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以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期间香港人经历的社会认同历程为例，阐述社会认同的基本社会心理原理。讨论范围包括社会认同研究在欧洲和北美的发展简史，社会认同论中重要概念的定义，社会认同背后的心理动机、认知历程，及其对社群观感、社群关系和社会行动的影响。文中特别强调社会认同的动态历程及其与社会中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信念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社会认同；社会身份；社会动机；社会认同；社群关系

一、绪言

（一）释义

社会认同论（social identification theories ）乃一系列受社会身份论（social identitytheory）（Tajfel，1982）启发而建立的理论。这些理论有不同的重点，但却有一共同的关注：社会行为不能单从个人心理素质来解释；要较全面地理解社会行为，必须研究人们如何建构自己和他人的身份（identities）（Ng et al .，2004）。社会认同论者认为：人们会用自己或他人在某些社群的成员资格（group membership）来建构自己或他人的身份。依据社群成员资格来建构的身份被称为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 ），而依据个人的独特素质而建构的身份被称为个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 ）（Hogg，2004：221-243）。

在汉语中，身份一词泛指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资历，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省事篇》云："吾自南及北，未尝一言与时人论身份也。"但在社会身份论中，身份一词的意义却与此不同，它是从英文的identity翻译过来的。Identity的动词为identify；identify有两重意义。其首义为鉴别、辨认，也就是把某人或某物从众多人或物中辨认出来。社会认同论采纳了这个词义，把identity定义为可以将个人与他人分辨开来的个人和社会特征。

在京剧中，一个角色进场时，一般会先作一番自我介绍，说明其身份。例如在关汉卿的《窦娥冤》中，蔡婆婆进场时唱道：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不须长富贵，安乐是神仙。老身蔡婆婆是也，楚州人氏，嫡亲三囗儿家属。不幸夫主亡逝已过，止有一个孩儿，年长八岁，俺娘儿两个，过其日月，家中颇有些钱财。（楔子）

蔡婆婆的自述道出了她的年龄（老年："少年不再"、"老身"）、价值（重安乐、轻富贵）、籍贯（楚州）、家庭状况（丧偶、与8岁的儿子一起过活）和经济状况（"颇有钱财"）。从社会认同论的观点来看，这些个人和社会特征确定了蔡婆婆的身份，并把她和剧中其他角色区分开来。组成这身份的元素包括依据个人价值建立的个人身份和依据社会特征（年龄类别、籍贯、家庭、经济阶层）建立的社会身份。

京剧人物的自述，是为了帮助观众分辨剧中的角色。可是，在社会认同论中，人们建构身份，其目的是要把自己和其他人分辨开来。举例来说，当某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喜爱闲适的人（个人身份）时，他便把自己和不向往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区分开来。同样，当某人认同自己是共产党员（社会身份）时，他便把自己与非党员分辨开来。因此，不论是个人身份还是社会身份，它们都是人们为了从众人中把自己辨认出来而建立的身份。个人身份利用个性把自己辨认出来，而社会身份则利用群性把自己和他人分开。简言之，身份建构是一种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为建立自我概念而参与的心理活动，是一种社会心理历程。

Identify的第二义是等同。在逻辑学上，假如A 和B 是相同关系（identity relation ），则A 就是B ，B 就是A ，两者没有任何差异。在社会认同论中，当人们采纳了某社群的成员资格来建立自己的社会身份时，自己的属性与该社群内典型成员的属性或会呈现相同关系（Hogg，2004）。例如，当某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时，他便觉得自己拥有一个典型中国人的态度、价值和性格特征。社会身份能够令人们将社群特性冠于己身，其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远比个人身份深远，故此，社会认同论特别关注社会身份的建构过程及其对社会思维和社会行动造成的影响。

Identification在社会科学的中文文献中多被译作认同。"认"字有识别、承认和当作的意思，含上述identify在英文中的两重意义；"同"字有"相同"的意思，即上述identify的第二义。在本文中，社会认同一词所指的是个人藉自己（或他人）在某社群的成员资格把自己（或他人）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并将该社群内典型成员的特征冠于自己（或他人）身上，让自己（或他人）的特性等同于社群内典型成员的特性。

（二）社会认同研究的历史

泰弗尔（Tajfel，1982；Tajfel &Turner ，1986）于20世纪80年代大力提倡社会身份论，启发了很多有关社会认同历程的新思维（Robinson，1996）。经过20多年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社会心理学家已渐渐掌握到社会认同历程的基本原理。相比之下，社会认同研究在中国大陆才刚刚起步。为了加快国内的社会认同研究进程，在本文中，我们综合了较近期的研究成果，系统地介绍一些社会认同的基本原理。

在介绍这些原理前，我们会先简述社会认同研究在欧美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史，一则藉此阐释社会认同研究与本土社会问题间的紧密关系，二则用以说明本文以基本原理为重点的原因。

社会身份论源于欧洲，在英国社会心理学中占主导地位。欧洲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地区。中世纪时，欧洲各地区的政治和文化都统摄在基督教的宗教权威下，及后皇权兴起，诸侯王划地而治，到19世纪，社会政治革命在欧洲蔓延，国民主义兴起，欧洲各国人民多以本国的语言传统和历史文化为荣。欧洲各语言族群（ethnolinguistic groups）间的纷争，更成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导火钱。十字军东征是欧洲在中世纪最残酷的战争，它是以护教的名义发起的。相对之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争发起人则是以让优越族群统驭甚至消灭劣等族群为号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书不同文、语不同音的族群间仍然存在着不少矛盾，社会身份论便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

在加拿大，早期英法殖民者间的矛盾延续下来，操英语和法语的加拿大人经常发生磨擦，为理解和调解这两种语言族群间的紧张关系，加拿大的社会心理学家也积极发展社会认同研究。由于这种历史背景，欧洲（Giles et al .，1991：1-68）和加拿大（Taylor etal .，1973）的社会认同研究特别关注语言在社会认同中的作用。随着泰弗尔的部分学生（Hogg、Turner、伍锡雄等）移居澳洲，社会认同研究在澳洲也发展起来。

虽然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在富裕国家相对成熟，可是在被奉为社会心理学要塞的美国，直至90年代，对社会认同的研究却一直塞而不流（Hogg，2004），90年代以前出版的美国社会心理学教科书主要关注的是社会认知历程，较少提及社会认同的研究。

