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1]，斯人已逝。但儒家没有陪葬同死、共赴黄泉。儒家没有哈姆雷特式的困惑：“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2] 但儒家有别样的纠结：“何去何从？这是一个问题。”
斯人既逝，吾身何寄？儒家在今天的心境，正如徐志摩的诗句：“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轻波里依洄。”[3]
这种孤独无依、彷徨无据的处境，有学者称之为“妾身未明”[4]。
本来，帝国时代的儒学，那是“妾身分明”的，即所谓“制度的儒家化”和“儒家的制度化”[5]，也就是儒家和帝国制度的婚媾；质言之，那时的帝国就是儒家化的帝国，或者至少在形式上举行了婚礼，那就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儒家化”建议。
不仅如此，那时的儒家，“分明”之“身”是不是“妾身”，抑或竟是“男儿身”，也是一个问题。“制度的儒家化”恐怕意味着：帝国制度是儒家的儿子，而不是儒家的夫君。那位“专制制度的总设计师”韩非子，不就是儒家的“不肖之子”吗？
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制度的儒家化”甚至意味着：那时，儒家的身份到底是不是“妾”？是不是女儿身？皇家与儒家的联姻是不是“纳妾”？甚或儒家尽管是“入赘”，毕竟处于“夫”的地位？抑或双方至少是平等的“同性恋”，犹如希腊雅典当年的“男风”？这些都是问题。
然而近代以来，“儒家化的制度”和“制度化的儒家”都解体了，帝国已逝，儒家犹存。这时候，孤苦凄切的儒家才陷入了“文君新寡”、“妾身未明”的境地，以至“沦落风尘”，乃至沦为“游魂”[6]。
所谓“妾身未明”，出自杜甫的诗《新婚别》：“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根据诗意，在今天看来，该女子算是成婚了，怎么能说她的身份“未分明”呢？原来古代的婚礼，手续比较繁缛，新娘过门三天以后，告夫家之宗庙、祭夫家之祖坟，如此等等，以“明”其“身”，然后拜见公婆（姑嫜），这才算是正式成婚了。否则，便是“妾身未明”。
当代儒家正是如此尴尬。本来，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美人迟暮”之际，是要改嫁“新外王”的；而其选择委身于“新外王”，也就是选择和“民主与科学”举行“暮婚”。然而很快就闹出了“新婚别”的变故，变成了21世纪的大陆新儒家，心里产生了一种要与民主与科学“晨告别”的冲动，于是就“妾身未分明”了。
今天的儒家不仅“妾身未明”，更沦落到了“人尽可夫”的地步！
所谓“人尽可夫”，出自《左传·桓公十五年》记载的雍姬和她母亲的对话：“（雍姬）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7] 父亲只有一个；丈夫，则天下男人无不可。
当今的儒家，可不就是“人尽可夫”吗？除了“老大嫁作商人妇”、或被老板“包养”、改“儒”姓为“钱”姓的以外，时而嫁给“左”家（左派儒家），时而嫁给“右”家（右派儒家）；时而随了“马”姓（马克思主义儒家），时而随了“自”姓（自由主义儒家）；时而又姓了“原”（原教旨儒家），时而又姓了“后”（后现代儒家）；……似乎“名花有主”了，实则“水性杨花”而已。
然而，不论“妾身未明”、待字闺中，还是“人尽可夫”、芳心有主，其实都是“妾妇之道”[8]，而非真正的孔孟之道。真正的孔孟之道，那是孟子讲的“大丈夫”[9]，原本是“男儿身”，何来“妾身”？
由此看来，“妾身”不论未明、已明，都是“变性”的结果。
这种“变性手术”，似乎做得很早，早在那位“始皇帝”还只是“秦王”之前。比如“伟大的”诗人屈原，最喜欢以“美人”自喻。[10] 这显然是一种精神上的“变性”、人格上的“自宫”。他（或她）本来很受楚王宠爱，后来被疏远、放逐，于是“远之则怨”[11]，自比弃妇，从而自怨自艾、如怨如诉地咏叹着“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12]，乃至寻死觅活，徇情投江。诚“烈女”也！然而非“烈士”也。人们说屈原对楚王的“从一而终”是“爱国主义”，这其实是很可笑的：照此逻辑，孟子离开“祖国”（鲁国）、“移居国外”，到处宣讲儒学，劝人称王，简直就是“卖国主义”了！
自从屈原以来，中国文学形成了一种“审美传统”，叫做“香草美人之喻”，即：士大夫把自己与皇上的关系比喻为妾妇与夫君的关系。于是，我们读到历史上的许多“怨妇”之诗、“弃妇”之诗，作者所发泄的情绪其实都是对某位“今上”的幽怨和对自己“妾身”的哀怜。悲夫！
但也有极少数的例外。比如宋江——历史上那个真实的宋江，就把自己去京城与皇帝勾兑比喻为“买春”，即今天所说的“嫖妓”。他这首词，全文如下：
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绛绡笼雪，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消得？
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离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13]
这首词的词牌是《念奴娇》，我不知道是不是宋江的有意识的选择。词中所说的“凤城春色”，表面上是说的名妓李师师，实际上是指的宋朝皇帝。
这里并不是要全面地评价宋江其人，而只是说：他声称自己凭梁山的实力来和皇帝讨价还价，乃是“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那是何等的男人味！何等的“大丈夫”气概！当然，他谋求“招安”的时候，还是有“卖身”或“求包养”之嫌；[14] 但宋江的“性取向”其实并非只有这一面，还有另一面：“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15] 宋江自己要做“丈夫”，那么皇帝呢，又不能明媒正娶，而那个时代又没有“婚外恋”之类，就只能是他宋江“买春”的对象了。
词中讲“山东烟水寨”，也颇有意思。其实，山东不仅是水泊梁山“草寇”的根据地，也是儒家的故乡和根据地。儒家在取得“独尊”地位之前，原本是“在野”的，并不“在朝”。我总觉得，比起今天的许多“儒家”来，宋江更像一个真正的儒家。真正的儒家不是“妾身”，而是“丈夫”，是敢造反的，是要“革命”的。——“汤武革命”[16]，难道不是儒家的传统吗？
