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多民族大国。边疆地域辽阔，差异性大，与中心地带的互动关系复杂。国家长治久安，要在边疆。当今中国边疆治理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动之中，由历史上的“背靠背”区域分居格局走向各民族民众密切往来的“面对面”状态。这一状态反映了国家一体化的趋势，有助于前所未有的大融合，同时也可能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大碰撞。解释问题是解答问题的前提。本文结合一个新疆维吾尔族人库尔班江·赛买提的个人家庭生活史的案例[①]，从国家一体化的角度对当下出现的大碰撞现象进行解释和分析。
一、国家一体化：由“背靠背”到“面对面”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世界各民族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中。18世纪以后，各种因素推动着世界一体化进程，世界各民族由相互分离走向紧密联系。19世纪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思(K. H. Marx，1818—1883)、恩格斯(F. V. Engels，1820—1895)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了这一过程。在他们看来，地理大发现，商业、航海业、工业的空前高涨，特别是资本的流动，“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②]由此就发生了世界的一体化，或者说全球化。这一浪潮由于20世纪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如互联网的发明而持续深入扩展。
与世界一体化进程相伴随的是国家一体化。从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看，最初发生于四分五裂的欧洲封建社会。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看来，传统国家的本质特性是它的裂变性，“传统国家有‘边陲’(frontiers)而无‘国界’(borders)”[③]。因为战争的推动和市场经济发展，一些欧洲国家从四分五裂状态中走了出来，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民族国家。而世界一体化，更加快了国家一体化进程，“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和统一的民族”[④]。
概括来讲，无论是世界一体化，还是国家的一体化，都是一个由“多”到“一”的过程。只是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路径。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属于早熟国家。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时代后，由秦国统一了全国，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超大国家，国家的各个部分仍处于相对独立状态。中国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文明国家，其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具有“中心—边缘”的特点。尽管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但多元中有主体——汉民族主体，呈现出多元—主一体性。汉民族居住在中心地带，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边疆地区，表现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各个地方的差异性很大，特别是表现为不同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
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1901—1998)在1935年提出了划分中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最初称“瑷珲—腾冲—线”，后因地名变迁，先后改称“爱辉—腾冲—线”、“黑河—腾冲—线”。根据他的划分，该线东南半壁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仅供养4%的人口。两者平均人口密度之比为42.6∶1。该线东南方，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该线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是草原、沙漠、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为游牧民族的天下，表现为“东田西草”的地域差异。而西北方，正是边疆民族生存的地域。在长期历史上，不同地域的民众世世代代生活在不同区域里，处于“背靠背”( Back to back)状态。不同地域的人口由此形成自己特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活习俗、精神信仰，并由此构成一个个有着强大自我认同和归属感的地域“共同体”。在民族共同体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文明差异，即东南农耕文明与西北游牧文明。
