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多年，中国人创造了一个有记载的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在中国奇迹里面，中国的对外开放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篇章。
世界银行曾经评论说，中国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获益较多的发展中经济体。潜台词就是，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很多机遇，同时也有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融入了经济全球化，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了，当然更不可能说，大家平等地受益了。有的国家受益多，有的国家受益少，可能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受益，但付出的成本更高。
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能够成为一个受益较多的发展中经济体，这得益于自己在全球化进程中采取了正确的开放战略和得力的对外开放措施。
中国对外开放带来深刻变化
我们30多年对外开放的成绩，可用几句话来概括：
第一个变化，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实现了一个跨越，即从依靠初级产品出口的经贸“小国”，成为制成品出口的大国。
所谓“经贸小国”，从规模上来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对外贸易，不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在全世界都排在第32位。这对于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来说，确实很不匹配。之所以那么落后，跟我们此前在计划体制下自我封闭发展密切相关。
今天，中国已经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贸易进口国；进口和出口加在一起，也是世界最大的贸易体。2014年，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多的国家；中国对外投资，也变成了世界第三大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中国是日益重要的经济体贸易体，对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40%，而发达国家普遍陷入了经济低迷。这样，无论是贸易投资还是经济增长，甚至是金融，我们对全球的影响是越来越大。这是一个规模性的变化，是其一。
第二个变化，我认为是更应该关注的，就是我们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原来是靠初级产品，现在是靠制成品。
直到1985年，中国的出口中有50.5%是初级产品，也就是说“靠天吃饭”，制造业没有国际竞争力，进口的主要是制成品。尽管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自力更生建立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这个工业体系是自给自足的，缺乏国际竞争力，这是当时我们的工业体系最大的毛病。所以，拿到全球去竞争的时候，不管是大国企还是中小国企，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缺乏国际竞争力。
那时候，中国的外汇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非常短缺，我们需要去创造外汇，然后进口先进的设备、技术来推进中国的工业化。但是，我们的制造业没有这个本事，怎么办？就卖矿产。今天环顾全球，可以把不同国家分类：第一类是工业化最差的国家，如果要参与全球分工，主要就是靠老天爷给的那些东西，靠初级产品出口。当然，有的老天爷特别眷顾的地方，有大量的资源，比如石油输出国，靠出口资源也可以致富。但是长此以往肯定有问题，等到这些大宗商品、初级产品价格回落时，会碰到问题；有的地方资源枯竭以后，它会碰到更大的问题。还有的资源输出大国，它本身有一个“荷兰病”，也就是矿业初级产品一业独大，会挤掉很多其他产业的发展机会。所以，对这些资源输出的经济体来说，怎么能够及时地实现产业的多元化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类国家，制成品没有竞争力，老天也不太眷顾，没有太多可贸易的资源，那么这些国家就被全球化给遗忘了、边缘化了，它们想参与全球化，找不着怎么切入全球化的那个门。第三类国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第四和第五类国家，分别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国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国。
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最大出口国。这二三十年，我们的出口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从一半以上靠初级产品出口到今天95%是制成品，只有5%是初级产品，这是个巨大的飞跃。从出口结构看，现在60%左右是机电商品出口，30%是高新技术商品出口。需要指出的是，高新技术产品是按目录来统计的，这对我们准确衡量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是有误导性的。因为按产品统计，没有能够反映全球分工带来的新变化。以前全球化分工还不是很深的时候，一个产品往往从头到尾会在一个国家内部完成，所以国家之间的分工体现为产业之间的分工，发达国家就是做所谓的资本或技术密集的产品然后输出到全球。但今天，很多产品从头到尾，是由很多个国家共同来完成，比如电脑这个高新技术产品里面，从芯片、存储器到各种电子配件等，至少有十几个经济体参与其中。最后，主要是在中国加工组装。像富士康，一个工厂就可以雇二三十万人，都在从事劳动密集的加工组装活动。所以，按产品来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IT产品输出国。但是，如果把产品加工的过程分开来看，每个国家在这个生产价值链上，所从事的分工是不一样的。有的是搞高附加价值的，比如说美国人做芯片，这东西体重很轻，运输量很小，但是价值含量很高。到了我们，一看统计数据很漂亮，但是能真正赚的钱不多。有人专门把iPhone手机，按生产价值链做了一个分析。全世界的iPhone手机都是中国组装的，但是在这个几百美元里面，中国大概增值不到5%。我们判断价值链的高低，就是要看在这个里面分工干什么活。中国做的主要是最后的劳动密集型的组装环节，劳动生产效率比较低。
