年代后的中国开始采取了公有制一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逐渐地将原有的资本主义经济要素清除干净，建立政权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在实现这一点。但必须承认，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还是要建立一套“现代性”体系的，这种现代性体系不仅具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内涵，而且具有“走自己的路”的民族内涵，毛泽东的领导意志里面就充满了民族主义色彩。
应当看到，毛泽东也是要建构一种新的“现代性”的，尽管也吸收了传统文化的某些要素，但就整体而言，还是要趋于摆脱传统而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的现代性之路。但许多人并不这么看，大陆学者汪晖就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性思想”，或者说，属于“反现代性的现代化思想”。[6]这种看法就毛泽东思想的实施效果而言可能是不错的，但是就毛泽东思想的本义来说，并非如此。按照我的理解，毛泽东所走的也是一条(广义的)“现代性”之路，只不过这种道路不同于资本主义启蒙时代以来的(狭义的)“现代性”之路，而且更加注重“反传统”的“革命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立场”。
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实现“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毛泽东采取了一种坚决反对传统的、“现代性”建构“先行”的路线，他从一种危险的“政治浪漫主义”出发，认定“抓革命”是“促生产”的绝对前提。毛泽东在1955年7月31日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就认定，“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7]按照这一极富“乌托邦色彩”的社会规划，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试图以“现代化”为重心的道路，特别是关注经济建设为重心的路线，必然就被排斥和歪曲为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为这种“现代化”先行的思路是与毛泽东思想根本反向和向左的。
这便是毛泽东与刘少奇、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基本矛盾所在，亦即“现代性”先行还是“现代化”先行的基本矛盾。
因而，经过毛泽东本人审定，1967年11月6日两报一刊社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三种刊物共同发表的社论)中，便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可以归纳如下：
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②“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③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④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⑤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⑥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8]
但必须看到，无论是“现代性”先行(毛泽东为一方)，还是“现代化”先行(刘少奇、邓小平为另一方)，都具有两个共同点：
其一，都要以“现代化”来富强中国，“富国强民”这个目标是绝对一致的，尽管双方实现的道路是不同的，甚至在很多方面背道而驰。
其二，双方实际上都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刘少奇、邓小平及其追随者被指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跟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只是在完全的公有制之下的一定程度的“小型”的经济改革。
正是由于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闭关锁国”和“经济受阻”，还有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及其集团“冷战”的国际环境，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中国社会才会在现实的“现代化”的道路上受阻而出现徘徊，也同时丧失了追赶“全球化”(globalization)浪潮的历史性机遇，同时，也宣告了毛泽东所构想出来的“现代性”思路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
这里，就要分析一下文化大革命产生和发展的国际环境。一方面，美苏“冷战”的大的国际环境，使得中国坚决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面，而对资本主义制度采取了敌对和攻击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在建国之初不得已照搬了“苏联建设模式”，但随着与苏联关系的恶化，还有民族自信力的增强，中国还要走一条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对“非斯大林化运动”等国际风潮的回应中，由于斯大林后的苏联领导集团愈来愈向美国妥协，逐渐成为新殖民主义的同谋，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则坚持不应放弃斗争和反对国际施加的压力，这些都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外在的国际环境。
用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来讲，国际上“帝国主义”的重重压力和封锁，加上国内“资本主义”残余和自发势力的影响，形成一种中国需要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合力”。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国内就有人在外交路线上提出“三和一少”，亦即对国际帝、修、反要“和”，对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援助要“少”。这一主张，与当时国内政策中的“三自一包”，亦即著名的“自由市场”、“自负盈亏”、“自留地”和“包产到户”，是相互应合的，但这种“市场化”、“单干风”的初级倾向很快就在“反资”、“反帝”的浪潮中被歼灭了。
文化大革命斗争的主要双方，一方要(从文化为开端)先实现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性”，从而希望由此自动地、自然而然来实现“现代化”，结果当然是失败的;另一方则要求扎扎实实地实施“现代化”，“现代性”问题要随着“现代化”问题的解决而来解决。当然，在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的主要矛盾之外，在“政治挂帅”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周恩来与四人帮之间的关系也构成了次要矛盾，只是这种矛盾是单纯政治方面的，并不涉及到经济与政治方面的相互关系和作用。
总而言之，“现代化”与“现代性”的摩擦和掣肘，才是文化大革命最深层的社会历史根源，从这种历史哲学的视角出发，似乎可以避免“政治中心主义”与“生产中心主义”两种“文革”研究基本范式的缺失。
[1]本文的写作得益于与朴商焕等几位韩国成均馆大学、岭南大学和高丽大学教授的直接交流，与朴商焕教授的学术交流也进一步增进了友谊。2007年2月23日，笔者还曾受韩国成均馆大学东洋哲学科的邀请在该大学作了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专题演讲，该文载于《粤海风》2007年第4期。
[2]李泽厚较早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先改变生产关系……后发展生产力”，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页。这种观念在当代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被片面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的返观中可能被片面夸大，但在“文革”研究当中却被普遍忽视。
[3]参见[美]艾恺(Guy S.Alitto)：《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按照艾恺的观念，先发与后发这两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里，真正的原发社会转型便只有英国、法国两例，最多也只能将这个范围限制在西欧。而其他国家的社会转型，或多或少总是受动的，是在先行现代化国家的压力下不得不进行的。
[4][英]布莱克(C. E. Black)：《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5]王南湜、刘悦笛：《复调文化时代的来临――市场社会下中国文化的走势》，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章《症结在哪里――再看中西文化之争》，第7-38页。
[6]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见《90年代思想文选》，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页。
[7]《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2页。
[8]《人民日报》，1967年11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