由于江河、高山、大漠阻隔等交通技术方面的原因，位于中心地带的中央政权并不能对边疆地区直接行使有效的治理。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 Weber，1864—1920)所说：“政权领域的各个部分，离统治者官邸愈远，就愈脱离统治者的影响;行政管理技术的一切手段都阻止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①秦始皇可以做到“书同文”，但无法实现“言同声”;可以做到“车同轨”，但无法实现“路同样”;可以做到“行同伦”，但无法实现“俗同一”。因此，传统中国的“统一”与现代国家的“统一”不同，属于“统而不一”。秦统一中国只是统治权的范围，但内部的差异性导致边疆地方是“统而不治”——中央掌握统治权，相当部分的治权仍为边疆地方行使。中心地区实行中央直接管辖的郡县制，许多边疆地区实行的则是地方自治制，即“因俗而治”。在中央政府的统辖下，边疆民族地方依据当地习惯法自主管理，保持着经济、文化、社会的原有形态。例如，西藏地区在经济上实行领主庄园制，治理上实行政教合一制;蒙古地区实行部落制和军事贵族制;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有“头人制”、“土司制”等等。由此，呈现出“一国多制”的治理状态。这一治理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当代发展为民族区域自治。在国家治理方面，除了在中心地带的“皇权不下县”以外，还表现为边疆地区的“皇权不到边”。
正是由于边疆地区的“皇权”即国家统治权薄弱，造成国家战乱不断，中心地带的民族与边疆地带的民族交往表现为和平暴力互动，特别是差异性强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争斗时有发生。秦朝是介于两大民族文明之间的混合体;汉代则以中心地带的农耕民族为主，因此中国主体民族为“汉族”;汉之后到唐代，是两大民族文明的混乱和混合体;唐之后的宋代，恢复以中心地带的农耕民族为主;宋之后的元代，则以边疆游牧民族为统治者;明代建立后，仍以中心地带的农耕民族为主;明之后的清代，又以边疆游牧民族为统治者。中华民族正是在中心地带民族与边疆地带民族的互动中所形成，只是互动的方式主要表现为征服与臣服。这种互动，既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同时也植入了民族之间隔阂的因子，产生了不同的民族认同心理，以至于到近代辛亥革命时，还以“驱逐鞑虏”为旗帜。但是，相对而言，由于各民族民众生活在自己相对封闭的地域之内，基本上处于你不理我、我不理你的“背靠背”状态。
自18世纪开始的全球化，不仅将全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席卷到一个共同世界，而且推动着各个国家内部的一体化。没有国家内部的一体化，就无法建立起统一的主权国家，形成国家整体力量，从而在世界立足。例如，20世纪初，日本策划的“满蒙独立”，正是外部力量利用传统中国的“统而不一”和“统而不治”，图谋对中国“分而治之”。而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建构，又必然要求结束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背靠背”状态，进入到一个各民族之间日常生活交往的“面对面”(Face to face)生存状态。
与西方国家首先通过经济力量推进国家一体化的进程不同，中国首先是以军事-政治力量推进国家一体化，由此实现主权与治权的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执政党的力量进入边疆地区并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派遣大量内地干部到边疆地区工作，培养当地人成为拥护执政党统一领导的干部等措施，使中央与边疆地方的政治网络贯通。从治理的思路看，虽然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属于在国家法律高度统一前提下的有限自治，国家的政党领导体制、中央领导地方的单一体制、地方的经济体制与治理基本架构都与全国一致，由此在国家治理上达到了“既统又一”和“既统又治”。国家权力不仅下了乡，而且也“到了边”。边疆民族地方不仅政治上由中央所统辖，经济、文化、社会形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日益与内地形成一个整体，一部分政治精英与边疆地区的民众也实现了“面对面”的生活。只不过，这种“面对面”的生存状态主要是服从中央的政治精英在边疆地区生活，并且他们直接掌握着民族政策。至此，各民族之间总体上作为“一家人”相安无事。
1990年代中国兴起的市场经济，将全国所有的人都卷入开放的经济过程之中，社会处于高度流动的一体化状态。在大量内地人流动到边疆地区，直至深入到从未有外人去过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同时，大量的边疆民众也流入到内地。为了缩小内地与边疆地区的经济差距，政府还有意识地组织边疆地区的民众到内地务工。仅2008年，新疆就有二十四万多人到经济发达地区务工。内地与边疆地区的民众第一次全面深入地在工作、生活上“面对面”，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现象。库尔班江的父亲长年在外做生意，他最担心的是弟弟：
我最小的弟弟，高中没好好上，前几年是我家最头疼的问题。2007年，纔读高一就退学了，和社会上的小青年一起混。我爸跟我说，想想办法，你弟弟在和田这种环境继续待下去，很危险，必须把他带出去上学。我就问他，你想学什么?要么到北京来，学什么都行。但他死活不愿意离开和田。
