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安东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广州510275)。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史之学，经历近代学术转承的蜕变之后，在逐渐形成一套新学术规范的同时，也出现多元化发展的形态与趋势。古今中外的众多学说与流派，不论其原为中西学的“主干”抑或“旁支”，均能在全国学术阵营中拥有一席之地，颇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气象。

这对于学术新进而言，也难免有一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苦恼，不知如何适从。受此影响，后学新进在最初窥测学术领域之际，由于不明中西学的渊源门径，往往喜欢新说，追逐巧径，不仅常采用后设、外来的框架和系统条理中国固有材料，而且热衷参与耸人听闻的热点问题、学界大论战的讨论。他们日后一旦得窥学术大道，辄捐弃故技，成为引领中国文史之学潮流的学术大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杨联陞。

出身于清华大学的杨联陞(1914-1990)，先是师从陶希圣、陈寅恪等学人，由经济学转向中国文史之学。其后，他赴美国求学，又转向欧洲汉学的立场，活跃于二战后的国际汉学界，被誉为伯希和之后唯一能担当国际汉学警察的学者。杨联陞因缘际会，既亲眼见证了二战前后的国际汉学界重心与做法转移的进程，又亲身参与了美国的汉学(中国学)研究的转折过程。他屡屡撰文评介海内外学人的中国文史论著，并为美国学术同人的研究把关，不仅以“媒介”的身份将中国文史之学的优良传统引向海外，而且能够沟通域外汉学界，为提升战后海外汉学界的整体水准作出了重要贡献①。

一、转向汉学立场

1945年9月10日，身处美国的杨联陞获悉胡适即将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遂去函祝贺，一方面为中国学界的前途道喜，另一方面则提出整顿战后史学界的方针：

我觉得中国的史学界需要热诚的合作跟公正的批评。到现在为止，多数的史学同志，似乎偏于闭门造车。谁在那儿研究什么，别人简直不清楚。在同一机关里的人还好一点儿，离开远一点儿的人就连影儿都不知道了。学术界的发现发明，似乎不必像原子炸弹一样的“只此一家”……中国需要很多像伯希和一类的“汉学界的警察”。②

杨联陞表示，在战后学术重建的问题上，其愿意惟胡适马首是瞻，且甘愿做冲锋陷阵的马前卒。他直接针对的对象，即是战后乱象纷呈的中国学术界。之所以有此抱负，主要还在于杨联陞经过长期的学术训练，个人的学术训练转向早年欧洲汉学的立场，成为“十八般武艺件件稀松”的“杂家”(引者注：杨对欧洲汉学者的戏称)，“很想利用这个杂劲儿多交几个朋友，在学术界作一名‘联络兵’”③。虽然他故作谦词，但是明眼人不难发觉其志向何等远大。

值得玩味的是，杨联陞赴美留学的初衷，本是向西方新兴的社会科学化的史学方法取经，却最终回到欧洲汉学的旧立场，其间缘由耐人寻味。

1933年，杨联陞同时报考了清华大学经济系和北京大学国文系，虽然获得两校的录取，但是听从了家人意见，以为“经济切实”，遂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在清华大学期间，他修完了经济系的必修课程，也具备了社会科学训练的基本素养。除此之外，由于个人的兴趣爱好，他比较多选修中国文史的课程。

杨联陞走上文史之学的道路，最初深受历史系陶希圣等学者的影响，故偏重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的问题。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在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的影响下，陶希圣等人以《食货》半月刊为中心，组建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阵营。由于陶希圣和《食货》同仁的影响，杨联陞开始走向中国经济史研究，并为《食货》撰写文章。多年后，杨联陞屡次提及陶希圣与《食货》同仁对他学术研究的引导之功④。在晚年回忆中，他直言：“陶师与《食货》诸君，对联陞皆有影响，经济史之转向，实发于此。”⑤

大论战背景下开展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往往好谈中国社会性质等大问题。尽管杨联陞批评他人不重史实而重概念，其实自身也难免流俗。1935年，他在选修陶希圣的课程时完成的《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的生产》一文，刊于《食货》。该文提到汉代农民身份问题，“妄用奴隶社会一词”，后来遭到日本学者指摘。1984年，杨联陞在讲演中对此事直认不讳，却又辩称：在1936年《清华学报》(第4期)上撰写的《东汉的豪族》，“已引‘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试证其时奴婢[不自由人]不如徒附[半自由人，包括客与略后之部曲]之多，可能相差十倍，已经不再用奴隶社会这一类的模糊概念。奴与客的比例要实事求是，不应用框框乱套”⑥。这一番辩白，意在说明他在大学时已意识到历史研究不要轻易套用概念。

