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边疆民族群体多样复杂的认同结构，凸显了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性。为此，需要统筹与边疆形势及边疆治理战略相适应的国家认同建设规划，以进一步提升和巩固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从边疆实际出发，边疆治理中的国家认同建构要从夯实国家认同建构的基础，确立国家认同在多样认同中的主导地位，发挥国家认同范畴内的多种认同建设的支撑作用，完善国家认同建构的多维路径等视角来进行系统谋划。
关 键 词：边疆治理 边疆民族 国家认同 政党认同 认同序列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具有多样的民族构成，而且，“我国民族分布与世界其他多民族国家相比，具有鲜明的特点：占全国总人口90％的汉族，起源并主要居住于中原地区；占全国总人口10％的其他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边疆地区”[1]。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这种区域特征，使得边疆具有了格外突出的民族属性，以致于在官方的话语体系和大众的日常认知中，边疆常常被视为边疆民族地区，抑或边疆多民族地区。一般说来，边疆民族群体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群体，既持有与生俱来的多种认同，如民族认同、宗教认同、身份认同等，又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了明确的国家认同，相互之间往往具有一定的张力。同时，伴随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加之边疆独特的区域特质、地缘属性和人文特性等，使得边疆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面临更为复杂的演进趋势，并凸显了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性。在此条件下，为有效提升和巩固边疆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就必须系统建构起适应于边疆形势及边疆治理战略的国家认同建设规划。
一、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构的基础
国家认同建设绝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过程。其中，关键在于要不断夯实与国家认同建设相关的各项基础工程，这是推进国家认同建设的重要前提。这一点，对于同内地有着较大差异性和异质性的边疆尤为关键。从区域特质来看，尽管在现代化进程中，边疆与内地的差异得以缩小，并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同质性，然而，边疆处于国家政治链条之远端、经济发展之底端、社会进程之末梢的现状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边疆国家认同建设所需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依然薄弱。从地缘属性来看，边疆地理区位上与他国的毗邻而居或“相守以望”，以及由此形成的复杂地缘关系是内地难以比拟的，从而也使其成为国家腹地与周边的战略缓冲区，各种跨境犯罪活动频发和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的敏感地带，边疆的国家认同建设面临错综复杂的境内外因素挑战。从人文特性来看，边疆民族群体的多元构成，普遍的跨界民族现象，以及多样的宗教信仰，致使边疆的国家认同建设面临突出的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的交错和张力。
综上可见，边疆治理中的国家认同建设，面临诸多源于固有边疆属性基础上的现实问题及挑战，相应地也就提出了夯实和筑牢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设的各项基础工作的要求。就当前边疆实际及其治理实践来看，主要关涉以下几方面。
1.明晰国家认同建设的地位。边疆治理，无外乎就是针对各种边疆问题的应对和化解而展开的政治过程，涉及边疆的安全、发展、稳定、和谐等，每一主题之下又涵盖了更为具体的问题领域。其中，国家认同问题无疑也是十分典型的边疆治理问题，而与之相对应的国家认同建设状况、程度和水平，则直接构成了衡量边疆治理绩效的重要标准和价值依托。特别是面对由多元民族构成、普遍跨界民族、多样宗教信仰、多种境内外因素等组成的边疆社会，国家认同建设之于边疆及边疆治理，往往有着极为特别的意义，既关联着边疆之安全、发展和稳固，也攸关边疆治理的方向、效度和价值，彰显了边疆治理的根本价值所在。事实上，不论边疆，还是边疆治理，均是以国家作为其逻辑前提、目标指向和价值依归的。相应地，在边疆治理中突出国家认同建设的应有地位便纯属当然。
2.确立区域主义的治理思维范式。边疆治理的思维方式，会影响到边疆国家认同建设的方向和效果。对此，在久远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族际主义传统和区域主义方式，可谓其中的典型。前者从边疆民族构成的视角，把边疆等同于民族地区，强调边疆的民族特性，从而把族际关系的调处作为边疆治理的重点；后者从政治地理空间的角度，视边疆为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强调边疆的地理空间特性，相应的区域问题的解决即是边疆治理的核心。客观而言，“不论是从中国今天所处的宏大地理空间场域来看，还是从中国的领土疆域空间来看，陆地边疆都是一个区域，而且是一个具有重要地缘政治价值和承载着国家发展战略意图的特殊区域”[2]。可见，边疆不过就是国家疆域构成中的一个区域，而族际关系及其问题仅仅是诸多边疆问题中的一个面向而已。显然，随着边疆形势的深刻变化，确立区域主义主导下的治理方式将更加契合国家发展的整体实际。不仅如此，它还将有助于调整传统民族政策中的差异化做法，改变国家额外利益照顾与特定民族身份相捆绑的现实，从而不断缩小边疆各民族的发展差异，实现各民族发展的公平、均衡和互惠，以增进边疆民族统一的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