幸好2007年年底，一个四川的朋友在和田开影楼，我就让他去了影楼。拍照、灯光，或者后期，喜欢什么干什么。我想让他对某个东西感兴趣，转移一下注意力。他对后期处理感兴趣，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
二、“面对面”：社会大融合中的冲突
社会大流动形成的“面对面”，无疑大大加快了国家内部的大融合。广大的社会民众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面对面”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相互认同，由此为国家一体化提供了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促使国家建构的“机械团结”向民众生活谁也离不开谁的“有机团结”的转变。
但是，历史性的大转变必然相伴随着曲折。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推动下的国家一体化进程是内地和边疆地区的双向流动，主要是经济利益驱动的。流动的成员缺少对其他民族民众的了解和理解，同时也缺乏民族政策意识。而长期历史造成的各族群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差异在相互不往来的“背靠背”状态下不一定构成冲突，而在“面对面”的工作和生活中则可能产生摩擦，甚至引起冲突。新疆“七·五事件”的起因便是由于新疆籍的民工与内地民工的冲突引起的。而不同族群的人从感情上会产生不同的认识。以下是维吾尔人库尔班江的记述：
2009年“七五事件”发生后，一些员工之间开始有了冲突，影楼除他之外都是汉族人。冲突的起因，其实都是小事。有一次听歌，一个汉族小伙子正在听周杰伦的歌，但我弟弟喜欢BEYOND乐队，觉得有感觉，他就换了BEYOND的歌。汉族小伙子不干了，说了一句：你这个“缠头”(对维吾尔的蔑称)，给我把那个换回来。我弟弟说，你说什么呢?就把喝水的杯子扔了过去。就这么一件小事，立即演变成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
我朋友把那个汉族小伙子开除了，把我弟弟也狠狠说了一顿。被开除的那个汉族小伙子觉得处理不公，偏向维吾尔族，就想把店砸了。他带了20多个打工的赶到店里，堵着门要打我弟弟。我的朋友摁着我弟弟，不让他出去。但我弟弟也已经打了电话，找了四五十个维吾尔人过来。你想，刚发生“七五事件”，聚集的又全都是年轻人，多可怕。我朋友还没反应过来，看到来了一群维吾尔族青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赶紧给我打了电话。我就紧张了，对朋友说：千万别出什么事，赶快报警!还有，我弟弟不能让他出去，我知道他的性格，出去肯定打起来。报警后公安局来人，把他们全都抓走了。这纔避免了冲突。
为什么一个偶然事件会引起民族冲突呢?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在于长期历史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及其之间的差异。
无论是从人类的发源，还是单个人的成长，最初都在一个共同体之内。共同体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单位，如家庭、村庄等。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 T?nnies，1855—1936)认为，共同体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的记忆之上的，主要是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的群体(家庭、宗族)里实现的;此外，它也可能在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村庄、城市)以及在思想的联合体(友谊、师徒关系等)里实现。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宗教共同体等作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不仅仅是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加起来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⑤]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共同体这种结合的类型早于有的放矢建立的、人的结合的“社会”类型。共同体是自然天成、稳定不变的，社会则是人为的结合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则在滕尼斯的基础上，从社会关系和社会行动者的角度，阐述了“共同体关系”和“结合体关系”。
共同体关系是指社会行动的指向建立在参与者主观感受到的互相隶属性上，无论是情感性的或传统性的。结合体关系是指社会行动本身的指向乃基于理性利益的动机，以寻求利益平衡或利益结合。共同体重“情”，结合体重“利”。“面对面”是基于利益的结合。利益的基础是利益者个人，并在利益交往中实现。利益实现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是平衡的、同一的，一旦失去平衡、同一，就有可能发生冲突。当发生冲突时，当事人很容易寻求自己所从属的共同体成员的帮助。
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宗教共同体是共同体的基本形式。其中，宗教共同体在各类共同体中是为牢固的。