这一转变应与他大学时代的另一位恩师陈寅恪有关。根据他早年论文与晚年回忆来看，事实可能是：他进入经济史研究的引路人是陶希圣为首的《食货》同仁，但在选修了陈寅恪的“隋唐史”后，受益甚大，治学取向逐渐向陈靠拢，最终在陈的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的写作⑦。

尽管杨联陞对陶、陈二人始终未作直接评判，但是综合来看，他在治学领域上较多受陶希圣影响，而在研究取向上则更多得到陈寅恪的指正与熏陶。杨联陞的弟子也曾撰文称：“早年在清华时期，他已从陈寅恪治隋唐经济史，毕业论文(关于中唐的税制)便是在陈的指导下完成的。他的专业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因此也接受了陶希圣以礼会科学治史的主张。”⑧实际上，杨联陞大概先接触陶希圣以社会科学治史的主张，而后逐渐接受了陈寅恪的学术主张。

以社会科学方法研治中国文史之学，有助于跳出中国既定思维的一些窠臼，时有意外的惊喜与斩获。不过，等而下之的研究者难免用外来或后出概念简单地框套中国史事。这种学术乱象在美国新史学传入中国之初比较盛行。对于此类学术现象，陈寅恪时有直接或间接地提出尖锐的批评。1931年5月，他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的演讲中说：自然科学尚处于“聊胜于无”的境地，“至于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亦复不然。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见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⑨。换言之，他认为当时中国文史之学的现状，要么缺乏统系，而稍具统系的研究则往往滥用外来或后出的概念。

因此，陈寅恪对杨联陞在《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的生产》文中用“奴隶社会”概念的做法，同样持反对意见。

在清华大学的后期，杨联陞与陈寅恪过从甚密，获益匪浅。据称，他在课内和课外向陈寅恪请益很多，在课前“每得在教员休息室侍谈，课后往往步送先生回寓，亦当造寓晋谒”⑩。此外，他也得到被陈寅恪赞誉有加的张荫麟的赏识，“常去其家”(11)。听闻高论之余，杨联陞结识了周一良(时读燕大)、俞大纲等同辈学子，并与周一良奠定了友谊。此后，杨周二人在北京谈学论道，又同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两人的博士论文题目虽然差异明显，风格与路数却相当一致。学院化进程中的近代中国学术转型，许多真正的师承授受往往不限于校园内外，早年的周一良一直被认定为陈寅恪学问的继承者。因此，杨联陞与周一良相似的治学风格与友谊，可以佐证陈寅恪对杨联陞学术取向的深刻影响。

此外，以“教外别传”自居于陈门弟子的唐长孺对西晋占田制的考释，与杨联陞在博士论文《〈晋书·食货志〉译注》中的注释一致，屡被学者提及，以为学术巧缘。事实上，具有同等学识的学者，用同样方法研究同一材料，结论往往相同(如陈垣与伯希和关于元代也里可温教入华史实的考证)，早已成为学界美谈。如果从陈寅恪治学方法的传承而言，唐自承陈门“教外别传”，杨曾亲炙于陈门，两人关于“占田制”得出同解的这个巧合，就不是偶然，而为当然。

“七七事变”之后，在钱稻孙和贾德纳(CharlesSidneyGardner)的帮助下，杨联陞赴哈佛大学攻读学位。受钱、贾二人的影响，杨联陞在日语、英语、法语方面得到提升(12)。贾德纳的博士论文是《清史稿康熙本纪译注》，仍是早年欧洲汉学一脉的做法。当时，哈佛大学的汉学研究大概仍在这种学术风气的笼罩之下。这也影响到杨联陞的论文选题。