所以，我们一方面说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取得了历史性跨越，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看到，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角度说，我们主要的竞争力还集中在低技术的产品上。
大家可以看，在早期，我们的初级产品还可以出口一点点，而到后来是净进口，现在1/3的进口是初级产品。这是最大的逆差来源之一。这说明，随着我们经济规模的扩大，自身的资源不够用了，要用全世界的资源来支撑我们的发展。而依托初级产品的制成品，就是所谓资源密集型产品，是没有国际竞争力的。我们大量进口资源密集型产品加工用于国内，而不是用于出口。中国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是低技术产品。而中等和高新技术产品，在前些年我们根本就没有竞争力，近几年慢慢有了一些竞争力，但是最具竞争力的、今天在全球占据主要地位的还是低技术产品。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开放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并做出了切实贡献
我们说开放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不仅在开放经济领域，比如贸易、投资的数据变得多么好看，最重要的是，开放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开放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个手段。
首先，经过这么多年，中国的开放消除了制约中国工业化的外汇缺口。
发展经济学特别强调消除外汇缺口。1965年，当时世界银行一位副行长，研究了几十个二战以后推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后发现，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特别是工业化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资金短缺，一是外汇短缺。资金短缺大家都很容易理解，没有足够的资金，投资率就不高，工业化就会很缓慢。外汇也是资金，而且外汇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硬通货。而本国的资金，不是硬通货，没有国际购买力，所以需要有外汇。为什么要有外汇？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都是后起的，所谓发展中经济体，是相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实际上是个比较出来的概念。发展中经济体是后起的、追赶的经济体。如果观察一下经济史上不同国家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它的增长速度，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先行工业化国家，其实从来都没有达到过高速增长，连续多少年都是2%、3%这样的速度，但是人家起步早，持续了一二百年，所以人均收入是最高的。而发展中国家增速普遍高于发达国家。像中国连续30年是10%的增长率，在发达经济体历史中是没有过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叫“中国奇迹”的原因。除了中国以外你会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都在4%、5%，好的时候有百分之五点多。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群体，比先行发达国家的增长率要高，不仅是比当前的发达国家要高，比历史上的发达国家也要高。原因就在于这些追赶的发展中国家，它可以到先行国家去学习先进技术，引进更加先进的设备，来实现一个跨越式发展，发展经济学把它称之为“压缩式增长”。压缩什么？压缩时间、压缩发展历程，也就是发达国家要用150年走过的历程，发展中国家用30-50年来走。它必须要快，快的前提是什么？是必须在开放的环境下。如果说我们关起门来，相当于和发达经济体当年一样在黑暗中探索技术进步的方向，你就快不起来。所以，要想快，就得开放；要开放，在开放竞争中加速发展，就需要引进短缺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技术。那这靠什么？就得有外汇。而恰恰发展中国家最缺外汇，引入外汇不是人家送给你的，是你有东西卖出去赚来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早期主要靠卖资源。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资源，怎么办？就得想办法卖其他的。回过头来看，今天各国发展的历程，主要就是卖劳动力。劳动力是发展中国家真正的资源，我个人认为这比矿产资源更重要，把劳动力卖出去赚外汇。
中国过去30多年，其实就是重复了东亚先行的几个经济体出口导向的发展道路，就是把劳动密集型产品形成国际竞争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本质上就是在出卖劳动力。人力资源是非常奇特的，如果不能参与到经济活动中，不能就业，他还得吃饭，得了病还得看病。这时候叫人口负担。但是，当他能够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人力资源。对东亚这些人口众多的国家，还有南亚和非洲等地的国家来说，最大的资源就是劳动力。这么多年我们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大家看看所谓工业化，就是我们创造了好几亿的非农业就业岗位，把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原来他们可能是隐性失业，表面上看大家都有一份工作，10个人的活，实际上8个人甚至5个人、3个人就可以干，每个人似乎都参与了劳动。把这些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而且他们到了工业部门，劳动生产效率和创造的价值至少是在农业部门的10倍以上。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过去三十几年快速发展主要就来源于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当然，在相应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土地资源也被重新配置。原来是耕地，现在变成了城市工业用地、商业用地等等。所以说，是工业化确定了发展速度。
在这个过程中，要推进工业化，第一要消除外汇缺口。通过消除外汇缺口，最直接的是弥补中国工业化或者经济发展的各种各样的短板。“木桶理论”形象地说明，那个短板决定水桶的容量。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很多资源是短缺的，是短板。那么经济发展，就要去加长那个短板。因为有了全球分工，你把长板充分发挥，卖出去，然后通过进口来弥补短板，开放就起到这个作用。