这种现象可能与美国社会心理学的知识传统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心理学家受到大战的冲击，希望透过社会心理学研究，理解和预防国际战争。可能因为美国远离欧陆战场，美国境内又广泛使用英语，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对语言族群间的矛盾感受并不深刻。同时，易卜生主义（Isbenism ）在美国社会心理学中十分流行，很多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当群众压力与个人理智和道德出现矛盾时，最重要的是要让个人道德和理智克服群体的影响。这种思维在早期的美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特别明显：这些研究的主旨在于说明群众的影响会干预个人理智，令人迷失自我，作出从众、屈从权势的行为，甚至作出愚昧和不理智的判断，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侵略国的国民受群众影响，丧失理智，听独裁者振臂一呼，作出残暴的行为一样。

60年代的人权运动把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的注意力转移到美国境内族群——特别是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矛盾上。可是受到美国社会心理学知识传统的影响，学者们的思维方式没有明显改变，焦点仍放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对弱势族群的刻板印象如何遮蔽个人理智、令人产生偏见、歧视弱势族群上。相形之下，维持和巩固这些刻板印象背后的社会认同历程却被忽视了。

在90年代，美国的社会心理学日趋国际化，文化心理学的兴起令美国心理学家注意到美国以外的心理学知识传统；随着研究人材的交流（Giles 及Hogg等社会认同论大师先后赴美），社会认同研究在美国本土生根，并迅速发展。短短十数年间，美国成为了社会认同研究的重镇之一，而社会认同论也成为美国社会心理学主流理论之一。2004年，美国的《性格与社会心理学综论》以特刊形式介绍社会心理学的宏论（grand theories），其中有关社会认同和社群关系的论文占全特刊14篇文章之3（Abrams &Hogg ，2004；Brewer，2004；Levine ，2004），可见社会认同研究在美国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地位。

社会认同研究能在美国社会心理学中受到认同和迅速发展，与美国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论有关。被誉为美国现代社会心理学鼻祖的乐汶（Lewin ，1975）提出，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必须建立于具体而实在的社会心理现象上，学者在理论建设过程中，不能纸上谈兵，向壁虚构。可是，他们又不能被具体现象缠索，忽略或放弃找寻具普遍性的社会心理学原理。因此，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没有因为社会认同论源于欧洲而择流让土。反之，他们利用美国的本土社会心理现象验证和增补社会认同的基本原理。当原来的原理不能完满解释美国的本土社会心理现象时，学者们便对其加以修订，或尝试在较抽象的层次上找寻更具普遍性的原理。透过这个过程，学者们逐渐掌握到既具普遍性，亦符合本土社会心理现象的社会认同原理。若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家以相同的态度、取向和方法，并以中国的本土社会认同现象验证和增补本文介绍的社会认同原理，以中国独特的本土知识传统和社会实况，或能找到知识的鸿沟，引发理论的突破。

因此，我们选择把本文重点放置在社会认同历程背后的基本心理原理，而不在个别的社会认同理论上。我们会先介绍社会认同的心理动机，进而探讨社会认同背后的认知历程及其对社群关系的影响。

有关社会认同的实证研究不可胜数，无法在本文中尽录。因此，我们只采用了一些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来阐述在本文中介绍的原理。中国境内进行的社会认同研究并不多，其中较完整的是在香港以中港认同为题的研究。在中国研究类似课题（如海峡两岸的认同）时，这些研究使用的方法和发现可能会较具参考价值。在本文中，我们尽量采用这些研究的发现作立论的依据。

二、社会认同的动机

每个人都拥有多个社群的成员资格，却只会使用其中一部分来建立自己和他人的社会身份。以一位中国大学生为例，他是中国人，就读于某大学，修习某专业，来自某省市，是某小学和某中学的毕业生，出生于某一社会阶层中的家庭，是校内某些学生团体的成员？？在众多社群成员资格中，他只会选择其中一些来建立自己的社会身份。那么，人们在选择以某些社群成员资格建立社会身份时，有什么心理动机呢？

这是近代社会认同研究中最受关注的课题。

（一）提高自尊

泰弗尔（Tajfel，1982；Tajfel &Turner ，1986：7-24）在社会身份论中提出了一个对社会认同研究影响深远的假设：人们建立社会身份，是为了透过所认同的社群提高自尊。以一位现任职于一家不见经传的企业的北京大学毕业生为例，他自认为北大的毕业生，而不甚认同自己所属的单位，因为他所属的工作单位不能让他感到光荣。反之，北大的社会声望高，作为北大毕业生，他感到出类拔萃。

从这一假设可以推断出社会认同的三条基本原理。首先，社会认同与社会比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人们会评价和比较各社群的优劣、社会地位和声誉，争取把自己编入较优越的社群，并觉得自己拥有该社群一般成员具有的良好特征。按社会身份论（Tajfel &Turner，1986），社会认同由三个基本历程组成：类化（categorization）、认同（identification）和比较（comparison）。类化指人们将自己编入某一社群；认同是认为自己拥有该社群成员的普遍特征；比较是评价自己认同的社群相对于其他社群的优劣、地位和声誉。透过这三个历程，人们抬高自己的身价和自尊。

香港回归中国前夕是研究社会认同的好时机。经过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大部分香港青少年，特别是土生土长的一群，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较薄弱，对香港人身份的认同较深厚，他们觉得自己是"香港人"，或"香港人，其次才是中国人".也有少部分香港青少年较认同中国人的身份，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或"中国人，其次才是香港人".在1995年10月对25所香港中学约10000名学生进行的调查中，发现前一类青少年约占75%，后一类青少年约占25%（林瑞芳等，1998）。1995年夏天，林瑞芳等邀请19名香港青少年参与聚焦小组，探讨这两类青少年对香港人和大陆人的观感。结果完全符合上述原理。问卷答案显示：较认同香港人身份的青少年，相对于较认同中国人身份的一群，有较强的香港人优越感，觉得大陆人比香港人逊色得多。这些青少年用精明、灵活、时尚、勤奋、有效率、富裕、现实、开放等正面形容词描述香港人；用贫穷、落后、保守等负面形容词来描述大陆人。那些较认同中国人身份的青少年，会用刻苦耐劳、勤奋等较正面的形容词形容中国人，也会用冷漠、压力大、生活紧张等较负面的形容词形容香港人（林瑞芳等，1998）。1996年4月，林瑞芳等调查了约7000名香港中学生，发现与较认同中国人身份的青少年相比，较认同香港人身份的青少年倾向于同意香港人比中国人优胜，为自己是香港人感到自豪。相反地，与较认同香港人身份的青少年比较，认同中国人身份的青少年倾向同意中国人比西方人优胜和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胜，并觉得身为中国人是值得自豪的（林瑞芳等，1998）。