1943年10月26日，杨联陞致函胡适讨论自己的论文选题：“系里的规定是以翻译为主。可是很难找适当的材料。想译《宋史》〈食货志〉的一部分，全译太长又似乎没有意思。您想自汉至宋的史料之中，有什么相当重要而不甚难译义不甚长的东西吗？(比方《徽宗纪》，要译注好了很有意思，可是似乎头绪太纷繁了。”(13)胡适曾推荐《颜氏家训》，但杨以为已经有人译过，又曾对《陆贾新语》及曹操传、诸葛亮传有过尝试。“后来忽然想起一段简短而自成片断的文字，就是《晋书》〈食货志〉，同Ware、Elisséeff商量，都觉得还可以，暂时就算定了。译注之外，加一两章引论，讲《晋书》本身同几个经济史上的重要问题。”(14)尽管余英时认为杨所接受的西方汉学主要是在技术的层面，真正继承并发扬的是20世纪在中国发展起来的文史研究传统，但正是通过对《晋书·食货志》的译注，杨联陞在治学方面与法同汉学正式接轨。

杨联陞学业有成之际，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受战争影响，汉学界也进入失范的状态。杨联陞目睹学界乱象，有心学习伯希和以汉学警察扭转学风的前例，从1940年起的十年，用力打入西洋汉学界(15)。素来重视北大出身与“正统”学风的傅斯年，也认为杨联陞可由北京大学或历史语言研究所拉拢，加入抗战后振兴北大学术的人才阵营(16)。美国学者贾德纳引领他拜会学界老辈时，“每以汉学界前十名相期”。1951年，杨联陞旅欧拜会欧洲汉学前辈，“颇为各国汉学耆宿所重，法国戴老(戴密微)曾以少年辈第一人相许”(17)。正如前引杨联陞致胡适的贺信，他“最初的目标，不仅是美国的中国学界，而包括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中国学术界”(18)。然而事与愿违，杨没有能够回国实现他的志业，却在美国一留再留，最终成为旅美华人学者，将他对中国学界的抱负贡献给二战后的国际汉学界，尤其是在美国兴起的中国学研究。

二、教洋人读书

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汉学界内部发生重大变化，一改前期“重古代和文献学(或语文学)方法”，转向“重近现代和社会科学(含人类学)方法”(19)。而二战后的西方汉学界，以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崛起最为突出。杨联陞适逢其会，不仅处于西方汉学界内部转向的潮流之中，而且是美国汉学界崛起的参与者与见证人。

杨联陞早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期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美国新兴汉学研究的动向，并不时用书评或者翻译讲义的形式向国内学界进行介绍(20)。他到美国不久，便注意到“近几年来，美国学者对中国经济史，颇多注意”，如普林斯顿大学的NancyLoeSwann博士在译注《汉书·食货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PheaC.Blue女士译注了《隋书·食货志》，以及身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魏特夫(Willfogel)及其追随者合译了《辽史·食货志》等等。1943年，他专门评介了韦尔柏(C.MartinWilbur)的《前汉奴隶制度》，认为该书“论述部分主要贡献在于扫除有些人以为汉代是奴隶社会的误解”，“作者的议论，大体上是妥当的，因为把秦汉当作奴隶社会，不过是公式主义者的一种附会，本没有历史上的根据。西周以前，史料不完备，我们不能妄下断语，东周以后，在中国从没有以奴隶为生产中心的社会，已经是一般史家所公认的事。不过作者从各方面作详尽的分析，使这个论断更加有力，是我们应该推许的”(21)。这篇书评，似乎也是他在反思早年以“奴隶社会”界定汉代社会的问题。

与杨联陞学术路向的转变相反，二战后“西方汉学发生重大变化，逐渐和各种不同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融合起来，而科际沟通更蔚成一时风尚，所以60年代美国的《亚洲学报》上曾有过‘汉学乎？社会科学乎？’的热烈争论”(22)。这对正在美国崛起的中国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当时移席美国的萧公权注意到，虽然美国若干大学在二战后先后设立了远东语文系和研究所，表面上师资、图书、学生的数量陆续增加，“‘汉学’的重心逐渐从欧洲移到新大陆”，但是过速的发展引发了一些缺漏。因为“美国的大学中很少设置中文的课程。大学生多半是到了三年级(甚至进了研究院)才立志主修‘汉学’。即使他们有‘语言天才’也难于三五年中培成阅读中籍的能力”，所以，“各大学里有些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不愿(或不能)广参细考中文书籍，但又必须时时发表著作，以便维持或增进他们的声誉，或博取升级加薪的待遇。天资高一点的会从涉猎过的一些资料中‘断章取义’。挑出‘论题’，大做文章。只要论题新鲜，行文流畅，纵然是随心假设，放手抓证的产品，也会有人赞赏。作者也沾沾自喜”。萧公权不无感慨地说，这种作风竟有点像王阳明所说的“今学者于道如管中窥天，少有所见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23)。