有了外汇，中国要进口什么？我们要进口很多东西。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首先缺技术，所以去直接买技术、买图纸，但是更多的是买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嵌在设备里面，进口先进设备本身就是进口先进技术。我们还缺管理、缺人才、缺品牌、缺国际销售渠道，等等。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有很多短板，是要通过在全球分工中来弥补这些短板。当然，还缺资源能源，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和不可思议的事，1993年中国还是石油净出口国。但是，今天当我们经济规模扩大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我们是全世界大宗商品最大的进口国。我们的石油进口占全球交易量的百分之十几，去年已经超过美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此外，我们现在也是世界上进口煤炭最多的国家，而且占全球煤炭国际贸易量的50%。铜、铝、铅锌、镍、锡、铁矿，全球市场超过40%都卖给了中国。橡胶有30%多被中国消费。这是因为我们经济规模扩大了，同时我们现在又处在一个重化工业化阶段。
新世纪以后，像2001年到2008年这8年时间，中国消耗的钢材，以及铜、铝、铅、锌等有色金属，相当于新中国建立以后50年所消耗的总量。在这个阶段，因为我们在推进城市化，在大搞基础设施建设，重新进入一个重化工业化阶段。随着这个阶段逐渐结束，也许对有些大宗商品的需求增速会放缓，但是总体来看，我们依然会严重地依赖国际市场。有些东西比如说钢铁，当我们人均消费达到一定量以后，以后可以把废旧的钢铁再炼一下，就满足当年的需求了，这个叫做所谓的“城市矿山”。但是，还有很多东西是不可能再利用的，比如说能源，年年在消耗，也不可能攒下来。可控核聚变如果突破了，也许我们以后靠核能就解决了。还有太阳能，如果没有重大的技术突破，恐怕只是现有能源的一个补充，那我们就只能依赖全球市场。所以，今天我们讲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叫做，“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仔细想一想，“中国离不开世界”，这是千真万确的，你要想生存，要想进一步发展，只有一条路，就是开放，客观上依赖于全球市场。但是世界能不能离开中国？这话得两说。没有中国，也许这个世界活得也不错，但是我们要通过自己对全人类的贡献，让这个世界离不开我们。如果今天就说“世界离不开中国”，我看未必，没有中国，也许人家调整几个月也就好了。
曾经有一个美国大学教授做了一个试验，写了本书叫做《没有中国制造的生活》。她就想，一年不买“中国制造”会怎么样？最后，她发现生活品质大幅度下降。比如，过圣诞节要送给孩子一双皮鞋，不买Made in China的，买谁的呢？买意大利制造。“中国制造”十几美元一双，“意大利制造”可能就要七八十美元。那点钱也能承受，但是她就没有更多的钱用于旅游，去消费其他东西，生活质量打了折扣。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不是说他们离不开中国。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努力，直到全世界的生产价值链里面最核心的东西是中国人创造的，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世界离不开中国。现在，我们只能说是一个奋斗目标。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开放更深层次的作用在于，中国通过开放，越来越深地参与了全球分工，使我们的资源配置更有效率，把我们的资源配置到最有优势的部门去。就像我刚才讲的，原来劳动力全窝在农村，前30年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一部分转到了出口导向的制造部门。原来在农村是“人口负担”，要吃饭、要看病，创造的财富还不够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今天，他们去搞中国制造，给全世界提供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同时，劳动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从而带动中国经济发展效率的提升。但是，我们效率的来源不是像西方那些发达国家，不断地搞研发，不断地靠技术进步，我们和其他国家不一样，靠的是这种资源在部门间重新配置，这是我们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来源。
所以，对中国来说，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是密切交融在一起的，经济学家想把它们分出来，多少是来源于技术进步，多少是来源于结构调整，这不是个容易的事。但是我们自己应该看清楚，它的主要来源是什么？
对于中国，开放还有一个特殊的贡献。中国是一个转轨国家，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所以开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加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已经作为一条经验被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就是用开放来促进改革。
技术进步、体制创新，合在一起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提高了中国经济运行的效率，这就是开放的作用。所以，开放不是为开放而开放，而是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并做出了切切实实的贡献。
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获益的基本经验
中国之所以在全球化进程中是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我觉得有一些基本经验，这些基本经验对我们下一步开放是非常有借鉴和启迪意义的。
第一，我们顺应了全球化的浪潮，从封闭走向了开放。全球化趋势是当前最大的世界潮流。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顺势而为，就可以事半功倍。所以，准确判断世界的发展趋势是非常重要的。在不同条件下，不同的判断，会导致不同的发展战略。
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我们说前后“两个30年”，第一个30年我们对形势的判断是革命与战争，殖民地国家要独立，无产阶级要革命，还是暴力革命，就是战争。既然革命和战争是世界的主流，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处在两大阵营的夹缝里面，既有来自西方的威胁，还有来自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威胁。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备战备荒，要搞“三线”建设，要发展军事工业，而且还不能放到大城市里，得放到山沟沟里去。这样，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在经济学讨论的大炮和黄油的关系，就是发展民用产业还是发展国防工业的关系，要将更多资源投入国防工业，必然会影响到发展速度，特别是老百姓的福利。
