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超验主义者爱默生被称为“美国的孔子”，深受孔子与孟子思想的影响，但是并不能由此反推儒家也是超验主义，那种把儒家的超越意识视为神秘主义的取向是不正确的。这是因为：第一，儒家不是超验主义，而是建基在“一个世界”基础上；第二，儒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建基在“社群主义”基础上；第三，儒家不是诉诸于直觉主义，而具有“情理合一”的原则；第四，儒家更不是聚焦于“超灵”，而是走向“礼乐主义”、人与天通的审美主义。然而，美国超验主义与儒家毕竟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第一，人与自然和谐同一；第二，回归本善的人类本性；第三，追求道德完美主义；第四，重视美的实现。

中国“旧大陆”儒家与美国“新大陆”思想之间的关联，可以通过两位美国思想家来加以证明，那就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和约翰·杜威。1920年10月17日，在北京大学授予杜威名誉博士学位的典礼上，蔡元培校长直接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实用主义与中国哲学的对话由此也愈加频繁。而爱默生则不仅被美国总统林肯称之为“美国文明之父”，而且赞之为“美国的孔子”。杜威被中国人称为“西方的孔子”，更多是对其教育普及工作的肯定，因为拥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的孔子是中国最早的大教育家。那么，爱默生为什么能被尊称为“美国的孔子”呢？

一、爱默生心目中的“孔圣人”

爱默生与孔子之间，的确有思想上的深层相通之处。1836年前后，爱默生对中国儒家思想产生兴趣，他在不同的著述中引用和摘录了孔子与孟子的语录多达百条，特别对孔子本人崇尚有加，甚至在1845年的日记当中赞美道：“孔子，民族的光荣。孔子，绝对东方的圣人，……他是哲学中的华盛顿、仲裁人，现代史中的中庸之道”【1】。有趣的是，爱默生视孔子为哲学中的“美国建国总统”，但更多则是赞美其所秉持的“中庸之道”的原则。

爱默生对于包括中国儒家思想在内的东方思想的积极择取，当然是出于“为我所用”的目的。超验主义者把目光投向东方的神秘主义，目的正如爱默生所承认的那样：“我在寻求为那些东方人所迷醉的至美时刻，……经过他们的唇道出的始终如此的神示，这也将在西方道出。”【2】他为东方的灵魂所迷醉，要把那种至善至美的智慧传到西方，从而使得超验主义从中获得大启迪。

爱默生就此赞美说：“中国孔子：无德，富贵于我如浮云。”（Chinese Confucis：nonmorality，riches and honor seem to me like a passing cloud.)【3】“富贵于我如浮云”这一句来自《论语·述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种不求富贵的素朴生活态度与方式，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的乐观主义，被超验主义者们普遍赞赏并心有戚戚焉。然而，说孔子“无德”那就有失偏颇了，因为孔子并不是绝对排斥富贵，而是排斥“不义而富且贵”，这个“不义”实指非道德乃是其不求富贵的前提。当然，爱默生摒弃了“不义”，转而赞美孔子“无德”，恐怕是说孔圣人超出了世俗意义上的道德，而追求并践行更高的道德罢了。这是对道德的超越，而不是否定。

爱默生非常认同中国儒家对于“君子”人格与品性的追求，甚至把君子视为其心目当中“尘世的神”，这其实近似于圣人了。孟子所说的“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把从君子到圣人的境界层级描述了出来。爱默生也反复引用孟子之论，用“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合流”（《孟子·尽心上》）来形容自己所推崇的“完美的人”，但当他认定这些人同时也是“思考的人”之时，就与孟子诉诸直觉的“心性”之说有所偏离了。

爱默生对于人的“可完善性”之坚守，是他著名的“自立”论的前提。正因为人是可以自我完善的，所以才不用依赖于上帝的恩宠，从而自己来“立”自己。爱默生的个人主义并不是简单的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与自然和谐地走向完美的“自我”。与此同时，爱默生的自立当中还包含“放弃”的意味，因为“信靠自我取决于放弃自我”，这种放弃按照当代美国哲学家斯坦利·卡维尔的解读，就如同“一位旅行者迷失方向后，扔掉马脖上的缰绳，任凭动物凭本能去找寻道路”一般【4】。这种解读极富道家“无为”的意味，但无为其实不是“不作为”，而是通过无为找到“无不为”的自觉之道。在《论语》中孔子也曾表达过这种逍遥于海外的志趣：“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爱默生之“自立”当中所包含的“放弃”意味，与儒家及道家均有相通之处。

二、超验主义与儒家之共通处

超验主义与中国儒家，在思想与践行上的确息息相通，首要的当然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联。在这个意义上，爱默生远离或者说自觉放弃了西方哲学思想之人与自然割裂的取向，而走上了一条反主客二分的融合之路。