针对这种不良学风，杨联陞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960年，在中美学术合作会议上，杨联陞引用当年傅斯年批评拉铁摩尔的妙喻，“提到学术上有见树见林之论，但亦有望远云而误以为林者”(24)，得到萧公权的赞赏。

二战后，美国学人以哈佛燕京学社为中心，对中国学研究开始了新的探索。其杰出代表就是中国学界熟知的费正清。实际上，哈佛燕京的中国学研究，由费正清与杨联陞共同主持。费正清以1800年后的中国研究为发展方向，杨联陞则主持1800年以前的中国研究(25)。此外，杨联陞还负责为哈佛学人著述进行把关，以至于费正清麾下学人不止一次表示将著作献给杨联陞。1965年，费正清主持“世界秩序专题讨论会”，并刊行论文集，在书的扉页上题写：“全体撰写人献此书于哈佛燕京中国史讲座教授杨联陞。”

援引新兴社会科学的方法或观念研究中国文史，无疑为学养不够的美国中国学研究提供了出路。尽管杨联陞与萧公权等人多次纠正一些学者误解文献，可是难以在整体上扭转乾坤。1976年3月24日，杨联陞在东亚研究大会结束后曾作一偈语：“莫教冷气归心，有屁任凭天放；若会庖丁解牛，许你目无全象。”(26)可谓是极不客气的讥讽。结合萧公权批评一些学者“管中窥天”、“断章取义”的现象，大体可以明白此偈语所指。

杨联陞的学术关怀不止于美国汉学界，他几乎担任了《哈佛亚洲学报》书评编辑，展开了他对整个西方汉学界的批评。他的书评几乎涉及了中国文史的全部，而且篇篇皆有深度(27)，获得周一良、刘子健、周法高及何炳棣等学者的高度评价。1957年，他代表哈佛燕京学社赴台湾访问，台湾学界将他的书评与伯希和的书评相提并论。但他认为自己的书评与伯希和的不同，较少火气。其实，他也承认自己作书评曾有意与《通报》(伯希和曾以《通报》为阵地，发表大量书评)争先(28)。

在伯希和之后，杨联陞的书评在欧美汉学界的颇具反响。德国汉学家福·赫伯特(HerbertFrance)所著的《汉学》，就列举了杨的许多书评。1962年3月，杨联陞得戴密微推荐，得以在巴黎法兰西学院用法语讲演四次(以前无东亚人)(29)，恐怕便基于此。杨的书评多为西文，部分收入ExcursionsinSinology(即余英时提到的《汉学散策》，杨自称《汉学评论集》)一书。戴密微作为二战后法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对该书亦有较高称誉。在欧美书评风气比较健全的情况下，一些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以自己著作得杨联陞评论为荣。何炳棣甚至因他的人口史研究未能得杨联陞的专文评介，多年后回忆起来仍觉得不无遗憾(30)。

不过，杨联陞在汉学书评方面的突出贡献，在学界并非没有异议。他一生的著述不少，但大部分作品是书评。1965年芝加哥大学拟聘杨联陞为讲座教授时，见他“学历上列有‘论文’104篇，内约四分之三实系书评，这点曾引起几位同仁对杨‘史学’的质疑”(31)。伯希和曾受人责难，“惟乏组织与创造力，故无专门著作。生平述作，多以书评为之”(32)。20年后，以伯希和为学术竞争对手的杨联陞，也遇到了前者同样的尴尬。所以，何炳棣只得告诉芝加哥大学杨联陞不是史学家，而是汉学家(33)。

杨联陞在海外教洋人读书，“学生好奇，往往提出一般想不到的问题(特别是与中国历史有关的)”，既无法畅谈中国文史之学的精髓，也容易陷入烦琐之病。真正能够引起教者兴致的往往还是中国学人。余英时带艺投师，赴美深造，得到杨联陞的器重，被视为他在哈佛“已选定之承继人”，可以称得上禅家所谓“见过于师方堪传授”的人，为数年内绝难觅得真可付托之人(34)。余英时在治学上能得其长，对时人以西方观念误读、乱解中国固有书籍的批评也毫不客气。1993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时强调：“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35)