当今世界，最大的潮流就是经济全球化。在第二个30年里面，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慢慢发生了变化。今天大家都已经看到，在上世纪80年代，这是重大突破。当年我们很多研究国际政治的同志，经过深入分析以后逐渐地提出来，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很多同学不喜欢上政治课，认为政治课讲得都太没意思了。但是，这都是政治课会讲的东西，寥寥几个字，“革命与战争”是对形势的判断，“和平与发展”也是对形势的判断。这么一个重大判断变化的背后，就会引发出对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既然和平与发展是主流，那我们怎么办？就要想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有什么机遇？怎么能抓住这个机遇？这和在革命与战争这个判断下的发展战略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是在准确地判断了国际形势以后，采取合适的战略和合适的、得力的战略措施，来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
经济全球化会带来很多机遇，对中国来说，我觉得把握住了一些大的机遇，并不是全部。没有人、没有哪个国家这么厉害，可以把所有的机遇都抓到手。但是我们抓住了几个大的机遇，就取得了后来我们看到的巨大成功。
一是我们抓住了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不断加速的东亚地区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活动跨境转移的机遇。东亚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最早是从日本转到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四小龙”成本上升以后转到东南亚。在刚刚开始向东南亚转移的时候，中国开始实行了对外开放战略，建立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然后有了经济技术开发区，有了沿海开放战略、沿边开放战略、沿江开放战略等等一系列战略，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扩大出口，使得在跨境转移过程中，我们成为最大的赢家。
二是抓住了全球经济繁荣的机遇。前面所说跨境产业转移的机遇，使得外来投资者将他们的技术、管理、国际销售渠道同中国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相结合，使得这些转移过来的产业比原来转移出来的国家或者地区更有优势。所以这是一个“双赢”，既解决了我们的制造业没有国际竞争力的突出问题，又创造了大量的外汇，东道国也得益了。
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我们所有的贸易顺差，都是来源于加工贸易。一般贸易是消耗外汇，绝大部分年份是逆差，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加工贸易一直是顺差。所以今天我们解决了外汇短缺的问题，将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有一半来源于贸易顺差，贸易顺差主要是加工贸易创造的。这是解决了供给方制成品的竞争力问题，但生产出来卖给谁？所以需要需求，需求的一个重大机遇，就是全球的经济繁荣。
中国真正的开放大发展，不是在上世纪80年代（80年代是起步阶段），而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1993年我们吸收的外资才刚超过100亿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由经济滞胀转入了繁荣，一直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前。克林顿上台的时候，他的竞选口号就是“经济是最重要的”，就靠这个打败了老布什。克林顿运气也很好，上台以后美国的经济突然就好了。大家都知道，80年代里根经济学要克服美国的“滞胀”。宏观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往往伴随的是经济繁荣，需求旺盛，所以物价上涨。但是80年代的时候，突然间美国“老革命碰到新问题”了，是经济增长低迷，但还有通货膨胀。这通货膨胀从哪儿来？来自于供给方的刚性，同时也来自于石油危机的外部冲击。那怎么办？这就有了里根经济学或者供给学派的经济学。他们发现靠凯恩斯主义刺激已经不行了，需求管理不管用，问题出在供给方，是僵化的劳动力市场，是由于金融市场不够开放，是企业缺乏活力。里根经济学，按我们今天中国人来说，就是改革。看美国的企业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福利制度改革、金融市场改革等等，这些改革之后的效应，到了90年代就管用了。所以，90年代美国的繁荣首先来源于改革的红利。其次来源于和平的红利。前苏联在1991年12月24日解体，全球冷战结束了。这样，不管是美国也好，还是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好，都不用花那么多钱搞军备竞赛了，钱可以投到经济建设上面去，美国用于国防建设的投入占GDP的比例持续下降。
三是分享到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全球化不断深化，冷战结束就是全球化大幅度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全球化从西方主导的范围逐渐扩展到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并将其纳入全球化进程。
四是技术进步的红利，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机遇。克林顿一上台就讲信息高速公路，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一轮新技术革命。它可能还没有带来世界的彻底改变，但是已经对我们的经济、生产、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技术革命带来新的繁荣。
这四个因素叠加，使得中国在对外开放最需要市场的时候，全球繁荣了。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中国人其实很幸运，需要什么的时候，我们发现外部还真有了这个机遇。当然，大家也会看到，同样的机遇，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面对，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抓住了。中国抓住了这个机遇。所以我们不能说只是中国幸运，应该说中国做得是不错的。