在另一项对香港青少年的社会认同研究中，被试评定20项特征是否适合描述以下9个国家或地区的人：香港人、中国大陆人、新加坡人、日本人、台湾人、印度人、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20项特征包括重视法律、重视个人自由、重视人际关系、诚实、保守、先进、落后、富裕、贫穷等。利用被试的评价，可以计算出在他们眼里，每两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有多相近或相异。透过使用多维度量表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分析计算出来的相近或相异程度，研究员找到两个被试用来将9个国家或地区分类的维度。第一个维度将富裕的现代国家或地区的人（如香港人、美国人、英国人）与贫穷的国家或地区的人（印度人、中国大陆人）区分开来。第二个维度将重视中国文化价值的国家或地区的人（如新加坡人、香港人、中国大陆人、台湾人）与不重视这些价值的国家或地区的人（如印度人、美国人、加拿大人）区分开来。此外，结果也显示：较认同香港人身份的青少年倾向依赖第一个维度作分类的标准，而较认同中国人身份的青少年则倾向倚重第二个维度（Lam et al .，1999）。

以上研究结果一致显示：不论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的身份，香港青少年均可以透过不同的社会比较策略，从其所认同的身份取得自豪感。

认同香港人身份的青少年，可以透过与大陆人在财富和现代化上的比较，获得自豪感；认同中国人身份的青少年，也可以透过与外国人在文化价值上的比较而感到自豪。以上结果也说明要提高社群成员对社群的认同，可从两方面着手：其一，强调社群的成就和杰出之处，令成员能以身为该社群的成员而骄傲；其二，转移社会比较的对象，令成员觉得自己的社群比其他社群优胜。例如要提高香港青少年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一方面可强调中国人卓越的成就，另一方面可把他们的比较对象转移到外国人身上，让他们在文化上与其他国家的人作比较。

其次，当人们认同的社会身份受到攻击或威胁时，人们会在思维或行动上捍卫该社群的声誉；他们或在思想上肯定该社群成员共有的特征和价值，或以具体行动还击。在一项以荷兰心理学本科生为被试的研究中，研究员先在实验两星期前测量了被试对心理学学生这一身份的认同程度。在实验中，一半被试从研究员那里知道一般心理学的本科生重视个人目标多于团体目标；而另一半则知道一般心理学的本科生重视团体目标多于个人目标。此外，研究员也告诉以上两组中各一半的被试心理学学生的学习能力比其他大学生差，其用意是令这些被试觉得自己社群的声誉受到威胁。

当被试觉得心理学学生的声誉受到威胁时，本来较认同心理学的被试便提高对心理学学生的特征的评价：事前知道心理学学生较重视团体目标的被试，认为集体主义的价值对自己重要；而事前知道心理学学生较重视个人目标的被试，便认为个人主义的价值对自己重要。当本来较不认同心理学的学生感到心理学学生的声誉受到威胁时，便放弃心理学学生重视的价值：事前知道心理学学生较重视团体目标的被试，便认为集体主义的价值对自己不重要；事前知道心理学学生较重视个人目标的被试，便认为个人主义的价值对自己不重要。如果心理学学生的声誉没有受到威胁，以上情况并不明显（Jetten et al .，2002）。这结果显示：当所属社群的声誉受损时，认同社群的成员会更加肯定社群重视的价值，而不认同社群的成员，则可能背弃社群的宗旨。

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员要求美国大学生作一篇演说。被试分成四组：其中一组需要在演说中说明为什么美国的一些核心价值并不重要。其他三组的演说内容分别是：为什么美国的一些核心价值很重要、为什么美国的一些边缘价值很不重要，以及为什么美国的一些边缘价值很重要。事后，被试评估在世界上有杰出成就的人（如诺贝尔奖得主）当中，美国人占了百分之几。之前在演说中陈述为什么美国的一些核心价值并不重要的被试，比其他三组被试作的估计都要高（Wan ，2005）。这说明人们在被引导去抨击自己所属的社群的核心价值后，会作出补偿行动，抬高社群在自己心目中的卓越性。

最后，当弱势社群成员感觉到所属社群在声望和权势上都比不上其他社群时，为了维护自尊，会采用多种应对方法，其中包括模仿强势社群以图自强，辨认一些所属社群比强势社群优胜的地方，或离弃所属社群，改为认同强势社群（Hogg &Abrams，1988）。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受西方列强欺侮，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爱国志士前赴后继，或自强，或变法，或倡导全盘西化，或以儒家道统建立民族自信，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提出中学西学各有所长。这些行动，从社会认同观点来看，均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认同中国的人士提升其社会身份优越感的表现。在讨论社会认同的影响时，我们会对这一点再作阐释。

（二）减低无常感或提高认知安全感

人们除了希望藉社会认同提高自尊外，也希望透过它降低在社会生活中的无常感。社会认同让人们觉得自己清楚自己是谁、自己和自己认同的社群的成员有哪些特征、其他人或社群又有哪些特征。有了这些知识，人们便感到可以在社会生活中从各人的社会身份预测各人的行为，并懂得如何与这些人交往（Hogg &Mullin，1999：249-279）。

因此，社会认同可以降低在社会生活中的无常感，赋予人们一种在社会认知上的安全感（epistemic security）。

由此又可推出两条有关社会认同的原理。其一，不是所有的社群成员资格均能降低社会生活中的无常感。有些社群有较清晰的行为规范，而且社群成员拥有相同的特征，知道某人属于该社群，便可预测他的行为和特征。同样，在认同该社群后，自己也知道要遵守哪些规范，知道别人对自己有什么期待。这个类型的社群成员资格较能产生降低社会生活中的无常感的作用。反之，一些规范模糊、成员混杂的社群，其成员资格对提高社会认知的安全感就没有很大作用了。因此，当人们需要藉社会认同来降低社会生活中的无常感时，倾向认同规范清晰、成员组成单纯的社群。