后来，余英时撰文评述其师对西方汉学界的最大贡献在于他“通过各种方式——课堂讲授、著作、书评、学术会议、私人接触等——把中国现代史学传统中比较成熟而健康的成分引进汉学研究之中”(36)。继伯希和之后以学术警察自居的杨联陞，所撰的书评针对欧美学者解读中国文献的错误，维护了国际汉学界的学术秩序。正因如此，二战前后的国际汉学研究虽然在重心与做法上开始转变，但是仍然能够保持水准，并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三、考证本事与寻绎本意

中国留存的古代文献典籍浩瀚，远非一些欧洲学者心目中的东方国家可比。二战前作为汉学中心的法国汉学研究(不限于法国本土)重视文献学，有其重要理据。而一些汉学家对于能不能读懂中文，亦有着一定的自觉。1950年代，已经退休的英国剑桥大学汉学家慕阿德(Moule)问杨联陞：“你想我们西洋人真能读懂中文吗？”杨答曰：“焉有不能之理，只有深浅之别而已。”(37)既然阅读有浅深之别，那么理解本事及本意亦有中、不中之分，故而外国学者的中国学研究若要超越中国同行，往往要另辟新径。

鉴于中国文字难读懂，西方汉学界不免会借助社会科学来条理中文史料。如何在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保持恰当的距离，这对二战后成长起来的汉学家都是严峻的考验。19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发展，演绎抽象概念固然基于自身文化积累，建构理论也主要依据西方历史经验(38)。社会科学注重概括，即使演绎西方不同国家的史实都有局限，更何况引申出来条理中国文化的概念。如何正确解读中国文献，而不滥用框架或模式乱套？杨联陞反复提示研究者：“中国的各类历史文献(从制度到思想)都有其特殊的‘训诂’问题，治中国史者首先必须深入中国文献的内部而尽其曲折，然后才能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心得。”(39)能臻此境的学者，如果推举他的同辈学人为代表的话，他心目中的人选在国内应为周一良，在境外则是严耕望。

早在大学时代，因选修陈寅恪的隋唐史，杨、周二人便结为挚友，后义在哈佛6年(1941-1946)同学，杨联陞以为周一良的“史学之深(尤其是魏晋至唐)，著文之多而且精”都望尘莫及。周的博士论文《唐代密宗三僧传译注》，受伯希和的影响，以长注见功力，在1945年刊于《哈佛亚洲学报》后，引起国际汉学界的瞩目。哥伦比亚“讲座教授富路特，是美国汉学元老，曾说此文fullofmeat，意即内容丰美，可快朵颐”，凡治佛教史者，不可不读(40)。

杨联陞晚年在同辈学人中推崇严耕望，称其著述“充实而有光辉”。杨、严二人交往，始于1957-1959年严耕望以访问学人身份赴哈佛大学研究。不过，杨联陞对严耕望的初次会面并不佳，称后者“既聋且哑，又兼半瞎”。所谓的“聋”、“哑”、“半瞎”，应当是指严耕望在英语方面的生疏(41)。后经胡适介绍：严耕望的“校史工作，能见其细，又能见其大，甚不易得。望老兄特别指导他，使他的时间可以用在最有益处”(42)。

事实证明，严耕望不仅“校史”功夫了得，其著述更是斐然可观，被杨联陞树立为能够扭转学术风气的楷模，也是杨在海外能够畅论学术的挚友之一。1985年1月19日，杨联陞在给内兄缪钺的信中说：“近晤严耕望，渠有《唐代之成都》一文甚博洽，制度史大佳，地理尤深入，可为海外一人!”(43)而他对严耕望的《治史经验谈》，则表彰其“以自己著作为例，尤为切实……如此现身说法，读者得此鼓励，必有闻风而起者矣”(44)。

杨联陞推许的学人及著述，虽可引起青年后进的共鸣，却未必可切实遵从效法，故难以收到实效。且不说外国人不得已借用域外及后来观念、理论条理中国史事的弊病，20世纪以来，随着国人对文献阅读理解能力的下降，原来被前贤视为旁逸斜出的治学方法，转而被新进后学奉为终南捷径。

