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次事件发生之后，大陆一些知识分子移居海外，其中的赵复三先生，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真的可以称得上高级知识分子：学问好，人品好，又有广阔的胸怀。九十年代的前八年，他在美国Oklahoma大学担任教授，讲授比较宗教学，退休时学校授予“荣誉教授”称号。因为女儿的缘故，他离开北美后，便到比利时安度晚年。

赵复三先生为人谦和厚重，自己不事宣扬，也不喜欢他人宣扬。自售他售，都会使他食寝不安。到了海外，他更是处于幽居状态，极少交往。因此，很少人知道他的情况。我因为是他在社会科学院工作时的同事和朋友，便和他保持着联系，并把他寄给我的两则随想和笔记，加了题目擅自寄给《明报月刊》发表。幽居状态并非闲散状态，他在海外，一直把时间表排得紧紧，一页一页地从事翻译。他的英文水平之高，在国内时就很有名。那时他担任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主管外事，许多与他见过面的外国学者都啧啧赞叹。旅居海外后，他没有辜负自己的才能，从一九九一年开始，就着手翻译弗里德里希·赫伊尔(Friedrich Heer)的《欧洲思想史》(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Europe)，因为只能在授课之余和假期中进行，因此，历时整整四年才完成。这之后,他又参与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自译《西方人的激情》。后者共五百页，有许多心理学语汇，译起来比较困难，他曾计划用一百七十个工作日完成，不知脱稿了没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学者,不管世事浮沉与荣辱升迁，孤身面壁，如此孜孜不倦地朝夕耕作,真让我感动。

赵先生在国内时“地位”很高，不仅是副院长，还曾是常务副院长，头上戴着许多桂冠头街。事件发生时，他是参加联合国科教文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只因心灵上无法接受子弹和鲜血，他毅然舍弃一切，决定留居国外。一九九四年我在加拿大卑诗大学访问时，和林达光教授一起邀请他去作学术演讲，当时有人问：赵教授，你后悔八十年代末的选择吗?他立即回答：不后悔!我学习了四十年才能写下最后这一笔。其语言之决断和心灵状态之健康，又让我感动。

在温哥华相逢之后，我多次打电话给他。每次电话里听他叙说，都很高兴。有一次他谈到自己在海外的人生宗旨时，用了六个字加以概括，这就是“舍身外，守身内”。我一听便激动不已。用不着他的解释，我便知道“身外”与“身内”指的是什么。他已得到的身外之物，比别人更重更迷人更可炫耀于世，但他断然舍弃;他的身内之物，则是人性底层所生长起来的正直、诚实、慈悲、挚爱、崇尚真理等优秀品格与情操，这一切非坚守不可。他在《欧洲思想史》的译者前言中这样自白，翻译文学工作，“仿佛又把自己带回不知折腰事功利的求学时代”。不错，他除了守住道德的边界之外，还守住少年时代的天真与刚勇，在历史的混乱潮流中拯救出母亲赋予的那一份人间真情真性。他的翻译过程与写作过程，也正是自我修炼、自我守卫的过程。在修炼与守卫中，他赢得了良知的清白与精神的升华。这种看不见的身内之物才是无价之宝，它绝不是院长院士部长之类的桂冠可以比拟的。在一个聪明人争先恐后折腰求荣，夤缘求进的功利年代，我知道挺直灵魂喊出“舍身外，守身内”六个字的份量，所以特记录于自己的“手记”之中。

原载《明报月刊》二OOO年五月号

“捨身外守身內”是趙復三去國之後的堅守、也是他一生的堅守。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复三病逝

作为赵复三先生生前的友人，我们沉痛地哀告：在离开中国而无法再归故土的二十六年之后，赵复三先生因病于美国东部时间2015年7月15日上午十时二十分，执爱妻陈晓蔷女士之手在美国康涅狄格(Connecticut)州的养老医疗中心安详去世，享寿八十九岁。赵复三先生曾经说过：“从古到今，艰苦走过一生道路的人是很多的，艰难是客观存在，也只有在艰苦的磨练中，人的内在的质量才能放出光芒。”这也是他本人一生的真实写照。在长达二十六年流寓的晚年生活中，赵复三先生不计世事浮沉与荣辱得失，从未轻身而昧大义，诚乃天下事之可支拄者。他始终放心不下的是：中国文化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命运。赵复三先生这样一位终生热爱祖国的人，却最终未能叶落归根，埋骨异邦，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他所在时代的不幸。可以告慰的是，他将在安葬爱国志士容闳的康州雪松岭(Cedar Hill Cemetery)得到长眠安息。而赵先生“舍身外、守身内”的做人原则，则将道范长存，照耀千秋!

丁伟志，何方、宋以敏，邵东方、杜小亚谨启

赵复三小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复三任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华圣公会牧师，北京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燕京协和神学院教务长，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总干事。1964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副院长，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4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赵复三翻译了《西方文化史》、《西方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