其二，认同规范清晰、成员组成单纯的社群的倾向的强弱会因人因时而异。有些人较能接受或容忍社会生活中的无常感，而有些人只能过着很有秩序和条理的生活。与前者相比，后一类型的人倾向认同规范清晰、成员组成单纯的社群。在意大利，南部和北部的人在文化价值、生活方式上都有很大差别。在一项以意大利南方人当被试的研究中，研究员先用量表测量了被试忍受无常感的程度。量表中的题目包括"我不喜欢那些变化莫测的情况"和"我喜欢处身于从未经历过、前景不明朗的处境中那种变幻莫测的感觉".然后，被试评估意大利的南方人彼此间多有相似，而北方人彼此间又多有相似。最后，被试分别评定他们喜欢南方人和北方人的程度。结果显示，那些不能容忍无常感的人，越觉得南方人彼此间相似，便越喜欢南方人；越觉得北方人彼此间相似，便越不喜欢北方人。相反，那些能接受无常感的人，越觉得南方人彼此间不同，便越喜欢南方人（Kruglanski et al .，2002）。

除性格外，处境也可以提高社会认同。当人们有充足的资源处理生活中的无常感时，便用不着藉社会认同来取得社会认知的安全感。

反之，当人们因为时间紧，生活忙，或资源有限而不能有效处理生活中的无常感时，便会藉社会认同取得认知安全感。在另一项研究香港青少年社会认同的实验中，被试阅读8篇报章新闻，其中第一篇是一少年误杀另一少年的报道。被试的任务是在读完这段新闻后，对被告接受监禁的刑期提出建议。被试被分成4组，第1、2组知道被告是从大陆来香港的新移民；第3、4组看到的报道中则没有明示被告的背景。在没有明示背景的情况下，被试应推断被告是香港人。

此外，研究员告诉第1和第3组被试：要看完8篇报道并回答所有问题，一般人需要18分钟，但因为时间紧迫，他们只有15钟时间完成全份问卷。对第2和第4组却说：要完成全份问卷约需12分钟，但给他们15分钟，让他们有充裕的时间回答问题。虽然在研究中，每个被试都有15分钟的时间回答问题，但收到第一种指示的被试会觉得时间紧迫，而收到第二种指示的被试却觉得时间充裕。研究员想知道的是：被试在读完第1篇报道后如何判刑。

结果显示：当被试觉得自己有充裕的时间回答问题时，不论被告是不是大陆移民，判给被告的刑期平均为21至23个月。可是，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被试便把香港人和大陆移民分辨开来，偏袒并轻判香港被告（平均刑期为16.5个月），歧视并重判新移民被告（平均刑期为28.5个月）（Lam et al .，in press ）。

（三）满足归属感与个性的需要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一方面希望保存个性，一方面想透过依附群体取得归属感。在逻辑上，保存个性与取得归属感是两种独立的心理需要，两者并不相悖。可是，当它们落实在社会认同上时，彼此间便会呈现出一种紧张关系。当人们认同一个社群时，会觉得自己属于那个社群。社群的成员越多，便觉得同道的人越多，归属感也越强。可是，在社会认同历程中，又会出现非个人化（depersonalization ）的情况，也就是说，个体将群体的典型特征加诸自己身上，结果再看不出自己与其他社群成员有什么不同之处，有损保存个性的需要，而且所认同的社群成员越多，便觉得与更多人没有分别。

由此可以推断出另外两条有关社会认同的原理。其一，当满足归属感的需要越大，或保存个性的需要越小时，人们倾向认同能容纳较多成员的社群。反之，当保存个性的需要越大，或满足归属感的需要越小时，人们倾向认同较排外或成员较少的社群（Brewer，1991）。

其二，满足归属感的需要和保存个性的需要会因处境而改变。例如，当人们察觉到自己在性格和态度上与所认同的社群的其他成员颇为不同时，满足归属感的需要便会被激发。同样地，当人们察觉到自己在性格和态度上与一般人（包括自己不认同的社群的成员）没有明显分别时，保存独立性格的需要便会被激发。当满足归属感的需要和保存个性的需要被激发，其相应的社会认同行动也会随着被启动。例如，当一个以身为北大学生而自豪的人察觉到自己的思想行为与其他北大学生有很大差别时，便可能会因为归属感受损而闻过思改，加强对北大的认同。当他察觉到自己的思想行为与一般大学生没有明显分别时，也可能会因为保存个性的需要受损而更认同自己是北大学生。一项在一所美国的大学女生宿舍进行的研究对上述推断提供了支持。当从研究员那里知道自己与其他女宿生很不同时，认同宿舍的宿生便将宿生的刻板特征冠于自己身上，加强对宿舍的认同。当从研究员那里知道自己与其他女宿舍的宿生很相似时，认同宿舍的宿生也会透过将自己宿舍宿生的刻板特征冠于自己身上，加强对自己宿舍的认同。不认同宿舍的宿生却没有以上的反应（Pickett et al .，2002）。

当人们觉得个人力量可以改变社会制度时，便会较重视自己的个人权利和个性，保存个性需要较强；反之，当人们觉得个人改变不了社会制度时，便会迎合社会和群体对个人的要求，需要较强的归属感（Chiu et al .，1997；Su et al .，1999：103-222）。因此，相信个人可以改变社会制度的人，倾向认同较排外或成员较少的社群，而相信个人改变不了社会制度的人，则倾向认同能容纳较多成员的社群。

一组有关香港回归中国的研究支持以上的推论。在这组研究中，研究员先测量大学生有关个人能否改变社会的信念，再从他们的社会认同行为推断他们认同的社会身份。第一项研究在1994年9月进行，研究员先让被试看一些与政权移交有关的图片，启动他们对政权移交的关注，然后让他们阅读一段工业意外的新闻。报道中说管工因疏忽工业安全，令一名工人受伤。被试要判断如果不惩罚这个管工有多不公平。被试中，一半知道管工是香港人，另一半则知道管工是从大陆请来的。相信个人可以改变社会制度的人，倾向认同自己是香港人（一个排外性较高的身份），他们觉得不惩罚大陆管工比不惩罚香港管工更不公平。相反，相信个人改变不了社会制度的人，倾向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一个较包容的身份），他们觉得不惩罚大陆管工和不惩罚香港管工的不公平程度是一样的。

第二项研究在1997年3月进行，离政权移交只有3个多月，香港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香港回归中国这件事情上。这时，研究员问被试：香港回归中国后，香港小孩应在几岁开始学习英语（香港殖民地时期的官方语言）和应几岁开始学习普通话（中国的官方语言）。结果显示：相信个人可以改变社会制度的人，认为小孩应4.5岁便开始学习英语，晚一点再学习普通话（6岁），这说明对他们来说，较排外的香港人身份比比较包容的中国人身份重要。相反地，相信个人改变不了社会制度的人，认为香港小孩应在同一年龄开始学习英语和普通话，这说明他们觉得中国人与香港人的身份同样重要（Chiu &Hong ，1999）。