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中国后进学人研治中国文史之学，为求速成，往往不遵循前贤开创的学术正轨，徒以采用域外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新模式为尚(当然，一味抱残守缺，亦非正道)。与国际汉学界接触频繁的台湾学界较早呈现这一现象，据称在20世纪80年代时，域外学人已抱怨“到台湾留学，本想看看中国人如何治学；但不幸，所听到的不是美国式的方法，就是日本式的方法，仍不知中国人传统的治学方法”(45)。

与此同时，近几十年来，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至少在图书方面发展迅速，已非费正清时代能比。事实上，美国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在搜索资料上所下的功夫值得敬佩。1979年，费孝通访美时曾与施坚雅交谈，让费孝通惊讶的是：“他向我开列有10多种我国的地方志，每本书后注明现在中国何地和哪个图书馆，他说这几本书，中国之外是没有的，希望我能帮他看到这几本书，允许他照相，作为研究资料。”(46)

就此而言，杨联陞的论学旨趣对当下中国学术界有重要启示。他晚年重新与中国大陆学界接触，仍希望能够有所贡献。自1958年开始，杨联陞因得抑郁症，其学术研究状况已经大不如前，时常发病。但每当有大陆学人赴美交流，他都希望能够与之交流。1976年朱德熙赴美，杨联陞失之交臂，在给女儿的信中愤愤不平地说：“这里有些人可能是忌妒我，国内语文、考古界有人来时，往往不通知我。也许以为我身体太差了，实则我近来精神安定，血压也有所控制，每数周即量一次。”(47)

1982年，在缪钺赴北京参加整理古籍的学术会议之后，杨联陞随之致函称：

整理古书是件大事，我们自己不做，将来万一有外人比咱们高明(例如高本汉的语言学)，让他们做，岂非国耻。但近二十年来有若干日本学人(不止于西京)和欧美学人，读汉籍的本领已大有进步，我见了中国来的青年，常要他们警惕，因为就文化而言，日本、西洋们本已有相当可观的历史，对语文的研究，也颇深入，他山之石不可以攻错也。(48)

1983年2月，杨联陞收到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编的《敦煌吐鲁番研究论集》后，虽以年迈抱病之躯，仍提笔撰写评论，对所收文章从作者到研究问题逐一点评，视野从域内到域外，条分缕析，细致入微，仍可见其当年在汉学界指点江山的风采。就寓目所及，这大概是杨联陞晚年公开发表书评的代表作了。其意自然是期望中国学术界能够在前辈开启的学术大道上大步迈进。

四、余论

近代中国学术在承继清学、参照欧美学术体制与取向之下，历经蜕变与新生，最终仍需重构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系统。若一味趋从欧洲汉学、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模式、框架、观念，仍不免陷入舍己从人、忘却自我的尴尬境地。陈寅恪指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49)就中国文史之学而言，借鉴域外同然必不可少，但是立足于文献解读，寻绎本事及本意，始终是提升中国文史之学水准的基础和原动力。

近年来，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在找文献和读文献方面均有长足进步，必然挑战本土研究。为了避免饱尝“国耻”，后学者更应该从中国文史之学的根本处下手。正如杨联陞所强调的要“深入中国文献的内部而尽其曲折”，从而揭示其本事及本意。这也是陈寅恪所谓“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要义与根基。

有意思的是，杨联陞虽是留洋学人，后来却“一向认为专治中国文史之人除非外文特佳大可不必追求国外学位，以其种种规定皆为外人所设”。(50)无独有偶，曾经留学东西洋十数年的陈寅恪亦持类似论调，故其留学志在求学问而不求学位，又称“搞中国史的到外国能学些什么”，或许学点语言还有用处(51)。饱尝其中甘苦的前辈学人现身说法，尤其值得后学新进玩味。他山之石，固然可以攻玉，然而，借鉴域外，亦不可迷失自我。

注释：

①既有研究关于杨联陞教授的学术定位与解读，以余英时的《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论学谈诗二十年——序〈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两文最具代表性。近年，有研究者从清代学术传统与清华学派的角度分析杨联陞的史学风格(李显裕：《博雅的通人：杨联陞史学精神再探》，彭明辉、唐启华主编：《东亚视角下的近代中国》，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6年)，以及着重从史料、史观、会通的派分来研究杨联陞的治学及学术交往(刘秀俊：《“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杨联陞学术交往探要》，山东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本文致力于梳理杨联陞学术转向的因缘以及针对汉学界乱象的批评与引导，故以书信、回忆录及书评等类文字为基本资料。