3.形成国家认同建设的系统规划。国家认同具有突出的建构性特点，是不断构建的结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identity都是构建起来的概念。人们是在程度不同的压力、诱因或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identity。”[3]换言之，国家认同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理过程和心理状态，完全可能出现或升或降、或强或弱的趋势。这也就意味着，国家认同建设首先应有系统详尽的谋划，并以此来作为其建设实践的前提、基础和条件，包括规划设计、方案制定、目标设定、举措谋定等。否则，将难以见其成效。而具体到赋有突出地缘价值、战略地位和增长极意义的边疆，其国家认同建设也就要求紧密结合国家整体发展要求、边疆形势变化，以及边疆治理实际来进行系统制定和详细规划，从而以明确具体的内容、过程和环节。
二、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构的取向
在社会生活中，常常具有类型多样、层次各异的认同形式，相互之间既有一致性，也有排异性，从而形成了人类社会特定的认同现象、认同关系和认同结构。其中，“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4]。可以看到，认同具有突出的建构性、多样性和层次性特点，并直接导致了认同序列的先后之别。相较于其他认同，国家认同往往居于最高地位，发挥着统摄、整合、规约的作用。从边疆现实来看，我国广袤的边疆亦是各种认同现象频发、认同结构多样和认同关系复杂的特殊区域，面临较为集中和严峻的认同问题挑战。有鉴于此，确立国家主义取向的国家认同建设导向，始终确保国家认同在认同序列上的优先地位，实则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构的必然之选。其中，较为典型的有以下几对关系：
1.国家认同优先于民族认同。以少数民族为主的边疆民族群体，构成了我国边疆的主要人口结构，并在久远的历史发展中造就了其基于独特体质体貌、风俗习惯和民族称谓等基础上的民族认同，并与国家认同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张力。而普遍的跨界民族现象，又进一步加剧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多数边疆民族均为跨境民族，即同一民族或族群跨国而居，一方面形成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交错、张力和排序，另一方面提供了国家认同的比较与选择的便利条件。”[5]现实中，跨界民族同宗同族同源的历史纽带并未因国家边界的划分和区隔而割舍，相反，在日常的交流交往中还有进一步密切化的趋势。在此过程中，双方对其共同民族身份的意识和自觉，使得作为国家象征的国民身份及其意识，被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这样的现实表明，实现国家认同对民族认同的整合，维持二者之间的平衡，就成为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设的关键。
2.国家认同优先于宗教认同。边疆少数民族群体与宗教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边疆地区既有影响较大的一般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也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原始宗教，如萨满教、东巴教、妈祖信仰等，还有各种原始崇拜，如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等。应该说，边疆少数民族对宗教的信仰，已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生活方式，宗教教义、信条、戒律、禁忌等，早已融入了其日常生活之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于是，在边疆社会中便出现了对某一宗教的信仰远甚于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的情况。面对这样的现实，边疆治理中的国家认同建设，应立足于引导边疆民族的宗教信仰及其活动在有益于促进国家认同的基础上来展开。
3.国家认同优先于地域认同。地域概念有两个内涵和意义差异十分明显的重要维度：一个是自然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地域，即日常所说的出生地或故土；另一个则是政治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地域，即与主权、领土等相关的区域。通常情况下，无论何种意义上的地域，作为个体的民众都会对其“形成一种在场的情境依恋和归属感”[6]，这便是地域认同。由于民族、宗教、地缘、周边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边疆民众较之内地民众，更容易受到与地域相关的两种消极因素影响：一是狭隘地域观念下的地方保护主义或盲目排外惧外心理，二是极端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分裂主义思想及其活动。尤其对后者，当这种地域认同与极端分裂主义结合在一起之后，必然会衍生为现实中的领土意识、诉求或行动，从而威胁着国家的统一。其实，不论哪一种地域，都是国家的领土性疆域，相应的地域认同，也要放置于领土认同即国家认同的总体框架之下来审视。