在开放进程中，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持续地用好我们的优势，把劳动力这个比较优势转化为参与全球竞争、全球分工的竞争优势，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注重提升我们的动态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天赋的资源决定比较优势。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天赋资源对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影响是越来越小。除了那些资源输出大国，比如说中东石油输出国，更多的国家参与全球分工，不是靠老天爷给的东西，是靠后天的东西。靠什么呢？靠人力资本、技术、制度、管理等等。越上层次、竞争不断升级的时候，越是靠后天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国家如果躺在老天给的比较优势上，这个国家必然没有前途。中国的进步，一方面要把优势发挥出来，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我们的优势。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在开放中，我们渐进式推进，特别注意趋利避害。开放，带来很多好处，但是管理不善时会带来很大的风险。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因为开放过快和对开放管理不善，带来很多外部冲击，甚至带来金融危机、产业危机等等。所以我们一直讲，一方面要“趋利”，要抓住机遇，另一方面要“避害”，要防范风险。这些经验对我们下一步怎么做好开放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新形势要求开放战略作出调整
但是，面对新形势，我们开放战略和开放政策也要调整。
新形势主要是面对三大变化。第一，我们自身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对开放提出了新要求。我一直在讲，开放不是一个独立战略，而是一个为国家发展服务的子战略，必须服从于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前30年，我们快速推进工业化；现在中央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什么含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了9个方面，很全面。在此之前，他在出席APEC首脑非正式峰会时讲了3个方面，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容易记——经济增速换挡，就是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速度是结果、是表象，背后是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也就是说，速度换挡、结构升级、动力转换，这是新常态三个最突出的变化。原来靠不断增加要素投入来实现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外延式增长，这条路已走到了尽头。进入新常态以后，要靠新的动力，靠结构升级和创新，靠技术进步。
在新常态下，对开放的要求和原来不一样。原来我们追求快速工业化，要求出口部门去解决外汇问题，所谓消除外汇缺口。在新常态下，要求的是怎么用好外部资源、外部市场，来提升中国经济质量，加速中国技术进步，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升级。
第二，外部环境的变化。今天，世界经济处在一个大调整的时代，这和危机以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格局，还是内在结构都如此。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以后，进入了一个低速增长的新阶段，这不仅仅是因为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经济的长周期。长周期一般有50－60年，现在正处于长周期的下行阶段。这两个因素一叠加，就使得我们从危机爆发以后到未来一段时期都处在一个全球经济低速增长时期。低速增长会带来很多新变化：原来经济繁荣，外部需求很旺盛，出口快速度增长。现在，全球性产能过剩，竞争加剧，保护主义抬头等等，都跟这个有关系。
在这个竞争中，我们还会发现全球增长的格局变了。以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是两个轮子都在快速地转，而金融危机以后，这两个轮子都在减速，发达经济体减得更多，呈现出一个“北慢南快”的局面。南方新兴经济体更快一点，但是新兴经济体里面非常复杂。几十个新兴经济体可分成两类。一类是靠资源输出的新兴经济体。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一轮初级产品价格高企阶段，所有初级产品都涨价。现在全球经济开始下行减速时，全球所有的初级产品价格都开始大幅度回落。从初级产品出口经济体来看，随着初级产品、大宗商品价格回落，这些经济体短期陷入困境了。无论是俄罗斯、巴西，还是南非，都是如此。有人说“金砖国家”褪色了，说的就是这几个，确实是褪色了。还有一类是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主要靠自身内在的工业化、城市化来推动。比如说中国、印度也在减速，但是发展势头比那些依靠大宗商品出口的要好得多。今年印度经济增长可能到7.5%，比中国还快一点。
总体来看，全球增长格局发生了变化，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贸易、经济增长、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等方面的比重持续提高，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80%来自于发展中国家，贸易占到一半，吸收外资超过了一半。这可以说，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一个深刻的变化。
在这个表象背后，我觉得特别要关注的是全球生产价值链分工的不断深化。从原来我们说的产业间分工，到现在越来越多地体现为产业内分工，甚至是产品内分工。这是全球分工一个最新的趋势。全球生产价值链研究变成一个新的热门领域。
与此同时，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推动新兴产业蓄势待发。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各个主要国家、企业，越来越重视新技术研发，研发投入比重不断提高，而且也出现了很多新技术，无论是在互联网领域还是在新材料领域等等，都出现了很多新的企业。大家说，既然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为什么经济还这么低迷，这是个矛盾现象。怎么解释？我们的研究团队做了深入探讨，有一个共识，就是虽然现在更加注重新技术的研发投入，而且有很多技术的突破，但是尚未形成新一轮产业革命。很多新兴产业还处在蓄势待发阶段，还在“黎明前的黑暗”。当一些重大的核心技术突破以后，技术革命才能够转化为产业革命，才能够引领新一轮的经济繁荣。