②③《杨联升致胡适》(1945年9月10日)，胡适纪念馆编：《谈学论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1-72，72页。

④杨联陞：《杨联陞自传》，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北京：商务出版社，2004年，第5页。

⑤杨联陞：《打像为誓小考》，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82页。

⑥杨联陞：《书评经验谈》，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140页。

⑦杨联陞：《打像为誓小考》，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第282页。

⑧余英时：《论学谈诗二十年——序〈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胡适纪念馆编：《谈学论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第9页

⑨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61页

⑩杨联陞：《追忆陈寅恪先生》，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35页。

(12)杨联陞：《杨联陞自传》，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5页。

(12)杨联陞：《忆钱稻孙先生——兼忆贾德纳》，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52页

(13)《杨联升致胡适》(1943年10月26日)，胡适纪念馆编：《谈学论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第2-3页

(14)《杨联升致胡适》(1944年9月14日)，胡适纪念馆编：《谈学论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第63页。

(15)杨联陞：《书评经验谈》，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145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5页。

(17)杨联陞：《杨联陞自传》，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7、8页。

(18)桑兵：《〈近代中国的学术批评〉解说》，《史学月刊》2007年第10期。

(19)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页。

(20)二战末期，他在《思想与时代》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如《富路特，中华民族小史(书评)》、《评韦尔柏〈前汉奴隶制度〉》、《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书评)》及《司开洛术战争与史学》等。

(21)杨联陞：《评韦尔柏〈前汉奴隶制度〉》，《思想与时代》1943年第28期。

(22)余英时著，傅杰编：《论士衡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00页。

(23)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24、225页。

(24)杨联陞：《敬挽萧公权先生》，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87页。

(25)《致杨忠平》(1976年2月21日)，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333页。

(26)杨联陞：《东亚研究大会晚偈》，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299页。

(27)余英时：《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169页。

(28)杨联陞：《书评经验谈》，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143-144、145页。

(29)杨联陞：《杨联陞自传》，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8页。

(30)(31)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9，334-335页。

(32)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145页。

(33)同为清华校友、但治学取径颇不一致的何炳棣，在回忆中对杨联陞有褒有贬。他既欣赏杨联陞的学术见识与博雅，又对杨的取径不无保留。据何炳棣透露，杨治史有一诀窍。由于日本研究中国史的学人对于史料用功“勤远”，远超一般中国学人，所以杨先以日本人的著述为“引得”，再加上自己穷检遍翻所获的心得，从而能够在海外汉学界赢得博学无双的声誉(何炳棣：《读史阅史六十年》，第364页)。

(34)《致缪钺》(1977年7月11日)，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353页。整理本原为“见遇于师方堪传授”，“遇”字可能为繁体“過”之讹误。

(35)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第313页。

(36)余英时：《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72、173页。

(37)杨联陞：《书评经验谈》，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147页。

(38)张光直先生晚年的著作中屡屡提及社会科学研究与西方历史及中国史的关系，强调“社会科学上所谓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里归纳出来的”，如果没有经过其他地区历史经验的检验，特别是几千年文明连续的中国经验，那么现行的社会科学都不能说是通则。正是基于此，张先生提出21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是中国的世纪。参见张光直收入在《考古人类学随笔》(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中《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应该跻身世界主流》等诸篇文章。

(39)余英时著，傅杰编：《论士衡史》，第401-402页。

(40)杨联陞：《〈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读后》，《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41)据严耕望自述：1956年起，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开始函请史语所派遣青年学人到该社访问，次年按资历轮次应当是严耕望，但其“英文甚差，他人不免有争先之想”(严耕望：《治史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7页)。

(42)《胡适致杨联升》(1957年9月12日)，胡适纪念馆编：《谈学论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第400页。

(43)《致缪钺》(1985年1月19日)，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415页。

(44)严耕望：《治史三书》，第65页。

(45)此为黄宽重转述韩国学人语，见严耕望：《治史三书》，第273页

(46)费孝通：《赴美访学观感点滴》，费孝通：《费孝通域外随笔》，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年，第292页。

(47)《致杨忠平》(1976年2月21日)，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333页。

(48)《致缪钺》(1982年5月4日)，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392-393页。

(49)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4页。

(50)《致缪钺》(1981年1月17日)，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371页。

(51)王锺翰：《王锺翰学述》，《王锺翰清史论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602页。