4.国家法认同优先于“习惯法”认同。国家法是国家的重要象征，对国家的认同也就表现为对国家法的自觉服从、遵守和拥护。然而，在边疆社会，除国家法在发挥实际作用而外，还有根植于边疆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各种“习惯法”影响，并以少数民族习惯法和宗教习惯法最为典型。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套约定成俗且自成体系的传统习俗，在生产生活中规约和引导着人们做什么、怎么做[7]。例如，赫哲族的婚姻习惯法，就涉及通婚的血亲范围、结婚条件、夫妻关系等详尽规定[8]。宗教习惯法，主要表现为一系列的宗教教义、信条、戒律和禁忌等，具有道德规约和准法律意义，如伊斯兰教对婚姻、继承、犯罪等的系统训示，就对信众产生着深刻影响。现实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和宗教习惯法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是深刻且显而易见的，其中不乏积极因素，但也可能出现与国家现行法规体系相抵触的情况。这样一来，边疆治理中的国家认同建设，就必须在维护国家法的尊严和权威基础上来协调国家法认同与习惯法认同之间的关系。
三、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构的内容
国家认同是最高层次的认同形式。同每一种认同之下包含着多种认同形式一致，在国家认同范畴之内，常常也蕴含着内容丰富且形式各异的认同表征形式。这也表明，国家认同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相应的国家认同建设，也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过程，而是一个内涵多个认同建设维度的过程，从根本上形成了对国家认同建设的有力支撑。
1.执政党认同建设。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党与国家的高度同构性和一致性，决定了执政党认同就是各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真心拥护和信任。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基础上的逻辑演进结果，更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因而，加强国家认同建设，理应高度重视执政党认同建设，而且是至为重要的关键。“政党认同在整合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上发挥着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政党认同状况将直接关系到国家认同的水平。”[9]就此可见，加强执政党政治信任的积攒、政治权威的维系，进而政治合法性的巩固，无疑是深化边疆各民族的执政党认同的根本之道，构成了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构的核心。
2.政府认同建设。在民族国家时代，国家政权的组织和职能职责行使，最终是由政府来担当的。政府不过就是具有一系列结构功能体系的建制单元或行政组织，肩负着国家宪法、法律、政策举措的贯彻和执行，构成了国家及地方治理的具体责任主体和实践主体。由此可见，政府认同与国家认同息息相关。边疆地方的政府权威从而政府认同的获取，则直接来源于其边疆治理的程度和水平，而边疆民众在这一过程中的受益程度和切身感知，在一定条件下又会直接转化为其对党和国家的认同。特别是在普通边疆民众把国家和党等同于政府的日常认知中，就更加凸显了这种转化的现实可能性。针对这样的现实，加强边疆政府的认同建设，也就构成了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基础。
3.政策认同建设。政策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包括政策的制定、实施、反馈和调整等，并由此而实现着对社会资源的配置、社会关系的调适和公共产品的供给。在此过程中，人们常常会对国家或政府的政策行为形成一定的认知、态度和评价，就此便产生了相应的政策认同现象。其中，政策的预期、效能、执行、普惠程度等，直接关联着人们的政策认同进而国家认同状况。此外，在边疆这一独特地理空间场域中，“有调查显示，在我国的边疆特别是边境地区，与邻国惠边政策的政策反差往往会使跨界民族和边民的认同发生‘生计和认同策略偏移’。”[9]应该说，与邻国间惠边政策的比较所形成的看法，最终衍化为对国家或政府的态度，是边疆地区较为常见的现象。因此，在边疆治理中，应高度重视涉及边疆民族切身利益的国家政策的权威性、稳定性、普惠性和均衡性，从而为边疆国家认同建构奠定坚实的政策基础及政策认同支撑。
4.意识形态认同建设。意识形态作为党和国家进行社会动员、凝聚共识与力量的重要方式，是由一系列统一和持续的观念体系所构成。“这些信条有助于说明和证实他们在体系中进行领导的合理性。”[10]这就是说，意识形态直接关联着政党或政府领导的合法性。如果说，社会治理绩效是政府取得合法性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意识形态则是政治合法性获取、维持和巩固的精神基础。在全球化及我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处于内联外通的边疆在取得极大进步的同时，也成为国家间意识形态争夺、渗透和角力的复杂区域，面临的意识形态安全形势错综复杂。这样一来，加强边疆民众的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筹划意识形态认同安全战略，即是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设的重要维度和内在要求。
5.国族认同建设。国族由国内的各个族裔群体所组成，是民族国家的重要支撑。“在中国，只有一个民族才能称作民族(nation)，这就是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11]8中华民族是我国的国家民族，构成了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政治标杆和文化标识。而中华民族认同即国族认同，具有同国家认同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是国家认同的另一种呈现方式。“从长期来看，巩固和提升国家认同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把国内各民族塑造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凝聚性的国家民族。”[12]因而，面对有着多样民族构成和普遍跨界民族现象的边疆，不断加强国族认同建设，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显然是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设的应有之义。