当然，新技术革命的活跃本身，一方面会有很多机遇；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和新技术革命、新产业革命擦身而过，就落伍了。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一个新兴大国，但准确地讲，中国是一个复兴大国，中央讲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是准确的。因为在2000多年历史上，我们绝大部分时候都是全球最发达的经济体，一直到康乾盛世。就是在200年前，我们还占了全球GDP的1/3，比现在的比例高得多，现在才占10%多一点。那时，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到中国来见乾隆皇帝，要求跟大清通商。乾隆跟人家英国人说，我天朝物产丰盈，什么东西都有，我不跟你们蛮夷之邦做交易。你需要什么，我可以赏赐给你，但我不用跟你做贸易。1793年跟英国人说不跟你通商，1840年就打了鸦片战争，中国一败涂地。为什么一个如此繁荣的国家突然就滑落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那时候，以英国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已经发生了。这是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但是大清帝国还陶醉在自己的繁华之中，哪知道产业革命。封闭使它错过了一轮重大的技术革命、产业革命，所以落后了，一个曾经很繁荣、世界顶级的国家，一下子变成了落后挨打的对象。这是历史的启迪，不要只把它当故事来讲，对我们今天来说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现在，我们又面临着新一轮技术革命，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开放。要准确把握住这一轮新技术革命。把握得好，我们就弯道超车，真正重新崛起；把握不好，肯定又会加大跟别人的差距。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新的变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全球经济规则调整，而新一轮经济规则还在制定过程中。美国人以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为基础，试图推进一些我们所说的“后边境措施”。就是说，二战以后形成的全球经贸规则大部分是在边境上，比如说限制贸易、限制投资，实施贸易准入、投资准入的措施等，这些都叫边境措施。现在美国人要搞什么？就是边境措施大部分已经降得很厉害了，对全球化、贸易投资的阻碍已经很小，那怎么办？限制在哪儿？限制在各国的标准不同，比如劳工标准不一样，技术标准不一样，环境标准不一样。所以美国开始讲，要搞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等，这些都是边境以后的措施，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把它视为国家的经济主权。
其实，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各国一起不断地让渡自己传统意义上经济主权的过程。让得最厉害的就是欧盟，欧盟国家把发钞权都让出去了，德国的马克没了，法国的法郎也没了，给谁了？给了欧洲央行。所以，欧盟是让渡经济主权走得最快的，当然也是一体化走得最快的地方。总之，外部环境变化，带来了很多新的挑战和新的机会。
第三，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结构层面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比较优势的转换，原来我们靠便宜的劳动力参与全球竞争，今天不再便宜了，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的劳工工资是东南亚经济体的1/3，今天是人家的3倍。我们必须靠不断地改进技术、提高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效率，才可以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它是有上限的。随着我们劳工成本上涨，很多传统的劳动密集产业慢慢地没有价格优势了。对此，或者提高质量，或者用品牌，或者用其他办法，比如这两年做得比较多的机器换人，正如马克思说的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东莞一个工厂，原来一个车间650个人，后来买了自动的机器手，一下子替代掉了600多人，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当然，还有些东西是不能提升的，比如说纺织服装，机器化程度提高不了。它就是真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产业特性决定的。那怎么办？最好是转移。这就是以前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曾经遇到过的，向更低成本的地方去转，转到哪去？在中国国内，转到中西部地区去，其实中西部地区劳工工资也不便宜，因为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劳动力是可以跨区域流动的。所以，现在很多开始向东南亚国家转移。我曾经调研过一家做纺织服装的工厂，在柬埔寨雇了6000人，这个地方的工资水平是中国沿海的1/3，劳动生产效率是2/3，这样他就有1/3的赚头。
我们有一些传统产业，必须向外面转移。与此同时，并不是说中国就走到末日了。我们说比较优势在转换，原有的优势削弱了，新的优势慢慢地又出来了，这些新的优势包括我们国内的大市场，从潜在市场变成现实的大市场；国内的人力资源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升，人力资源素质大大改善，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一年招30多万人，到了2000年，高考招生108万人，这几年超过700万人，这个人力资源是我们未来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再比如，我们完善的基础设施，完整的产业配套能力，还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等等，这都是我们下一步参与全球竞争的新的比较优势。