血缘共同体是基于血缘关系构成的。作为血缘共同体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牢不可变的——不变的是与生俱来的关系，可变的是关系的密切程度。在传统社会中，表现形式是“父母在，不远游”;在当今“面对面”社会中，表现形式是“父母在，也远游”、“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地缘共同体是基于共同的地域关系形成的共同体，由此形成共同的地域认同——“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但是，地域关系并非亘久不变的。在“背靠背”社会，地域关系相对稳定;在“面对面”社会，地域关系不仅经常变化，而且利益化。为了利益，甚至可以“老乡见老乡，背后杀一枪”。
宗教共同体是基于信仰关系形成的共同体。信仰是一种精神信念，是人生活和行动的依据。信仰一旦形成，不会轻易改变，也不会受时空变化的影响。信仰跟着人身走。人们可以离开家庭，可以离开故乡，但因为共同的信仰将不同家庭和地方的人连结在一起。当进入“面对面”的结合体时，不同地方的人发生冲突，很容易寻求共同信仰的人的帮助和支持。
民族是一种集“血缘、地缘、精神”为一体的共同体，是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共同体的意志形式，具体表现为信仰，整体表现为宗教”。[⑥]在中国边疆民族中，愈是宗教信仰强的地方，共同体愈坚固。而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宗教共同体三者迭加，则会使共同体有着超级的牢固性。这也是新疆、西藏地区边疆问题更为复杂的重要原因。
共同体是在相互分离的格局下形成的。它的存在表明，各个共同体之间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在互不往来时可以相安无事，人们各自过各自的生活;即使偶然性相遇，也会因为主客朋友关系而友好往来;但是，在因利益纽带构成的日复一日的工作生活中，其差异性及其由此产生的冲突就会显现出来。而在冲突中，蕴藏在人们心理深处的原始情感及其信仰就会被激发出来，成为在冲突中寻求民族认同的原始力量。中国的主体民族是农耕民族，注重的是经验理性和功用主义，缺乏超经验式的宗教信仰，传宗接代、光宗耀祖成为人生的信仰。而在边疆民族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属于游牧民族。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持续不断的战乱、极其贫困的物质生活，使他们建构起了强烈的宗教信仰，以作为人生的支撑。这种宗教信仰具有强烈的纯粹性和不可挑战性。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汉族人的不敬之词，在本民族成员之间可能只会造成个体之间的冲突，而在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之间则会引发一场民族之间冲突的原因。
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内间的民族冲突又会具有国际因素。由于与国家一体化并存的是全球化，而全球化是将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置于相互交往之中，所以国家内部的族群冲突往往会藉助交际网络的扩展具有了国际因素。特别是那些分布在不同国家内的族群，会在全球化进程中寻求自己的族群认同，并与国家认同产生冲突。库尔班江以其亲身经历讲述：
土耳其人视维吾尔族人为兄弟，但不是那种亲兄弟，是不太平等的那种关系。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弟弟你受委屈了，哥哥在”，是那种“我是你的大哥，靠着我”的感觉。
在土耳其参加一个摄影展，要填表，我说来自中国，QIN(土耳其语里中国叫QIN)，就是CHINA，他看我一眼，用土耳其语问，哪里?我说，QIN，新疆。然后他忽然站起来，抱着我，好像我是特别受委屈的一个人，我就愣住了。他说，我知道，你们过得很不容易。
一些边疆民族是少数民族。在国家一体化进程中，国内的少数民族可能认为自己“吃了亏”，甚至受“歧视”。这种心理驱使一部分少数民族人员在国际上寻求本族群的再认同。那些与该族群同一的主体民族国家正好借此机会充当“大哥”的角色，使得本国少数民族获得“靠着我”的信赖感。在中国边疆民族中，唯有新疆地域的维族所依靠的国际力量最为雄厚，其寻求对本族群的再认同也最突出。
在族群再认同中，宗教是最为有效的动员力量和凝聚力量。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再认同，宗教力量有可能以极端化的方式扩散。自我认为“边缘化”的少数民族人群犹如沙漠中的饥渴者一样很容易被那些简单化但又特别吸引人的宗教话语所征服，建立其以本族群信仰为中心的共同体，并为其“理想化”的生活而行动。他们生活在自我建构的“宗教世界”，而与现实生活更为脱节。如库尔班江所述：
现在新疆很多人对于宗教的理解和解释，是跟《古兰经》中不一样的，变异得很可怕，越来越狭隘。
很多人对于宗教的认识出现了问题。本来应该是往前走的，但现在新疆却是往后撤，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说是“回到《古兰经》”中去，也不是真正回到《古兰经》，他根本没有理解，政府又没有很好的引导，几方面因素一挤压，宗教与世俗失去平衡，变得越来越极端。……他们这是要把新疆引向阿富汗那条路。
正是由于国际因素的存在，造成部分少数边疆民族成员趋于极端，试图以暴力方式加以表达，社会冲突因此进一步扩大化。
三、在“面对面”格局下实现“心连心”
正如全球化一样，国家一体化也是不可改变和规避的大趋势。尽管全球化和国家一体化有可能出现前所未有的“大碰撞”，但总体趋势则是大融合、大联合。由于历史进步而回归自我，甚至向极端自我回归是没有出路的。在面临有可能出现的“大碰撞”的格局下，首先需要临危不乱，相信国家一体化中的“大碰撞”是不可避免的，相信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大融合更是不可避免的。库尔班江叙述：