四、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构的路径
国家认同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远非一朝一夕之功，也绝非单方面使力可以达成，它不仅是一个绵远持久的过程，更是一个综合多方面合力的结果。尤其面对边疆的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现实，境内外因素的交织汇聚境况，以及边疆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变化，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设的复杂性、艰巨性和紧迫性渐至显现。因此，通过多维路径来加强边疆治理中的国家认同建构，便不失为理性之选。
1.政治社会化路径。政治社会化是一种能够有效构建起国家所必需的基本认同的重要方式。政治社会化的实现，有赖于各种社会化机制的作用发挥，如家庭、学校、大众传媒、政权体系等。而作为与内地有着较大差异性和异质性的边疆，既有源于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等基础上形成的亚政治文化，也流散着一定的域外文化，更有着国家所倡导的主流政治文化。这样，通过政治社会化方式以增强主流政治文化的说服力、感召力、整合力和塑造力，便成为提升边疆民族国家认同水平的重要选择。在此基础上，还要积极构建起与边疆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变化相适应的政治社会化机制，转变和更新政治社会化的话语宣传方式，从而不断培育边疆民族群体的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
2.国民教育路径。国民教育对于公民同一性的构塑，是潜移默化的。一般而言，受教育水平直接关系人们政治态度的强弱，如国家意识、公民意识、责任意识等。尤为重要的是，国民教育所传导的“共同语言”对多民族国家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诚如安德森所洞悉的那样：“民族就是用语言——而非血缘——构想出来的，而且人们可以被‘请进’想象的共同体之中。”[13]在多民族国家，“语言是族类共同体的最牢固、最有活力的联系纽带”[11]17。客观而言，民族认同的与生俱来，根本上就源于其共同的体质体貌、传统习俗和语言文化等要素。而在其中，语言所发挥的桥梁纽带意义，进而对于彼此间相互认同的增进，是其他要素无可比拟的。因而，就边疆与内地、非主体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本就存有较大差异的情况下，国民教育之于边疆国家认同建设的意义是如何形容都不为过的。
3.政策路径。政策支持和引导是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设的重要环节。如果说边疆民族国家认同水平的提高是边疆发展与稳固的社会心理基础的话，那么，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则是实现国家认同建设水平的物质基础。这就要求在边疆治理中要确立边疆稳定与发展并重的战略谋划，并以边疆发展来促进边疆稳定，进而为边疆国家认同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此外，还需突破边疆治理中的传统思维架构。长期以来，我国的边疆地区被等同于民族地区，边疆治理工作都是在民族工作框架下进行的，边疆治理举措也是通过民族政策的形式来推行。在此思维模式下，强调对部分民族的政策倾斜、帮扶、支持和照顾，便成为边疆治理中的常态化机制。诚然，这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也对促进边疆民族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长远看来，这种既定民族身份与额外利益挂钩的做法，在带来族际间的发展不均衡，造成其他未受惠群体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之时，也会导致这种民族身份的被强化，并潜藏着民族意识过快增长的风险，从而不利于多民族国家统一和巩固所需的国家意识和国民身份的构建。
4.共同体构建路径。我国国族构成的多样复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是规约、统摄和整合国内各民族群体的重要方式。首先，培育共同体意识以规约民族意识。安德森关于“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的经典论断，深刻揭示了民族意识的内在作用机理，即你往什么方向想象，你就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共同体意识的形塑对于引导和规约民族意识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在我国，这种共同体意识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次，构建同质性的国民身份以统摄多样性的社会身份。现实中，共同体意识常常会受到各种各样的社会身份的干扰、销蚀和解构。这样一来，由国家主导下的统一国民身份构建便尤显关键，而“其他的社会性身份，如族属身份、种族身份、政治身份、职业身份等，都只能建立在国民身份的基础之上，既不能作为基础性社会身份，更不能超越于国民身份”[14]。最后，加强共同体文化建设以整合多样民族文化。各民族所共筑的中华民族文化，是维系和巩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精神纽带、价值底蕴。为此，要充分挖掘、提炼多样民族文化基础上的中华民族文化核心要素，不断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同时，各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要以有利于增进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建设为前提和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