除了结构性变化以外，还有一个是规模性的变化，中国从经贸小国变成经贸大国。我们在讨论全球分工、讨论国家战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大”本身是有很多含义的，它会带来很多变化。你大了，首先国际社会看你的眼色都不一样了。美国人说中国人你要做负责任的大国，你不能老搭便车。美国人为什么老这么想？因为全球没有一个政府。政府就到国家为止，全球有联合国、有WTO、有世界银行，但他们都不是全球政府，只是国际组织。但是全球又需要秩序，比如说需要打击海盗，保证航运安全。谁来承担这个责任？那就是大国，就跟在一个村子里面一样，没有村委会的时候，就靠几个士绅来治理。有钱就多出点钱，修路修桥。邻里之间吵架的时候，作为宗族领导人，或者说作为有威望的士绅，要去调解，处理矛盾。这都是公共服务。国际社会也是一样，原来我们是“小国”的时候，毛主席说中国人应该给世界更大的贡献，我们想做但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舞台。好多事，都是世界的大国在承担。现在中国经济规模大了以后，那些大国说你分担一点，所谓的“中国责任”就来了。当然随之而来的还有中国威胁论，你大了以后别人害怕你，怕你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冲击。我们经常对国际社会说，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是互利共赢，但别人不太信。尤其是周边一些小国家，老是担心。历史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恩怨，还有一些领土争端没有解决，特别是领海问题。所以，大家对我们是期盼、羡慕、害怕，所谓的“羡慕嫉妒恨”全有。中国责任论、中国威胁论、中国机遇论都混在一起。
我们自己来看这个世界，也有很大的变化。作为小经济体的时候，我们就想这世界有什么机遇，然后通过贸易、投资来抓住这个机遇发展自己。做了大国以后，我们慢慢发现，世界大国还有一些其他的权力，比如，规则是大国主导的，它通过制定规则，使其变得对自己有利。我们就要琢磨，在全球规则的制定里面，能不能有更大的席位，能不能有更多的影响力，能影响规则的制定？所有的大国都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后院，所有大国出于安全的需要也好，出于自尊的需要也好，都需要后院。比如，印度总理莫迪来中国访问的时候，记者问他，印度是个区域大国，中国也是个大国，你们有没有竞争？莫迪回答得特别坦率：任何一个大国都挡不住对这种权力追求的诱惑。确实如此。一个大国“大”了以后，就有自己的诉求了，在制度层面、全球规则、区域影响力、主导力等方面。除了我们原来说的经济贸易合作，今天的世界还是一个金融的世界。大家又在琢磨了，你看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美联储印钞票，然后全世界的人就得拿商品、服务去找它换。这是美元通过印钞票向全世界来征铸币税，这个挺美的。中国以后能不能做到别劳动了，就发钞票让全世界来都为我打工？从小国到大国，就像一个人从小学生升到了大学生。小学生的想法和大学生的想法不一样，国家也一样，从小到大的时候，它的想法多了。想法多了就会变成战略，有了战略就要去追求，怎么把想法变为现实。
总的来说，新的形势带来三大变化——经济进入新常态对开放提出了新要求，外部环境发生新变化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中国自身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新变化，让我们有了参与全球竞争的新基础和新诉求。基于此，我们还能躺在过去30年那个原有的开放战略上不动吗？不可能，必须要调整。
我们新的开放战略是什么？和原来相比，我觉得如果说以前开放战略是服务于加速工业化，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推动工业化，那么，今天要满足中国发展的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在全球价值链上升级，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推动中国的结构升级；第二个目标就是要营造好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来保证国家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可以把它称之为一个大国崛起的升级战略。这和原来的目标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里面，我们特别强调，在参与全球分工和全球竞争的时候，不再像以前说的，中国制造很便宜，我们要靠便宜、靠低成本来参与全球竞争，现在我们更多的要考虑靠质量、技术、品牌、服务来形成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我们一直讲产业升级，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全球生产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升级除了传统的产业之间的升级，更多的是价值链的升级，就是在“微笑曲线”上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的环节，向资本和技术密集的环节或者向信息和管理密集的环节移动。升级至少有三个方向：产业之间的升级和上下游向两个方向的价值链升级。
在这个新的战略下，我们要做几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要增强参与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的能力，努力营造一个互利共赢的国际经贸环境。这包括在多边层面、在区域层面上参与全球的治理。大家可以理解，“一带一路”是我们一个重大的区域经济贸易合作战略，在这里面蕴含着很多东西。习近平总书记讲“五通”，其实就涵盖了从最硬的基础设施--——道路通，到经济贸易活动——贸易通、投资通、货币通，然后到政策相通，这是规则层面，再到民心相通，就是文化交流。也就是说，从最硬到最软的5个方面都覆盖，是全面的。这是一个涵盖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重大区域合作战略，新的开放战略的很多诉求都在这里面得到体现。无论是在经济层面上，通过国际产能的合作来提高出口结构，让我们的资本技术密集产品能更好地开拓市场，还是保障我们的资源能源安全，以及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等等，在这个战略里都有所体现。从手段上来说，除了过去常用的投资、贸易手段以外，我们可能要学会多种手段综合利用，包括对外经济合作、对外援助，以及其他层面的合作，甚至包括外交、军事方面的合作。
美国人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后来又提出“巧实力”概念。软实力，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制度、文化对别人的吸引力。硬实力，讲的是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科技力量、经济力量。关于巧实力，他向我解释说，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搭配。这就是中国古代讲的软硬兼施。中国要学会运用自己的软硬实力，在运用软硬实力的过程中来不断提升我们的软硬实力，也要用巧实力的理念来指导我们下一步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