后来我想，再不能让他待在和田了，这样下去早晚得出事。我那个朋友说，你弟弟学得也挺好，但和田这种环境，千万别让他在这里待着了，一定要让他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就给他打电话，吓唬他，说这件事情特别严重，我已经给你买了机票，明天就去深圳，我给你找了店，你可以到那里学习。
刚到深圳，老四也不习惯。但在深圳待了半年后，他曾回过一次和田，只待了三天，已经不习惯和田了。“20多年我在和田白活了，还是深圳好，我还是回去吧。”
四弟跟周围的人相处得很好。公司几千人，他是唯一一个少数民族，唯一一个新疆人。去年开年会，公司包了个体育场，他特别兴奋。公司叫“天长地久”，他说，我是天长人。很多以前没跟新疆人接触过的人，跟他接触后，觉得新疆人也挺好的。
由于长期历史分居原因，不同族群之间有自己的习俗信仰。如何在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特别是因利而“结合”的社会互动中相互了解、彼此尊重，由多元到一体，在“面对面”中实现“心连心”，是一个十分困难但又必须完成的任务。这一任务不仅仅是某一个族群的事情，而是所有族群都要面对的工作，特别是作为国家一体化主体的国家公职人员应对这一问题有足够的理论认知。
现代国家是公民国家。政治共同体高于族群共同体。国家法律高于宗教习俗。每个人是公民，然后纔是某一族群成员。传统国家恰恰相反，每个人首先是族群一员，国家则是可有可无的。对于边疆民族而言，以国家为上的国家一体化仍然是未完成的任务。而伴随国家一体化进程的，是充分尊重各族群的公民地位和族群特性，不可扩大分离。库尔班江叙述：
我在沈阳遇到过一件事，刚好建国60周年大庆，不让我住宿。后来派出所民警来了，我说我是酒店的会员，已经订好了房间，凭什么不让住。跟警察谈了两个多小时，三点多让我去睡。第二天我想去上网，网吧一个小伙子看了身份证，根本没抬头看我，就说，对不起，你这个民族不能上网。
国家一体化是由分离分裂的地域和族群走向整体，获得一致性的过程。国家认同是国家一体化的精神基础。美国政治发展学者派伊(L.W. Pye，1921—2008)认为：“一个新国家中的人民必须把他们的国家领土视为家园，他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个人，他们的人格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其按领土划界的国家的认同定义的。在大多数新国家中，传统的认同方式都是从部族或种姓集团转到族群和语言集团的，而这种方式是与更大的国家认同感相抵触的。”[⑦]长期历史造成的边疆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是最弱的，也是最需要加强的。
政治认同是政治社会化的结果，既是一种认识，更是一种内心同意。特别需要处理政治与文化、共同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现代国家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特质。这一特质不是同时间发生的，具有时序性。其中，由于长期历史原因，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最难形成的。在国家一体化进程中，首先追求政治上平等，同时在文化上承认差异。不得因为族群身份获得政治特权，也不得因族群身份受到不公正对待。在“面对面”的时代里，需要每个人而不仅仅是政治精英了解国家和民族知识及政策，成为国家共同体的守护者和族群的尊重者，强化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连结，努力建构起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心连心”理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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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库尔班江·赛买提：“一个维吾尔人的家庭史”，《凤凰周刊》12(2014)。自20世纪80年代起，库尔班江的父亲做玉石生意，走出新疆，频繁进入内地。独特的经历和开阔的视野改变了他对教育、宗教、民族的观念，亦影响了四个子女此后的人生轨迹。库尔班江随后着有《我从新疆来》一书，并得到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接见，俞推荐地方领导阅读此书。以下引文均来自库尔班江的自述。
[②]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卷，第276页。
[③]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胡宗泽、赵力涛译，第4页。
[④]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
①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林荣远译，下卷，第375页。
[⑤] [德]费迪南德·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林荣远译，第54页。
[⑥] [德]费迪南德·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第321页
[⑦][美]鲁恂·W.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任晓、王元译，第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