（四）找寻存在的意义

人和其他生物一样，难免一死。人与其他生物的不同在于人能意识到死之不可免。因此，每想到自己难免一死，便感到一种存在的恐怖（existential terror）：如果人最终难逃一死，此生兢兢业业，所为者何？如果人的一生，不论功过，死后也烟消云散，那么生命还有什么意义？面对存在意义的问题，儒家先哲提出了死而不朽的见解，认为一个人能在生时立德、立言、立行，其死后则身虽灭，名不朽。

对一般人来说，当存在的恐惧被启动后，若能相信死后仍会长久活在自己认同的社群的记忆中，存在的恐惧便会暂时舒解（Solomon et al .，1991）。因此，在想到自己的死亡时，人们便会更认同自己的社会身份，偏袒自己认同的社群，歧视其他社群。研究结果显示：在一项以美国基督徒为被试的研究中，当研究员要被试想象自己死时和死后的情况时，他们会比对照组（没有想及死亡）的被试更喜欢其他基督徒，更不喜欢犹太教徒（Greenberget al .，1990）。在意大利，当人们被引导去想自己死亡时和死亡后的情况时，与对照组相比，他们会更认同自己是意大利人，更不喜欢德国人（Castano et al .，2002）。在澳洲，澳洲土著具双重身份：既是澳洲人，也是土著。在澳洲人的身份较凸显的场合，想到死亡会令他们更重视澳洲人的价值；在土著身份较凸显的场合，想到死亡会令他们更重视土著的价值（Halloran &Kashima，2004）。在香港，当研究员引导大学生想象弥留之际的情况时，与对照组相比，在分配机会给香港人、日本人和韩国人时，会较偏袒香港人（Tamet al .，2005）。

综合来说，社会认同背后有不同的动机，其中包括提升自己的自尊、降低社会生活中的无常感、平衡满足归属感和保存个性两种需要间的矛盾，以及找寻生存的意义、舒解对死亡的恐惧。当这些动机被激发后，相应的社会认同历程也随着启动。

三、建构社会身份的社会认知过程

（一）类化、认同和比较

如前所述，建构社会身份包含了类化、认同和比较三个历程。类化是一个会随类化环境变通的历程，因此，社会身份不是一种固定的个人特质（Turner et al .，1987）。人们在某特定处境中会将自己归入某个社会类别，主要受三种因素影响。其一是一些被统称为可及性（accessibility ，又译易取性）的个人因素。一个社会类别的可及性是指它是否容易在某一处境下从记忆中提取出来使用。可及性较高的社会类别，通常是人们惯用的类别，也是与人们的目标、利益、思考图式和生活经验有关的类别。例如对一位大学生来说，修习的专业有颇高的可及性，因为它与学生的日常学习、事业目标和前程有密切关系。

影响类化过程的第二种因素是某类别是否能适当地描述在当时当地出现的人物的客观群际对比。如果一群中国男子聚在一起，其中一些来自农村，一些来自城市，两类人在衣着、仪表、谈吐、喜好上都有明显差异，用城市人和农民这两个类别来描述在该处境中的客观群际对比似乎很适当。这种因素一般被称为对比适用度（comparative fit ）。一个对比适用度高的社会类别，被采用的机率较高。

第三种因素是某类别能否适当地描述参与互动的人在行为期待上的不同。例如大学教授与学生聚会，两类人在年龄上有明显分别，符合了对比适用度的要求。在聚会中，教授要表现得有师道尊严，而学生则要表现得尊师重道。在这种情境下，师生这一类别能适当地描述社会对这两类人在互动中不同的行为期待。这一因素被称为规范切合度（normative fit ）。一个规范切合度高的社会类别，被采用的机会也较高。

（二）社会类别间的关系

社会类别间有几种不同的关系。有些社会类别完全没有重叠，例如小孩和老人，一个人不能既是小孩又是老人。有些类别有部分重叠，例如上海市民和共产党员，有些上海市民是共产党员，有些不是，也有些共产党员不是上海市民。有些类别具上下关系，上层类别涵盖从属类别，例如中国公民是上层类别，而上海市民是从属类别：所有上海市民都是中国公民，反之却不然。此外，人们也可以主观地建构社会类别间的关系。1997年以前，有些香港人认为中国人是指中国大陆人，不包括香港人。因此他们觉得认同中国人的身份就等于放弃香港人的身份。有些香港人却认为中国人涵盖香港人，因此觉得香港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不存在任何矛盾（Brewer，1999）。如何建构社会类别间的关系，对社会认同的影响，不亚于选择用哪个类别来建立自己的社会身份。

1996年7月，日本右翼分子在钓鱼台群岛筑起灯塔和军事基地，激起国人公愤。同年9月，以陈毓祥为首的香港爱国人士组织船队到钓鱼台海域向日本提出抗议，并请求北京政府与日本正面交锋，捍卫中国主权。北京政府在审察形势后，决定以较低调的外交手段处理钓鱼台事件。在这个背景下，陈毓祥在钓鱼台海域游泳以宣示中国对钓鱼台群岛的主权，结果因不谙水性而溺毙。

事发后不久，符可莹等以香港大学的大学生为被试，探讨社会认同如何影响他们对陈毓祥事件的反应。研究员先量度被试的社会认同，发现他们当中，有些较认同香港人的身份，有些则较认同中国人的身份。然后将被试分成两组，在阅读陈毓祥溺水的经过后，一组被试评定日本政府对陈氏之死要负多少责任，另一组则评定北京政府为陈氏之死要负的责任。最后，被试回答一些有关香港回归中国后香港人身份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香港人在97后应尽量融入中国（例如："97后，我们都是中国公民，再不需要保留香港人的身份了"），还是保留香港人的身份（例如："97后，我希望香港人与中国大陆人间的距离会扩大"）。