爱默生在《论自然》的导言中明言：“从哲学上考虑，宇宙是由自然和心灵组合而成的。严格地说，所有那些与我们分开的东西，所有被哲学界定为‘非我’的事物——这包括自然与艺术，所有的他人和我自己的身体——因此统统都必须归纳到自然的名下。”【5】自然与心灵的共构还不够，其实更是二者之间的融合，自然本身就可以统合这种人为的分离。在这个意义上，爱默生的自然与艺术的区分就在于，自然乃是“人类未曾改变的事物本质”（如空间、空气、河流、树叶之类），而艺术则被“施加到这个人意志的混合物之上——施加的工具也出自大自然——比方说建起一座房舍、一条运河、一尊雕像，或画一幅图画。但是人的操作加在一起是微不足道的。……比较世界对人施加的巨大精神影响，人的这些举动不可能改变结果”【5】，这就从人类中心主义者的“人定胜天”转化为“人复归自然”。

孔子曾感叹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中国人眼中的老天爷，四季运作，孳生万物，从来就默默无语，孔子恰恰体会到了这种“天意”：与天与时协进，共同生化。爱默生也体证到了此境：“热爱自然的人是这样一种人：他的内在和外在感觉仍在真正地调节，他在成年以后依然童心未泯，他每天的食粮就是同天地和大地进行交流”【6】，类似于老子所谓“赤子”“婴儿”融归自然的状态，人们如同大地卧于大气温柔的怀抱当中那样存在于自然之内，这难道不接近于中国人常讲常新的“天人相通”的体验吗？！

于是乎，“宇宙之流在我周围环绕；我成了上帝大包裹的一部分。……田野和森林给人的最大的愉悦就是揭示了人与植物之间一种超自然关系。……有一种境界更高的思想或更美妙的情感向我涌来一般。……然而，可以肯定，产生这种欢愉的力量不在于自然本身，而在于人，或者说，在于人和自然的和谐。”【6】这就说得再明确不过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在，那就是中国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之境。但差异却在于，爱默生式的超验主义，最终寻求的乃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超自然关系”，这就与中国人脚踏实地的思路根本迥途了，因为中国人的智慧始终不是外求于“另一个世界”。

其次，儒家与爱默生都有强烈的“回归人的本性”之思想取向，而这种思想的背后则隐藏着“性善论”的共同预设。由此可见，孟子与爱默生“两人都坚信人性是善的，都不否定崇拜对象的权威与神圣性。但两人都成功地将这崇拜的对象——孟子的圣君和爱默生的上帝——带到了每个普通人的心中”【7】。这其实是来自爱默生的思想假定：某一个人只要可以拥有天生的美德，那就可成为近乎于神的“完美的人”。

爱默生这一思想预设，其实是直接针对加尔文教派的理论本身的。按照加尔文教派的顽固设定：人越趋于自我完美，便越远离其本性，原因就在于，人们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而只能靠神恩的作用才能变得完美。在此，爱默生与孟子其实是共享了这样的思想前提，那就是人越趋于自我完美，就越接近其本性，这也是一种自我的回归之路。

爱默生曾引用孟子语录：“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要求人人都成为自己的主人，人人都走自己的路，人人皆能有所作为。当然，这是以人性本善为前提，如果人本性为恶那就不可回归了。孟子同样重要的论述则是“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尧舜乃是古代中国的大圣人，孟子认为只要人人向善，通过扩充本性之善，就能成就尧舜的境界，爱默生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对此也是极为认同的。但孟子却始终没有爱默生那种原子个体的思想，因为从哲学上看，“爱默生激励自己成为一位唯我论者或者主体论者”【8】，而任何一位儒者都不会如此。

再次，儒家与爱默生一样，都可以说是追求“道德完美主义”（Moral Perfectionism）的，关于这一点我赞同卡维尔对于爱默生思想的哲学概括。所谓“完美主义是道德思想的一个维度，其目的不是抑制坏的一面，而是释放好的一面（Perfectionism is the dimension of moral thought directed less to restraining the bad than to releasing the good）”【9】，这种向善的维度，在柏拉图的道德提升那里可见其端倪；在中国儒家思想那里，孔子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自由境界，孟子的美、大、圣、神境界的逐层生成，俱都是其明证。然而，必须看到，卡维尔对爱默生完美主义自由特色的归纳是：（1）“完美作为完美没有确定的终点”；（2）“作为一种独特的美国民主理想”；（3）“强调对话和友谊之教育具有重要意义”【10】。按照儒家生生不息的过程性观念，恐怕只能承认境界追求没有止境，但是儒家民主仍是古代模式的，而且强调教育也不是建基在平等对话基础上，孝道显然较之友谊更具有根本地位。