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增强我们技术和资本密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升我们的出口结构。到今天为止，我们大量的出口主要是消费品，无论是劳动密集的服装、鞋帽、玩具，还是今天大家看到的消费电子产品等等。随着我们比较优势的变化，必须使中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业和生产环节上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升级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或者说是唯一的方向。做得到、做好了，我们就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做不好，可能就会出现大家担心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它不是简单地表现为，人均GDP、经济增长率还能不能保持在6.5%、7%，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国际竞争力能不能升级。如果国际竞争力不能升级，一方面按本币计算经济增长率可能还很快，还有6.5%、7%，甚至是更高，但是另一方面，汇率就会出现持续贬值，用美元一算，这么多年根本就没进步，你还是在中等收入里面，甚至更惨。所以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既要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同时还要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国际竞争力的升级，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第三个事情就是要增强中国服务业的竞争力。很长的时间里面，大家对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重视不够。我们原来在计划体制下，重视制造业，慢慢地我们进行了市场化改革，认为服务业很重要。现在我们一讲产业结构升级，首先讲三次产业，服务业比重提高了，觉得产业在升级。在国际上来看，服务贸易，也就是全跨境服务的交易增长得很快，比货物贸易的增长还快。这也是国际经济学界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以后，全球化还在升温，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掉下来了，低于GDP的增长速度，我还没有看到对这个现象的非常权威的解释。另外一方面，服务贸易比GDP的增长速度、比货物贸易增长速度都要快，服务贸易占货物贸易的比重也在逐渐提升，在全球已经占到接近1/4，中国只有10%，比全球平均水平还低15个百分点。这说明什么？我觉得两个方面，第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现在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我们就是一个世界工厂，制造业比重很高，货物贸易占的比重很高。第二方面，说明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空间还不小，下一步除了货物贸易要提升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服务贸易提升竞争力也是当务之急，也是我们下一步开放战略要重点考虑的。大家看一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内容，会发现，在新一轮的开放里面，服务领域的开放是重点。这和前30年我们围绕着制造业的开放相比，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在新一轮开放里把服务业作为一个重点，这是与整个经济转型、结构升级密切相关的。
第四个事情，就是要发展一批中资的跨国公司。我们天天讲全球化，其实全球化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因为在全球市场上，政府总是躲在后面，它不可能跑到前台去。全球化这个大舞台，是谁在那起舞？是跨国公司。是跨国公司在推动国际贸易投资，推动各个东道国不断开放，跨国公司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更容易配置资源、整合资源。如果一个国家，尤其像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没有一大批自己的跨国公司，那我们就永远处在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以及其背后的国家配置的对象上，我们就是被配置。所以，我们需要掌握配置全球资源的主动权，这主动权从哪来？是要靠我们的跨国公司。这个一定要从战略层面上来理解，打造中国的跨国公司具有战略意义。
最后一点，作为一个大国，在开放竞争中，新的战略要确保中国的资源能源安全。看看“一带一路”战略，看看中巴经济走廊等等，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要建设国际大通道。背后是什么？是要保证我们资源能源的安全。同时，我们也进入了金融开放的一个关键期，在上海自贸试验区里面，有大量的金融开放、金融改革的内容。金融是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内容，在新一轮的开放里面，不能光看到人民币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会带来多少多少好处，还要看到金融开放可能蕴含的风险。管理好金融开放的风险，也是新一轮开放战略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要实现我们所有新设定的目标，实现开放战略的升级，是需要一套新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来加以保障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里面，提出围绕着形成开放型经济的新格局和新的竞争优势，我们要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这是三位一体，是有着内在逻辑的。只有我们有一个合适的目标，然后明确重点，同时，有合适的举措和合适的制度来加以保障，这个战略才是可能实现的。
作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本文是作者7月2日在北京交通大学“交大大讲堂”所做的演讲，本刊记者杨良敏根据录音整理，发表时经作者审定。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