结果显示：被试在评定北京政府对陈毓祥之死的责任后，觉得香港人和中国人是两种对立的身份，两者不能兼容。因此，本来较认同香港人身份的被试，便不愿意在回归后放弃香港人的身份；而本来较认同中国人身份的被试则希望回归后香港人会放弃香港人的身份，融入中国社会。相反，被试在评定日本政府对陈毓祥之死的责任后，觉得香港和大陆是站在战线的同一边，香港人和中国人的身份并非对立。在这一情况下，不论被试本来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还是香港人，均觉得没有必要在中国人与香港人身份间只选择其中一种（Fu et al .，1999）。

（三）社会共识

早期的社会认同研究特别强调类化对其他社会认同历程的影响。

这些研究采用组成基础无可再薄弱的社群范式（minimal group paradigm），观察人们被以生活和社会基础极薄弱的准则（例如他们对艺术品的审美角度）编进两个团体后的行为。研究发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仍会比较两个团体的优劣，觉得自己所属的团体比另一团体优胜，并在分配利益时偏袒自己所属团体的成员，惩罚其他团体的成员（Tajfel，1970）。

这些早期研究说明类化可以影响认同和比较历程。但由于分组的标准缺乏社会意义，容易令人忽略社会共识（social consensus ）在社会认同历程中扮演的角色。这一偏差在后来的研究中被矫正。近期研究显示：每个社群类别均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在社会生活中，人们藉沟通对不同社群拥有的核心特征建立共识（Lau et al .，2004：77-100）。这些核心特征往往反映在社群的典型成员身上。被社群成员公奉为楷模的领袖是典型成员的例子，他们的言行实现了社群崇尚的核心价值（Hogg，2004）。例如，雷锋是中国共产党员的楷模，他的言行实现了共产党崇尚的牺牲精神。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典型人物的故事，在传播过程中常被神话化，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但却反映出社群的核心价值。

某价值能成为社群的核心价值，可能因为社群中大多数人也重视该价值，也就是该价值在社群中具有客观的共识（objective consensus ）。

此外，如果大多数社群成员相信一般成员也重视某价值，也就是该价值在社群中具有交互主观共识（intersubjective consensus ），它也可能成为社群的核心价值（Ho &Chiu ，1998；Wan ，Chiu ，Tam et al .，2004）。例如，若廉洁能成为中国官场的核心价值，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官员重视廉洁，也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官员相信一般官员也重视廉洁。一般来说，具客观共识的价值同时也具交互主观共识。在某些特殊情况中，具交互主观共识的价值不一定是普遍被重视的价值，反之亦然。

当个人重视的价值与社群的核心价值相符时，人们便较认同该社群，并会正面评价和支持社群的领导。在美国，大学生普遍知道校内一般大学生重视哪些价值，当他们自己也认同这些价值时，便较认同大学内的学生文化（Wan ，Chiu ，Tam et al .，2004）。在香港，大学生知道一般大学生比一般香港人重视哪些价值，当他们自己也重视这些价值时，便觉得自己是大学生，其次才是香港人。在北京，北京大学的学生知道一般北大学生比一般中国人重视哪些价值，当他们自己也重视这些价值时，便觉得自己是北大学生，其次才是中国人。北大商学院的学生知道一般北大学生比一般商学院学生重视哪些价值，当他们自己也重视这些价值时，便觉得自己是北大学生，其次才是商学院学生（Wan ，Chiu，Peng &Tam ，2004）。最后，刚进入大学的新生，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后，价值或会改变，有些会对学生文化中具交互主观共识的核心价值更重视，有些却对这些价值冷淡起来。更重视这些价值的学生会比入学时更认同校内的学生文化；对这些价值冷淡了的学生，对校内学生文化的认同也随之降低（Wan ，Chiu ，Tam et al .，2004）。这些研究结果说明了具交互主观共识的价值，是社群内的核心价值。重视这些价值的社群成员对社群有较高的认同。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前数天，我们测量了大学生选民对民主与共和两党的看法，发现被试普遍知道一般民主党员最反对的政纲，也知道一般共和党员最反对的政纲。如果被试赞同一般民主党员最反对的政纲，他们便对布什有较正面的评价，对克里有较负面的评价，并打算在数天后的大选中投票给布什。反之，如果被试赞同一般共和党员最反对的政纲，他们便对克里有较正面的评价，对布什有较负面的评价，并打算在数天后的大选中投票给克里。在香港2004年的立法会议员大选中，也出现相同的现象。在选举前几天，接受调查的选民清楚知道一般亲政府人士最支持的政纲，赞同这些政纲的被访者较多倾向投票给亲政府候选人。被访者也知道一般亲民主派人士最支持的政纲，赞同这些政纲的被访者较多倾向投票给民主派的候选人，并较多打算响应民主派发起的游行（Wan et al .，2005）。

总括来说，人们认同某一社群的原因之一是社群的核心价值与个人价值相符。这一原理有很大的应用价值。以建设公民意识为例，如果要让中国公民奉公守法、爱惜公物、注重环境卫生、尊重他人权益，仅仅提高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是不够的。假如人们不普遍认为以上特征是附属于中国人身份的核心价值，即使国家认同提高了，人们也未必会内化这些规范。反之，如果能透过公议，建立共识，使上述行为态度成为个人和与中国人身份相符的核心价值，或能更有效促进公民意识的内化，并提高人们对国家的认同。

四、社会认同的影响

人们把自己编进某社会类别后，便会把自己看成该类别的成员，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同样，人们把他人编进某社会类别后，便会把他看成该类别的成员，而容易忽略他与同一类别成员的不同之处。因此，经过类化后，人们容易夸大了每一类别成员的相同处，而忽视了他们之间的不同处（Turner et al .，1987）。以医生和病人为例，把医院的人归类为医生和病人后，人们看到的每位医生都与其他医生一样，从而忽略了这位医生与其他医生的不同之处。同样，看到病人时，便把病人看成病人，而忽视了每个病人独有的背景和个人特征。这样，医生和病人两类人的差别便容易被夸大了。以上因类化而产生的社会认知现象，包括夸大类别内成员的相同性和类别间的差距，在社会认同论中被称为后设对比（metacontrast）（Turner et al .，1987）。

类化影响人们的社会认知，而认同和比较则直接影响人们的社会行动和社群关系。在与病者接触时，医生越认同自己的专业，便越乐意恪守专业守则和规范，不让个人偏好和感情影响与病人间的关系。从这方面来说，社会认同对加强专业化和团体纪律能起很大作用。可是，社会认同也会损害人际间的和谐。再以医生病人关系为例，研究显示：假如医生只把自己看成医生，把病人看成病人，而忽视了自己和病人的个人身份，在与病人交往时，便容易表现出不近人情，较难与病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Watson &Gallois，2004：63-84）。因此，社会认同论者认为，要建立和谐良好的专业关系（包括医生病人关系、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不能不重视社会认同，也不能只重视社会认同，而是要在认同社会身份和个人身份间取得平衡。