最后，无论是儒家还是爱默生都强调“美的实现”之意义。爱默生将美定位于宇宙层级的境界，据其《美》这篇文字的结论：“世界因此是因为人的灵魂而存在的。其目的是未来满足他对美的欲望。……在它最广大、最深厚的含义上说，美即宇宙的一种表达。上帝是最公正无私的。真、善、美都是同一种东西的不同侧面。”【11】当儒家讲求“生生之谓易”的时候，宇宙天地本身也是孳生美感的，况且现实中人“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与“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的生存方式，所达到的那种“天地境界”，恰恰就是一种超越了道德境界的审美境界，或者说美善合一的美境乃是人类道德境界的理想升华。

三、超验主义与儒家之差异处

超验主义与中国儒家的确有共通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也具有超验主义的意味。二者的界限，乃是具有根本性的中西之别，此可以归纳为四个层面：

第一，儒家不是超验主义，而是建立在“一个世界”基础之上。

超验主义者借助儒家的思想力量，实乃为了摆脱上帝对人的控制，因为儒家有以人为本的定位，人自己可以“顶天立地”而无需上帝支撑。这意味着，基督教之人性与神性既分离又统一的“二性”教义，在超验主义者那里得以翻转，人性获得了与神性等同的地位，甚至人也具有了“神的属性”，所以爱默生说：“在灵魂的每项行为中，都蕴含着人与神微妙的结合”【12】。中国儒家以现实为基的这种与西方的异质性，其实早就被爱默生敏锐地透见到了，他在其短文《斯通亨吉》中引用了托马斯·卡莱尔的一段话：“T.C.把萨默塞特大院的人士比作那个男孩，他问孔子天上有多少星星？孔子答道他只关心周围的事物。男孩于是又问你有多少根眉毛？孔子说他不知道也不关心。”【13】的确，中国古代儒生不是只看头上灿烂星空而掉进水坑的那种古希腊哲学家，他们更关注现实当中合法既存的事物，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人际关系。这并非是说中国思想家不关注自然，他们用另一种阴阳五行的方式来观照天地，这与西方发达的科学传统的确不同路。梭罗也曾在《瓦尔登湖》当中引用了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的话，来强调中国人向来重此岸而轻彼岸，与重来世而轻此世的基督教传统形成了鲜明对照。超验主义者之所以如此推重儒家的现世取向，实际上乃是针对基督教当中上帝造人的“原罪”传统，强调人并不是永远背负“罪感”而被上帝选择的，人性与天性实乃和谐共振的，如此一来，超验主义之“超验”重视人与天通。只不过，作为一种源自德国观念主义与英国浪漫主义的美国思潮，它秉承的仍然是西方那种思想脉络，在“这个世界”去寻求“另一个世界”，因为“大自然本身就是超验的”【14】，这就同始终坚守在“一个世界”而寻求内在超升的中国世界观根本殊途了。

第二，儒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建立在“社群主义”基础上。

必须承认，爱默生这样的超验主义者所秉持的个人主义，并不是绝对以自我为核心，而是有着对超验主义经验的“另一种个体”的追求。1842年，爱默生在题为《超验主义者》的演讲中说：“超验主义者采纳了有关精神学说的全部理论。他相信奇迹，相信人的灵魂永远是对智慧与力量的新潮流开放的。他相信灵感的实现与领悟的狂喜。他希望人们能容忍精神原则，让它始终在有关人的状况下得到实现，而不要容许非精神的事物掺杂进来。……这样，灵魂的精神尺度便依据思想的深度而定。”【14】但这种宏大境界却并不能被归入信仰主义，只有“当人的品格完整”时才能承认信仰的预感。与之不同，儒家在天人相通的语境当中并没有如此的超验追求，而是身处现实世界当中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和谐的关系中，儒家所践行的乃是另一种“十字打开”的道路：一方面，人与“天道”之间形成纵向的交通，另一方面人与现世之间形成横向的沟通，前者讲的是孟子那种自上而下地贯通天道性命的“心性”本体，后者讲的则是将最基本的“善心”推及伦理与万物，此种“个人”没有任何个人主义的意味，而是始终身处在“社群主义”当中。这是由于，儒家所谓的“五伦”，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指明每个人都置身于一种重重网络交织而成的的人伦语境之中。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人在其中既是人际的“焦点”，也对其他人构成了人际的“语境”。超验主义者要把人的一切美德都体现在人际关系上，所谓圣人无非就是拥有完美人伦的人，在这一意义上，人人皆可以成圣。这与儒家有相通之处，但超验主义采取的是佛教的那种“小乘”的自我实现之路，而儒家所要实现的则是“大乘”的共同成就之道。