不过，买春、嫖妓是需要谨慎的，弄不好恐怕会染上传统的“梅毒”、或现代的“爱滋”。比如今天有一部分儒家主张恢复“古礼”，诸如三跪九叩之类，在我看来，这就是染上了传统的“梅毒”。反之，当年康有为之流以为必须学习现代的西方“国教”，为此就必须创建“孔教”作为中国的“国教”，甚至不惜委身于张勋所复辟的帝国“老男人”；而今天也有一些儒家竞相仿效，要建立什么“儒教”：在我看来，这就是染上了现代的“爱滋”。
所以，儒家的身份认同问题，不仅涉及“妾身”是否“分明”的问题，更根本的是儒家究竟是“妾身”还是“男儿身”的问题。
本文开头说到，有学者也提到“妾身未明”。他批评说：“以现代的价值”、比如“以功利的标准来证明儒学的价值”，“这样妾身未明的传统文化,如何能令人信服地成为现代中国的文化认同之所在？”[17] 对此，我有两点疑惑：
其一，“功利的标准”难道仅仅是“现代的价值”吗？难道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中竟然没有功利价值？我不禁想起南宋大儒叶适的名言：“‘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18]
其二，假如“现代中国”的文化认同不能依据“现代的价值”，难道应当依据“古代的价值”吗？那么，“古代的价值”包括哪些内容？是不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那一套？再者，依据这种“古代价值”而建构起来的所谓中国，那还是“现代中国”吗？作者这种把“传统文化”、“儒学”和“现代的价值”截然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实在很成问题！这分明是“棒打鸳鸯”，禁止梁山伯和祝英台谈恋爱，正如禁止罗密欧和朱丽叶谈恋爱。
在我看来，今天的儒家，在帝国已逝、“妾身未明”之际，首先应该恢复自家的“男儿身”，恢复孟子那样的“大丈夫”本色，再像宋江那样“发扬革命英雄气概”，大胆地“再买春色”。这里尤须注意：所谓“春色”不是别的，恰恰是“现代价值”。何谓“现代价值”？“核心价值观”讲得很明白：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都是现代价值的“春色”。唯其有如此这般的“春色”，才值得去“买”。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上面那些话，恐怕有过多的男权主义色彩，女性读者会不高兴。那咱就换一种说法吧：在这个男女平权、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时代里，儒家是否男儿身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要倾心于“现代价值”这个绝配佳偶，大胆追求，义无反顾，与之谈婚论嫁，以求百年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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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鸿章：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转引自梁启超：《李鸿章传》，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六章。
[2]“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中的一句经典独白。
[3] 徐志摩：《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原载1928年3月10日《新月》月刊第一卷第1号。
[4] 张汝伦：《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认同》，《哲学研究》2001年第2期。
[5] 干春松：《制度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第4页。
[6]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困境》，见《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左传》：《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
[8]《孟子·滕文公下》。
[9]《孟子·滕文公下》。
[10] 关于屈原诗中的美人自喻，例如王逸《楚辞章句》注“哀高丘之无女”：“女以喻臣。”《楚辞章句·离骚序》说：“宓妃佚女，以譬贤臣。”《文选》吕向注“无女”：“女，神女，喻忠臣也。”钱杲之说：“女喻贤臣可配君者。”刘梦鹏说：“女，美女，比贤者。臣之事君，犹女之事夫。正士入朝见忌，犹之美女入宫见妒。”王泗原《楚辞校释》注“高丘无女”：“女，美女，以喻贤者。”转自杨成孚：《〈离骚〉“求女”解新论》，《南开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5期。
[11]《论语·阳货》。
[12] 屈原：《离骚》，见《屈原集校注》，金开诚等著，中华书局1996年版。
[13] 宋江：《念奴娇》，见《全宋词》卷四，唐圭璋编，中华书局1965年版。
[14] 关于宋江是否主动寻求招安，其实是有争议的。据《宋史·张叔夜传》记载：“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可见其不得已。《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
[15] 见《水浒传》第三十九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16] 见《周易·革彖传》。
[17] 张汝伦：《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认同》，《哲学研究》2001年第2期。
[18]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