因为多种社会因素，社会上对某些社群存在着刻板印象。当人们被编进这些社群时，其附随的刻板印象亦会被加在那人身上，这种现象被称为刻板印象化（stereotyping）。当人们自认为某社群的成员时，亦会把伴随这身份的刻板印象加诸己身，这个过程被称为自我刻板印象化（self2stereotyping ）（Simon &Hamilton，1994）。例如，在一项研究中，研究员利用时装和化妆品广告中的男女模特儿照片启动香港中学生的性别身份认同。其后，在介绍自己时，男学生特别强调自己具有刻板的男性特征，而女学生则特别强调自己拥有刻板的女性特征（Chiu et al .，1998）。假如很多社群成员都认同该社群，将其相附随的刻板印象加诸自己身上，并在行动中依循与这些刻板印象相符的规范，那么本来只有薄弱的社会事实基础的刻板印象，便会逐渐演变成社会实况。这一历程被称为自证预言（self2fulfillingprophecy，又译自我实现的预言）（Skrypnek &Snyder，1982）。

比较是社会认同的一个重要历程。因为有比较，有些社群才得到正面评价，有些得到负面评价。人们容易对受到负面评价的社群在态度上产生偏见，在行为上作出歧视，有些社群（如同性恋者、爱滋病患者）甚至会受到鄙视（stigmatization ，又译污名化）。当然，被贬低了的社群不一定会接受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他们可以为争取较正面的评价提出抗争。可是抗争要成功，除了道理外，还需要政治和社会力量。政治力量是指社群能在政治制度中有代表，社会力量则是指在社会公议中有响亮的声音。要有响亮的声音，便要能掌握沟通传播媒介。长期受歧视、无法挣脱鄙视的社群，一般来说都是缺乏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弱势社群（Abrams &Giles，2004）。

以上提到：在社会上受压的社群的成员，为了保护个人尊严，会对社会上的不平等作出应变行动。社会认同论者认为：这些成员到底会采取哪种类型的应变行动，关键在于他们对社会流动所持的信念（mobility belief ）（Hogg &Abrams，1988）。倘若他们觉得社会流动性低，处于弱势社群的人无法挣脱自己的社群背景加入地位较高的社群，在无路可走时，他们会加强对弱势社群的认同，找寻弱势社群的优胜之处，借此要求社会对弱势群体的负面评价进行重新评定，甚至以集体行动（如游行示威、甚至革命）尝试推翻对弱势社群不公平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在南非，长期而苛刻的种族隔离政策没为社会流动留有余地，受压迫的黑人便只好走上政治革命之路了。

反之，像美国政府强调机会平等，满清政府设科举让汉族知识分子有平步青云的机会，均能令国内的弱势社群看到社会流动的机会。这样，弱势社群的成员便把精力投放在往强势社群里钻、力争上游的目标上。但信念归信念，事实归事实，如果人们相信有社会流动的机会，但这些机会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弱势社群的成员便会因受挫而感到不满，形成相对匮乏的状况，同样有损社会和谐。总括来说，儒家认为要建立和谐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认同论者则认为：在和谐社会中，不患不均，患社会流动渠道塞而不通。

1996年1月至1997年9月，周伟立等以香港回归期间香港人的社会流动信念为题，进行了6次电话调查，每次访问约600名香港市民。

用来测量社会流动信念的题目有："政权移交后，无论香港人多么努力，都不能够改变中国人对香港人的看法""，就算政权移交后，香港人始终是香港人，中国大陆人是不会将香港人当作自己人的"，"政权移交后，只要个人有所成就，就会得到中国大陆人的欣赏和尊重".结果显示：在调查期间，香港市民对回归后的社会流动越来越乐观，越来越相信香港人的努力会赢得大陆人的欣赏和尊重，大陆人不会把香港人当作外人。同时，在这期间，也越来越感到政权移交不会威胁他们的生活和人生自由，面对政权移交，心情越来越平静、放松（周伟立等，2004）。

五、社会认同与社群间的关系

社会认同一方面令个体内化社群的规范，遵守纪律，并在社群的声誉和安全受损时挺身而出，捍卫社群的利益（赵志裕、康萤仪，2003）。

在多项有关香港社会认同的调查中，一再发现认同中国人身份的香港人觉得自己对中国的前途有责任（林瑞芳等，1998），并对回归后香港和中国的前途有信心（Ho et al .，2003）。

另一方面，社会认同又会令人们偏袒自己所属社群的成员，歧视甚至鄙视其他社群，破坏社会公正与和谐。认同香港人身份的香港大学生，比认同中国人身份的香港大学生更不接受香港人在香港用普通话与大陆人交谈（Tong et al .，1999）。刘绮文等在1995年11月到1998年1月期间追踪384名香港青少年，发现他们当中约30人在这时期渐渐提高了对香港人身份的认同。他们更不想与大陆人联系，更想疏远他们，并更赞成香港小孩较早学英语，较迟学普通话（刘绮文等，2003）。

因此，如何处理社群间的矛盾，也是社会认同研究的重要课题。

社群间的冲突会增强社会认同，而社会认同又会制造社群冲突，令社群间的紧张关系逐步升级。社会上的资源和财富有限，各社群在争夺资源和财富时，容易发生冲突。1997年2月，周伟立等访问了约500名香港市民对大陆新移民的观感。发现被访者觉得新移民为香港带来更多人力资源、廉价劳工、新思维、新事物。可是一般被访者都觉得新移民对香港人来说是弊多利少。被访者最常提及的弊端是新移民与本地人争工作、争房屋、争社会福利（Chauet al .，1998：3-12）。

冲突令各社群彼此敌视，觉得自己所属社群比敌对社群优胜。上述调查中的被访者也普遍觉得与新移民相比，香港人好的特征多，坏的特征少（Chau et al .，1998）。这种比较加强了对自己所属社群的认同，进而强化对自己所属社群的优越感和对敌对社群的负面态度，后者又进一步强化对自己所属社群的认同。就这样，对自己所属和敌对社群的态度与社会认同形成恶性循环，令社群间的关系日渐紧张。