第三，儒家不是诉诸于直觉主义，而是具有“情理合一”的独有原则。

“超验”的用语来自康德，但是却被超验主义宽泛地使用了，并引入了“直觉”概念：“康德则表明，有一类非常重要的思想或必定如此的形式并非来自经验，相反，经验是经由它们才被人获得的。这些思想及方式是心灵本身的直觉部分。……在欧洲与美洲，无论何种属于直觉性的思想，人们都习惯地把它们唤作今天所谓的‘超验’。”【15】这意味着，在超验主义者看来，直觉就是超验的，超验的乃是直觉。这种“尊重直觉”，也就是“赋予直觉以压倒经验的全部权威性的倾向”【15】，通过直觉而非理性来把握真理的思想取向，在超验主义者那里是一道贯通的。所以从爱默生开始，超验主义呼吁人们摆脱心灵的奴役，相信自己的直觉，听从自己内心的永恒呼唤，都是由此而发。然而，我们既不能反推儒家也是如此这般的超验，也不能把儒家那种超越性经验视为神秘主义。这是由于，儒家的超越性经验不是那种非理性的神秘体验，也不是超越经验的先验结构，而是一种使得情理彼此交融的人类“情理结构”。笔者曾经指明，儒家所追求的“孔颜乐处”，既不同于这种“理性的神秘”，更不能归于“感性的神秘”，而是一种既符合道德理性又具有审美情愫的“情理神秘”，这才是中国儒家可以通向人类基本结构之处的奥妙所在【16】。

第四，儒家不是聚焦于“超灵”，而是走向“礼乐主义”、人与天通的审美主义。

爱默生的超验主义追求一种所谓的“超灵”，在名篇《超灵》当中他盛赞：“人的灵魂不是一个器官，而是一种驱动和操纵所有器官的力量。……它是我们存在的背景，一切都置身其中——他是一种不被拥有的无限，也不可能被拥有。……人只是一个庙宇的门面，在这座庙宇中存在着全部的智慧和全部的善。”【17】如此看来，超验主义者对于灵魂世界的追求也就昭然若揭了，人只不过是这种超灵的显现，当灵魂出现在智慧上就是天才，出现在意志上就是德操，出现在情感上则是爱。人所身处的现实世界被超灵的辉光映照，“从我们内部或我们身后，有一种光芒贯穿了我们，照耀着事物，……这种光芒才是一切”【17】，超灵所闪现的是神性之光。然而，儒家所追求的“礼乐主义”，乃是要将现实中规范人道德的“理”与人性所抒发的“情”结合起来，礼乐合一实乃情理合一，“礼”之理性与“乐”之感性的合一。因为儒家秉承了这种礼乐精神，所以在人与天的贯通当中也走向了一种审美主义，而这一点与超验主义者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总而言之，中国“旧大陆”儒家与美国“新大陆”思想之间有着诸多关联，无论是同爱默生的超验主义还是杜威的实用主义都是如此。然而，在探讨两个大陆之间的思想类通性的同时，要关注到二者之间的异质性，这有利于二者之间在未来的进一步对话、交流。建设性的介入与介入性的建构，这才是建构“和而不同”的全球思想的更适宜的道路。

注释

1 Ralph Waldo Emerson，The Journals and Miscellaneous Notebooks of Ralph Waldo Emerson，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1970，vol. 9. p.318.

2 Ralph Waldo Emerson，“The Divinity School Address”，Selections from Ralph Waldo Emerson，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0，p.115.

3 Ralph Waldo Emerson，“Religion”，The Early Lectures，Harvar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vol.2，p.88.

4 Stanely Cavell，Emerson's Transcendental Etude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18.

5 爱默生：《论自然·美国的学者》，赵一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5页。

6 爱默生：《爱默生散文选》，姚暨荣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4，4页。

7 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年，第150页。

8 Stanly Cavell，The Sense of Walden，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2，p.127.

9 Stanly Cavell，Conditions Handsome and Unhandsome：The Constitution of Emersonian Perfectionism，La Salle，IL：Open Court，1990，p.18.

10  Naoko Saito，The Gleam of Light：Moral Perfectionism and Education in Dewey and Emerson，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5，p.53.

11 爱默生：《论自然·美国的学者》，第21-22页。

12 爱默生：《爱默生散文选》，第192页。

13  Ralph Waldo Emerson，The Complete Works，vol.5，pp.274-275.

14 爱默生：《论自然·美国的学者》，第250，247页。

15 爱默生：《论自然·美国的学者》，第251，251页。

16 刘悦笛：《论“孔颜乐处”：回到颜子去！》，《孔学堂》2019年第2期。

17 爱默生：《爱默生散文选》，第178，178页。

刘悦笛，男，1974年生，辽宁锦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情本哲学、儒家思想与比较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