一项长达3年的纵贯研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1996至1998年，康萤仪等追踪了166位香港大学生，四度测量了他们在这期间社会身份和对大陆人态度的变化。在这项研究中，被试在第1次接受测量时的社会认同能预测他们在第2次接受测量时的社群态度：在第1次受测时，越认同香港人身份的被试，在第2次受测时对大陆人有更负面的态度。此外，被试在第2和第3次受测时的社群态度，能预测他们在第3和第4次受测时的社会认同。例如，在第2次受测时，对大陆人持较恶劣态度的被试在第3次受测时更认同香港人的身份（Honget al .，in press）。另一项以香港青少年为被试的追踪研究，也得到相近的结果（林瑞芳、刘绮文，2003）。

因此，要促进和谐的社群关系，不能不处理社会认同的问题，但也不能只处理社会认同的问题，而是要双管齐下：既处理社会认同问题，又利用公平的财富和资源分配政策和制度调解社群在互相竞争时出现的矛盾。至于何谓公平的财富和资源分配政策和制度，则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另一大课题，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不在这里赘述了。

在处理社会认同问题时，可从三个方面入手。其一为增加社群接触的机会，其二为改变人们对人性的看法，其三为鼓励人们认同能包容各社群的社会身份。

增加社群间的接触可以让人们有更多了解其他社群的机会。可是，接触也会增加社群间磨擦的机会。使社群关系改善或恶化的关键在于接触能否产生个人化（personalization ）的作用，令人们注意到敌对社群成员的个人身份。要做到这点，接触的情境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第一，社群代表在接触时，要共同参与具合作性而非竞争性的工作。第二，社群代表必须能够代表其所属社群。第三，社群代表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必须显露自己的社会身份。第四，在接触过程中，必须有较多让社群代表剖白自己个人身份的机会。符合了这四个条件，在接触过程中，社群代表认识到敌对社群的代表虽然是敌对社群的典型成员，但仍有自己的个人身份，仍能一起合作。这种接触，有利降低对敌对社群的偏见，改善社群关系（Ensari&Miller ，2002）。

偏见的形成，是因为人们觉得每个社群及其成员均共有一些不可改变的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对该社群的刻板印象（Ip et al .，in press ）。

假如可以令人们觉得个人和社群的特征是可以改变的，人们便不会用一些固定特征来塑造一个社群的刻板印象，也不会把这些特征粘在自己的社会身份上，这对改善社群关系有帮助（Levy et al .，2001）。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员请香港的大学生透过绘图表示香港人身份和中国人身份对他们的价值、生活方式、理想、信念、责任、人生目标的影响。结果显示：对相信人们拥有一些不可改变的特征的被试来说，社会认同对他们如何建构自我概念影响很大：认同中国人身份的被试觉得中国人身份较能影响他们自我的各方面，而认同香港人身份的被试则觉得香港人身份对其自我各方面有较大影响。对不相信人们拥有不可改变的特征的被试来说，社会身份对自我各方面没有很大的影响（Hong et al .，2003）。

此外，在前述的一项研究中，认同自己是香港人的香港青少年会以现代化为标准将香港人和其他经济落后国家或地区的人区分开，以提高自己的自尊。自认为中国人的香港青少年，为了达到相同的目的，会利用中国传统价值把中国人和其他不受中国文化熏陶的人区分开来（Lam et al .，1999）。在另一项以香港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中发现，相信人们拥有一些不可改变的特征的被试，也有以上的行为。可是不相信人们拥有不可改变的特征的被试，却完全没有这种褒扬自己所属社群，贬低其他社群的现象（Hong et al .，1999）。

综合来说，社会身份对自我概念和社群态度的影响，对相信人们有固定不变的特征的人来说，影响特别大。能改变这信念，或可舒缓因社会认同而产生的紧张社群关系。

最后，如前所述，有些身份包容性较高，能容纳较具体的社会身份。

假如人们能认同一些可以包容敌对社群身份的社会身份，便可令本来敌对的社群都成了一伙子（Dovidio et al .，1998）。例如，假如南方人与北方人有冲突，只要双方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觉油然浮现，或可舒缓彼此间的紧张关系。上述的多项调查，均发现当香港人自认为中国人时，对大陆人有较正面的评价。例如在刘绮文等的纵贯研究中，有90多名香港青少年在过渡期间越来越认同中国人的身份，在这期间，他们对大陆人的信任提高了，避开大陆人的倾向减弱了，也认为香港小孩应更早学习普通话（刘绮文等，2003）。

可是，要让具包容性的社会身份认同发挥上述功用，仍需要让人们觉得个人和社群的特征是可以改变的。假如人们深信每一个社群都有其固定不变的特征，即使人们认同了包容性较大的社群，也不会改变对敌对社群的负面观感。在以上虚构的例子中，虽然南方人和北方人都认同中国人的身份，觉得四海之内都是兄弟，但假如双方都相信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便可能会觉得敌对社群到底还是一群不争气的兄弟（Hong et al .，2004）。

六、结论

社会认同与缔造和谐社会、公民意识、社会秩序、团队纪律，以致专业精神等重要社会建设目标都有着密切关系。本文中，我们介绍了社会认同的普遍原理。在绪言中，我们指出社会认同的研究在欧洲萌芽茁壮。由于欧洲社会心理学家不认同美洲社会心理学的偏重认知历程，而美洲社会心理学家对本土的知识传统又情有独钟，直至20世纪90年代，社会认同研究在美国仍是一片荒土。自90年代开始，欧美的社会心理学家之间接触、合作多了，对对方知识传统中的细微处认识多了，才共同发展了社会认同研究，短短10多年间，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产生了不少新的突破。在中国，以香港人身份认同为题的研究，验证了社会认同论中的一些基本原理，也增补了原理论的一些不足，并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现在的社会认同论，已脱离了欧洲本土社会心理学的境界，取得了全球社会心理学宏论的地位。

社会认同论的成功，原因之一是它既关注植于本土的树木，也关注广布全球的森林；它立足于本土社会现象，却能从本土现象归纳出具普遍性的社会心理原理。中国正面对急剧的社会变迁，可以为社会认同研究提供丰富的研究题目和题材，是一片广阔而茂盛的丛林。当这片丛林的面貌清楚地显露在社会心理学家的广角镜下时，全球森林的图象将会更清晰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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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美国伊利诺州大学心理学系（赵志裕）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心理学系（温静）

香港大学心理学系（谭俭邦）

来源：原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